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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国文化书院自1984年10月正式成立以来，历经三十年，已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能容纳不同学术观点，有着良好学术风气。分布在海内外数以百计的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们，在各个领域、各个学科、各个专业都做出了不同的努力，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出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固然是为表彰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们为中国文化与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以表达我们深切的敬意与纪念”（王守常先生语），然更重要的是，《导师文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化走过的历程”（汤一介先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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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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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绍璗先生的学问，以学术独立、理性批判为宗旨，以原典解读、实证考辨为方法，以专业工具书、史论著作为表述，是比较文学、国际汉学界同行敬重的大学者。本书所录文体较为丰富，有访学札记、读书笔记、学人人物志，也有学术情报汇编、学术专题研究，还有对于作者的专访，因此本书于作者在学术上的建树和超越，及其作为一代学人的风范均有所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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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严绍璗，1940年生于上海，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荣誉教授、日本国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等多家高校客座教授。享国务院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以中国文化为基本教养的“东亚文化”研究，由对象国的“汉学”和“中国学”的研究达于对象国本体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最终进入“跨文化”研究的学术体系。著有《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等十四种学术专著，发表论文、译文、学术随笔等三百余篇。
曾先后获得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第一届、第二届、第四届优秀成果奖，中国比较文学会首届优秀图书著作一等奖，亚洲太平洋出版协会（APPA）学术类图书金奖，改革开放三十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百项精品成果奖，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教育部第五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08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授予“荣誉教授”称号，2009年、2010年获“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优秀工作者”称号，2011年获日本第23届山片蟠桃文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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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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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绍璗:圆融与超越（代序） 钱婉约
日本访书志
在皇宫书陵部访“国宝”
在东京国立博物馆访“国宝”
在杏雨书屋访“国宝”
在足利学校访“国宝”
读书笔记
读王青著《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研究》
读刘萍著《津田左右吉研究》
读张哲俊著《吉川幸次郎研究》
人物志
“走自己的路，不听那些旁言碎语！”——记新世纪“比较文学学术”的擎旗者乐黛云先生
学理方法探讨
文学“变异体”与发生学的思考
关于“国际中国学”学术的人文本质与“汉学主义”的思考
专题研究论考
中华古代思想东传考—— 中华文化透入日本古代社会的“文化语境”考察
日本短歌歌型形成序说 ——日本古代文学发生学考察
日本五山文化与五山儒学考—— 中华文化透入日本中世时代的“文化语境”考察
日本江户时代“町人文学”生成考—— 中华文化透入日本近世时代的“文化语境”考察
访谈录
“日本的发现” ——2011 年荣获日本第23届“山片蟠桃文化奖”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文稿
“我的五十年学术路径”——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六十年》“口述史课题组”采访文稿
尾声
我的生命的驿站
——二十年北大筒子楼生活拾碎
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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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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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访书志
在皇宫书陵部访“国宝”
日本皇宫内的汉籍收藏，集中于宫内厅书陵部。按照现时日本国民的普遍性观念与条例规程，这些都是皇家的私人图书，不列入日本成千上百个公家和私人的藏书机构的行列。自大正年间（1912—1926年）开始，由日本国家“文化财保护委员会”（1968年改组为内阁文化厅）审定的全国属于“日本国宝”的汉籍文献典籍已经有八十余种，属于“日本文化财”的汉籍文献典籍也已经有一百七十余种，但宫内厅书陵部的唐钞宋刻因为是“御物”，所以从来也不列入“国家文化财”审定的范围之内。眼下“宫内厅书陵部”的藏书分为“历代御藏”和“当代皇室阅读”两大部类，我们眼下可以观看到的汉籍，只是“历代御藏”，所以肯定不是皇家藏书的全部。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特藏的汉籍，是考察汉籍在日本流布的一个极珍贵的宝库。然而，宫禁内究竟收藏有多少汉籍？其版本源流与价值究竟如何？学术界仅有一鳞半爪的传闻而亲眼目睹者甚少。国内有机构在我的提议下拍摄得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本，声言已得皇家所藏宋刊全部，则未免“夸夸其谈”了。
1985年春天，我在日本国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任职客座教授。由大学介绍，特别是由当时的国立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高桥均教授为之联络安排，得以进入观书（高桥均教授后来是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时讲话文稿的“汉文”译者之一）。8月7日这一天东京特别热（我是前两天由京都大学赶到东京的），高桥陪同我先在地处千代田区神田锦町的大修馆稍稍休息，这里离宫内厅书陵部已经不远。大修馆是日本著名出版社之一。高桥与大修馆很熟悉，他们特别让我观看了正在修订的由著名的汉学家诸桥辙次先生（1883—1982年）领衔编著的《大汉和辞典》的工作室。参与这部文化巨著编著工作的还有镰田正、米山寅太郎等，1963年首次由大修馆刊出，其学术声名即刻蜚声学界。诸桥辙次、米山寅太郎都是20世纪日本著名的汉籍研究家。自70年代以来，大修馆几乎每年对《大汉和辞典》修订再版，故有专门的修订工作室。工作间里有一个占据全室五分之四空间的工作平台，上面铺满了文稿。细看铺在桌子上的文稿，挖补填充之处甚多。满室肃静，静谧中却又充溢着紧张感，但又让人觉得一切有条不紊。文稿浩瀚而堆放极为整齐，不像我曾经看见过的有的编辑室，书籍报刊胡乱堆积直至屋顶，在岌岌可危中躬身坐着勤劳的编辑。这个访书前的小插曲，或许暗示了我后来的机缘。在宫内厅书陵部访书后不久，仍然是由高桥均安排，我有幸在静嘉堂文库拜见了这部《大汉和辞典》编著者之一的米山寅太郎老人。更有趣的是十年之后，即1995年开始由中日双方五十余位学者编著的《中日（日中）文化交流史大系》十卷的日文版，便是由大修馆出版的。此《大系》1996年被授予亚洲太平洋出版协会学术类图书金奖（APPA AWARDS GOLD PRIZE，1996）。期间我作为中国方面的主编之一，曾多次出入大修馆，回想当年第一次到这里参观《大汉和辞典》修订的现场，总有一种特别和悦的感觉。
当日九点钟，高桥教授和我在东京都的竹平町与大手町交界处经过竹桥而到达平河门，便面对深奥莫测的日本皇宫了。这里有皇家警卫队值岗。他们身穿黑色制服，佩戴银色领章，全副武装，在入口处让我们停步，问我们的来意，依据他们准备好的问题对我们进行考核，经电话证实无误之后，便发给我们每人一枚菊花佩章，作为通行证。跨进大门，方才喧嚣的世界一下子变得无比寂静，走在发出沙沙声音的细石路上，四周是一片翠绿。我们身佩日本皇家的标志物“菊花”纹章，身边又不时有皇家骑警的摩托车轻轻地驶过，提醒我们当代的天皇就生活在这里，显得十分严肃且略具神秘感。我们最后越过莲花濠，走到一座外观平实无华的建筑面前——这就是宫内厅书陵部。在入口处再次被留步查问，所提的问题与刚才在平河门几乎是一样的。门岗手里拿着一张纸条，大概就是方才我们在平河门被查询的回答吧。当入口处的先生认定我们就是刚才从平河门进来的那两个人时，问讯就结束了。严肃的气氛随即变得平和热情。我们被延请上二楼（翻新后的书陵部的阅览室在一楼了），先在会客室里小坐，喝了一杯咖啡，便进入了阅览室。负责我们这一次阅读的森（Mori）先生是一位皇族，他对我说：“先生是从大陆来的第一位读者，凡是我们已经编目的任何文献，先生都可以请求。”他递给我两支铅笔和纸，暗示我必须收起自己的文具。我递上已经准备好的书单，带着白手套的工作人员，用小车把书推出来。在阅读的间隙，森先生又和我们作了简短的交谈，他说：“严先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来这里阅览的中国学者，敝国宫内厅书陵部的收藏终于为贵国当代学者所认知，我们感到十分欣慰。我们希望先生在这里阅览愉快，您可以提出自己的需要，我们将尽力合作。”中间他又把几种特殊装订的古籍拿出来，说是要向我“请教”，气氛甚为融洽。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皇家警备队对它的造访者这样严格的审查，随着时代的推进，在近二十年来日本社会的所谓“国际化”潮流中变得松动起来。现在，书陵部的大楼已经翻新，变得很是气派，而皇苑的入门也显得平静坦然，那里已经没有了武装的保卫人员，入口处只有身着便服的和善的看门老人了。而且整个皇苑除了目前皇室成员的起居处之外，已经全部免费向全体国民开放，成为东京都内又一大休闲之处了。当然，到宫内厅书陵部阅览图书还是需要事先联络，并大致地说明阅读的目的。
宫内厅书陵部在明治维新之前称为“图书寮”。由于19世纪中叶之前天皇驻跸平安京（即今天的京都），它当然也就存在于老皇宫内。“图书寮”是公元701年（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根据“大宝令”而创建的。所谓的“寮”，在当时是作为中央一级的“省”的下辖机构。“大宝令”确定了天皇统治下以太政大臣为中心的八省中央官制。“图书寮”属于“中务省”（其职掌与中国唐代的尚书省略同），专门从事图书的收集、誊写与保存，供中央各省查阅。724年，日本圣武天皇敕令：“于图书寮所藏佛家及内外典籍、书法、屏风、障子、并杂图绘等，一物已上，自今以后，不得辄借亲王以下及庶民。若不奏闻而借者，本司科违敕罪。”自此以后一千余年间，图书寮的藏书便为历代天皇所独占。8世纪末，在日本惠美押胜（Emi-no-Oshikatsu）政乱时期，图书寮曾一度改称为“内史局”。至江户时代，又转隶由“藏人”管辖，“藏人”在当时执掌宫内机密事务。1884年（明治十七年）日本采用近代官制，图书寮便移至宫内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进行了全面的政治机构改革，宫内官职也有变动。1949年6月1日，图书寮正式移交“宫内厅书陵部”。
宫内厅是日本内阁中一个特别的职能部门，专事负责天皇家和宫廷事务。“书陵部”为宫内厅中管辖皇家文献典籍和历代陵墓陵园的一个专门机构，所以称之为“书陵”。其实，一般地说,自平安时代后期以来,日本语文习惯上把汉文中的“书”称之为“本”，因此日本的“书店”就被称为“本屋”；而汉文的“书”则专指“书法”的意义，可以作名词，也可以作动词。但是,日本知识界仍然愿意按传统典雅的意义，如仿照成书于720年的日本第一部史书《日本书纪》中经常所见的“一书曰”、“又一书曰”那样的古例，把文献典籍称为“Syo”（书），而不称为“Hon”（本）。所以，日本皇家藏书机关把文献典籍称之为“书”，虽然不合当代日本习惯语文的意思，却内具汉文的典雅之趣。目前“书陵部”内设立有三个课（日本现代公务部门中的“课”，大致与中国政府中的“处”的建制相等），即“编修课”、“陵墓课”和“图书课”。编修科负责皇室起居注和实录；陵墓科负责历代陵墓调查和管理；图书科负责皇室公文和图书典籍文献的保管和整理，这里也就是由中国传入日本皇室的汉籍的保存之所了。
目前，宫内厅书陵部的汉籍收藏中已经公开的部分，依据我的调查，有唐人写本六种；宋人写本一种，宋刊本七十五种（其中有三种为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元人写本五种，元刊本六十九种；明人写本三十种，明刊本九百七十余种。另有宋版《一切经》一部凡六千二百六十三帖，明宫版《道藏经》一部凡四千一百一十五帖，极为气派。此外，尚有朝鲜古刊高丽版汉籍百余种左右，以及许多自奈良时代到江户时代的日本人的汉籍手写本，以及自“五山版”以来的“和刊本”汉籍。当然，这个数字不包括至今仍然为宫内皇家正在阅览或收藏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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