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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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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理由为了一些想象中的——充其量是高度不确定的好处，在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忙开放资本项目，甘冒与之随行如影的种种巨大风险。过早放弃资本管制，将使中国失去捍卫自身金融安全的最后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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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文集收集了作者从1997年到2014年之间，就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所写的35篇文章。
全文大致按时间顺序分成五组。第一组文章是当年对亚洲金融危机原因和中国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的讨论。第二组文章是向国外介绍在国际收支不平衡状态下，中国管理资本跨境流动的经验。第三组文章讨论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挑战、中国应该采取的对策，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应该发挥的作用。第四组文章讨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路线图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之间的关系。第五组文章是主要反映了作者和作者的同事对当前货币当局的“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政策的不同看法。
媒体推荐：
历史经验表明，在资本项目自由化状态下，受益者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经济金融脆弱的中小国家则可能因没有资本管制的屏障而成为国际投机资本攻击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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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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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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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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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第一篇 亚洲金融危机
第1章 泰国货币危机与金融改革
第2章 泰国如何走向危机深渊
第3章 对香港股灾发展过程的经济分析
第4章 香港特区政府同国际炒家的又一次较量
第5章 中国应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汲取的教训
第6章 亚洲货币基金和亚洲经济合作
第7章 超越贸易：区域货币和金融一体化
第二篇 国际收支失衡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
第8章 资本流动的管理——中国经验
第9章 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与宏观经济稳定
第10章 外汇储备与国际收支结构扭曲
第三篇 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外汇储备安全
第11章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应对政策
第12章 避免美元陷阱 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第四篇 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自由化
第13章 人民币国际化的含义与条件
第14章 人民币国际化是和资本账户自由化相互联系的渐进过程
第15章 再论人民币国际化
第16章 行政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拔苗助长
第17章 从当前的人民币汇率波动看人民币国际化
第18章 人民币国际化需重审来时路
第19章 重温人民币国际化
第20章 人民币国际化还能走多远
第五篇 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速度与时序
第21章 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之我见
第22章 资本管制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国际新动向
第23章 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不是当务之急
第24章 中国应慎对资本账户开放
第25章 解除资本管制就是一种颠覆性错误
第26章 资本项目自由化理论和实践
第27章 寻求资本项目自由化问题的共识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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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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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项目自由化并非历史潮流，没有站得住脚的经济理论可以证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主张与其说是建立在科学论证和历史经验基础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对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笃信基础之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除了在中国，当今世界上经济学家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没有理由一定要把资本项目自由化当作经济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之一；是否应该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和如何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
1993年，中国政府首提“实现人民币可兑换”。1994年，中国对外汇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自1996年12月1日起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第二款、三款、四款的义务，实现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中国政府希望在此后5年左右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但中国政府还未来得及给出资本项目可兑换时间表，亚洲金融危机就爆发了。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货币可兑换计划被搁置。
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正式重新提出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在有效防范风险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在2002—2009年，中国共出台了资本账户改革措施42项，进一步放宽了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我国加速资本项目开放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201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将“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目标写入“十二五”规划。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政策意向：“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不难看出，一方面，在实践中，中国坚持渐进的方针，对待资本项目自由化是相当谨慎的。至于这种自由化是否改善了中国的资源配置、增进了中国的国民福利则又当别论。另一方面，在理念上，中国不仅把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作为改革的目标，而且是念兹在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关于金融改革的相当一部分文字是有关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其中的关键两个字是“加快”。对于“加快”一词应作何种解读？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度实际上已经不低，根据外管局资料，在7大类40项资本交易项目中，在中国只有10项不可兑换，除个人直接跨境投资、衍生品交易外，主要跨境资本交易都有正规渠道。中国的资本管制主要是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即通过QDII和QFII等限额体系对短期跨境资本的投资主体和投资额度进行控制。坊间一直传说，央行计划在2015年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如果“加快”意味着在2015年，或2020年以前中国将取消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入的管制，我们就不得不表示忧虑了。
2015年6月15日以来，中国股市的暴跌充分显示中国金融市场还远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我们的金融管理当局也并非像想象中的那样“无所不能”。如果中国此时已经完全开放了资本项目，对跨境资本流动已经没有任何控制（或基本没有控制），我们将会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中国是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人民币终有一天会成为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或主要储备货币之一，或主要储备货币的主要构成部分）。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是人民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因而，中国终有一天会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基于这种逻辑，我支持根据实际的需要和可能逐步开放资本项目，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但我同时确信，中国没有理由为了一些想象中的——充其量是高度不确定的好处，在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忙开放资本项目，甘冒与之随行如影的种种巨大风险。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如果有人问：“中国最容易在什么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我会毫不犹豫地说：“过早的资本项目全面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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