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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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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近年来发掘和公布的有关历史资料，吸取学术界近年来研究的最新成果，结合多年来从事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历史研究和宣传的经历，李蓉、叶成林编著的这本《中共四大轶事》试图将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七次党代会的历史，用人们更喜闻乐见的方式，用更活泼的方式，更通俗的文字、更生动的细节，全景式地展示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让更多的读者透过党的代表大会历史这一重要窗口，更多地了解围绕这些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了解中国共产党为着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如何领导全党和人民群众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并克服重重困难，最后取得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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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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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在党的历史上至关重要，对党的建设更是必不可少。和平建设时期如此，革命战争时期也是这样。中共四大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和讨论中国共产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以及党在组织上和群众工作上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这次大会对党在当时要解决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阐述和回答，而最具历史意义的是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这也表明，党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该书发掘和运用最新档案文献资料，对中共四大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角的展示。除了通常所说的大会议程，本书还关注代表个人的命运和结局。本书运用大量采访和收集到的生动而具体的事例，包括代表个人的感受和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共四大的历史，揭示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的重视，以及四大对中国革命产生的作用和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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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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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蓉，女，1954年生，四川成都人，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原副主任、巡视员，研究员。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国共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理事、朱德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常务理事、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常务理事、任弼时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等校客座教授，国防大学抗大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叶成林，男，1955年生，四川省荥经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文献学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著有《战斗在沦陷区》（2000年）等著作，《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特别党员研究》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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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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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一本“口袋书”
中共四大召开的背景
毛泽东签署的大会通知
中共四大代表的产生
筹措大会经费的艰难
中共四大前的准备
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
李大钊率团出席共产国际五大
推动国民会议运动
中共四大时的党员人数
哪些代表出席了中共四大?
关于出席中共四大代表的探究
出席中共四大的青年团代表是谁?
上一届中央委员如何参会?
占20％的工人代表
一份初步确定的代表名单
尚未完全确定代表资格人员
参加中共四大的唯一一位外国人
参加中共四大的工作人员
一封让人疑惑不解的信
代表的集中及其食宿
中共四大会场的考证和确认
大会的概况
没有找到原文的大会政治报告
关于共产国际的报告和决议
大会的讨论与争论
讨论国共合作问题
张申府在会上的发言
会场的布置和气氛
检讨过去组织工作的缺点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关于工农联盟
最有价值的议案
和国民党的关系及策略
“一个伟大的决定”
关于中共四大党章
加强组织建设的重要文件
第一次提出组织党团
第一个宣传工作决议案
加强对职工运动的领导
职工运动与民族运动之关系
职工运动与中国共产党
职工运动的任务
强调党对青年运动的指导
青年工作的三方面
党和团组织的密切关系
各地设立妇女部的规定
大会的选举
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共四大
大会后加强党组织的任务
向中共旅莫支部报告大会情况
张伯简给东方大学同志的信
青年团三大的筹备
青年团三大的召开
对青年团三大的评价
中共四大的“重大进步之一”
中央组织部的工作
中央宣传部的任务
选拔留苏学生
扩大国民党左派
关于“大革命”的称谓
中共四大后各地党组织的发展
强调共产党的职责和任务
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国民会议促成会开幕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
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爆发
两湖地区的工人运动
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
“布尔什维克化”口号在中国的的影响
党员队伍继续扩大
北方党校的创办
五卅运动后党在湖南党的工作
大革命时期的河南工作
山东：发展党组织的重点地区之一
广东党、团组织的工作
四川地方党组织的恢复
中共旅欧支部的工作及结束
中共四大后的中央机关工作
周恩来谈中共四大
蔡和森对中共四大的评价
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谈中共四大
郑超麟对中共四大评价
尾声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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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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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于上海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夺取全国政权的28年中，先后召开过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尤其是建党初期，基本上是一年一次，1921年、1922年、1923年，分别召开了党的一大、二大、三大。到1924年，按理应该召开党的四大。但由于时局变化和其他原因，四大推迟到1925年1月才得以召开。
中共四大，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在上海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此前的一大、二大，都是在上海召开。上海，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取得全国胜利的28年历史上，唯一一个举行过三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城市。除了三次在上海外，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中共七大则是在陕西延安召开。
中共四大的最大贡献是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思想。应该载入史册的，不仅是这次大会的最大贡献，而且也应该包括和这次大会相关的许多人和事。因为有了这些人和事，才有了中共四大的历史贡献，也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后记
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多年的历史中，已经召开了18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而每一次代表大会，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重要节点，一个亮点。每次代表大会都有特定的内容和议程，但每次代表大会都有自己的特点，并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开展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专题史的研究就十分必要。这既是深化党史研究的一个很好的角度，更是为关心和重视党史的人们学习和了解党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根据近年来发掘和公布的有关历史资料，吸取学术界近年来研究的最新成果，结合多年来从事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历史研究和宣传的经历，我们试图将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七次党代会的历史，用人们更喜闻乐见的方式，用更活泼的方式，更通俗的文字、更生动的细节，全景式地展示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让更多的读者透过党的代表大会历史这一重要窗口，更多地了解围绕这些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了解中国共产党为着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如何领导全党和人民群众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并克服重重困难，最后取得胜利的。
这便是我们撰写这套轶事丛书的初衷。
在继《中共七大轶事》（2009年）、《中共六大轶事》（2010年）、《中共五大轶事》（2013年）出版之后，感谢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继续鼎力支持，感谢陈亚明、鲁静和刘伟的关心和鼓励，我们才有可能继续努力并完成《中共一大轶事》、《中共二大轶事》、《中共三大轶事》、《中共四大轶事》书稿。
还要感谢我们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西南师范学院、天津技工师范学院、重庆市委党校、四川省委第二党校、东北师范大学的老师、同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和同事多年来的教育、帮助和鞭策，感谢所有无论我们在顺境和逆境中都真诚关心、体贴、呵护我们的朋友……还要感谢多位精心收集有关资料、深入研究党的代表大会历史并为我们提供的帮助和支持的专家学者。
我们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继续携手蹒跚、踯躅而行，继续享受我们平实、挚爱的生活。
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13年12月完稿
2014年5月11日修订
文摘
中共四大规定的有选举权代表为14名，如果排除其他原因，之所以对代表名额做严格限制可能和当时党的经费十分困难密切相关。因为经费筹措十分不易，中央要为出席大会的代表提供路费，到上海后的费用也是难以避免。所以，限制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也就是必然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规定每个党员都要缴纳一定的党费。但党员的人数少，党员的收入也十分有限，党的一切活动都靠党员缴纳的党费支撑是十分困难的。党组织要发展、要活动，如印刷传单、书籍，派人到各地进行组织和宣传等，都必须要有充足的经费才能保证。而如何筹措党的活动经费，便成为一道难题。因为党内有固定收入的同志不多，还要养家糊口；没有固定收入的同志要从事革命活动，也需要解决起码的生活费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对成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大量的帮助和支持，为党的各项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经费保证。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同时，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商议，筹措经费印刷《共产党宣言》译稿。于是，经魏金斯基提供经费，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家名为“又新印刷所”的小印刷厂，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21年1月，魏金斯基离开中国，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立即“经费无着”，不仅各种宣传工作，特别是用于对工人进行启蒙和宣传的工作“不得不停止”，就连用于南下汇报工作的区区十余元路费也囊中羞涩，拿不出来。
1921年，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曾在一封信中抱怨道经费问题。他指出：远东工作已经全部转归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管辖，而迄今为止所有的人都想伸手，情况混乱，互相掣肘，又由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经费一度支绌，今年1月份后半个月，工作出现停滞。
筹备中共一大时，因审批组织经费出现纠纷，陈望道对陈独秀家长制领导作风不满，因而提出要脱离组织，甚至因此没有去出席党的一大。邓明撰写的《陈望道传》一书指出，正当陈望道等积极参与筹备召开中共一大时，为审批活动经费一事，陈独秀和李汉俊发生了争执。不料这一争执竟牵涉到陈望道身上……陈望道一气之下，表示今后不愿再接受陈独秀家长式的统治，并因此而未去开会。
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报告中提到：“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党员自己募捐得到的1000元钱，仅占总支出的6％。可见党的经费94％是依靠外援即共产国际的支持。仅各地工人运动一项的经费就占去了总经费的约60％。按陈独秀的报告，党的经费主要用于以下各项：各地方劳动运动约1万元，整顿印刷所1600元，印刷品3000元，劳动大会1000余元，其他约2000余元。按照这样的开销，党的经费极为拮据。
随后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分为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附则6章。党章第5章为“经费”，写明了征收党费的内容。但实际上能够筹集到的钱款数量却极少，根本就不能满足党的活动需要。这种状况一直到中国共产党创建了革命根据地以后，才有所好转。
在1924年筹备召开中共四大时，担任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不能不为召开会议所需的费用而焦虑发愁。当时，虽然共产国际每个月都会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一定的经费，但经常是捉襟见肘，极不宽裕；且经费常常不能及时到位。陈独秀必须不时地同共产国际有关方面交涉此事。这对陈独秀来说也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情。
1924年9月7日，陈独秀在上海给共产国际驻上海中共中央代表和魏金斯基写信。信中说，“在远东的工作中，中国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像我们这样年轻的党，很难把工作做好。我们始终需要共产国际的好的建议和指示。”当时陈独秀对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有意见。因此，陈独秀在给魏金斯基信中“请建议共产国际提醒鲍罗廷同志，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他还会上圈套，还要提醒他始终要同我们党进行协商”。同时指出，“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7、8、9、10月份的钱来。”陈独秀写这封信时，已经是9月份了，但原定提供的7月、8月两个月的经费还未拿到。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陈独秀向共产国际提出，召开中共四大所需要的费用为1000多元。因为考虑大会将提前举行，所以陈独秀不仅提出了所需要经费的数额，还希望在时间上尽量快一些。
除了经费问题，陈独秀还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他在给魏金斯基信中提出，“我们迫切需要共产国际给代表大会发来电报。最好，您能再来一次”。
陈独秀信中所说需要的电报，有可能是指中共三大召开时共产国际专门发来的指示或是祝贺词之类。当然，这既表示了中共方面对共产国际的尊敬，同时也表达了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希望得到上级的指导和鼓励。在信末，陈独秀向“亲爱的维经斯基同志”，“致同志般的敬礼”。这封标有“秘密”字样的信件送达了收信人魏金斯基手中，也为共产国际领导人所了解。
于是，魏金斯基又一次离开莫斯科，踏上了前往中国之路。1924年11月，魏金斯基作为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到达上海。他此次前来的主要任务之一应该和召开中共四大有密切关系，同时还要尽力解决陈独秀在信中反映的他与鲍罗廷之间的矛盾。 P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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