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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读玛拉沁夫的散文作品，我们可以体会到艺术的神秘的一面，它能把你轻轻带到蒙古草原上，让你犹如置身于一望无垠的绿草丛中，犹如看到了人欢马叫的场景，听到了一首首悦耳的牧歌。
2.我跟所有搞创作的人一样，一直在寻觅自己的艺术感觉。我来自蒙古草原，作品描写的也是草原，我的人生旅程与文学生涯都与草原紧密相联。因而我的艺术感觉和艺术方位自然也离不开草原。
3.创作成功的快意与喧嚣很快过去，我沉静下来开始对文学进行较为深层的思索。我有一个新的感悟，即一个成功的作家，似乎都不可或缺地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两样东西，一个是艺术感觉，一个是艺术方位。
4.我的乳名叫斯坦扎布。我们这一代蒙古人诞生时，满月的那一天父母抱着你去寺庙请喇嘛命名，如果你是男孩子的话。蒙古喇嘛都念藏文经，所以我跟许多蒙古男子一样，乳名是藏语。斯坦扎布是什么意思？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长大成人后，我改名为玛拉沁夫，这是蒙古名字：牧童。
我一九三〇年生于原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旗的一个贫穷闭塞的蒙古山村，这个地方现归属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我从一九四六年开始写作，一九五一年创作**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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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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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拉沁夫的散文,以抒情的笔调描绘祖国大好河山和世界各地风情。记叙了各兄弟民族的美好生活，饱含情思。文中描述了他的创作之路与浪漫情怀，哲思、大气的文字，跳跃于字里行间，把读者带进了玛拉沁夫的散文世界。玛拉沁夫是草原的歌者，是艺术地绘制草原的高手。他所选择的题材、提炼的主题、塑造的人物形象，都具有浓郁的草原色调、草原气质、草原风采。读他的散文作品，我们可以体会到艺术的神秘的一面，它能把你轻轻带到蒙古草原上，让你犹如置身于一望无垠的绿草丛中，犹如看到了人欢马叫的场景，听到了一首首悦耳的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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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玛拉沁夫，一九三○年八月八日出生，中国著名蒙古族作家，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作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的作品曾多次获得多种奖项，并受到老舍、茅盾等文学大师们的赞扬。
一九四五年参加八路军。一九四六年起从事文艺创作，一九五二年在《人民文学》杂志一月号上发表成名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四年入中央文学研究所，师从著名作家丁玲。一九五四年返回内蒙古，随即挂职长期深入生活，先后任中国作协内蒙古分会常务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等职。
玛拉沁夫是中国“草原小说”流派创建人之一，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曾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长和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主任。
一九八○年调北京工作，先后任《民族文学》主编，作家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党组副书记。
玛拉沁夫是“中国草原文学的开拓者”，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战线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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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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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想念青春 3
中国作家“梦之队” 18
那一片娇绿的春草 28
在那一片沃土上
——为《人民文学》创刊三十五周年而作 35
巨匠与我们
——缅怀茅公 40
“没有春天，咱们会去创造！”
——忆老舍 45
展翅金鹰关不住
——忆邓拓 52
牧民中的诗人，诗人中的牧民
——忆纳·赛音朝克图 58
奔马绝尘
——怀念瘦石 63
第二辑
飞往非洲
——非洲之旅之一 71
缝纫鸟
——非洲之旅之二 78
旅行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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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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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青春
每个作家走上文学道路的历程，都是不尽相同的。我呢，开头只是为了学文化，学汉文，才读文学作品。读得多了，便喜爱上了文学，进而，在读他人作品时，常常联想起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和感受，萌发出创作的欲望，欲望又变为实践，写来写去，就走上了文学道路。
我生于原属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旗，现为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一个边远贫穷的山村。我小学没毕业，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就上了中学。那是一所蒙古中学，用蒙古语授课，不学汉文，读了三年中学之后参加革命时，连自己的履历都不会用汉文填写。
参军不久，我跟随一位名叫乌兰的蒙古族女司令，在热辽前线活动。这位女司令，在内蒙古东部和热辽地区，是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她的正式职务是内蒙古骑兵第十一支队政委。但当地老乡弄不明白政委是干什么的，认为最大的官或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就应该是司令，所以就称她为司令。乌兰，在蒙古语中即红色，都称她为“红司令”。当时她二十三岁，我十五岁，她是我的司令，我是她的通信员。白天行军中，红司令骑在马上给我讲述革命道理和英雄人物的故事，晚上在油灯下，把着手教我学汉文。这位身穿紫红色蒙古长袍的妇女，看去跟普通牧妇一样，但她的经历却与众不同。她讲一腔纯正的北京话，在北平读过书，又在平津一带搞过党的地下工作，后赴延安，现在她是我们这一支强悍蒙古骑兵部队的“司令”。她个儿不高，长得很结实，打起仗来英勇无比。后来我读过一本苏联小说《夏伯阳》，如果称她为中国的女夏伯阳是很贴切的。一九四六年四月的一天，她跟我说：“你在我这儿工作得很好，但你年纪还小，应该去学习。”她把我送到设在赤峰的内蒙古自治学院。我离开乌兰司令时，心里很难过，她鼓励我说：“等你毕业后，再到我这里来，我们还可以在一起战斗。”我跟随司令那一段战斗生活是难忘的，她不但是一位战将，还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读过许多文学名著。很多年以后，我们又都到北京工作（她任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我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经常见面，所谈的话题还是文学。我深深敬佩她，我成为作家之后，在我的几部主要作品中，都曾以她为人物原型，创造过多个不同的艺术形象，如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中的苏荣、电影《祖国啊，母亲！》和短篇小说《踏过深深的积雪》中的洪戈尔等。
我入内蒙古自治学院学习没有多长时间，一位领导说，你这个小鬼挺活泼，到文工团工作去吧。就这样我转到内蒙古文工团。在艺术表演行当中，我什么也不会，帮着打击乐器，也常常打不到点儿上。不久我们开赴前线，为了及时反映战地生活，团里成立了创作通讯组，我跟着一位文化比我高，年纪比我大的女同志搞战地采访，写些通讯报道什么的。干这份工作，我很高兴，一来在采访中可以接触各种人物，二来通过写报道提高自己的汉文水平。那时我才十六岁，日后的事情想得很少，更没想到这就是我后来成为作家的起步点。
我们这一代青年是早熟型的。我有幸参加了我们党领导的我国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前后的激烈阶级斗争和东北——内蒙古地区解放战争的全过程。那些不平凡的战斗生活经历，使我们心中燃烧着一团火，在我们心海中涌动着强烈的创作欲望，仿佛只要我们坐下来一提笔，就会写出点名堂来。其实事情绝非这么简单。一九四六年秋后，我们行军千里撤退到内蒙古敖汉旗沙漠中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进行休整，闲暇中我提起笔来打算写点什么，然而这时我才感觉到如要搞创作，我还缺少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文化。在这里所说的文化，既不是广义上的也不是狭义上的文化概念，而是约定俗成层面上的那个文化，即：文字。许多汉字，我都不会读，不会写，更不会用它作表述。目前首先要过好文化关。以蒙古语为母语的人，很难体察汉语、汉文是多么深涩与神奥。比如：在我们蒙古文中任何一个单独的字（字母），在与其他字联结或拼合之前，完全不包含任何语义。汉字却不同，一个单独的字，不但有固定的语义，而且还具有可变的多义性。不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真正把汉文学到家，熟练地变着法儿发挥其多义性的特长与潜能，把文章写得活灵活现、出神入化、精微深通、光芒四射，那可就实在太难了。然而，你若用汉文写作，就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这还用说吗？由于历史原因，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我不是用母语而是通过汉文进行接触并接受其影响的，我从开始就用汉文写作。在这种背景下，学习与提高汉语、汉文水平和学习与提高文学创作技能，在我身上得到了统一。从那时起，我整整用了五年时间（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〇年），在工作之余，集中全部精力，利用一切时间去读书、读书、读书，就像是疯了，走火入魔了。当时我是个十几岁的愣头小伙子，身体壮得像头小牛犊，浑身是劲儿，废寝忘食，从不感到困倦。我的正式职务是内蒙古文工团创作组组员，也叫创作员。领导上考虑到创作人员的工作特点，没有叫我们住集体宿舍，这就使我有了彻夜不眠地读书条件。每天在天亮后、吹起床号前，我只要打一会儿盹儿就行了，一天都不困。在战争年代，在我们那个小地方，没有图书馆，没有藏书室，只能靠自己到处去找书，找到什么就看什么，一无选择性，二无规律性，三无系统性，饥不择食，根本不考虑这本书或那本书是谁写的、写的什么、写得怎么样。书，读得很杂，读了很多可读可不读甚至不该读的书，浪费了很多宝贵时间和与时间同样宝贵的灯油。但话又说回来，所谓书读得杂，也可以说是书读得面比较广。对一个文学创作学徒来说，这不一定是坏事。广泛地涉猎各国各民族各个时代各种风格流派、思想倾向、艺术兴味的作家们的作品，倒是可以使我们从学习创作之初，就有比较宽阔的艺术视野，对文学的理解也比较深一些。在那五年多时间里，我读了许多古今中外作家的作品。在阅读过程中，我的文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竟然悄悄地写了一些只供自己阅读的作品，小说、散文、诗歌什么都有。为完成团里的工作任务，还写了六部剧本（其中两部与人合作），居然有两部剧本还在团里排练、演出了。这给我带来了些许欢悦与快慰。
一九五一年，我参加工作队，到科尔沁草原做群众工作，那里是我读中学的地方，比较熟悉，它美丽、富饶、辽阔，任谁到了那里都会不由得产生一种写诗的冲动。我们到那里不久，草原上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情：一位叫塔姆的休产假的牧民妇女，发现一个越狱的罪犯之后，有智有勇地与之周旋与搏斗，最终捉拿了罪犯。整个草原上掀起了向女英雄塔姆学习的活动，我们工作队也积极参加向群众宣传塔姆的英雄事迹的活动。这时有些报刊配合对塔姆的报道，约我写一些介绍女英雄塔姆日常生活的短文，我答应了下来，在我进一步了解塔姆这个人物时，改变了主意，我想以塔姆的英雄事迹为生活素材创作一篇小说。经过一段准备，在当年秋季，我一气呵成地写出了一篇四万两千字的小说。自我感觉很好。我把它读给工作队员们听，也读给老乡们听，他们都说写得不错，同时也提出一些具体意见。我正在准备进一步修改这篇小说的时候，偶然读了一部外国小说，作者谈他的创作经过时说，原来写得比较长，书中的情节发展的时间跨度为三年，后来他把时间跨度压缩成一年，在修改中又压缩为一个月，最后定稿时终于把整部作品的情节时间跨度压缩到了一个星期。这位作家这段话，对我极有启发。我这部小说的情节时间跨度是四天四夜，如果压缩一下，字数可以减少，篇幅可以缩短，枝蔓可以剪掉，在艺术上会更加简洁、精炼。人家能把三年的事压缩成一周时间，我为什么不能把四天四夜的事，压缩成一天一夜或更短一些呢？我开始重新安排情节、组织结构。原稿放在案头，说“重写”，实难做到，提起笔来写不下去，就又将原稿拿过来翻阅，结果哪一段也舍不得删改，写了好几天仍然在原稿的框架内打转，没有新的突破和进展。那是在十月下旬的一个雪夜，融融炉火闪着忽明忽暗的光，我呆望着炉火，心烦意乱，甚至对自己能不能重写那篇小说都有些怀疑了。年少气盛，我一气之下，把四万多字的原稿一下投进炉火之中。与我同住一室的一位姓武的汉族同志，在睡梦中闻到异常气味猛醒过来，急忙问我出了啥事，我没有回答，他看见我两手空空地呆望着炉中正在燃烧的稿纸，惊愕地问我：怎么，你把稿子烧了？
我原以为烧掉了原稿，就可以逼迫自己义无反顾地写出新的一稿来，然而烧掉了原稿，我还有什么呢？一时间我后悔、惊恐、不知所措，那天夜里一个字也没有写。人把自己逼到这种地步，也就确实没有再退的余地了。我渐渐地从痛苦中解脱出来，重新提起笔来。这一回，我已决意去拼，要在重写作品中把我几年来苦苦自学得来的本事全用上！很快我把原来那篇四万两千字的中篇小说，压缩成为一万四千字的短篇小说，把长达四天四夜的情节跨度，改成为从黄昏到黎明——短短一夜时间。在重写中，我的笔好像特别听使唤，越写越顺，一些生动情节前挤后拥地自己往外跳，漂亮的文词也像泉水一样向外喷涌，我终于把那篇小说重写完了，取题为：《科尔沁草原的人们》。
我有一种预感：这次可能成功。这是心中的秘密，我跟所有初学写作者一样，不敢随便把这种感觉溢于言表。有一天，我以一种漫不经心的语调，对跟我在一起工作的安柯钦夫说：“哎，我写了这么一个玩意儿，你给我看看，它算不算是小说？”第二天，安柯钦夫看完后对我说：“大概算是小说。”他的语调带有某些保留，但“大概”算是小说，对我已是莫大鼓励了。当天我就把小说投寄到北京《人民文学》编辑部。大约过了十几天，收到编辑部一封信，我没拆阅就感到这是不祥之兆，肯定是退稿信。拆开一看，一张便笺上写有一行比电报还简短的字句：“大作已阅，拟留用。”阿弥陀佛，不是退稿信。但是那个“拟”字，让我傻了半天，赶忙翻开字典查阅，“拟”者，打算也。打算，带有不肯定性，叫我放心不下；不过后头那两个字：“留用”倒是含有肯定意味。唉，听天由命吧。这大约是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初的事情。
那个年代，很多刊物都是提前出版。十二月下旬的一天，我收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寄给我的一本刊物，打开一看，是墨香浓浓的《人民文学》一九五二年一月号。顿时，我的心脏猛跳，双手发抖，莫不是我的小说发表出来了？我急忙从刊物的最后一页往前翻阅开来，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像我这样一个初学写作者的作品如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肯定是排在尽后头。一本刊物快翻完了，还没有看到自己的作品，心凉了半截。然而，就在这时，忽然看见我那篇题为《科尔沁草原的人们》的小说，竟以特号字体作标题，在头题位置上发表出来了！……几十多年后的今天，写到这里，回忆起当年那一幕情景，我依然怦然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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