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 - 【美】查尔斯·蒂利著陈周旺李辉熊易寒译 - 格致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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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

書城自編碼： 2695554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政治/軍事→政治
作者：【美】查尔斯·蒂利著陈周旺李辉熊易寒译
國際書號(ISBN)： 9787543225794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5-11-01

頁數/字數： 301页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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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查尔斯·蒂利尝试对（欧洲的）民主化进程提出一个新的解释，同时把目光投向全球历史的发展趋势。他对促进、阻碍或者终结民主化的进程的不同解释的初步考察对读者而言是最有帮助的。他表明了《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与那些经典著作的不同，比如与他的老师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的不同：在解释民主为何能够生根时，他更关注对其起源而非结果的考察。
《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这部恢宏的著作引用了大量文献（包括作者本人的研究），对欧洲的民主化提出了一些宏大的、非传统的及引人注目的观点。尽管作者的中心观点贯穿于《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但《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几乎每一页都包含了迷人的分论点、富有洞见的比较、争议性的推测或具有启发性的资料。

關於作者：

查尔斯·蒂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伯滕威泽（the JosephL．Buttenwieser）讲座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文理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Arts and Sciences）院士及美国哲学学会会员。因其在社会运动、抗议政治以及现代国家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获得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颁发的第二届艾伯特·赫希曼奖。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政治学家，被誉为“21世纪社会学之父”。其影响遍及政治学、社会学、社会运动、历史学等诸多领域。主要著作：《集体暴力的政治》、《抗争的动力》、《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等。

出版说明
前言
第1章抗争与民主
第2章政体及其抗争
第3章欧洲的非民主抗争（1650—1850年）
第4章法国
第5章不列颠群岛
第6章作为特例的瑞士
第7章 1815—2000年欧洲的民主与其他政体
第8章欧洲与其他地方
参考文献
译后记

內容試閱：

别上我们21世纪的民主探测器，想象我们疾驰回到17世纪的欧洲。在欧洲这边或另一边，我们将发现大约两百个可以合理地称之为独立国家的政体：相对自主的、中央集权的、边界分明的政府，在某些方面对在其领域内运作的一切其他组织享有优先权。在大陆之旅中，每驻足一地，我们都在四个分别标有“广泛性”、“平等”、“协商”和“保护”的罗盘上来为政体读数。我们何时何地，曾与朝气蓬勃的民主气象相逢一笑？
让我们在1650年登陆。我们不妨认为这是一个民主肇始的祯祥之年：除了法国和西班牙之间还斗个不停之外，30年战争这场大乱刚刚以《威斯特伐里亚公约》而告终，哈布斯堡帝国出现了巨大裂痕，它们16世纪反西班牙的叛乱大获全胜，最终让北部的尼德兰作为一个高度分权的独立共和国获得了国际承认。我们找到了什么？
我们找到了许多革命和战争，但是极少有建立民主的迹象。跋涉于英伦三岛，我们发现一场苏格兰公然反对英格兰霸权的叛乱，一支苏格兰军队杀入英格兰北部，支持查理·斯图亚特继承其父查理一世的皇位；仅在一年之后，英格兰的抗争革命者临时联合起来，砍掉了查理国王的头。在爱尔兰，天主教领袖不仅互相作战，而且与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英国侵略军战斗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对稳定权威心向往之，行将于第二年付梓出版，也就不足为奇了。1650年的英伦三岛，没有太多的广泛性、平等性、协商和保护！
这一年，跨过海峡，我们的四个罗盘也没有达到民主刻度，新近得到承认的荷兰共和国，由于威廉二世图谋民族权力的行为遭到挫败而面临解体。我们找到法国中部的佛兰德尔，孔代亲王Prince of Condé和红衣主教马扎然Cardinal Mazarin极力将对方从民族舞台中清除出去，各地人民纷纷造反，反对好战warmaking国家横征暴敛。同时，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进入了公然反叛卡斯蒂利亚权力Castilian Power的第11个年头。萨伏伊王朝Savoy因无法从瓦尔多教派起义Waldensian Uprisings中脱身而摇摇欲坠；波兰和俄罗斯都陷身于哥萨克人和其他边陲地区居民各种各样的反叛之中；奥斯曼帝国混乱缠身；还有，尽管最近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公约》，小规模的国家战争在欧洲大陆很多地方仍此起彼伏。而且，在欧洲本土之外，荷兰和葡萄牙军队为了争夺印度洋航海线路和贸易的控制权猛烈交火。短期之内，革命、造反、战争和混乱的这种交织，对于广泛性、平等性以及协商和保护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总的来说，政体的尖锐对立不兴之处，某种形式的暴政就占主导。为了将我们的民主探测器的闪烁灯弄得更亮，我们必须缩小范围，走近北欧商业城市所形成的寡头制，它们几乎一点都没有保留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共和制形式，同时还要走近某些中欧农庄的不平等的但却是协商性的政府。尽管一些国家政体在协商和对其寡头成员的保护方面得分相对要高，但是在政治参与的广泛性和平等性方面都没有达到民主资格。除了激进的教义和公民共和主义的远亲，1650年的欧洲在国家层次上并不存在任何类似于民主的东西。
时间上再往后推移，对我们也没有太大的裨益。如果我们返回到地方层次，回到大约一个世纪之前的新教改革的时候，诚然，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村庄和城镇临时创造了相对自治、广泛和平等的信徒共同体，它们拥有自己的有约束力的协商形式，甚至某种程度的对成员的保护Blickle, 1988, 1997; te Brake, 1998; Wells, 1995。在一系列的英国叛乱中，在最近英国革命的某些因素中，我们可以辨认出对激进平等、广泛参与和强有力协商的要求。然而，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在一段持续的时期内，在很大范围上，具备将广泛、平等的公民身份与有约束力的协商和公民保护结合在一起的特征。唯有洞穿表尺，让20世纪的分析家回头看17世纪或更早以前的情况，方能找到新生的民主。
表尺很容易扭曲，如果它回头看的是诸如选举、代表、官员任期、协商会议和结社这些特定制度形式的历史。在任何国家的民主政体成型之前，所有这些形式实际上在欧洲都广泛存在。绝大部分出现在村庄、城市或地区管辖权中，有一些甚至在国家层次运作；最壮观的国家层次的例子就是等级，它们与统治者开会，就税收、军饷和危机应对展开谈判。当民主政体成型时，这些制度常常充当程序的样板。然而，当它们在19世纪之前运作时，它们本身也只是在最小规模上构建了民主政体。在这一规模之上，它们总是与狭隘的、不平等的政治参与、寡头支配以及使之免遭政府代理人专横权力侵害的不确定的保护共存。这些制度也没有经常演化为国家层次的民主实践。尽管总的来说，英国下院是国家层次的民主制度创造，但这种创造几乎总是来自于危机，在危机中，人们通过效仿得自其他地方的样板来解决问题。
这样说来，19世纪之前的欧洲，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非民主抗争。尽管我们花了一定时间游遍欧洲大陆，纵览早期数个世纪的欧洲，将多种多样的抗争政治加以梳理，但我们在本章的主要任务，还是分成两个部分。首先，我们把时间停在1650年，检验政体在受保护协商和政府能力方面的定位、社会生活的普遍条件，以及抗争政治形式之间的联系。其次，我们在1850年重新开启时间，审视政体和抗争政治的相互转化。
在此，我们集中在非民主政体上——无论何时何地，它都在欧洲政体中占多数——但不时凝望一眼民主有所扩展的地区和时间。这个理念将划出一条轨道，1650年以来欧洲政体就是沿这条轨道滑行，它还坚决地将抗争的转化，置于这个多姿多彩的领域之内。
这一章追问了两个截然不同但又相辅相成的问题：
1. 在1650年至1850年之间整个时期，如何评价欧洲政体在由受保护协商和政府能力程度所决定的二维分析空间中的定位的多样性和变化；
2. 如何、到什么程度以及为什么会发生：1抗争政治的转变；2在此二维空间中位置的变化相互影响。
例如，我们不时要采用更好的区分，办法就是分别看广泛性、平等性、协商和保护的变化。然而，我们常常通过将受保护协商归入一个一维变迁之中，然后将政体映射入由受保护协商和政府能力程度所决定的二维空间之中，从而让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保持可操作性。
对于问题1，最一般的答案如下：强制、资本和承诺的积累和集中的地区性差异，强烈地影响了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不同部分所形成的政府制度的类型。不过，一个地区存在的某种类型政体，框定了后来所形成的政体属于哪一种类型。对于问题2，最一般的答案如下：对政府手段的谈判和斗争——尤其是将普通人的抗争包括在内的，产生出政体的制度，从而输送出一种集体诉求的特征。然而，这些影响，都严格受限于一个地区的社会语境。
既然在第一章就已经探索过了，那我们就期待物以类聚，抗争政治形式和轨道的相似之处，完全按照地理集聚在一起。是的。不仅政府能力和受保护协商截然不同的结合方式，在任何一个既定的时间点上，都赋予欧洲不同地区的政体特色，而且，进入公民身份区域的各种轨道，强国家的，弱国家的，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都完全按照地理来集聚。巴尔干政体相比它们的低地同仁，走向实质性公民身份的路径就多有不同。这些路径包含了不同的抗争质量和序列。
强制、资本和承诺
在检验抗争政治的差异性之前，让我们来看政体的差异。政体就是从政府代理人与其他政治行动者的关系角度来看的政治体。政体的社会环境的三个变量元素，强烈地影响了它们的组织：强制coercion、资本capital和承诺commitment。
强制包括一切通常都导致社会行动者的人身和财物的损失或伤害的协同一致的行动手段。我们侧重于诸如武器、武装力量、监狱、诋毁damaging information、实施法令的组织化惯例这些手段。这些手段在一个既有政治体中的积累，原则上程度每每不一，从毫无积累到蔚然大观。低度积累意味着，对于特定的人口，这些手段的总容量很小；高度积累意味着，这些人口容纳了广泛的强制手段。强制手段的集中，同样意味着从细节到整体的变化：低度集中意味着，无论存在什么样的手段，都是松散分布在广大人口之中；高度集中意味着，所有强制手段——不管多么泛化——都几乎是集于一处，为一位代理人所控制。多种多样的积累和集中，界定了一个政体所处领地的强制程度。低度积累与低度集中相结合，描述了一种近乎混乱的状态。高度积累与高度集中相结合，描述了一种武装到牙齿的暴政，统治着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
强制组织有助于界定政体的性质。一切低度积累强制的政体，都是弱不禁风的，一切高水平强制积累和集中的政体，都是难以撼动的。不过，既然没有哪一个政府曾经控制其领地内的一切强制手段，那么强制组织所构建的，就不仅仅是一种政体特征，而且是与每一个政体紧邻的一部分环境。例如，在同等条件下，处于高度强制性积累和低度强制性集中的政体，就要花很多精力去击退、镇压、规避、应酬那些在政体的领地之内，但又在政府之外运作的暴力团伙。意大利南部政体就长期运作于这样一种状况之下。
资本是指有形的、可变的资源，它们与某些努力相结合，就可以增加使用价值，对这些资源的所有权也更加理直气壮。就像强制一样，资本积累原则上也是从零到巨，不一而足的。资本集中同样从细节到整体，程度不一。1650年以来的欧洲，一个地区资本的组织，以几种不同的方式形塑了该地区的政体：决定资本家和城市在人们眼中的声望，使政府代理人不得不与之一争高下；影响政府诸如战争、基础设施投资或者统治者发横财这些活动的现有资源的程度和形式；影响政府管辖范围之内的非政府活动比如，工业生产、贸易、农业、移民与这种管辖范围之外的活动的联系。
承诺指的是促进互惠的社会场域个人、群体、结构或位置之间的关系。有所承诺的地方组织，与强制、资本结构的差异一样具有戏剧性。承诺可以采用共同宗教或民族、贸易纽带、业缘团结、兴趣共同体以及更多的形式。它们包括了信任网络，当人们从事长期的、高风险的，从社会角度说具有偶然性的活动之时，他们就要依赖于这些联系网络。这方面的积累，原则上是从零——每个人自扫门前雪，根本不存在集体性结构，到势不可挡的最大化——庞大的集体组织，包括将每个人与每一个他人束缚在一起。但是集中同样也发生了：从横跨一切社会场域的社会关系的均匀散布，到凡是有关联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被束缚于唯一的中央集权体系之中。
承诺如何冲击政体？首先，它使政府代理人面对程度不一的、政府所支配人口内部的分裂和团结——例如，大的宗教、语言、种族或文化少数民族存在与否。其次，影响被支配人口成员与政府领地之外的人、集团或组织保持强大联系的程度。第三，影响政府代理人把被支配人口成员纳入政府结构的手段故而也影响其难易。在一个较大的规模上，碎片化的人口的沟通和反抗成本都很高，而且政府的成本也同样令人望而却步。相形之下，一个类似于一个均匀紧密相连的栅格的人口，其沟通和反抗的成本更低，容易被政府代理人监视和渗透。按照地区集中在一起的一揽子承诺，具有宗教、语言、种族、民族或文化少数民族的形式，它们几乎总是给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设置障碍。
强制、资本和承诺在某种程度上，因时空而共变。正如积累而成的强制形式巨块一样，一般而言，积累而成的资本集聚，以及积累而成的承诺之网，都是如此。然而，在总体而言的欧洲经验之中，在这些方面，也出现了很多独立的异状：将高度资本集中与相对少的强制结合在一起的地区、时期和结构，将广泛的承诺与极少的资本积累结合在一起的其他地区、时期和结构等等。下文对1650年和1850年间低地国家和伊比利亚半岛的比较，将刻画出两个地区的特色，一个是把广泛的资本、承诺与相对弱的强制结合在一起低地国家，另一个伊比利亚半岛则提供了广泛的强制手段，但资本和承诺很不均匀——低于平均水平。这种善变给了我们充分的理由，不要根据诸如国家形成、中央集权、现代化这样一些泥沙俱下的有关过程的术语，将强制、资本和承诺的变迁混为一谈。
至于1650年，强制、资本和承诺的地理如何影响政体的特征？那时欧洲大的政体，没有哪个很像20世纪的国家；没有哪个像20世纪的国家那样，在名下的领土内例行公事地控制资源、活动和人口；没有哪个达到像1900年之后的程度，即民众对参与国家事务中已经司空见惯。不过，强制、资本和承诺在一个地区主导的结合方式，对这个地区政体的特征产生了显著影响。一般而言，强制、资本和承诺处于中等水平，政府能力最高。如果其中任何一种尤其是全部处于很低水平，将来的统治者就缺乏手段去驾驭那些可以控制其名下领地之资源、人身和活动的组织；小规模的、起伏不定的暴政，是1650年欧洲这些边缘地区的特征。巴尔干内陆大部，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缓冲地带，高山峡谷，以及诸如科西嘉岛和撒丁岛这样的放牧之岛，都符合这种模式。
只要这些要素——强制、资本和承诺——中有一个达到很高值，同样也可能阻碍高能力政府的创造；强制的高度积累和集中，如17世纪的波兰，产生了好战的土豪，这些人不愿屈膝于中央控制，不断干涉地区统治。资本力量的非均衡性，产生了由商人支配的政治结构，这种政治结构充满宗派习性——尽管威尼斯共和国表明，商业寡头制也可以召集猛烈的战争协作，哪怕只是间歇性的。在同等水平的强制和资本缺失的情况下，广泛的承诺就意味着，地方民众拥有逃避或反抗将来国家建设者榨取的手段，比如被迫害的瓦尔多教徒、犹太人、新教徒就从其他地区的教友那里获得支援。
中等和相对同等水平的强制、资本和承诺，便于通过合力来创造政府能力。有效国家的缔造者，利用他们的强制手段，以保护商业为交换条件，从资本家身上汲取资源。不过，他们也动用适度集中的承诺之网，通过稳定的间接统治，将所支配人口纳入政府事业中来。尽管斯堪的那维亚、勃艮第、哈布斯堡、奥斯曼和意大利北部的统治者，在之前两个世纪的不同时间，都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创造了稳定的国家层次的政府能力，但是在1650年，两个领袖群伦的欧洲样板无疑是法国和英国。
直到19世纪，欧洲的大国还是主要通过间接统治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被支配人口身上；他们授权现存的、相对自治的地方和地区权威，让它们自行收税、征募军队、执行司法和维持秩序，不需要不时地给地方和地区行政派遣中央代理人。统治者直接统治他们的首都，再间接统治其他地方。这样一种安排，从中央的角度来看，减少了政府成本和人力，但也严格限制了中央政府可从它们名义上的权限中提取的资源，降低了这些政府可以对边远地区活动施加标准化控制的数量，促进或容忍了权利和义务的形成，因相联系的受制于中央权力代理人的集聚不同而异，强化了特权经纪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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