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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收入的是记者们对作者的访谈、报道,以及学界对作者研究的相关论文等,由此可从生动活泼的口语或他人的视角等来了解作者及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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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汤一介先生(19272014),湖北省黄梅县人,生于天津。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思想家、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从1956年起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三智文化书院、什刹海书院等学术研究机构。代表著作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佛教与中国文化》等。大部分著作与论文已结集为十卷本《汤一介集》出版。主编有《汤用彤全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九卷本《中国儒学史》(与李中华共同主编)、十一卷本《中华佛教史》(与季羡林共同主编)等著作。以古稀之年主持大型文化工程《儒藏》(精华编)的编纂,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中国现代学术的崛起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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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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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醒远见的中国哲人
全球意识观照下的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可作为两岸对话基础
走向世界走向现代
汤一介先生访谈录
哲学:走向实践
访著名哲学家汤一介
文化历程的反思与展望
汤一介:给百年思想方程一个新解
复兴文化书院独缺大师之魂
汤一介:谈中国文化书院
汤一介:传统是根
当年常陪冯友兰先生挨斗
汤一介:在传统与现代化间踏出哲学道路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访著名学者、《儒藏》编纂与研究首席专家汤一介
汤一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正处于伟大复兴前夜的中华民族需要反本开新
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访谈录
哲学家汤一介(一)
用宽容、明智、理性的学术视角研究宗教
访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汤一介先生
汤一介:给中华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
汤一介: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汤一介的哲学之路
汤一介:自由的思想最重要
汤一介:师者谆谆儒骨仁心
汤一介先生谈治学门径
汤一介:正道沧桑
汤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
汤一介:世事苍茫成云烟六经责我开生面
和而不同,中国和平崛起拥抱世界
专访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文化艺术顾问汤一介教授
汤一介:自由是一种创造力
汤一介:未名湖畔的哲学名宿
不断提出问题推动思想进步
访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
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访谈录
汤一介:否定普世价值无法建设现代社会
不要把儒家意识形态化
专访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中华孔子学会会长汤一介
汤一介专访:思骋寰宇界岁砺金玉心
※※※
文化多元化趋势
访汤一介、乐黛云教授
汤一介、乐黛云获加荣誉博士学位
闲情寄趣
记汤一介、乐黛云夫妇
汤一介、乐黛云:爱情之树常青
著名学者汤一介、乐黛云
汤一介、乐黛云:学术上不能有指导思想
汤一介、乐黛云:同行在未名湖畔
汤一介、乐黛云:未名湖畔学界双璧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问题
汤一介、乐黛云讲演及访问
在平等交流中求同存异,在理解对话中追求创新
汤一介、乐黛云教授访谈录
※※※
重视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
读《郭象与魏晋玄学》
傅伟勋教授对《郭象与魏晋玄学》的评论
蒙特利尔世界哲学会纪行(节录)
迎汤一介教授来新亚书院讲学
汤一介先生与中国解释学的探索
《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哲学卷?汤一介条》
如切如磋,砥砺相生
编者前言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一介对新时期中国哲学的贡献
既开风气也为师
中国哲学范畴研究启示录
以内在超越为中心的思考
汤一介先生与普遍和谐观念的重构
和亲、和谐及其他
贺汤一介先生八十华诞
哲学家汤一介(二)
大音希声
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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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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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本卷虽以《和记者谈心记者的访问记》为书名,但实际上是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记者对我的单独访问,这种访问大约有上百次,我只选了三十几次,为的是避免重复。第二部分是对我和乐黛云共同的访问,但实际上也是我们各人谈各人的,并没有在思想上进行交锋。第三部分是我的一些同行、学生或者记者写对我的认识和我的思想的了解。我想也许可以帮助读者从多方面对我的为学为人有所了解。
人无完人,学者的学术思想也没有可能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在学术思想上、在理论的论述上(特别是哲学学科),哲人应该谦虚,应该善于倾听不同的声音。我常常喜欢引用两段颇有启发性的名言警告自己,也介绍给我的同行和学生。一段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草稿片段中说的:在黑格尔以后,体系说不可能再有了。十分明显,世界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即有联系的整体。但是对这个系统的认识是以对整个自然界和历史的认识为前提的,而这一点是人们永远达不到的。因而,谁要想建立体系,谁就得用自己的虚构来填补无数空白,即是说,进行不合理的幻想,而成为观念论者。恩格斯:《世界是有联系的整体?对世界的认识》,见北京大学哲学系编:《恩格斯〈反杜林论〉参考资料》附录,137页,1962。另一段是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说的: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决不会完全正确,但是自圆其说的哲学满可以全盘错误。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向来包含着显眼的自相矛盾,但是正为了这个缘故才部分正确。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马元德译,1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这两段话对我们研究哲学或其他文化学的人是非常有意义的。无论我写的论文,或我与记者的谈话,我从不认为它们都正确,但我努力做到说我想说的,我愿意说真话,特别是对年轻人,我不能说假话。因此,在和记者谈话中我往往是说得比较多而且坦诚,但我要求他们在发表时,先让我看看样稿,并往往会删去一些不宜见报的话。这样免得给我和记者(甚至该报刊)带来什么麻烦,但发表出来的可以说都是我想说的。我有自知之明,由于我的知识结构的缺陷和不甚开阔的眼界,我讲的话定会有错,但只要我认识到,我是愿意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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