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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日本汉学史(修订本)

書城自編碼: 2729122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世界史
作者: 李庆
國際書號(ISBN): 9787208132016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6-01-01
版次: 2 印次: 1
頁數/字數: 2831/2978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精装

售價:HK$ 1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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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至迟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中国的文史研究就受到日本汉学研究的日益深刻的影响,要真正明白中国文史研究的来龙去脉,就非对日本的汉学研究有所了解不可;在今后的研究中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文史研究的质量,也得吸收国外的同类研究的成果,而日本的汉学研究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由于李庆长年的努力,——在日本任教二十余年,《日本汉学史》是其掌握**手资料,长时期研究的积累。此次修订,作者修正了**版中的错误,补充了海外汉学新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制作了索引,更加方便读者查索资料,也使本书成为日本汉学研究体制完备系统的工具书。
內容簡介:
全面了解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汉学研究的宏观与微观情况,既有学术研究性,也有历史资料性的一部史学著作。《日本汉学史》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为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将前后两部再加区分,划为4个时期分别进行阐述。在各个时期的阐述中,包括世界状况、中日之间状况、日本国内的状况;世界、日本的中国学状况;历史学、思想史(包括宗教)、文学、语言学以及其他领域的状况;各个领域中的论著目录及其概况、有代表性的研究者的研究状况。每个时代都加以归纳总结整理。该书以如此坚实的体裁为基础,或详尽具体,或简洁总括地进行了叙述;书中所被列举的研究者达565名之多。由此,使该书的全面性得到了保证。
關於作者:
李庆,日本国立金泽大学“名誉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师从章培恒等先生;后留校,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任古典文献研究室主任、所长助理。参与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写作。1988年后任日本金泽大学教授,同时为复旦大学古籍所兼职教授、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日本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
目錄
李庆,日本国立金泽大学“名誉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师从章培恒等先生;后留校,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任古典文献研究室主任、所长助理。参与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写作。1988年后任日本金泽大学教授,同时为复旦大学古籍所兼职教授、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日本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
內容試閱
第二节 内藤湖南
和狩野直喜一样,内藤湖南也是日本近代汉学的代表性学者。
内藤湖南(1866—1934年)
1866年7月18日,出生在秋田县鹿角市的毛马内町。父名调一。1870年,5岁,母容子死去。1874年,入尾去泽小学。1883年3月,进入秋田师范学院中等师范科学习。次年,编入高等师范科。1885年7月,毕业于秋田师范学院,为北秋田郡缀子小学校的首席训导(代理校长)。这是早期的求学、进入社会的时期。
1887年,自愿退职,前往东京,成为大内青峦主持的佛教杂志《明教新志》的记者。1888年1—9月,为《万朝一览》杂志的编辑。1889年为《大同新报》的编辑。以上,俱为大内青峦主持的报刊杂志。
1890年9月,由志贺重昂推荐,为冈崎《三河新闻》的主笔。12月退职,回东京,加入三宅雪岭政经社发行的《日本人》杂志,为三宅雪岭的口述作笔记。1891年,《日本人》杂志改名《亚细亚》,为三宅雪岭、志贺重昂、杉浦重刚等的代笔,撰写论说。
1893年,应高桥健三(原官报局长,当时为大阪朝日新闻社的客席论说执笔者)的邀请,为其秘书。
1894年7月,为大阪朝日新闻社记者。
1896年8月,与田口郁子结婚。(共有五男四女。)9月,高桥健三成为松、隈内阁的书记官长。12月,内藤从大阪朝日新闻社退职,在高桥手下担任政纲的起草工作。
1897年1月,出版《近世文学史论》(东华堂,柴田资郎主办)。4月往台湾,为《台湾日报》主笔。6月,出版《诸葛武侯》(东华堂)、《泪珠垂珠》(同上)。1898年,结束《台湾日报》的工作,回东京,在《万朝报》为论说执笔者。
1899年3月12日,遭火灾。9—12月,前往中国游历长江一带。
1900年4月,《万朝报》退社。6月,出版《燕山楚水》(博文馆)。8月,再入大阪社为论说执笔者。
1902年10月,受朝日新闻社的派遣,游历朝鲜、中国(东北、华北、江、浙),发现蒙满文的大藏经。
1903年1月归国。在《朝日新闻》上提倡主战论。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
1905年7月,受外务省委托,前往中国东北地区调查,同行真大里武八郎。11月,应小村寿太郎(驻华大使)的邀请,前往北京。1906年,回国,受外务省委托,调查所谓“间岛问题”。为此,7月,从《朝日新闻》社退社。11月,回国。以上是作为新闻记者活跃在社会上的时期。
1907年,应狩野亨吉之邀,为京都帝国大学讲师。担任东洋史讲座。从此,主要作为一个学者,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
1908年3月,父亡故。6月《满洲写真帐》刊行。8—11月,在朝鲜、中国(东北地区)调查。
1909年,为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开始从事敦煌学研究。
1910年9—10月,和狩野亨吉(直喜)、小川琢治、富冈谦藏等一起,前往北京,调查文书和清大内藏书。10月,为文学博士。
1911年12月,为古社寺保存会委员。
1912年3月,《清朝衰亡论》刊行。3—5月,前往中国沈阳,收集史料。得富冈谦藏、羽田亨的协助,拍摄《满文老档》、《五体清文鉴》,抄写《四库全书》中的珍本。在《艺文》(3、4)上,发表《清朝姓氏考》,为清代研究的重要之作。
1913年,夏秋之际游朝鲜,见古坟等古迹。1914年3月,《支那论》刊行。1916年7月,《清朝书画谱》刊行。1917年10—12月,在中国,和稻叶君山、高桥本吉等游历山东、长江流域、北京。1918年10月,在中国东北地区。可见,这期间他多次往复于中国和日本。
1923年3月,患胆结石住院做手术。夏天,在有马温泉休养,校订《支那上古史》、《支那史学史》。12月,刊行《宝左庵文》。
1924年7月,前往欧洲。9月,《日本文化史研究》、《新支那论》刊行。1925年2月,自欧洲回国。9月,为朝鲜史编修会顾问。
1926年1月,为帝国学士院会员。8月,退休。9月,《航欧集》刊行。1927年7月,为京都帝国大学名誉教授,在京都相乐郡瓶原的恭仁山庄隐居。
1928年春,《玉石杂陈》、《研几小录》刊行。1929年,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设立,为评议员。8月,《读史丛录》刊行。1930年10月,《增订日本文化史研究》刊行。
1931年1月,为天皇“进讲”杜佑《通典》。
1933年10月,为伪日满文化协会的设立,前往中国东北。
1934年6月26日,因胃癌死于恭仁山庄。
著作有:
《内藤湖南全集》14卷(筑摩书房,1976年)。
交游:
小川琢治、田中庆太郎、长尾雨山等。和中国学者的交游,可参见第2章第2节。
师承:
三宅雪岭对他有相当的影响。
弟子和后学:
内藤湖南主持京都大学史学教席多年,培养了为数众多的弟子门生。现据所见,列之于下:
稻叶君山,著《清朝全史》,很快被翻译成中文。梁启超将其列入学者必读的书目,称“日本人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尚可读”。(《国故学讨论集》第2册载梁任公、胡适之审定《研究国学书目》)鸳渊一(女婿),清史研究专家。
神田喜一郎,除了在清史领域以外,在敦煌学、中国绘画史和诗文等领域也有很大的成就,是下一阶段日本汉学的重镇。
梅原末治,在考古领域中很有建树。为滨田耕作的弟子,也师事内藤。(11卷,7页,又见《明治以来史学的发达》538页)矢野仁一,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1924年(大正十四年)出版了《近代支那史》,在第一章中,着重讨论了“近代”的概念,颇受时论所重。
武内义雄,在中国哲学史和文献学领域中活跃的重要人物。他在《支那学》第7卷第3号附录的《内藤湖南先生追悼录》中,曾具体谈到他从同窗西田那里借得东洋史笔记,进而听内藤湖南讲课的情况。
小岛佑马,东洋史和中国思想史领域的重要人物。
那波利贞,史学家。(见《内藤湖南全集》5卷首照片说明。)
桥本循,文学研究专家。(同上。)
三田村泰助,清史研究专家。
青木正儿,研究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化。
吉川幸次郎,研究中国文学史。
宫崎市定,研究东洋史。(以上诸人生平等,见本书第二、三部。)
可以说,在下一个历史阶段中大显身手的那些汉学研究者们,只要是京都大学出身,几乎没有不受到内藤湖南影响的。在近代日本汉学界,乃至世界汉学界闻名遐迩的“京都学派”,和内藤湖南密切相关。
内藤湖南的学术活动,一直延续到1934年,但是他的主要政治活动则是在1920年以前,所以,我们把他归到这一阶段来讨论。
下面先来看看内藤湖南的主要学术见解。
(一)《支那论》及有关论述
20世纪初期,日本国内围绕着对中国的政策,发生过很大的争论。有的人认为,应当加速占领中国,因为,中国当时已经处于危险状态,如果日本不占领,就会被其他国家占有。军队中持此论者尤多。也有的人认为,如果占领中国,可能导致本国经济的破产,导致本国的灭亡,所以,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还有的人认为,应该支持中国的改革。但是,又担心万一中国真的实行了改革,必然就会富国强兵,从而会造成对日本的威胁。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内藤湖南全集》5卷24—25页)针对这样的情况,根据自己多次前往中国实际调查和生活的体验,再加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内藤湖南在1914年和1924年,先后发表了著名的《支那论》和《新支那论》,此外,还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时论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中国观。这是他对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对主要内容略加介绍。
内藤湖南分析了当时中国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这包括国家的政治体制,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地方的自治以及国内的财政等等问题。
国家的政治体制,究竟是采用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他认为,在辛亥革命以后,虽然中国国内倾向独裁政治的势力甚嚣尘上,但是,“人民的力量也有渐渐增长的倾向。由于吸收了共和政治的思想,虽说在实际上,人民政治上的知识准备,共和政治的组织都还不充分,然而,比起恢复原来的贵族政治,朝着新的政治发展更合乎自然的趋势”。
因而他认为,“从大势上可以判断,结局,是共和政治的定着”。(《内藤湖南全集》5卷328—329页)
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地方的自治问题。这个问题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国内有很多议论,比如,废除过去的总督、按察使、布政使,重新划分行政区,实行地方自治,等等。内藤湖南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应当从历史考察出发,进行切实的研究。在中国历史上,在当时的各种议论中,并不缺乏各种政治制度的理想设计,但都未能很好地实行,究其原因,在于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官僚体制的腐败和政治上的惰性力。因此,“今日所谓变革行政区划的议论等,理论上或许是好的,但真的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即使实行了的地方,只要支那民政根本上的弊病不除,即人民不自觉地认识到自己是支那的国民,因而产生强烈的爱国心,无论进行多少零碎的改变,也决不可能期待会有什么成绩”。(《内藤湖南全集》5卷372页)
国内的财政问题。财政方面,中国自清朝末年以来,一直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当时中央政府主要收入有关税、盐税、铁道收入等。关税、盐税作为外债的担保,实际上是毫无所收。当时北洋政府的总理大臣熊希龄曾发表新的财政计划,想进行财政改革。但是,由于政治的动荡,由于袁世凯为了维护自己的中央集权统治,维持庞大的军费开资,而且,由于各地的宗法团体所支撑的地方势力的掣肘,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中国国内的物产非常丰富,官僚和绅士们一掷千金,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广大的农民则非常贫困。这就在经济方面造成了如下的两种情况:一是工业和商业的极其落后,一是始终保持对粮食谷物的严格控制,禁止粮食谷物的出口。
内藤湖南认为,要解决经济问题,不脱出以农业本位的经济,是不可能的。因而,“在今日,确立开放粮食谷物输出的方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内藤湖南全集》5卷389页)他的思路是:如果断然实行谷物开放,肯定会造成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毫无疑义,因此会造成一部分贫困农民一时的不幸。但是,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和官绅贵族生活之间的差距就会缩小,为此,丝绸棉布等制造品的需要量就会增加,这样,就会促进工业的发展,工业发展了,随着一般生活程度的提高,也就可以把贫困的人民解救出来。(《内藤湖南全集》5卷389页)应当说,这是很有见地的。
要解决经济问题,内藤湖南还认为,必需和政治的根本问题一起加以考虑,他说:“在今日,指望中央集权主义的政治,中央集权主义的财政成功,希望渺茫,还是要通过地方分权大方法,较易成功。”(《内藤湖南全集》5卷391页)道德和国是问题。内藤湖南认为,一国之兴,无治国的国是(治国的基本国策)不行。(《内藤湖南全集》5卷403页)国是的确定,又和政治家的道德有关。任何国家的政治中,都会有机会主义(也就是只顾眼前的功名成就,而置国家根本于脑后的做法),因为那是很容易诱惑政治家功利心的地方。而当时的中国政治家,以袁世凯为首,多是一些不立国是,唯机会是从,只求眼前方便,采取得过且过政策的人物。所以,“即使实现了专制的统一,也就像建在砂上的楼阁,有即刻倒塌之虞”。
国民性和文化问题。当时,在谈论民族的国民性时,有一种论调,认为有四千年历史者,有两千年历史者,有八九百年历史者共同生活在现代社会时,对于现代的看法会有各种不同的差异,因而强调各个民族国民的特别性质,将那些性质视为本来的永久的东西,内藤湖南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判断方法”。(《内藤湖南全集》5卷526页)他说:“今日所谓的时代思潮,是不考虑民族年龄,在当时世界一般通行的思想,可以认为,它是对于任何国家都会有同样效果的。这就像流行病发生时,不管二十岁也罢,五十岁也罢,都会有感染那种流行病的可能。”(同上)他认为,和时代思潮不相应,则是错误的。他这样说,也并非要否定学习传统文化,对于那些毫无历史眼光的轻浮的论说,内藤湖南进行了批判。在《新支那论》中,他说:“近来支那的新人们,由于没有历史知识,既不知支那过去的弊害,又不知其优点,只是想不分好坏地从根本上破坏支那的文化,把西洋文化就那样地嫁接上去,认为这是最进步的意见。其结果是无法实行,或者实行了,也只不过是产生比过去的弊害更大的弊害而已。”(《内藤湖南全集》5卷542页)内藤湖南是一个日本学者,他对于中国的研究和批判,当然是站在日本的立场上来进行的。但直到今天,我们读了他的论著,仍可以感到不少有见地的意见,有可以供我们参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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