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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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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美学家潘知常说《红楼》，品《三国》，话《水浒》，从《金瓶梅》看“裸体的中国”，从《哈姆雷特》观“流行的宠儿”，揭开以爱为名的《悲惨世界》背后的苦难根源，体味安徒生的童话如何抚慰人心，剖析王国维的“生命绝唱”，探讨今天我们怎样超越鲁迅……每一章都是一个独立的主题，涉及古今中外典型文学、美学案例，但全部立论都是围绕审美是一种终极的生命活动这一命题展开的，这些论述来自于深刻的历史总结和一种由反思而来的“哲学美学”，所以确有其独到的视角，能切中问题的要害。而实际上，在本书中，他思考与追问的，是“人”的美学、 “生命”的美学，以及“人”的未来性；他要探寻的，是人类世世代代走出黑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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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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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者多次美学演讲素材及内容的整理稿，共十五讲，涉及古今中外典型文学、美学案例，对中国传统文化、国人缺乏终极关怀的性格特征等分析得非常透彻，全部立论围绕审美是一种最高的生命活动这一命题展开。“头顶的星空”，作者用来借此终极关怀，从这一点出发，研究了杜甫诗歌、《三国演义》、《水浒传》、李后主词、鲁迅作品等中国经典，旁及了《哈姆雷特》、《悲惨世界》、安徒生童话、《日瓦格医生》等世界文学经典，探讨了美学与终极关怀的关系，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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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潘知常
美学家，生命美学创始人。南京大学国际传媒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副院长。出版《生命美学》、《生命美学论稿》、《没有美万万不能——美学导论》等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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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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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讲 向头顶的星空致敬
第一讲 从终极关怀看中国艺术
一、 从审美活动的价值取向到艺术活动的价值取向
二、 “有形式的神性”与“有形式的人性”
三、 中国艺术的前世与今生
四、 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第二讲 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一、 安史之乱：中国历史从盛到衰的转折点
二、 杜甫应该得到千秋之下的中国人的褒奖
三、 杜甫没有看到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根本缺憾
四、 杜甫没有能够做到“眼界始大”
第三讲 从《水浒传》到“水浒气”
一、 关于“伤害”的美学思考
二、 个人恩仇与造反有理
三、 中国的“家—国”社会的彻底崩盘
四、 西方经典文学作品的借鉴
五、 充满了爱心的博爱的大人格的诞生
六、 再见，《水浒》！再见，梁山！
第四讲 从《三国演义》到“三国气”
一、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二、 从“权术崇拜”到“崇拜权术”
三、 西方文学的参照：英雄因何而伟大
四、 从“抢椅子游戏”、“囚徒困境”到“人对人是狼”
五、 “三国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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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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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一、 安史之乱：中国历史从盛到衰的转折点
公元755年
要了解安史之乱之中的杜甫，最为简单的方式，是从公元755年开始。
历史有如人的生命，在某些特殊的节点，会留下特别关键的印记。例如，在中西方的历史上，我经常说，其实有两个年份是最最重要的。在西方，是公元1500年。因为就从公元1500年开始，西方的基督教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也因此，西方的一些著名历史著作都是以公元1500年作为历史分界的，例如全世界公认的最好的历史书《全球通史》就是分成两部分的：《1500年前的世界》和《1500年后的世界》，还有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写的《大国的兴衰》，也是以公元1500年作为历史的分界的。那么，为什么全世界都把1500年作为全世界现代化的起点呢？这一年和文艺复兴没有关系，而跟北部欧洲的宗教改革有关，与基督教登上西方历史舞台有关。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最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提出了西方的宗教改革。1536年，加尔文出版了《基督教要义》，所以1500年成了西方世界的一个重要分界。
那么，在中国呢？在中国是哪一年最最重要呢？公元755年。因为就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这个老大帝国转而开始走向了历史的衰落。
关于中国的公元755年，或许，只要我们回想一下在此期间出场的风云人物，对它也就若有所悟了。首先出场的，是中国历史上那场声势最为浩大的恋爱的男女主角——唐玄宗、杨贵妃，他们两人差了34岁，一个56岁，一个22岁，但是，也正是他们两人，却演绎了一场持续了15年之久的爱情，从公元740年到公元755年。除此之外，应运出场的主角还有李白、杜甫、王维，当然，还有安禄山、史思明。当然，还可以举出其他的一些人，而且也同样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如大书法家颜真卿。不过，我相信，只要举出这几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只要是对于中国历史稍微熟悉一些的读者就已经不难找到一个更加熟悉的词汇来称呼中国的公元755年了，这就是：安史之乱。
说到安史之乱，它真是开创了中国的很多很多历史之最。例如，它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盛世，再如，它开创了中国的史上第一乱，而且导致了中国（当时的中国，主要是华北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一下子倒退了几百年。有历史学家统计，在公元754年的时候，就是唐玄宗70岁的时候，中国有人口5288万，大概相当于现在一个中等规模的省，但是到了安史之乱结束的时候，还剩下了多少人呢？到了公元764年的时候，中国还剩下的人口只有1690万了。可见，有23的人口是在战乱中死亡了。
不过，要弄清楚安史之乱的最大奥秘，仅仅从什么什么之最来解释，无疑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安史之乱的最大奥秘，不在于那些眩人耳目的什么什么之最，而在于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从盛到衰的转折点。唐朝前面137年的繁荣和后面151年的混乱，它是转折点。安史之乱之前的中国和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国，它也是转折点。过去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一个经历了从秦朝到清朝的朝代循环的精神木乃伊，也有人说，是一个超稳定结构，但是现在我们还可以进而再揭示一个关于中国社会的新的秘密，这就是从秦朝到清朝，尽管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封建社会有2132年的历史，但是，其实到公元755年的时候，它就已经失去了生命活力了，唯一幸运的，只是没有遇到一个在文化上比它更为强大的外来入侵者而已。因此，才又苟延残喘了很长时间。
安史之乱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秘密的呈现
在中国历史上，无疑“动乱”层出不穷。在安史之乱之前的，屈指数一下，第一个当然是战国时期，七雄争霸，血流成河。第二个当属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四百年，四个世纪，几乎是天天战乱不已。第三个，要数唐末五代十国时期，更是赤地千里、白骨遍野。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把安史之乱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从盛到衰的转折点呢？原因就在于，安史之乱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秘密的呈现，也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秘密的结果。
与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唐末五代十国的动乱都不同的是，安史之乱不是源于危机，而是源于盛世。人们都知道，在安史之乱之前，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盛世”。一共2132年的古代中国有四大盛世：汉代文景盛世、唐代开元盛世、明代永宣盛世、清代康乾盛世。安史之乱紧接着的，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开元盛世”。它指的是唐玄宗李隆基的治国初期，一共二十九年，公元713年12月—741年12月，当时天下大治，国力强盛，史称“开元盛世”。无疑，这个特点为后人去正确解读安史之乱造成了莫大的困惑。
例如，因为困惑不解，后人往往就把安史之乱的原因归咎于唐玄宗个人的失误。在很多学术著作和研究者看来，唐玄宗在开元期间的二十九年里重用贤臣，励精图治，但是在天宝（公元742年正月—756年7月）期间的十五年，却沉湎于酒色，重用奸臣，结果导致了安史之乱。这样的解释，当然也不无道理。唐玄宗当然要对安史之乱负责，可是，这样的一种遇事就只会去寻找“替罪羊”或者“替罪狼”的做法，其实根本于事无补，也对总结历史教训无益。试想，如果唐玄宗继续励精图治，是否仍旧难以避免安史之乱的灾难？再试想，即便唐玄宗不再励精图治，为什么就偏偏出现这样巨大的历史灾难？历朝历代不励精图治的帝王比比皆是，比唐玄宗更昏庸无能的帝王更是所在皆是，可是，他们的不励精图治为什么就没有导致这样巨大的灾难？显然，把安史之乱归咎于唐玄宗的不再励精图治，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还是因为困惑不解，很多学术著作和研究者往往也把安史之乱的原因归咎于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的失误。其实，这也仍旧是一种遇事就只会去寻找“替罪羊”或者“替罪狼”的做法。按照西方的政治的“无赖原则”，其实每一个执政者都难免无赖，关键的关键，是能否把所有的执政者关进牢笼。因此，在反思安史之乱的时候，需要追究的，当然也不能是个人的责任，而是当时的制度为什么会出现问题，为什么竟然不能够把每一个执政者关进牢笼。
因为困惑不解，还导致了很多学术著作和研究者往往又把安史之乱的原因归咎于杨贵妃、归咎于安禄山。前者是“女色误国”的演义，不值一驳。后者仍旧是一种遇事就只会去寻找“替罪羊”或者“替罪狼”的做法。像安禄山这样的人，一个父亲早逝的会讲九种藩语的“拖油瓶”孩子，30岁才混入军队，本来是根本没有机会作乱全国的，更不要说导致几百年的大倒退了。他的作用力无论如何比李林甫、杨国忠都要小很多，可是，他不但40岁成为节度使，49岁成为三镇节度使，而且最终作乱全国，甚至贻误中国千年，根本的原因，还要从中国社会本身去寻找。安禄山这样的人物历朝历代都有，但是却只有唐朝天宝年间能够为他提供舞台，原因何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为了解开安史之乱之谜，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可以作为借鉴。
托克维尔的名著有两部，一部是《论美国的民主》，讨论的是“美国的自由民主社会的奥秘”；一部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讨论的“法国为何无法建成自由民主社会的奥秘”。而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之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托克维尔发现法国的“革命”是出现在顺世而不是乱世。换言之，“革命”的发生并非因民不聊生，并非水深火热，而恰恰是在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人们还发现当时的作为大革命的发源地的那些地方，都是法国社会发展最为突出的地方；而当时的激烈反对大革命的地方，却偏偏是法国社会发展最不突出的地方。
而且，“革命”的对象也并不“坏”，犹如唐玄宗。说起来，路易十六的前任实在说不上是一个好国王，但是路易十六却是在堪称一位“好”国王。他所开创的，也可谓“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更具讽刺的是，就在革命爆发的那一天，1789年7月14日，路易十六在日记本上写下的是：“14日，星期二，无事。”那一天，他懒散到了连过去非常喜欢的猎鹿游戏都没有去。然而，恰恰是他，却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革命，也恰恰是他，被革命者送上了断头台。只是，同样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同样是1789年7月14日，就在二十公里之外，巴黎市民却在攻打著名的巴士底监狱。然而同样颇具讽刺的是，市民激战了一天，牺牲了98个人，可是在监狱里市民们却发现，只关押着7个人——两个精神病患者，5个普通犯人。
应该怎样去解释这一现象？在托克维尔看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在社会不发达、个人生存也没有基本保障的时候，人们往往不思进取，也没有改变的欲望。社会完全是一潭死水。可是，社会一旦发展，对光明前景的憧憬，反而使得人们对任何不足都无法忍受，也都心怀怨恨、牢骚满腹，此时此刻，如果执政者没有通过进一步的改善来对于人们的期望与不满加以满足，革命就会爆发。
据历史记载，路易十六在业余生活中还是一个高明的制锁匠，遗憾的是，他到死也没有能够打造出一把解开“法国为何无法建成自由民主社会”的钥匙。其实，唐玄宗何尝不是如此？当年张九龄曾经从面相看出安禄山“有反骨”，可是唐玄宗却不以为然，后来，在安史之乱之后，唐玄宗为张九龄立碑以示纪念，显然，这也是唐玄宗对于安史之乱的解读：一切都是天意，或者，一切都是因为遇到了坏人。无疑，这一解读非常不得要领。
安史之乱，关键并不在于“天灾”，也不在于“人祸”，而是在于繁荣反而加速了动乱的到来，发展偏偏激怒了整个社会。用今天的话说，是偏偏在高度发展的瞬间“摊上了大事”。
繁荣、发展，无疑都是社会在发展中的追求。可是，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了的是，繁荣、发展也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因为它们也必然会极大地激发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与渴望，对于更好的发展机遇与实现个人抱负的期待与渴望，对于优裕的物质生活的期待与渴望。因此，繁荣、发展所要求的，必然是更为健康的制度设计、更为强大的人文支持。繁荣、发展，会导致人们的更加要求社会的公正，更加要求吏治的清明。尤其是在中国，极权的统治方式易于在短期内调动起充裕的行政资源、社会资源、物质资源，一旦遭遇一位所谓的“明君”、“贤主”，就有可能会造就大大小小的所谓盛世。可是，如果不倍加小心，被瞬间放大了的所有人的期待与渴望，就会同等地甚至加倍地无数倍地放大自己所置身的社会的制度与人文方面的根本缺陷。值此之际，乱世，也就相应而至了。
安史之乱的出现，就与上述的“放大”有关。所谓唐玄宗的骄奢淫逸，应该从这里去解释。历朝历代，试问那一个帝王不骄奢淫逸？应该说，只有程度之分而无性质之别，唐玄宗有了美满爱情，为什么就一定是“误国”？为什么就不会因此而把国家治理得更好？帝王治国一旦出现问题，往往就以骄奢淫逸来搪塞，只能说明我们后人思想的贫乏。其实，唐玄宗的问题在于：当国家实现了繁荣与发展之后，在制度建设上要及时跟进，因为所有人的期待与渴望都会被突如其来的繁荣与发展在瞬间加以放大，倘若能够满足，自然就会转化为强大的正能量，但是，倘若不能够满足，那，就会转化为强大的负能量了。无疑，唐玄宗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何况，他本人对此却一无所知。否则，他就不会为了平衡李林甫多年来慢慢一枝独大地发展起来的政治势力而逾越一切制度的制约去突击提拔杨国忠了。
而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人的问题也无关个人品质。置身官场，自然无人只想当士兵而不想当将军。他们都想官运亨通，在盛世中他们都想大展身手，这无可非议。关键在于要把他们的所有努力都控制在一个正常并且健康的制度之中，然而，当时的制度建设却并没有及时跟上。那么，他们要实现自己的在一个繁荣与发展的时代里被放大了的期待与渴望，就只能通过不正常也不健康的方式去加以实现。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安禄山。他早年曾经因为谎报军情而罪当处死，可是，他却通过背后的潜规则活动而逃过了惩罚。其结果，就是他不但没有由此受损（如果建立了健康的制度的话），反而大彻大悟，发现了大唐制度建设的推崇人治并且纵容关系潜规则的漏洞。于是，他先是走通御史中丞张利贞的关系，后是取得唐玄宗本人的赏识，最后更是与杨贵妃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于是，他的飞黄腾达再也无人可以阻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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