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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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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北这一地理概念包括毕节市全境和六盘水市大部分区域。毕节市是中国四大彝族聚居地之一，六盘水市在贵州彝族聚居地中仅次于毕节市。黔西北彝族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据清道光二十九年所印《大定府志》载，彝族阿哲家族君长妥阿哲从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受封罗甸王建罗甸国始治贵州西部，直至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水西宣慰使时期实行“改土归流”，以家族世袭制统治该区域长达1474年之久，这是世界政权史上十分罕见的特殊个案。由此，水西地区流传“没有千年皇帝，却有千年土司”之说。在这片土地上，厚重的彝族历史文化积淀，令其他彝区难以比肩。仅就黔西北彝文古籍来说，据不完全统计，国家有关机构、单位的收藏已近万册，散藏民间的文本则多。单位收藏中仅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就有4000多册，毕节市、六盘水市的档案馆，六盘水市民族古籍办，大方、威宁、赫章、纳雍、盘县、六枝等县区的民族工作部门，都有一定数量的收藏。笔者服务过的毕节学院（现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在兴建彝族文化博物馆（一期）期间，收藏近百部彝文古籍原件和200多部复制件，其中有被称作“牛皮档案”的珍贵古籍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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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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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整理研究述要
清代韪书的繁荣及其贡献
略论彝文古籍翻译中的今译问题
黔西北彝文古籍及其文献价值
清代彝文石刻的繁荣及原因探析
谈谈贵州彝文古籍的保护与利用
毕节地区彝文古籍分布收藏与分类
彝族古籍中的翻译文献《赛特阿育》
中国文明西南源头启示录——彝文古籍《物始纪略》评析
贵州地区彝族英雄史诗《支嘎阿鲁王》研究
黔西北彝族《指路经》与苗族《指路》的比较研究
新发现《卷洞桥彝汉文功德碑》初考
《爨文丛刻》经书选择依据的标准研究
略论《欧补娶妻》的伦理道德观
《作祭献药供牲经》的彝族原始宗教观
彝文《劝善经》的民俗学价值
彝文典籍《阿诺楚》母题探析
“支嘎阿鲁”史诗数字叙事探析
从威宁“彝文印章”谈夜郎国族属问题
宋代阿者、罗殿、毗那三个彝族藩国的谱系与分布
黔西北乌蒙山区向天坟与彝族传统文化
彝族古代建筑九重宫殿浅析
彝文古籍中记载的夜郎国
黔西北彝族毕摩经典中的文化图像
彝文古籍翻译世家罗氏三代人对彝语文事的贡献评介
彝族文化在黔西北旅游资源开发中的地位
黔西北彝苗地区宗教变迁与族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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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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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研究》：
明代至清代时期，是彝族传统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彝族由于居住地域相对分散，在历史上虽然建立过一些方国（如南诏国、罗殿国、罗施国、自杞国、滇国等），也曾经有长达千年以上的地方政权统治一方（如从蜀汉即已经受封的水西安氏方国的统治，从蜀汉建兴三年始，直到清朝康熙四年灭亡，统治时限长达1400余年），但是没有完全统一的国家的形成。中央王朝对彝族地区从元代由封地方方国首领为王的郡国并行制度，逐渐转向实行以地方民族首领为地方州府长官的郡县土司并行制度，甚至在多数地方就已经开始实行“改土归流”或“废土设流”等政策，力图革除土司制度的痼疾，推行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但是由于各地土司的激烈反对，真正的“改土归流”或“废土设流”在清朝雍正年间强制推行的基础上才得以完成。雍正时期在滇东北的昭通一带和黔西北的古乌撒地区强行推行了“改土归流”这一政策，死亡的人口相当多，给社会生产力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特别是云贵总督鄂尔泰在永善等地实行的大规模屠杀，不论彝人、汉人一概诛灭的屠戮政策，在历史上刻下了血淋淋的印记。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上说，“改土归流”能够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但是激烈的军事手段对社会发展和民族文化的破坏也是同时并见的，人口的锐减，汉族移民的增多，地方族群结构的改变，民族风俗习惯的强制改变，汉文化的输入等，都是不可逆转的。①清代道光年间修纂的《大定府志》记载，“改土归流”之前贵州省黔西北地区的人口是“夷多汉少”，而“改土归流”之后该地区的人口是“汉多夷少”；同时还记载了强制推行土葬方式以改变彝族传统的火葬方式。②土葬方式的强制推行，又带来了立碑刻石纪念墓主的汉文化形式。而墓碑的刻立，既有纯用汉字刻石立碑的，又有纯用彝文刻石立碑的，还有彝汉文同时并刻于墓碑之上的。这便同时带来了墓碑的流行，这就是清代的彝文墓碑特别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改土归流”在造成彝族统治者的削弱甚至消灭之后，彝族传统的统治模式“兹、摩、布”三位一体政权结构也随之消失了，再也没有了“君司令，臣断事，师（布）祭祀”的职能分工。作为垄断着彝族文字的使用权，又是彝族文化传承人的毕摩，在失去了统治者“君长”这一依靠之后，其地位就从统治阶级下降为平民，他所服务的统治阶级也没有了，只能转而为民间服务，逐渐强化了文化传承的功能。有关专家指出：“彝族社会在经历了改土归流这一刀光剑影、血与火的洗礼之后，各地土司政权、兹莫统治地位就日渐削弱以至消失。过去长期依附于土司、兹莫统治的毕摩，政治经济地位相应显著下降，纷纷退居乡里，参加农事活动。……有的则在农闲时候，开办乡学，教授彝文，或专心致力于撰写、辑录、译著各类彝文典籍，对于普及彝文和编著、整理、保存传播彝文文献，起到极大的作用，所以现在能够见到的大量彝文典籍和彝文文物，多系明清时期流传下来的。”①这些情况，刺激着彝族上层人士，他们开始意识到政权的失去已经不可逆转，失去的天堂不会再来，然而更为危险的是民族特征的丧失，民族文化消灭的危险性在逐渐加剧。因此，对于能够最大限度地传承民族文化的彝族文字的认识也加深了。外部形势的变化，使这些上层人物看到了民族文化在强大的外来文化面前的脆弱，于是就促成了他们开始学习和使用彝文来传承自己的文化。大量地使用石刻，正当其值地成为除了纸质文献之外的很好的一种载体选择。同时，明、清以来佛教传人彝族地区，促成了一些信众的积善行德等公益行动，并且用彝文石刻把这些功德记录下来。从外界传输进来的商品经济思想的萌芽，土地买卖的出现，所有权意识的增强，经济意识的提高，使所有权人不但写下纸质的彝文田契为凭，②而且还刻立彝文田契、地契岩刻和山界碑等以示之盟约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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