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国史·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 [美]罗威廉著；李仁渊张远译 - Meg Book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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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哈佛中国史·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書城自編碼： 2892413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史學理論
作者： [美]罗威廉著；李仁渊张远译
國際書號(ISBN)： 9787508665634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6-10-01

頁數/字數： 368页
書度/開本： 32开釘裝：精装

售價：HK$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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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50年来海外清史研究的扛鼎之作，突破费正清学派理论模式】美国首屈一指的清史大家罗威廉新作首次出版，海外清史研究扛鼎之作。罗威廉为当今美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汉学家，也是西方学界研究清史的*人，他在国内出版的《红雨》《汉口》等作品在读者心目中已成经典佳作。罗威廉教授以其毕生治清史的深厚功力为基础，综合了国际及中国清史学界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大力突破费正清学派的理论模式，不再强调中国朝代更迭、道统延续，代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外清史研究的新成就！
―――――――――
【全球史视野，跨学科跨领域的新清史】罗威廉教授是驰名国际的清史专家，他深刻把握了社会史研究、内亚转向和欧亚转向三大重要新取向，成功地融合了新清史、社会史、内亚史、东亚史以及比较世界历史的眼光，从而把清朝历史放入前后更长时段的中国史脉络以及更加广阔的全球史空间中，对清代历史各重要阶段的起源、发展及特性，做出了完整而深刻的诠释。
―――――――――
【颠覆负面清朝的传统观点，重新评价清朝的历史地位】本书抛弃了清朝无能保守及中国近代史起于西力入侵的传统观点，将清朝视为一个克服种种挑战、成就斐然而必须完整视之的重要断代，以深

內容簡介：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末卷。本书抛弃了清朝无能保守及中国近代史起于西力入侵的传统观点，将清朝视为一个克服种种挑战、成就斐然而必须完整视之的重要断代，以深入展现中国近代历史自身演变的特质。作者罗威廉教授是驰名国际的清史专家，他同时融合了新清史、社会史、内亚史、东亚史以及比较世界历史的眼光，对于清代历史各重要阶段的起源、发展及特性，做出了完整而深刻的诠释。本书堪称数十年来海外清史研究最重要的通俗佳作。
―――――――――――
哈佛中国史（全六卷）　
[加]卜正民（TimothyBrook）主编

01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　
[美]陆威仪（MarkEdward Lewis）著　王兴亮　译《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末卷。本书抛弃了清朝无能保守及中国近代史起于西力入侵的传统观点，将清朝视为一个克服种种挑战、成就斐然而必须完整视之的重要断代，以深入展现中国近代历史自身演变的特质。作者罗威廉教授是驰名国际的清史专家，他同时融合了新清史、社会史、内亚史、东亚史以及比较世界历史的眼光，对于清代历史各重要阶段的起源、发展及特性，做出了完整而深刻的诠释。本书堪称数十年来海外清史研究最重要的通俗佳作。
―――――――――――
哈佛中国史（全六卷）　
[加]卜正民（Timothy
Brook）主编

01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　
[美]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著　王兴亮　译
02　分裂的帝国：南北朝
[美]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著　李磊　译　周媛
校
03　世界性的帝国：唐朝
[美]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著　张晓东
冯世明译　方宇校　
04　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
[德] 迪特库恩（Dieter
Kuhn）著　李文锋
译　邵君安校
05　挣扎的帝国：元与明
[加]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　潘玮琳　译
06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美]罗威廉（William
T. Rowe）著　李仁渊
张远　译

關於作者：

罗威廉（William T. Rowe），1947年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他同时也是《晚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杂志主编、《近代中国》（Modern China）和《城市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东亚的社会经济和城市史。著有哈佛中国史丛书第6卷《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以及《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共同体（17961895）》等。
译者简介
李仁渊，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研究博士。现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研究员。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社会与文化史。著有《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等。
张远，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现为德明财经科技大学通识中心兼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清朝至近代的性别与通俗文化，着有《近代平津沪的城市京剧女演员1900-1937》《清中期北京梨园花谱中的性别特质想象》等。

推荐序葛兆光
中文版总序卜正民
导言
第1章
征服
组织征服
异族统治
王朝巩固
协调适应
第2章
治理
政治体制
行政创新与中央集权
钱财与人才
地方治理
清代国家的管理能力
清代对地方治理制度的讨论
第3章
盛清
帝国扩张
盛清文化
警
讯
第4章
社会
人口增长与转变
土地与劳工、贱民与奴隶
族
群
女与男
清代士绅
家庭与亲属
慈善活动
第5章
商业
经营革新与都市化
贸易的进行
朝贡贸易
在中国的外国人
广州体系
第6章
危机
长期变迁
循环衰落
内部叛乱
经济萧条
改革思想与经世之学复兴
改革方案及政策
西方的冲击
第7章
叛乱
盗
匪
秘密会社
白莲教乱（1796 1805）
太平天国（1850 1864）
第二次鸦片战争
历经太平天国幸存的大清帝国
第8章
中兴
四种同治中兴的观点
帝国的复兴
早期工业化
自强运动失败了吗？
对外关系的恶化
日本的挑战
第9章
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在世纪末中国的发展
中国对帝国主义的回应（1895 1900）
排外主义
个人政治
地方政治
第10章
革命
朝廷为中心的改革
对于1911 年革命的西方观点
学
生
职业革命家
改革派精英
帝国的终结
结语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內容試閱：

【中文版总序】

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北京参加一次会议时，幸运地发现清史研究专家朱维铮教授也出席了同一会议。在朱老师这一代人中，他可谓极富才学，或许性情也最火爆。对我而言，他还是一位慷慨的良师益友，在我需要之时往往不吝提出明智的建议。我想通过回忆自己与朱老师在北京月坛公园的一次谈话来为中国读者介绍这一套书。当时我俩正散着步，我突然向他袒露心声，说自己曾数度迷茫90年代初的我正处于迷茫之中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虽然能够像朱老师那样阅读第一手文献，但还是极度渴求拥有他那般理解中文文献的本能。到底怎样我才能像理解自己的母文化那般，更真切地理解中国呢？
朱老师做了这样一个比喻来回答我的问题：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朱老师或许对中国同事们的研究局限多有责备，但对那些愿意付出真正的努力来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则往往慷慨相助。他相信，我们的确能够带来些什么，而且我们拥有一种中国人无法依靠自身开辟出的观察视角，因为我们对中国的观察受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经验影响，而这些经验是中国人所没有的。听他说着，我不禁想起了明朝时的一句俗语：中国人用两只眼睛观察世界，欧洲人只用一只眼，其他地方的人则都是瞎子。我相信，朱老师是觉得他这一代的中国学者只睁开了一只眼，而外国历史学者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第二只眼睛。
作为一个二十来岁才开始研究中国的学者，我自然是站在房间外面来观察中国的。然而重要的是，我二十来岁的光阴正好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意味着我大致上与中国所谓的文革一代同辈。彼时正是西方史学经历大转折的时期，历史不再是伟人和强权间相互影响所取得的成就，而转变为普通人在其所处社会的约束与机遇中经历的生活。对于一个在此时拥抱中国明代社会和经济史的外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讽刺，因为彼时我最想求教的历史学者并非来自西方，而是一个中国人傅衣凌。傅衣凌对与我同辈的中国历史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展示给了我们具体的研究路径，让我们知道如何用明代史料写出各个阶层民众经历的历史，而不是统治家族支配的历史。70年代末，我有幸在北京见过傅老师一面，至今我仍后悔没能向他学习更多，像我从朱老师那里学到的一样。
当哈佛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一套中国帝国时期的历史时，我找到了与我同辈的三位历史学者，他们多多少少形塑了我在社会关系和物质文化方面的兴趣。我们并非用同一种语调或同一种国家视角（三人中一位是德国人，两位是美国人，我是加拿大人）来论述问题，但我们差不多是同一代人，踩在同一片知识的土地上。我并未做多少导引，主要是请他们引用自己和其他人近期研究的一些成果，这样他们的描述才能够与时俱进，跟上现在的知识脚步。我可不想我们只是在重复老套的故事。另外，我请他们仔细考虑在他们所写的那个时代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写作。我希望他们抱着生命经验之复杂的想法，而不是退回到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它该发生那一套统一的、早已建构出的历史叙述中。他们应该从自己所写时代的内部而非外部来呈现那些岁月，但同时，他们的写作也需要囊括该时期内中国所征服的地区，这就要求他们不仅从内部来观察，还要具备全局眼光，将影响该地区历史进程的非汉人形象更加具体。这套书仍保留的一个传统是按照朝代来划分中国历史。之所以这么做，部分是因为朝代变更往往意味着正式统治者的改变，由此人民的生活组织方式也改变了；更重要的是因为朝代的确提供了时间定位，方便人们明白自己在历史的何处徜徉。所以，读者会在这一套书中见证朝代兴衰，但也能更多地了解某个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像在故事书中那样只看到皇帝和大将军们的传奇故事。
我所写的元明卷与其他几卷有一个显著不同，这种不同是在整个系列的编纂后期才逐渐显露出来的，所以该特征在其他几卷中并没有出现。正如我提到的，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待历史，这么做最开始是为了满足我对自身的要求我认为我们应该好好利用环境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而这些成果正不断涌现。然而，我逐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元明四个世纪的历史中，对民众生活经历和政治时运产生影响的最重要因素正是气候变化。气候虽不能回答历史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我发现要回答元明时期的许多历史问题就不得不把两个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整个世界的寒冷和干燥程度考虑进来。元明卷并非完全在论述中国自中世纪暖期到小冰期的环境历史，但它的确是在将气候变化影响纳入考虑的框架内对历史进行阐释的。
现在，我邀请你们走进这个中国历史的房间，而四位学者正站在外头观察它。我希望你会同意，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些你会错过但值得留心的东西。我还希望我们发现的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能够激励中国读者用自身的内部观察视角来检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卜正民
2016年6月2日

导
言

大清帝国是曾立基于今日中国地区的政治实体中最庞大的一个。比起其在1644年取而代之的明帝国，清帝国的疆域是明代的两倍多，而人口则超过明代的三倍，至清末已达到5亿之多。在清帝国内不只有视自己为中国人的人群，亦有许多过去从未整合进中国王朝政体中的族群，包括西藏人、维吾尔人、某些蒙古部族、西南边境的缅甸人与傣人、台湾及其他新近被开发的边疆与内陆高地之原住民，乃至于占有清帝国皇位、后来被称为满洲人者。其广大领土或至少其中的一大部分、众多且不断增长的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紧张关系，都为其后续政体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承继。可以从许多角度来看待清帝国，其中之一便是将之视为2000年帝制中国史的最终一章。
能统治这个史无前例的广大帝国近300年之久，是由于清朝在其全盛时期发展出比之前任何朝代都更有效率也更有效力的行政管理与沟通体系。而能同时养活史无前例的众多人口，则是因为其生产力水平不仅远迈前代，其经济管理的体制可能也较之前世界任何地方都更有野心，也更有效。研究中国艺术与文学的学者，或许可以合理地主张清代的美学作品不能与唐代的诗歌、宋代的绘画或明代的瓷器相媲美，然而其活跃兼容的文化在这些领域都有卓越贡献，且更在小说、戏剧，甚至是印刷报刊等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上开疆拓土。虽说把中国历史上任何时间点视为与世隔绝都是错误的，然而清帝国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在性质上无疑比过去更为密切，同时也有更多冲突发生。此影响至今仍未解决。
与四五十年之前相较，史家对大清帝国有相当不同的理解。实际上，或许恰当地说，在20世纪50与60年代世界大部分地方实际上没有清史这种说法。当然，中国史家长久以来以代代相承的统治王朝来组织中国历史，根据儒家朝代循环的模式兴衰更迭，清代仅可当作是这其中的最后一个王朝。根据这个观点，1912年之后初兴的中华民国政府如同之前的新王朝一样，开始编修官方的前朝历史，终而在1927年出版由前清遗老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5年之后，无畏的学者萧一山出版了他自己的《清代通史》，尔后基本上成为这个科目的标准模板。
然而至少在西方，20世纪下半叶之前儒家朝代式的史学写作传统已不再风行。取而代之的是哈佛大学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将中国过去500 多年的历史，以1842 年区分为两段的观点。他是美国的中国现代史学之父，以惊人的旺盛精力撰写教科书、为其他大学培训师资，并且监制了一套具有开创性的现代东亚史学术丛书系列。依照他的观点，1842年之前的中国历史是传统中国的一部分，而现代中国则从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带来的西方冲击开始。从此清朝历史被分为两个部分，由两群不同的学者分别研究。虽然费正清从未明言（即使其他人这么说），1842年分水岭之前的帝制中国史本质上是停滞的，真正有发展性的变化则始于中国对西方的回应，但是其时代分期却有这样的暗示。受到哈佛学派的影响而产出的最佳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中，理所当然地只简略地涵盖清朝前200年，而绝大部分关注焦点仍是从1842 年到现在，也就是真正的、西化的现代时期。
费正清及其追随者抱持的这些明显具有欧洲中心观的时代分期，并未受到中国史家的挑战。在列宁主义认为西方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唯一主导力量的假定之下，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以鸦片战争为分界，将其学者组织划分为历史研究所与近代史研究所。而在台北，受到现代化理论的风潮所及，中央研究院也分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与近代史研究所两个机构，分别研究1842年之前与之后的时期。虽然战后日本的清史研究未有如前述划分的制度，但是也以类似的分工为基础。特别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东京大学学者，对他们来说，现代中国从鸦片战争方开始。
在20世纪70年代确实有一些少数派的声音，这些声音让当时如我这样初出茅庐的学者感到非常兴奋。然而就我所知，当时只有一项学术倡议迥然不同地主张将清代史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忽视了鸦片战争的分界。此为当时尚为研究生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于1965 年在耶鲁大学创办的期刊，这份实属学会通讯的刊物鲜明地以清史问题为名。而在中国，难能可贵的《清史研究》在约25 年后的1991 年方开始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
研究所出版。
回顾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清代史研究之演进主要以三个重要的修正性转向为标志，唯此情况并不限于美国。首先是转向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缓慢成长的社会史。这个转向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由法国历史学派及其标志性刊物《年鉴》所激发的欧美史研究。他们的重点不在政治、军事或外交事件，也非过去的伟大人物；强调的不仅是时局（conjuncture），而是相对的、在历史长时段（longue dure）中缓慢消长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结构（structure）。这个学派对中国史领域略为迟来的影响由两个因素促成。首先是美国的中国史学者逐渐吸收了二战后日本中国史学者庞大的社会经济史著作，接着是台湾与北京的大量清宫档案先后在70与80年代向外来研究者开放，令学者可以尝试进行年鉴学派所主张的那种长时段历史研究。
此社会史转向之结果有三。第一，史家开始批评冲击与回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模式对中国近代史起了重要作用的观点，转而将焦点集中在中国内部的各种变化，强调中国自身的历史有诸多可能性，而非停滞不前。这个新潮流由费正清大弟子之一的柯文（Paul Cohen）精简地以在中国发现历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这句话来表示。在这种对清史的修正论叙述中，西方对清帝国的影响日益被边缘化，这是必要的修正，但也许往后亦会引来对这种修正观点的再修正。最终，一旦我们更适切地以清朝的观点来理解清史时，历史学家或能在新清史中重新把西方带回来（bring the West back in）。
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的经济奇迹与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所促成的第二个社会史转向之结果，是逐渐抛弃了对清史的失败者叙述。探究如为什么19 世纪的中国没有资本主义或工业化（通常与明治时代的日本做相形见绌的比较）之类的研究问题，现已被视为是建立在受误导甚至是错误的前提之上。比较社会学家与美国的中国史专家开始主张至迟到18 世纪中叶，清帝国可能比大部分的西欧有更繁荣的经济与普遍较高的生活水平。
第三个，也是更显著的结果是关于时代分期。就在将清朝视为一连贯整体的观点开始胜过传统／现代的二元区分时，朝代鼎革亦被视为仅是中国历史结构演进中表面的涟漪。1975年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曾评论道：

社会史家逐渐开始认识到，从16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这段时间，乃是自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学者放眼中国最后400年的历史直至共和时期之间的历史演变，而非视清朝为过去历史的复制，或将1644年与1911年视为重要的起讫点。长江下游的都市化、以支付银钱取代徭役、某些类型的区域贸易发展、大众识字率的增长与士绅群体的扩大、地方管理活动的商业化等等，这些从晚明开始的现象开启行政上与政治上的变化，在整个清朝持续发展，而某种程度上在20 世纪初期结束。

然而该如何称呼这个超越明清分界的新时段？一个较薄弱、容易被接受且较流行的词是帝国晚期（late imperial）。这个词意味着不仅是清朝，整个或部分的明朝也同样属于一个单一连贯的历史时期。另一个比较有力而我也赞同的说法是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然而这个说法同样也有许多明显的包袱。举例来说，这种说法似乎暗示迈向成熟现代性之前有某些必要过渡的阶段，而此现代性也许是一种具有工业化与代议政府、与西方相当近似的现代性。然而这正是修正派史家亟欲挑战的观念。更广的来说，早期近代性（early modernity）是有意从欧洲史学研究中借用过来的概念，使用这种概念似乎会将一系列从西方经验启发的预设强加在中国之上，以至于模糊了中国历史自身的实际状况。此议题至今仍未有定论。
第二种对清史基础的概念重构化现在通常称之为内亚转向（the Inner Asian turn）。这是紧跟在社会史革命后的文化史革命之发展结果。重视再现（representations）甚于既有事实，文化史主张对性别或种族等基本范畴去本质化，视其为文化协商或历史偶然的结果，而非与生俱来的。对性别角色变迁的关注，是过去数
十年间中国史研究中最有成果也最令人兴奋的发展之一，然而是种族或族群认同的相关研究与我们将清朝视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概念重构有更直接的关联。
在修正派提出的核心主张中，满洲认同是满洲人在征服中国后的历史建构。清朝接管中国是审慎营造征服组织（conquest organization）的成果，其中种族或族群认同很重要，但又可替代更换。这个以满人为中心的新王朝与之前大部分的王朝（特别是与明朝）有根本上的不同。清朝有意识地将自己视为一个普世帝国、多民族的政体，而前明的属地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显然是最核心且经济上最有生产力的一部分。为了将大清帝国与之前中国历朝的循环模式分离开来，有些学者坚持清朝自立年号的1636 年方是清朝的建立年代，
而非征服明朝的1644年。
清朝的统治者并非要全然汉化其领地，仅是扮演着儒家的天子角色，一如其他同时用来统治其多元族群属民的各种角色。其不同属民各自的族群认同亦未被汉化所消灭，清廷反而谨慎地经营这些认同（虽然通常是在其汉人大臣背后）。今日通常归入少数族群政治标
签的非汉族成员，因而被赋予一种新的积极主体性与自主动力。在此观点下，这些少数群体和个人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上，与其满汉邻居及统治者共同协调他们自我的认同。
这样的新清史逐渐取得优势，推动了一股研究清帝国边疆扩张的潮流（这些扩张通常为汉人文臣所反对，认为将因此忽略中国本土的内政需要）。重点从视中国为19世纪末西方或日本帝国主义下被动的受害者，转变成中国本身为帝国主义行动的积极参与者，在18世纪之时最为显著，然而即使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亦是如此。同时，如同稍早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运动欲寻求克服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新的清史研究则直接与中国中心主义对抗。受到南亚历史学家对民族主义的后殖民批判所影响，此时清史研究指出如中国帝制时期历史是现代汉民族国家兴起的漫长序幕，或是更普遍的，像民族国家是历史发展必然终点等观点中的缺陷。汉族民族主义的史学研究被批评是将一套由西欧偶然经验得来的进步模式强加在另一套相当不同的文化之上，若非这些20 世纪民族主义精英自我本位的行动，也许会有一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
第三个重大转向也许可称之为欧亚转向（Eurasian turn），其主要是从第二个转向发展出来，但同时也受了世界史与生态史这两个由来已久的次领域影响。这两个领域过去只是偶尔注意到中国这个次大陆的发展，其首次与清史的重要相遇，是在中国史学者对所谓17 世纪普遍性危机与此危机如何加速明清朝代更迭的研究上。在论及此危机如何影响帝国晚期的中国时，有些学者强调跨国的经济因素，特别是国际白银流动的剧烈波动，但同时亦有学者认为应归因于有小冰河时期之称的气候转变。
然而，从近代早期帝国的比较研究最终引导出一个欧亚大陆整体的新视野。过去欧洲挑战、亚洲响应的二分法历史被取代，新的历史强调欧亚大陆整体的不同部分沿着可相比较的发展轨迹而又各自不同的历史进程。清帝国不再是孤立的特例，开始被认为与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罗曼诺夫王朝，甚至拿破仑帝国等陆权帝国有诸多相似之处，如在新沟通科技之下的中央化行政管理、精心建构的多元民族体制与具侵略性的陆地殖民等等。欧亚大陆的新势力即以这些条件从不同的方向围攻、排挤那些较古老的（且通常是游牧民族）文化。
此欧亚大陆修正观点同时也与断代问题有重要关联。如果说内亚转向对好不容易才取得胜利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清史抛出问题，欧亚转向隐然挑战将明代与清代包含在一起的中华帝国晚期与从晚明开始的中国近代早期等修正派的概念。罗友枝（Evelyn
Rawski）在一篇发表于2004 年、也许可视为欧亚转向之宣言的文章中，修正她在1996 年认为清朝与其之前中国朝代在性质上不同的说法，更断然地主张如此史无前例的中央集权帝国相当大部分是满洲统治下的独特运作，不可能在汉族统治者下的明朝出现。换句话说，中国的早期近代性确然开始于改朝换代的1644年，而非之前。也许以朝代断代的古老儒家传统并非全然错误。
因此，本书所讨论的大清帝国是个在不停移动的目标。大清帝国在中国历史脉络或广阔的欧亚大陆有何无与伦比的独特之处，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因而，从我们自己的历史时代研究这个时段、这个地方会有很大的收获。

　第一章征　服

1688年，正蓝旗官员佟国纲上书康熙皇帝，希望将他正式登记的族属从汉军转为满洲。他的伯祖父佟卜年于1580年左右在辽东出生，而后迁徙到位于华中的武昌。他以武昌为籍通过1616年的会试，先是担任明朝底下的县官，之后受召前往东北防守满洲。在一场惨烈的败仗之后，佟卜年被控叛国，且于1625年死在狱中，但他始终坚称自己忠于明朝。他的儿子佟国器在武昌长大，并在武昌编了一本族谱，证明自家至少从十代以来都是明代忠勇的军士，以此为父亲的忠诚辩护。不过佟国器于1645年在清军征服长江地区时被俘，他与他的家族都被编入正蓝旗汉军。
然而原来那些被佟国器诚实地收入族谱、佟家在辽东的后裔，在清军的征服事业中也表现一如保卫明朝的佟卜年那样英勇。实际上，辽东佟家的其中一位，后来成为康熙皇帝的外祖父，而使得佟国纲自己亦可算是康熙的叔伯辈。因此，康熙皇帝同意佟国纲的请求，将他重新纳入满洲，然而皇帝也指出，如果将他的远亲也一起改籍可能造成管理上的不便。从此之后，佟国纲和他的部分亲属成为满人，而其他佟姓族人则仍保持汉人身分。在这样的时空下，族群认同远非由基因所决定，而是模糊且具有弹性、可以经由协商改变的。
像这样的故事对重新从历史理解这个在1644年入主中国的统治者来说非常重要。不久以前，一般对满族的认识一方面来自种族终究是种族的本质性预设，认为每个种族（如同满族）都是由生物或基因因素所决定，一旦决定便永远如此。另一方面，这样的本质性观点也同时建立在一种目的论式的汉族民族主义史学之上，认为在20世纪出现的汉族民族国家是中国两千年王朝历史的必然结果。在这个逻辑之下，包括异族统治在内的所有国祚较久的朝代都大体相似。如满洲或蒙古等外族或可征服汉人的地盘，但如果要让政权保持下去，就得要以中国的方式统治，而最终将他们自己变为中国人。
在这种对清朝统治的设想之下，满洲作为一个种族或族群在征服明朝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虽然他们在各方面都是野蛮人，在文化上较汉族低等。但在他们入主中原之后，经过一些内部辩论，满人选择以儒家的天子概念来统治中国。这样的决定不可避免的导向文化同化（assimilation）甚而在生物层面上也令满族消失。一些如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的满族统治者警觉到，他们族人与其他人群的区别性逐渐消失，主张维持满洲之道（the Manchu way）以为后盾，然而这些尝试注定要失败。所以当中华民国在1911年推翻满清时，真正的满人已所剩无几，大部分已融入中国人口当中。这样的叙述同时也有一种暗示，即日本帝国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末于东北建立一个满洲民族国家的企图基本上是一种阴谋，因为以中国的观点，所谓满洲人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存在了。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清史学家开始以几乎完全相反的观点改写这段叙述。受到文化研究的影响，学者不再相信像种族这类生物性范畴的本质化概念，而视种族分类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以及社会政治协商过程下的产物。因此，根据这样的新观点，在17世纪时实际上没有满洲这个种族，只有接邻在明帝国东北边疆的众多人群，各自具有相当不同的祖先谱系与文化传统，其中不少人全部或部分的祖先是汉族。这个承继明代皇位的群体不是种族上的满族，而是一个以胜战为目的、有意创造出来的人群组织。这个征服组织的领导者认为，分派不同族群认同给他的成员，如蒙古、汉军乃至于满洲等是有用的，而这样的族裔分派与其说是依循既定的生物事实，还不如说是图政治之便。如同上述佟家案例，如果情况需要的话，这些初始的分派可轻易地撤销或改变。
较早的观点认为，刚开始可被区分出来的满人随着时间逐渐被同化或消失，而新的清史叙述则认为满人在整个清朝都实际存在。乾隆皇帝与其他人的努力与其说在守护一个濒临灭绝的民族文化，还不如是说在创造一个具有起源神话、民族语言与文学、明确文化特征的民族文化，而这个计划出乎意外地成功。讽刺的是，若满洲在1644年之前实际并不存在，他们在1911年确实存在了。以这样的观点，满洲国的故事的确如同贝托鲁奇（Bertolucci）的伟大电影《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中所呈现的那样。电影中逊位之后的溥仪从上海的颓废生活中被唤醒，回应这些他诚心认为的满洲人民的召唤，领导满洲人在东北的民族国家。日本人的满洲国计划欺瞒之处，并非是纯正的满洲人是否真的存在（此时这样的群体的确存在），而是谎称满洲人会有真正的民族自决。
这样的新叙述本身可能言过其实。第二代的满洲中心研究主张从清朝肇始，至少在当代人眼中，即存在着族群或种族区别的现实。例如一项对清代满营的研究显示，满营中的居民与周遭汉族人群始终具有显著的族群紧张关系。然而无论是那种形式，现在多数史学家喜欢新的叙述胜于旧的，而新叙述的假设即为我们故事的基础。

组织征服

无论清朝征服者是种族特征鲜明的边疆民族，或者是被特意建构而成的征服组织，他们的成就实属卓越。像这样的杂牌军怎么可能战胜明朝强大战备、按理说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战斗武力？
清朝在后来被称为满洲的地方（也就是现代中国的东北）崛起，成为一股新兴的政治与军事势力，是在爱新觉罗连续三名部族领袖的努力之下所达成的。爱新的意思为金，写成中文即为金，也就是由女真人建立、从1115至1260年统治华北的朝代名称，而爱新觉罗氏声称为其后裔。这三名部族领袖是努尔哈赤（1626年卒）、皇太极（1643年卒）与多尔衮（1650年卒）。他们三人为征服明朝所作的准备包括与其他部落结盟、中央化统治与汉化，即采用汉人的组织技术与文化特点（尽管在程度上或多或少有所争议）。
在明朝大部分的时间里，满族人并不存在。东北中国的人群非常多元，虽然他们之中有些在语言上，以及无疑地在基因上有相似之处，但在如此广大、生态如此多样的区域内，没有一种总括的认同可以结合其中的人群。不像过去的女真或他们西边的蒙古，爱新觉罗氏与他们的邻居们并非游牧民族。从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早期，他们的发源地、辽河流域一带已经发展为农业与狩猎混合的经济模式，并且有相当数量的跨文化贸易，特别是针对毛皮与获利甚高的人参。在努尔哈赤领导之下，随着明朝本地产人参的耗竭而对于进口人参需求急遽增加，爱新觉罗氏逐渐垄断出口人参到明朝的特许经营权。虽然如同明朝所有的贸易对象一样，爱新觉罗氏也以货品向中国交换丝织品与其他精制的中国产品，然而人参让贸易均势大大地倾斜到有利于努尔哈赤这一边。在17世纪早期，从欧洲与新世界流进明朝的白银中，有25%流向了爱新觉罗氏。这些因贸易而取得的利益被用来购置武器（包括火器）和聘任熟练的军官，大大地资助了清朝的征服事业。
明代对东北边疆的统治权主要落在世袭的部族领袖手上。如同之前大部分的帝国政权，明朝对这些游移不定且通常是军事化的人群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赐给每个部族领袖封号，且时而试图激起他们之间的对立。努尔哈赤是这些与朝廷有封赐关系的领袖之一。在17世纪最初几年，在明朝的鼓动之下，他向一个杀害其父亲的部族展开复仇计划。为此努尔哈赤透过军事同盟、胁迫与征服的方式与其他部族展开一系列的结盟。其结果乃是创造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联盟。
类似的事件之前在明朝年间已经发生好几次，并不让人惊恐。如果一个联盟要成为当朝政权的严重威胁，需要某种固定的建制。这即是努尔哈赤尝试去做的。第一步是为其成长中的族群创造出书写语言，为此他在1599年任命了一组地方学者，采用蒙古字母来书写他们的女真语言，从此诞生后来被称为满洲语的语言。更重要的一步，是他在1615年之前创立了旗这个制度。一开始有四旗，后来发展成八旗，如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等等。每个旗代表一个战斗单位，同时也代表一个居住与军事生产的单位，不仅包括战斗的军士，也涵盖他们的家属。当这个制度逐渐成型，每个旗底下被分为满洲、蒙古、汉军等民族群体，然而民族认同的分派并交付予族群群体是权宜之下的结果，且不断在调整。如同中古时期中东的马穆鲁克（Mamluk）军队，所有八旗的成员在法令上均为奴隶。由于八旗成员内部的关系代代相承，受军事作战机构所统治，而此军事机构又同时是行政管理且拥有财产权的机构，因此在这点上类似封建制度。然而其财产系统是以奴隶而非土地为基础，这一点上则又不是那么封建。在1616年，努尔哈赤将他的政权改名为后金
旗人军队是可畏的战士。骑兵穿着符合旗色的制服，以饰有红色流苏的金属头盔与藤牌护卫。每个人要负责饲养三匹马。士兵配有形式独特的刀剑，有时则是连枷，不过他们最擅长的还是使用弓箭，箭筒中有30或更多支箭。满洲弓短仅4英呎，但非常有力，需要长年的力量训练方能娴熟。在疾驰的马背上以左手同时握住弓与缰绳，以右手拉弓的独特方式射箭，是旗人独创的战技，因而在满文中有专门的动词niyamniyambi表示。步兵中也包含部分弓箭手，但较常见的是火枪手或火炮手。火枪专属八旗中的汉军使用。他们也向葡萄牙人学会如何铸造火炮，并培养出可以将之拖到战场的兵力，因而被称为乌真超哈（ujencooha，重军队）。
到后金的第二任领袖皇太极时，始将明朝模式的官僚结构加诸在原来部落或封建式的组织架构之上。皇太极不再是各个同等地位的封建亲王中的首领，而是国家结构中独一无二的皇帝天子，而各旗领袖则是此国家底下的官员。至少有两个理由让这个变动意义重大：一来提供了一个较优越的政治组织形式，适合用以征服广大的南方土地；再者明白地向明朝皇帝提出挑战，从此明朝皇帝不再将其东北视为是一群附庸臣属，而至少在当下是一个不同且地位平等的国家政体。
至于汉化的议题，我们之前的理解是满洲一如其他征服中国的蛮族，建立起中国式的治理方式与统治正当性，最终实际上变成文明的中国人。现在我们知道没有这么一面倒的事情发生。清朝的统治者以不同的面貌、同时以不同方法来统治其多元的属民（女真、蒙古、西藏、中国）。如果清朝的统治者对中国臣民而言是天子，对蒙古人而言便是大汗，对西藏人而言则是转轮王。清朝是多样化、多民族且被认为应该是普世的帝国，与中国历代前朝与众不同。
也就是说，这个中国东北的征服团队，从努尔哈赤自己开始，计划将他们的统治范围扩张到未来的中国臣民时，相当热衷且纯熟地采用中国的方式。他们积极地任用对明朝不满，或只是渴求权力的中国精英，作为他们新生政权中的文官武将。这些军事人才带来了明朝从耶稣会教士学来的欧式火炮与其他战争技术。他们亦兢兢业业地学习中文，提出翻译中文经典的计划，引进儒家模式的道德规范、政府部门与经世理念。他们模仿明朝逐渐建立了一个也有大学士、六部等官职的影子帝国政府。他们也开始经营其他明朝附庸国，特别是朝鲜的外交关系。
1629年11月皇太极决定第一次直接对明朝本土用兵。他突破长城，占领了中原的四个城市：滦州、迁安、遵化与永平。然而战场上的将领忽略皇太极善待居民的明确命令，屠杀了迁安与永平的平民百姓。这对致力赢得前线民心的皇太极来说是一场灾难，破坏其安抚人心的努力，他因而将获罪的属下付诸公开审判。译按1
1631年，皇太极围攻位于今日辽宁省沿岸、明军坚守的军事重镇与贸易重镇大凌河。此地堡垒严实，周围环绕着台堡，非常难以攻克。皇太极以两万名军队围攻这个堡垒，再以甫从葡萄牙人那里学会的大炮反复轰击。在数周的攻击、协商与地方指挥官的叛降反复之下，大凌河终于被皇太极的军队攻克新兴政权的重大胜利。1636年，皇太极以当时可想象出来的、最挑衅的方式向明朝抛下战帖：他将后金王朝改称为清朝。根据中国五行原则，明朝的朝代名属火，自然会胜过熔于火的金朝，而属水的大清将可熄灭明朝的火。
在17世纪40年代早期，大清建国伟业已准备就绪，然而事态却非如此顺利。清朝的属民同样为这个时代的灾荒所苦，而被迫要劫掠米粮。旗军对上忠诚的明朝将领、守卫中原门户山海关的吴三桂，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对这个习惯轻松获胜的政权来说，士气大幅地下降。而后在1643年9月皇太极过世，其幼子福临继承皇位，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摄政。就在来年，期待已久的征服契机自己出现。中国的叛军领袖李自成攻陷北京，自封大顺皇帝，除了即刻证明这个政权劫掠与残暴的天赋之外别无建树。惊慌的吴三桂抛下他在东北的职位欲回京驱逐李自成，李欲逃窜到西安，却在1645年夏天时经过华中，在其所剩不多的追随者劫掠粮食时，被村中的民兵所杀。清朝的军事与行政机构随着吴三桂进入北京，在此六岁的福临于1644年10月30日即位，改元为顺治，意为大顺的征服者。
异族统治

中国经历一段很长的周期性统治史，由那些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或不被认同是中国人的外族统治。当然没有人真的喜欢如此，但在意识形态上有许多方式来正当化这种状态。毕竟天子是宇宙万物的首要法理，上天与全人类之间的中介，而并非只是中国人，因此，在逻辑上上天可以选择其下的任何属民接受天命、统治天下。接受天命的标准并非血统，而是个人的德性，此德性恰由儒家文化的词语来定义。
一般认为中国长久以来有其源自本土的认知，认为人群间具有本质上的、甚至是生物上的差异，而此时清朝对中国的征服让这种本土自生的种族思想端上台面。没有人比湖南思想家、同时也是抗清领袖的王夫之（16191692）更强调这个。在讨论山禽、泽禽、蹼趾之区隔后，王夫之接着说：

华夏之于夷狄，骸窍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绝乎夷狄。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党，则人维裂矣。今夫玄驹之右君也，长其穴壤，而赤蚍、飞蚹之窥其门者，必部其族以噬杀之，终远其垤，无相干杂，则役众蠢者，必有以护之也。

不意外地王夫之的作品在清朝年间几乎都被查禁，然而到了19世纪末却重新风行起来，这一切起于征讨太平天国的英雄曾国藩（想必是忠于清朝）在1867年将王的著作重新出版。
实际上明末之际，清军出乎意料之外轻易地征服了大部分的华北，未有太多血战。在山东的一个县，由地方精英率领的民兵对当时贪婪无能的政权感到灰心，因而当李自成大顺王朝的官员抵达时随即将该地一手奉送，然而领略到大顺甚至比明朝更无能之后，便立刻赶走李自成的官员，再将该地送给清军。不过这初期的成功也许会造成错觉，因为在占领北京之后，清朝花了整整四十年才安稳地控制前明的全部领土，在此之前大部分的时间，新王朝的最后胜利仍未确临。
在初期成功的鼓舞之下，这个新政权甚至在大部分的华中尚未取得控制之前，便下令所有男性子民须薙发留辫。此东北传统的发型须将前额头发薙去，余发蓄成长辫。1645年初摄政王多尔衮向礼部发出谕令：

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此事无俟朕言，想天下臣民亦必自知也。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矱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辨，决不轻贷。

清廷也许低估了薙发令在汉族男性中激起的愤怒。他们不仅视传统发型为文化认同之代表（这点清朝很清楚），并视薙发为损坏受之父母的身体发肤，而有违于孝道。华中山区各地，已经接受清朝县官统治的地方精英对这个要求的响应是掀起叛乱。他们撤回山寨，又抵抗了五、六年，经常战到最后一刻。
在长江下游地区的结果更为惨烈。明朝将领史可法下令死守扬州城，在1645年5月清军攻下扬州城后，大半的人口已被杀害，其余幸存者亦被失控的降清汉人军队所强暴屠杀。尽管有这样不祥的先例，对于薙发令的直接反应，长江三角洲一带地方精英仍选择反抗这个新兴的征服者。为了报复，愤怒的清朝将领下令屠杀嘉定县城的20万人，而在江阴甚至有更多人惨遭虐杀。
这些残酷恶行的文化记忆，特别是扬州屠城，因有秘密流传的王秀楚《扬州十日记》，自此在清朝统治下萦绕不绝。其中一例针对屠城暴行的记事记载着，一群幸存者被驱赶经过遭焚毁的城市：

忽妇人中有呼予者，视之乃余友朱书兄之二妾也，予急止之。二妾皆散发露肉，足深入泥中没胫，一妾犹抱一女，卒鞭而掷之泥中，旋即驱走。一卒提刀前导，一卒横槊后逐，一卒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逃逸。数十人如驱犬羊，稍不前，即加捶挞，或即杀之；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

这些影像化的描述被移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西方传入的科学的（实际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差异，伴随如王夫之等先天论者重新被发现的著作，为反满与汉族民族主义搧风点火，对1911年推翻清朝贡献良多。
在这个阶段，大清王朝对要在多大程度上施行儒家统治仍悬而未决。由多尔衮、济尔哈朗（在1650年承继多尔衮的摄政地位）与鳌拜（16611669年康熙皇帝年幼时摄政）等人领导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在当时仍有很高的权威。文人的意见大抵不受重视，而汉人实际上被当成被征服的人群对待。但在康熙拘禁鳌拜（不久鳌拜即死于禁所）并取得个人领导权之后，清朝政策的基调自此往另一个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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