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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毛泽东评点《史记·项羽本纪》: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项羽有三个错误：
一个是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放跑了刘邦；一个是楚汉订立了鸿沟协定，项羽当真，而刘邦却不以为然，不久就违反协定东进攻楚；再一个就是建都徐州，位置没选好。*重要的教训是＂不爱听别的不同意见。＂ 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毛泽东评点《汉书·司马迁传》
●毛泽东说：中国有两部大书--《史记》和《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困境中写出来的。……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必须是有才气和有志气的人。
-毛泽东评点《后汉书·黄琼传》、《后汉书·李固传》
●1974年，毛泽东跟江青再次说到李固给黄琼的信，并在江青的信上批示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意在批评江清没有自知之明和当时狂热的个人崇拜之风。 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
--毛泽东评点《旧唐书·李义府传》
●毛泽东读史，爱憎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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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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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品读二十四史》，分为两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辑录了毛泽东品读的原文，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的品读记录；第二部分是对毛泽东品读的精华分析，为更深地了解毛泽东的思想、观点提供帮助。读完此书，您不但能够快速地了解《二十四史》，而且还能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品读中获得非凡的启迪，并因此受益终身，从而获得一个高质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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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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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宽，1982年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学硕士，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员，中国国际文化书院副院长。今年主要从事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主要著述有：《苏联史学中的历史认识问题》、《论历史思维》、《历史学的科学功能与理论思维》、《科学革命与历史思维》、《史学思潮、社会思潮和社会变革》、《全球化和全球历史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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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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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毛泽东品读《史记》
禹王做官，但也耕田2
老子不是唯物论者3
孔子的思想也有弊端6
孟子有人民性的一面11
屈原一跃冲向万里涛12
评价秦始皇，要一分为二15
陈胜、吴广掀开了农民战争的序幕17
李斯的《谏逐客书》说服力很强18
汉王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20
做人不可沽名学霸王24
登徒子不好色，且是个模范丈夫26
苏秦羞张仪说明人没压力难进步28
第二章
整齐划一，文赡事详——毛泽东品读《汉书》
文景之治是“萧规曹随”32
衰国者汉元帝刘奭33
王莽是个失败的改革家35
赵充国能坚持真理到底38
不可存“五日京兆”之心39
讲“闻喜县的由来”是激励干部作为41
董仲舒有形而上学的思想43
第三章
网罗一代，事义周悉——毛泽东品读《后汉书》
班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值得借鉴46
黄琼耿直方正、李固以国家为重47
陈寔使“梁上君子”改过自新49
曾受“胯下之辱”的韩信当了大元帅50
班超的抵抗不属于侵略51
贾谊英才早逝可惜52
毛泽东自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54
长社之战体现了奇正原则57
成皋之战和昆阳之战均是以少胜多57
第四章
词多劝诫，有益风化 ——毛泽东品读《三国志》
曹操的案要翻60
张鲁开了人民公社的先河63
郭嘉多谋善断68
司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矣72
刘备有了孔明是“如鱼得水”74
中央干部要选周瑜似的“青年团员”75
关公姓关有曲折77
刘表是虚有其表80
袁绍多端寡要82
刘备也有袁绍那样致命的缺点84
关羽败走麦城是因骄傲自满87
吕蒙的事迹表明应该知识实践并重88
指导正确与否决定局势变化89
弱者后发制人的范例很多91
最年轻的哲学家王弼92
陆逊示弱与司马懿之智如出一辙93
孙权很能干，当今惜无孙仲谋96
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从魏文帝开始97
蜀汉之误始于兵力分散97
曹丕代汉令人生疑99
第五章
览古今之失，察安危之机——毛泽东品读《晋书》
迁与不迁，最终都会乱102
桓温带兵北伐是作样子104
郭象品行不端104
庾纯骂贾充，实乃“公骂”105
陆机的《文赋》好，可惜长了点105
潘尼的《安身论》是“道家言”107
圣人也免不了外患内忧109
谢安为国家立了两次大功110
第六章
行文优美流畅，语言简练有法——毛泽东品读《宋书》
刘裕不在意王镇恶贪财112
檀道济因功高位重遭杀身113
谢灵运最终矛盾达到顶点造反115
核实《世说新语》的作者是谁118
殷景仁与刘湛的恩怨纠葛121
王僧达“造反”是冤枉之词123
第七章
以古为镜，可见兴替——毛泽东品读《隋书》
隋文帝的做法蕴藏大乱126
隋炀帝没有出息126
隋末的起义促进了社会发展127
第八章
举起精要，周不毕记——毛泽东品读《南史》
孔琇之看问题有失偏颇134
齐末萧衍起兵夺权135
“守大岘”并不能彻底扭转局面137
刘义隆与赵匡胤有同样的弊法139
袁顗未能一战而败141
袁粲父子令人钦佩142
评判臧质应一分为二143
仅次于韦睿裴邃的良将曹景宗144
梁武帝运去难自由146
直言无忌行不通147
韦睿有刘秀、周瑜之风150
陈庆之使不可能变成了事实153
迷途知返，值得推崇155
第九章
叙事简劲，近世佳作 ——毛泽东品读《北史》
王建是不知政治的庸人160
宇文泰采取中间突破出奇效160
第十章
裁国史之繁略，记礼法之沿革——毛泽东品读《旧唐书》
唐高祖遇事无断制164
李世民是德才兼备的皇帝165
笑面虎李义府167
朱敬则是政治家、历史家168
刘幽求六十一岁因生气而死169
《回乡偶书》中的“儿童”不是作者的儿女170
林言拿黄巢的头请赏结果把命搭上172
盛彦师被冤枉而死174
刘知几认为“识”统领“才”、“学”175
杨再思是厚颜无耻的马屁精177
唐大将苏定方180
魏玄同与裴炎同党182
魏征“懂得片面性不对”183
慧能是中国佛教的始祖184
李白不愧为诗仙，有脱俗之气186
写文学史不可轻视韩愈191
白居易的诗高在有平常心193
杜甫的诗大多并不怎么样195
评价李商隐的诗不能一概而论198
集文学与哲学于一身的柳宗元200
第十一章
必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毛泽东品读《新唐书》
唐太宗聪明一世， 懵懂一时206
对武则天的评价欠妥当208
王勃高才博学210
马周才德，迥乎远矣212
“命系庖厨”是徐有功的牢骚话213
姚崇是持唯物论的大政治家214
“多藏厚亡”，遗害子孙216
裴度亲自调查研究，值得学习217
庞勋起义因内部分裂失败218
《奏疏》是《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220
田弘正是个好将军222
青年将军王承元224
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张说224
英才李贺早逝，可惜226
黄巢起义打击了封建统治228
第十二章
见闻较近，是以征信——毛泽东品读《旧五代史》
朱温不及曹操233
弥牟镇攻防战，攻者败，守者胜234
李克用坚守获得胜利236
“生子当如李亚子”238
第十三章
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毛泽东品读《新五代史》
王彦章忠贞不降被杀242
兵书少读不是坏事243
学会游泳十分重要246
后唐灭亡是必然的结局249
石敬瑭、桑维翰合谋卖国251
书法不明，是为掩人耳目253
后晋不敌辽投降254
冯道是 “风俗之坏极”的代表256
后唐灭梁胜在审机独断257
郭威称帝过程记载不明260
南唐不抓政治亡国262
第十四章
卷帙浩繁，贯通南北——毛泽东品读《宋史》
赵匡胤“黄袍加身”不实266
宋太宗德才不备269
宋高宗才是投降派的首脑272
“无敌”杨业战死在沙场276
宋徽宗有才但没有出息278
岳飞赤诚报国，是个大英雄279
朱熹是个大学者，学问渊博280
范仲淹的词既苍凉又优美281
陆游是了不起的大诗人282
王安石因考虑欠缺变法没有成功284
运用之妙，在于存乎一心284
第十五章
断代体裁的完璧之作，跨越世纪的历史巨著
——毛泽东品读《明史》
朱元璋采用的策略值得借鉴288
“今犹存此弊”，时刻要警惕290
不要把朱元璋写得太坏291
李自成推动了社会进步293
粗人朱元璋搞得很好296
白莲教起义的意义重大301
陈新甲无意间“泄密”导致杀头302
高启是明朝最伟大的诗人304
继承徐霞客注重实践的精神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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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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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毛泽东品读《史记》
《史记》是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阅读并终生喜爱的史书，称赞它“严格、准确”，并且读时做了许多批注。同时，毛泽东对《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也十分崇敬，对他“求实”的高尚史德给予很高的评价。在日后的工作中，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并且得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著名论断。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十分善于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人的优秀品质和传统。
禹王做官，但也耕田
【品读原文】 （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
——摘自毛泽东早年文稿《体育之研究》。
【品读原文】 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
——摘自毛泽东1939年4月24日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话（见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157页）。
【品读精华解析】 1915年，当时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曾经和罗章龙一起到过长沙许多地方。长沙附近有个拖船埠，那里有座禹王碑，传说禹王曾在此拖过船。面对历史遗迹、先人功勋，青年毛泽东内心中势必产生为民造福的雄心壮志。古史说：“大禹治水，栉风沐雨，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毛泽东对大禹治水的历史记载颇有兴趣，他不仅在早期文章中赞扬大禹治水的忘我精神，而且在延安时期，面对国民党的封锁，更号召边区军民学习大禹的吃苦精神，而且毛泽东认为禹王是身体力行的劳动者。在对大禹的评说时，毛泽东称大禹为“王”，说他是做“官”的；另一方面又指出禹也耕田，从个侧面道明了原始共产主义向奴隶制王朝转化时期的历史特征。
大禹治水，摩顶放踵，身经百难，历尽艰险，终于百川归海，水患消失。禹得到人民拥护，遂称天下之王。对于大禹治水故事，可以说炎黄子孙代代相传，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中国土地广袤，江河众多，水患频繁。可以说水患的治理情况直接影响到历代王朝的兴衰。大禹治水成功得天下。西汉时文帝、景帝到汉帝，都使黄河得到了很好的治理。东汉时光武帝、汉明帝也曾注意治理黄河，遂有文景之治和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以及光武的中兴局面，两汉绵延四百余年。而在隋末、元末河患严重，得不到好的治理，致使民怨沸腾，加剧了两朝统治的灭亡。因此，有人说，中国的文化是治水文化，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治水的历史。可以这样说：在中国抓住水患的治理，就抓住了稳定天下形势的一个关键。
老子不是唯物论者
【品读原文】 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摘自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品读原文】 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得到了天津有个叫杨柳桥的教授的书《老子今译》，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客观唯心论者。
——摘自陈晋：《毛泽东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页。
【品读精华解析】 1917年暑假，毛泽东和他的同学萧子升“游学”途中，曾在宁乡境内拜访了一位刘翰林。刘翰林问他俩读过什么书，毛泽东告诉他读过《十三经》、《老子》和《庄子》，并说：“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作的，最好的《庄子》注是郭象作的。”后来他们还拜访了沩山寺，方丈和他们侃侃而谈。萧子升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中回忆说：“最后谈及孔子和老子，我们觉得这是自己熟悉的问题，于是便表白了自己的意见。”可见毛泽东对老子是很熟悉的。
在读书笔记中毛泽东也提到过老子。如在《讲堂录》中便记有：“《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在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毛泽东批注道：“老庄绝学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
老子的理想社会，脱离社会发展进步的实际，摒弃人类文明的创造，以一种近于世外桃源的空洞想象，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隔绝、对人类历史的隔绝。这样一种主张，和青年毛泽东立志要改造社会，学习西方的文明，强调人的主观意志的积极力量的主张显然相差较远，所以毛泽东认为其“徒为理想之社会”，这种空洞的幻想，既是无法实现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还常读《老子》一书，他在外出时，曾指名带上《老子》。毛泽东对老子的社会主张不感兴趣，他最欣赏的是其中的辩证法。
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社会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个人的富贵贫贱，国家的安危兴亡，都像自然界的“高峰为谷，深谷为陵”一样变动不居。作为史官的老子，从“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的自然、历史与现实中，认识到运动变化是世界的永恒主题。
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宇宙间万事万物都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因此，《老子》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立范畴。如：阴阳、有无、刚柔、强弱、大小、高下、前后、美丑、祸福、难易、荣辱、贵贱、损益、生死、智愚、巧拙、胜败、攻守、进退、曲直、轻重等等。这些对立面，既有矛盾对立的一面，也有互相依存和转化的一面，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前面引的毛泽东谈老子的福祸相互倚伏的观点，是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评述的。
在这里，毛泽东教导人们要全面地看问题。所谓全面地看问题，就是对一件事情不只看它有利的一面，还要看到它不利的一面，以增强危机感，保持头脑清醒。同理，既要看其不利的一面，还要看到它有利的一面，以增强信心，鼓舞斗志。毛泽东在这里举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话，来证明这一点。毛泽东发表这个讲话时，国内曾发生过一部分群众闹事；在国际上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这两件事都不是好事，但毛泽东却认为坏事可变成好事。群众闹事“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匈牙利事件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得正确，“匈牙利现在比过去更巩固了”。
明白了矛盾着的事物的两端相互转化的道理后，接着就是如何促进这种转化了。据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孙老韩合说》一文中说，据传毛泽东曾认为《老子》是一部兵书，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姑且不论，但《老子》中充满着以退为进、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韬略智谋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矛盾转化的原则，这些韬略智，谋毛泽东高度重视，并将之应用于革命之中。
毛泽东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在谈到战略退却时写道：“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扩大土地，还是赚钱生意的。”
这里，毛泽东就是运用了老子“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不计较一城一池的暂时得失，着眼于最终的获取、最终的胜利。丧失是为了取得，退却是为了前进。毛泽东对老子辩证法的运用臻于化境。
当然，智谋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阴谋，毛泽东对这一点看得比较透。1964年8月3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明确地指明这一点。他说：“我看老子比较老实，他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来，搞阴谋，写在了书上。”
这一坦白和径直的分析，值得人们思考与回味。
五六十年代，我国哲学界对老子到底是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属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又分主观唯心和客观唯心）的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毛泽东对这场讨论也很感兴趣。他在提交给他的一份学术界讨论老子思想的综述材料上批示道：“印十份交我为盼。毛泽东廿七日上午六时”。
毛泽东对这场讨论中所涉及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前面引的第二段话，是毛泽东1968年10月31日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一段讲话。毛泽东说：“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得到了天津有个叫杨柳桥的教授的书《老子今译》，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客观唯心论者。我就很注意这个人。后头一调查，糟糕，这个人是个什么右派嘛。”
据分析，毛泽东比较赞同的观点是老子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者，这种观点现在已成哲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主流观点。
孔子的思想也有弊端
【品读原文】 我们共产党人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
——摘自毛泽东1958年11月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见石玉山著：《毛泽东怎样读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76页）。
【品读原文】 剥削阶级当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孔孟有一部分真理。
——摘自毛泽东1943年6月在一篇关于“人性”问题的通信上的批示（见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95～196页）。
【品读原文】 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摘自毛泽东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见黄丽镛编著：《毛泽东读古书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06页）。
【品读原文】 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
——摘自毛泽东1956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见黄丽镛编著：《毛泽东读古书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228页）。
【品读原文】 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种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出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摘自毛泽东1955年12月为《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文写的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
【品读精华解析】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叙述自己的一生经历时曾这样说过：“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五经。”
事隔20多年后，196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座谈时，还追忆道：“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
1913年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作有题名《讲堂录》的课堂笔记和读书笔记，在这之中，有不少记有《论语》的。
可以讲，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孔子基本是采取一种学习、接受的态度。只是在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新青年》的影响下，他才走上了一条激烈的反孔道路。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批驳尊孔宗孔的言论，批判孔学思想专制的弊害，当然，这已经超过了对孔子的评判，而转到社会文化政治的层面上了。
1920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往上海的途中，曾中途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虽然这时他已经进一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很想走俄国的道路。他后来同斯诺谈到这次孔子故乡行：“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信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这表明，他不是一般的参观旅游，而是带着倾慕之心的。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虽然马列主义成为毛泽东观察形势决定政策的指导理论，但他并没有忘记孔夫子。
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每事问”（见《论语·八佾》）表现孔子对周公、周礼的尊敬和谨慎的态度，同时也体现孔子重视多见多闻、虚心请教。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主要是取后一个意思，把“每事问”当作一种值得提倡的工作方法、工作态度与精神，以此来说明解决问题必须重视调查研究。
1942年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谈道“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说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不耻下问”；
“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孔子的话，毛泽东在文章和讲话中是常常引用的。总观毛泽东的著作中，对《论语》等孔盂儒家学说有许多肯定的引证，也有必要的批判，采取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态度。
为了响应毛泽东研究历史的号召，1939年间，陈伯达就孔子、老子和墨子的哲学思想，写出长篇论文，先后在延安出版的《解放》上发表，这三篇文章都送毛泽东审阅过。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两封信中，就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谈了对孔子的哲学思想的看法。
《论语》中有一句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毛泽东认为：“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
“中庸”是孔子哲学的重要范畴，毛泽东认为陈伯达文章中对此的解释基本上是对的，但是有不足，“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毛泽东认为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庸》中的相关的一段注文基本上是对的，他在信中引了这段注文：“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他进而又结合现实分析道：“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另一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
他称这“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在致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另外还谈到了关于孔子的道德论的问题。他说：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孔子的知（理论）即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
毛泽东完全是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观点来批判两千年的孔子，自是一家之言。他主要分析了孔子学说中的“知仁勇”的说法，认为“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象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象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象‘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他还深刻地指出：“‘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他认为陈伯达在这个问题上的批判“不大严肃”。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孔子是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指出其中非真理性的同时，也肯定其中真理性的内容。这一点，从前面引的毛泽东在一篇关于“人性”问题的通信上的批语中也可以看出。
1943年6月，一位党内负责人在给一位民主人士的关于“人性”问题的长篇通信中说：“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毛泽东批道：“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又说：“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这位领导同志提出：“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把孔孟之道，看作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泽东批道：“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孔子的批评明显多了。如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把孔子的学说看作“反面的东西”了。他说：“我劝在座的同志，你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
毛泽东对孔子及传统儒学的激烈的批判态度，可能与毛泽东试图独立地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有关。像有的学者讲的：“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以后，他滋长了对苏联模式与文化规范的厌弃情绪。与这种反规范心态相联系，他对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规范性文化在公开场合也转而采取了以批判为主的导向。”毛泽东在推动历史的道路上独树一帜的决心，使他与一切具有保守倾向的观念形态绝不相容。
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后，江青等人在林彪住处查到一些林彪肯定孔孟的文字，报送毛泽东后，林彪的政治路线于是与孔学的文化传统相联系，由此引发了“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这里就不详述了。
虽然，毛泽东晚年基于各种原因反孔批孔的调门很高，但整个来看，他对孔子还是一分为二的，还是肯定其中的真理性的，我们对毛泽东对孔子的评价，也应当完整准确地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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