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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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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发展矛盾和崛起难度不容低估，对现实的经济问题、社会矛盾人们有深切的感受，对发展前景十分关切。本书从理论上对现实问题加以条分缕析，围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探讨了合乎逻辑和符合中国实际的大国崛起之路。书中有史有实，有助于增强人们对我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该书语言通俗、流畅，是一本普通读者了解中国现在与未来的简明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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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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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中国崛起过程中的政治经济问题，内容涉及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产业转型升级、政策选择、资源环境、开放战略等问题；围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寻求合乎逻辑和中国实际的大国崛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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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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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的经济学院教师。主要作者聂永有，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上海大学政府效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产业经济、资源与环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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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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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追赶与引领：大国崛起之路如何走？(1)
历史上大国是如何崛起的？(4)
中国是如何实现从追赶到引领？(11)
第二章供给与需求：哪一侧决定增长?(25)
供给决定增长？(30)
需求能决定经济增长吗？(36)
为什么短期中经济增长由三驾马车决定？(40)
为什么实施供给侧结构改革?(44)
供给侧结构改革是走“供给学派”的老路吗？(49)
第三章市场与政府：用什么配置资源？(53)
经济社会如何配置资源？(56)
大国崛起意味着政府更多地干预和控制经济吗？(59)
为什么要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63)
为什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68)
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73)
第四章创新与发展：什么是引领未来的第一驱动力？(77)
创新是什么？(81)
大国崛起，有着怎样的创新足迹？(84)
大国创新之路有哪些共同规律？(92)
创新需要怎样的生态环境？(95)
今天谁是创新的主体？(97)
创新如何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99)
创新之争，未来路在何方？(102)
创新路上新兴国家能否领跑？(106)
第五章转型与升级：如何提升我国的产业能级(109)
后进国家应当选择怎样的赶超战略？(112)
中国产业发展有怎样的特征？(118)
中国产业发展和结构中存在哪些问题？(122)
产业转型与升级的路在何方？(128)
如何发挥产业政策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135)
第六章资源与环境：怎样实现绿色经济转型？(141)
什么是增长的极限？(144)
中国正在面临怎样的挑战？(150)
中国式的市场失灵是如何产生的？(157)
如何跨越增长的极限，实现绿色经济的转型？(163)
第七章开放与共赢：中国如何走向世界？(169)
开放是大国崛起之路吗？(174)
中国对外开放面临怎样的契机与挑战？(185)
怎样通过进一步开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92)
第八章增长与福祉：民众如何共享崛起成果？(199)
如何定义和度量经济增长？(202)
如何看待“经济奇迹”背后的问题？(204)
GDP是对经济增长的完美度量吗？(213)
增长一定带来福祉吗？(217)
如何在发展观念上协调增长与福祉？(221)
如何实现增长与福祉并重?(225)
后记(230)
主要参考文献(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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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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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所谓大国，有多层含义。可以是拥有辽阔领土之国，可以是经济实力雄厚之国，也可以是军事力量强悍之国，还可以是政治影响力强大之国，等等。
无论用什么指标去衡量，中国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
然而，若要问起目前的中国是不是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了，恐怕我们的回答就没有那样毋容置疑了。顾骏教授在《大国方略》中指出：“中国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但数量胜过质量；中国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离世界强国还有距离；中国具有国际影响力，但仍然较为有限。”这或许是对目前中国现状的较为准确的描述。
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就是从大国走向强国之路。如何实现中国的强国梦？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中国的崛起之路指明了方向。
创新。创新是引领大国崛起的第一驱动力，大国之争在根本上是创新竞争力之争。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创新是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动力。在未来的创新制高点竞争中，中国提供了通过“新型雁行模式”实现赶超的机会。创新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石，创新能力是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动力。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把推动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我国也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发展战略。
协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成长，使得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产业面临转型。如何统筹协调全社会资源，发现新的比较优势，对传统过剩产能加以淘汰或升级，并扶持符合现代经济特征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将经济发展的目标从量的增加转变为质的提升，成为当前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必由之路。为成功实现产业升级，我们需要协调和完善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之间的关系，充分认识到现有产业结构存在的不足，积极开拓新的产业投资点，辅之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功能型产业政策，实现我国产业结构成功迈向高端化。
绿色。“绿色经济”是未来全球经济转型和发展的方向。在中国经历了30多年经济飞速增长之后，人们面对的是这种增长模式必然存在的极限。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不单是自然界和人类经济社会的作用关系，更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理念等人类社会内部的因素息息相关。中国对于现今面临的“增长的极限”问题，并不仅仅是节约使用资源或者保护环境这么简单，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是政府在治理理念、法律制度建设、经济制度改革中所要作出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方向和方式将影响到中国是否能够借着“第四次绿色工业革命”的浪潮，把握历史机遇，突破增长的极限，进入一个新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开放。在世界近现代史中，大国的兴衰成败，为我们留下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经验教训。历史证明：开放则兴，闭锁则衰。当前中国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这一进程关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格局。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发展矛盾和崛起难度不容低估。我们应该实施何种战略，重新走向世界的中心，走出自主开放的大国崛起之路，形成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模式？未来中国须从全方位对外开放走向“相互开放与融合”，从融入型开放进入到影响型开放，从经济崛起转向文明崛起，以主动开放赢得长期发展空间，从主要向发达国家开放转向主动拓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从融入国际秩序到主动建构新秩序，用“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开放战略来赢得更安全、更有利的国际环境，积极拓展多双边经贸关系，构建衔接紧密、优势互补的产业链、价值链，实现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互利合作与利益共享。
共享。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总量的增加并不一定代表人民福祉的改善，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获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遇到经济增长带来的一些问题，如收入不平等加剧、环境污染问题、腐败问题严重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将会大打折扣，经济增长的前景将不甚乐观。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可持续发展方向。根据“共享”理念，经济发展应当服务于全体民众，其成果应在最大程度上为全体民众所共享，从而从真正意义上实现经济福祉的最大化。
因此，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该如何走、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也是本书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本书的出版，是上海大学经济学院、上海大学智库产业研究中心一批专业教师在探索如何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的一项阶段性成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本书的书名中用了“新政治经济学”一词，但这并不是一本系统的纯学术著作。本书的作者试图围绕赶超与引领：大国崛起之路如何走，供给与需求哪一侧决定增长、用什么配置资源、什么是未来的第一驱动力、如何协调经济发展的量和质、怎样实现绿色经济转型、中国如何走向世界、民众如何共享崛起成果等八个问题展开研究，从制度和历史的视角，借鉴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用通俗的语言来分析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阐述转型升级、政策选择、资源环境以及开放战略等问题，力图寻求合乎逻辑和中国实际的大国崛起之路。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上海大学智库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徐旭
后记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大国崛起的新政治经济学》一书终于完稿了，我们感到十分高兴和欣慰。
本书以“五大理念”为基础，围绕着“赶超与引领：大国崛起之路如何走？供给与需求：哪一侧决定增长？市场与政府：用什么配置资源？创新与发展：什么是未来的第一驱动力？转型与升级：如何协调经济发展的量和质？资源与环境：怎样实现绿色经济转型？开放与共赢：中国如何走向世界？增长与福祉：民众如何共享崛起成果？八个问题展开系统的研究，从制度和历史的视角，借鉴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科学方法，分析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阐述转型升级、政策选择、资源环境以及开放战略等问题，力图寻求合乎逻辑和中国实际的大国崛起之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相互融合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本书由上海大学经济学院、上海大学智库产业研究中心的相关专业人员撰写。聂永有、殷凤负责整体策划和组织协调工作，撰稿者有聂永有、殷凤、詹宇波、刘康兵、尹应凯、王学斌、陆莹莹、赵玥炜、王佳华；李武、何丰老师也参与了前期策划；全书由聂永有、陆莹莹负责统稿。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上海大学智库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徐旭教授对本书写作给予了热情的关心和帮助，并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在此我们向徐旭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何朝霞编审，她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从选题策划到内容的确定，从书名的选定到审稿，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何朝霞老师大量的心血。感谢所有为本书写作和出版提供各种帮助的朋友们。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们阅读了大量的相关书籍和资料，参阅和借鉴了大量国内外同行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本书的出版，是许多专家、学者多年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由于资料来源的不同，有些引用和借鉴的资料我们在书后参考文献中列出，但也有一部分资料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全部标明。在此，我们向这些被引用资料的作者表示由衷的敬意，向他们致歉并表示谢意。
—序—
所谓大国，有多层含义。可以是拥有辽阔领土之国，可以是经济实力雄厚之国，也可以是军事力量强悍之国，还可以是政治影响力强大之国，等等。
无论用什么指标去衡量，中国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
然而，若要问起目前的中国是不是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了，恐怕我们的回答就没有那样毋容置疑了。顾骏教授在《大国方略》中指出：“中国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但数量胜过质量；中国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离世界强国还有距离；中国具有国际影响力，但仍然较为有限。”这或许是对目前中国现状的较为准确的描述。
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就是从大国走向强国之路。如何实现中国的强国梦？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中国的崛起之路指明了方向。
创新。创新是引领大国崛起的第一驱动力，大国之争在根本上是创新竞争力之争。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创新是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动力。在未来的创新制高点竞争中，中国提供了通过“新型雁行模式”实现赶超的机会。创新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石，创新能力是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动力。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把推动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我国也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发展战略。
协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成长，使得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产业面临转型。如何统筹协调全社会资源，发现新的比较优势，对传统过剩产能加以淘汰或升级，并扶持符合现代经济特征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将经济发展的目标从量的增加转变为质的提升，成为当前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必由之路。为成功实现产业升级，我们需要协调和完善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之间的关系，充分认识到现有产业结构存在的不足，积极开拓新的产业投资点，辅之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功能型产业政策，实现我国产业结构成功迈向高端化。
绿色。“绿色经济”是未来全球经济转型和发展的方向。在中国经历了30多年经济飞速增长之后，人们面对的是这种增长模式必然存在的极限。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不单是自然界和人类经济社会的作用关系，更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理念等人类社会内部的因素息息相关。中国对于现今面临的“增长的极限”问题，并不仅仅是节约使用资源或者保护环境这么简单，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是政府在治理理念、法律制度建设、经济制度改革中所要作出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方向和方式将影响到中国是否能够借着“第四次绿色工业革命”的浪潮，把握历史机遇，突破增长的极限，进入一个新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开放。在世界近现代史中，大国的兴衰成败，为我们留下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经验教训。历史证明：开放则兴，闭锁则衰。当前中国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这一进程关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格局。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发展矛盾和崛起难度不容低估。我们应该实施何种战略，重新走向世界的中心，走出自主开放的大国崛起之路，形成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模式？未来中国须从全方位对外开放走向“相互开放与融合”，从融入型开放进入到影响型开放，从经济崛起转向文明崛起，以主动开放赢得长期发展空间，从主要向发达国家开放转向主动拓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从融入国际秩序到主动建构新秩序，用“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开放战略来赢得更安全、更有利的国际环境，积极拓展多双边经贸关系，构建衔接紧密、优势互补的产业链、价值链，实现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互利合作与利益共享。
共享。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总量的增加并不一定代表人民福祉的改善，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获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遇到经济增长带来的一些问题，如收入不平等加剧、环境污染问题、腐败问题严重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将会大打折扣，经济增长的前景将不甚乐观。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可持续发展方向。根据“共享”理念，经济发展应当服务于全体民众，其成果应在最大程度上为全体民众所共享，从而从真正意义上实现经济福祉的最大化。
因此，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该如何走、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也是本书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本书的出版，是上海大学经济学院、上海大学智库产业研究中心一批专业教师在探索如何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的一项阶段性成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本书的书名中用了“新政治经济学”一词，但这并不是一本系统的纯学术著作。本书的作者试图围绕赶超与引领：大国崛起之路如何走，供给与需求哪一侧决定增长、用什么配置资源、什么是未来的第一驱动力、如何协调经济发展的量和质、怎样实现绿色经济转型、中国如何走向世界、民众如何共享崛起成果等八个问题展开研究，从制度和历史的视角，借鉴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用通俗的语言来分析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阐述转型升级、政策选择、资源环境以及开放战略等问题，力图寻求合乎逻辑和中国实际的大国崛起之路。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上海大学智库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徐旭
后记
后记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大国崛起的新政治经济学》一书终于完稿了，我们感到十分高兴和欣慰。
本书以“五大理念”为基础，围绕着“赶超与引领：大国崛起之路如何走？供给与需求：哪一侧决定增长？市场与政府：用什么配置资源？创新与发展：什么是未来的第一驱动力？转型与升级：如何协调经济发展的量和质？资源与环境：怎样实现绿色经济转型？开放与共赢：中国如何走向世界？增长与福祉：民众如何共享崛起成果？八个问题展开系统的研究，从制度和历史的视角，借鉴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科学方法，分析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阐述转型升级、政策选择、资源环境以及开放战略等问题，力图寻求合乎逻辑和中国实际的大国崛起之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相互融合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本书由上海大学经济学院、上海大学智库产业研究中心的相关专业人员撰写。聂永有、殷凤负责整体策划和组织协调工作，撰稿者有聂永有、殷凤、詹宇波、刘康兵、尹应凯、王学斌、陆莹莹、赵玥炜、王佳华；李武、何丰老师也参与了前期策划；全书由聂永有、陆莹莹负责统稿。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上海大学智库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徐旭教授对本书写作给予了热情的关心和帮助，并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在此我们向徐旭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何朝霞编审，她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从选题策划到内容的确定，从书名的选定到审稿，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何朝霞老师大量的心血。感谢所有为本书写作和出版提供各种帮助的朋友们。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们阅读了大量的相关书籍和资料，参阅和借鉴了大量国内外同行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本书的出版，是许多专家、学者多年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由于资料来源的不同，有些引用和借鉴的资料我们在书后参考文献中列出，但也有一部分资料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全部标明。在此，我们向这些被引用资料的作者表示由衷的敬意，向他们致歉并表示谢意。
文摘
第一章 追赶与引领：大国崛起之路如何走？
历史上大国是如何崛起的？
中央电视台原台长赵化勇在2006年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播出的12集电视记录片《大国崛起》的序中曾说：“今天的世界，是一个既充满希望，又遍布危机的世界。”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是一个合作与竞争并存、进步与落后共生的大舞台，各个国家都在这个舞台上扮演各自的角色，而大国仍是拥有举足轻重的力量，不断左右世界剧情发展的主导者。
在历史长河中，大国更替从未中断。500年来，在这个充满希望而又遍布危机的发展舞台上，相继出现了9个世界性大国，包括早前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和后来居上的德国、日本、俄罗斯与美国。那么这些大国是如何崛起的？它们在不同的时代里是怎样创造自己的辉煌的？又是什么原因使它们兴衰交替？
在许多历史学家看来，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是从公元1500年前后开始的，在这之后，相互割裂的世界才慢慢开始连接起来，而这个历史大幕是由地处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共同开创的，它们就是16世纪上半叶的第一代世界性大国。这两个大国崛起的关键途径是争抢海洋的权利，由于它们的抢夺，造就了近代殖民主义狂潮的开端。意大利人哥伦布首航发现新大陆美洲，促使了两国争夺海洋权的觉醒，这个地理大发现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反响，使葡萄牙和西班牙两个国家都更加意识到并确信必须掌握发现新地区的独占权。1494年6月7日，葡萄牙和西班牙在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的托尔德西里亚斯签署了被称为“第一个瓜分世界”的条约《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两国的海洋远征考察活动范围以东西分界线相分。可以说，这个条约不仅是大国瓜分殖民地的先例，更是西方世界进行全球扩张的开始。
正是对海洋不断的探索，使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地处欧洲最西端的小国成长为世界性大国。葡萄牙是12世纪从西班牙独立出来的，应该说是背着世界商业中心的压力促使葡萄牙走向大海。葡萄牙崛起主要有两个阶段：首先是葡萄牙恩里克王子穷其一生的时间与财力进行航海事业，他开办了航海学校、建立了天文台、图书馆、港口和船厂。他从葡萄牙周边的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开始，跨越了“黑暗的绿海”，在1444年开始了非洲探险，并进行岛屿分封与奴隶贸易，使被葡萄牙画进地图的非洲西海岸达到4000公里。其次是对远东的探索，1487年8月若昂二世命令迪亚士率队起航去远东，最终发现了好望角，开启了香料的贸易道路。而此时的西班牙光复国土战争还未结束，直到1491年年底西班牙攻克了格拉纳达，终结了持续800年的光复运动。在西班牙统一之后，伊莎贝尔女王决定同意哥伦布伟大的西航计划，欧洲人在西半球看到了第一片陆地圣萨尔瓦多岛，也开始了海洋探索之路。
两国在签署《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之后，分别继续向东向西的海洋探索，开拓了西欧到印度这条通往东方的新航线。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垄断使利润与财富源源不断流入两国，葡萄牙与西班牙率先成为世界性大国。然而非常不幸，葡萄牙与西班牙的大国之路并不长久，海外事业的过度扩张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经济实力与动力作为坚实后盾，一些王公贵族还因为害怕工商业的发展带来新力量的崛起，使得两国工业停滞不前，最终落没，拱手让出打下的江山。
如果说西班牙与葡萄牙的航海事业拉开了连接世界的序幕，那么英国就是世界科技力爆发的发源地。不同于西班牙与葡萄牙不重视工业技术，英国最终是靠工业革命成就“日不落帝国”称号的。在成为大国之前，英国是一个在地球边缘的、一度游离在欧洲主流文化之外的小国。这样一个小国是如何从一个15世纪不被重视的岛国发展为在19—20世纪的庞大帝国？应该说，夺取海上霸权与完成工业革命是英国崛起的关键道路。英国的崛起之路可以分为两个重要的阶段：一是相继与西班牙、荷兰与法国通过战争与条约夺取海上霸主的地位，二是工业革命的爆发促进了英国生产力的空前发展，成就了英国世界工业霸权地位。
由于特殊的地缘条件和伴随地理大发现而来的海上贸易与拓殖，决定了英国的崛起也将由海洋战略开篇。英国获得海洋霸权的序幕要从1588年英西海战说起，西班牙由于海上霸权地位受到威胁，派遣“无敌舰队”进攻英国，然而西班牙并未取得此次战争的胜利，从此“海洋霸权衰落”。英国因未参与西班牙与法国争夺欧陆霸权的战争因而储蓄了实力。到了17世纪，英国为了保护本国海外贸易利益，于1651年通过了《航海条约》，该条约指向了当时已成为商业霸主的荷兰，使其受到了沉重有力的打击，直接导致了两国从1652年到1674年的三次战争，最终英国夺取了海上优势地位。这期间，英国在1688年通过“光荣革命”确定了君主立宪制。而此时法国签订推进欧陆霸权的《奈梅根和约》，激起了长达9年的奥格斯堡同盟战争，战后的《里斯维克和约》阐明了英国舰队相对于法国具有海上优势。英法两国的矛盾终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收场，英国在战争中的优势进一步增加，并通过不断海外殖民成为了“海上霸权国家”。这个阶段为其日后崛起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英国并没有重蹈西班牙与葡萄牙工商业失败的覆辙，18世纪60年代爆发的工业革命最终成就了这个“日不落”帝国。这场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的革命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其影响接连波及其他生产部门。进入到19世纪中，英国凭借工业革命成为了“世界工厂”，经济力量和综合实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达水平，称其为“全球性霸主”也不为过。“它的工业生产能力比全世界的总和还要大，它的对外贸易额超过了世界上其他的任何一个国家。”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不仅在英国的各个部门蔓延，新技术也传播到了其他国家，对世界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宠儿”，但仍未能逃脱日后丧失大国地位的境地。第一次工业革命通过海上传播有了很大的溢出效应，美国与德国的实力在这期间不断储备与增强。随着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英国的相对实力受到了削弱，加上与法国7年战争使英国财政入不敷出，最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结束了“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权利中心开始向北美洲转移。
英国的衰落与战争、殖民地反抗有关，而美国就是在这个乱世中打出一片天下的代表。美国在1775年前还只是英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而驻扎在殖民地的英国军队与马萨诸塞州列克星顿镇的民兵发生的冲突最终升级为预示开展变动世界格局的美国独立战争。1776年7月4日，13个英属殖民地联合签署了《独立宣言》，在之后经过长达8年之久的战争，英国最终宣告失败。这只是美国开始走上世界舞台的一个开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其超过英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原因，而其不断完善的制度体系与储蓄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令其坐稳了超级大国的位置。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就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这得益于联邦政府从欧洲搬来的金融和财政体系及美国经济逐渐成熟的制度体系。美国早在1791年就建立了全国性银行，证券市场、交易所和股份公司相继出现，并筹资修建了各类基础设施。与此同时，美国成为了移民重地，60余年增加了2700多万人口，带来大量欧洲推动工业化的科学与技术，使这个才发展了100余年的国家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超越了欧洲强国。1929年，美国虽然爆发了经济危机，但罗斯福新政有效地使美国经济走向好转，保住了经济强国的地位。
美国真正成为“乱世英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它带来了机遇。在两次战争中，美国无疑都采取了不主动与强国直接正面对抗的战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大量出口给欧洲军火和钢铁，这不仅使其成为了欧洲的最大债权国，拥有了世界40%的财富，更是活跃了美国的工业生产与技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与法国、英国等都是战胜国，但英国由于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实力有所下降，而美国却从中攫取了大量的财富，抓住了工业技术发展的机会。在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最初仍然没有加入到战争中，之后被迫加入到反法西斯阵营，其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使其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获得了世界的领导地位，随着苏联在1991年12月解体，美国最终在20世纪后期成为**的超级大国。
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过程可以说是一部“乱世英雄史”，其不主动、不直接挑战欧洲强国霸权的战略和抓住战争的机遇提升自己经济与军事的力量，到最终拥有世界领导地位，意味着通过经济实力的提升是成为强国的必由之路。直至今日，美国仍然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引领地位。
从大国崛起的时间长轴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重要的历史机遇，这也是大国兴衰的重要原因：首先是在公元1500年前后葡萄牙与西班牙对海洋探索的觉醒与探索行动开启了世界连接的大门，两国以瓜分海洋权为契机迅速扩张发展；其次是贸易之路的开启使其他国家的工商业迅速发展，海洋权的二度争霸带给了荷兰、法国与英国重要发展机遇，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终使英国崛起；最后是以美国为代表，诸如德国、日本与俄罗斯在一战与二战期间发展内部经济与军事力量成就了一代大国。大国兴衰更替的故事是全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中国以怎样的胸怀与态度看待这些在近代史上相继崛起的大国？中国又是怎样追赶大国的脚步与开拓强国之路呢？
中国是如何实现从追赶到引领？
古代中国曾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其他先后崛起的大国无一不对繁盛的中国怀着憧憬与向往之情。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文明成就，数千年走在世界前列，相继出现了西汉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等历史上鲜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繁荣的时期。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实力直到19世纪中期都是排在世界首位，并有着频繁的中外经济交往。
纵观世界历史，古代中国堪称是少数几个始终领先的国家之一，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政治，中国都是举足轻重的角色。秦国的统一开启了中外大规模交流的序幕，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尽管秦朝确立的是“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但其统一货币与度量衡、修驰道与拆关塞，使得地区间的物产交流畅通。至汉朝，中国的对外贸易与交流得到了更深的发展。张骞二度出使西域，开拓了我国古代与外国交流的主要通道“丝绸之路”，并在西域设立都护府与亭栈，满足了频繁的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会议”，决定将制盐与制铁变为国有，是历史上最早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唐宋盛朝，中国不仅在经济上飞速发展，器物、制度与思想等各个领域都领先于其他国家。比如，盛唐确立的科举制度被其他国家纷纷仿效，被认为是中国对世界政治的最大贡献；宋元时期，技术发明诸如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世界文化普及与军事的发展；发达的海外贸易造就了闻名世界的商业中心，当时宋朝的工商业在国家财政收入比重中超过了农业，这是极为少见的。明清时期，中国开始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但国内经济仍然取得长足发展，迎来了康乾盛世，坐稳四方经济雄主的宝座。
古代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盛世绽放长达数千年之久，而清代中期的中国却因封建与君权日益衰落。清朝中期之后的中国由于闭关自守政策而孤立于世界，以家族宗法制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使得昔日强国沦落到国弱民穷、哀鸿遍野的境地，自绝于世界先进潮流的中国被落后与屈辱吞噬。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最终击碎了“天朝大国”的迷梦，《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被列强强行瓜分。毛泽东曾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的领土与主权遭到了破坏，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还控制了中国的政治与军事，俨然成为统治中国的“太上皇”。
这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没有吞噬掉仁人志士的爱国心，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反抗，爱国人士致力于光复中华，地主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前仆后继，不断反抗与牺牲的救亡图存活动才换来中国的追赶机遇。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大多数的反抗以失败告终，但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多年来英雄们不停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才使复兴中华的使命没有在列强的残暴轰炸下毁灭。
地主阶级的自救与寻求变法之道。在近代变局之中，面对日益深化的民族与社会危机，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成员开始总结中国衰退的教训，寻求变法之道，先后发起了洋务运动、清末新政。鸦片战争击破了中国人的“天朝迷梦”，促使地主中的积极改革派开始“睁眼看世界”。林则徐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堪称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组织翻译西方人的《地理大全》《夷情备采》，编成《四洲志》《海国图志》，以“借法自强”“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观念在中国社会封闭的硬壳上凿开一个缺口。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开创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引进“西技”，倡导“西学”，涉及军事、经济与教育等方面。1901年开始的十年“清末新政”包括振兴实业、整顿军队、新式教育与地方自治，试图挽救自身的统治。但由于这些运动仍未能脱离封建性，皆以失败告终，但他们为中华复兴谱写了开篇。
农民阶级的自发斗争与反抗。农民阶级进行的艰苦抗争，不仅打击了本国的封建统治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列强的力量。鸦片战争爆发后，广州人民自发进行了武装抗英斗争，即三元里人民抗英，这是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斗争。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作为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一面旗帜，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俄国作家冈察洛夫曾这样评价：“太平天国运动对新加坡、印度、英国和美国来说，好像是地震似的打击。”义和团的“扶清灭洋”作为反洋教斗争的典型，破坏京津铁路、洋货，攻打外国大使馆。这些农民起义付出了成千上万人死伤的代价，打击了西方列强与清朝的封建势力，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农民阶级在这个阶段展示了其强大的力量。
民族资产阶级的“实业救国”。在外国资本的直接刺激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已然产生，许多民族资本不断努力追求中国民族资产独立发展的进步与中国近代化的正确方向，是中国一次次进步的探索与基础的奠定。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一些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和工商界人士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举起了“变法”“维新”的旗帜，形成了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为主要代表的维新派。维新派上书反对不平等条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呼吁设立学堂与兴办报纸，此乃史上的“百日维新”。“百日维新”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封建专制，但新政的推行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尝试。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使维新派在民族危难加深与群众自发斗争的推动下毅然决然站了出来，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毛泽东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以孙中山为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并多次发动武装起义，终结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工人阶级的成长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产物，成为了革命时代的领导力量。辛亥革命的失败让仁人志士不断思考，陈独秀说：“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唤醒了一代青年。而第一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使共产主义成为一股有力的思想潮流。在这样的道路引领下，工人阶级与学生等新的社会力量得以成长与壮大，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直接激起了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五四运动”，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在各方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召开，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诞生，这80多年里不同阶级的爱国人士都在不断为中华复兴而努力，推倒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文化，但离真正的和平和民主仍有很大的距离，列强的势力还未被驱赶出中国土地。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从局部侵华成为全面侵华。而在亡国灭种的危机前，中国军队并没有畏惧，奋力抗战。在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对日本侵略者发起反侵略斗争，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这期间，数以万计的抗战英雄冲在前线，不顾牺牲，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和伟大团结精神。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又进行了三年半的解放战争并取得胜利，击垮了国民党反动派，拉开了中国崛起发展的帷幕。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新中国的成立，让孙中山先生在19世纪末提出的“振兴中华”有了实现的可能。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部“反抗史”历经了足足100余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
但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如何追赶上世界的脚步，是它面临的全新并充满挑战的课题。这个探索是艰难曲折的，在1949—1978年30余年的追赶过程中，中国既有过重大成就，也遭受过严重挫折。这期间的失败与成功不断交织，推动复兴中华的伟大使命越来越接近成功。
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社会制度后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经济都有了较大发展。西方发达国家诸如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等很快完成了经济恢复，战后的科学技术进步促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开拓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新领域。这些发展对正在积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中国来说是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也顺利完成了“三大改造”，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开拓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开了一个好头。
但随之而来甚嚣尘上的阶级斗争迷雾使历史发展深陷巨大波折，“大跃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的飞跃迟滞了20余年。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尝试，而“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偏离正确方向。“大跃进”运动期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唯心主义口号铺天盖地。错误的“左倾”发展使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使中国陷入空前的混乱中。从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阻碍中国的前行步伐，直到“四人帮”的覆灭才结束了这场浩劫。
如果说阶级斗争阶段中国是在曲折中前行，那么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的启动阶段中国则是在徘徊中前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之后，中国获得了有利的发展机遇，但十年浩劫留下的后遗症却让中国在1976年到1978年间徘徊不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纠正；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作业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随之开始的平反冤假错案与拨乱反正使中国的面貌大为改观，改革开放的脚步也随着农村改革的突破与对外开放的局面下迅速迈开。
自改革开放38年来，中国用十几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建设到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都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民福利都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今，中国已经登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一股“中国力量”已震动世界。
中国伟大复兴的道路从未停止。早在2012年11月，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讲话，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已经成为了凝聚13亿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指明灯。可以看到，从鸦片战争打响开始，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在为强国梦而努力奋战，各个阶层都是复兴中华的冲锋队，他们或是为了反帝反封建而壮烈牺牲，或是为了社会主义发展而不断变革，为中国努力追赶世界大国的脚步，向强国的梦想进发。那么，而今的中国面对历史、展望未来是怎样的心情？在全球化挑战日益严峻的今天，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担当是否能够为世界注入新的活力和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中国是否能够实现“天下大治，大国担当”的抱负？中国应该以何种角色，走何种道路才能成为引领世界的强国？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说：“21世纪中国的崛起并非新生事物，而是历史的重现。无论按何种标准来看，中国都已恢复了它在世界上影响最为广泛的那几个世纪中的地位。”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入的今天，世界格局已经开始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关键时期，中国的迅速崛起成为了世界舞台上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
无论是从人口、地域还是国力看，中国已都称得上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截止至2014年，中国人口超过了136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884%，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面积，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综合国力上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国内生产总值（GDP）达1038亿万美元，是美国的605%，是日本的2倍、德国3倍。在媒体关于“当今世界哪个国家是全球性大国”的调查中，经过国际影响力、科技创新力、经济实力、文化认同度与军事实力等主要考察后，中国的得票率为9017%，仅次于美国。这表明，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身份已被普遍认可。
上海大学教授顾骏曾说：“西方发达国家筑成了发展之路，中国在追赶之路上从未停歇，而如今中国已经与发达国家走在一起，探求与挖掘新的前方道路是当下中国必须担负的使命！”中国的崛起被世界视为这个时代最重大的事件，这个占全世界人中约五分之一的国家实现复兴，使全球重心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德国副总理施泰因曾说：“解决全球性问题不能没有中国。”新时代的中国要实现的是“天下大治，大国担当”的抱负，如何从大国走向强国，成为世界发展这场舞台剧的重要角色，是现今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的道路有迹可循。现今的中国，从外交、经济、军事与软实力发展等方面都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可以说，中国已坐上了一辆开往春天的列车，车速惊人但足够稳定、方向精准，驶出了从前的泥潭，驶过了布满荆棘的曲折道路，而前方是愈发宽敞与明亮的强国之路。
展现独具“中国力量”的外交政策。2015年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走出国门，短短的时间里出访了亚、欧、美、非四大洲的诸多国家，在每个世界性问题上充分彰显了大国主张、大国智慧与大国担当：“一路一带”倡议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源；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极力维护世界和平，承担大国责任，60年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援助人员达60多万；承诺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这让各国看到，世界正前所未有地需要“中国力量”。
作为全球经济版图中腾飞的巨龙，中国已然有了自己的王牌，这就是时速达300公里以上的高铁。早在2014年初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曾这样说：“中国的经济要升级，出口产品也要升级，我们不能总是卖鞋子、衣服、玩具。”他将中国高铁视为“黄金名片”，每次出访或接待外宾都当起高铁的“超级推销员”。而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在世界版图上延伸的机遇。《联合早报》文章称：中国“一路一带”的构想堪称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地理大发现，它的最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又将地球翻转了过来，令我们看到了已经沉睡了500年的欧亚大陆。其中作为代表的亚投行由习近平提出建立，从2013年的愿景提出到2015年迎来一大波创始国家申请，体现的是中国这条巨龙已经具备了主导全球事务的能力。正如习近平在2015年的G20峰会上所说：“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继续为各国发展创造机遇。”
强军梦成为中国梦的有力支撑。2015年9月3日，中国举行了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被西班牙《世界报》称为中国重申其“大国地位的一刻”。阅兵仪式有约12万名受阅官兵出场，84%的中国国产新型主战装备首次亮相，31位外国元首和19位政府高级代表以及10位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阅兵式。这是中国甩掉“历史屈辱带来的受害者心态”的一场阅兵仪式，它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让它不再是那个过去任外国势力欺辱的被动者，1840年鸦片战争及之后的生灵涂炭将不会重演。习近平在2015年的军事改革工作会议上说：“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要求，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也是决定军队未来的关键一招。”中国在军事改革上的作为与效果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脚步从未停止，强军梦将会是中国踏上强国之路必不可少的坚实后盾。
“软实力”彰显中国智慧与魅力。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让全世界动容与震撼，但中国并未止步于几千年以来的文化积累，而是以中国智慧与中国魅力在国际上大放异彩。中国智慧在两位中国诺贝尔获奖得主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莫言作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新起点，是中华软实力走向世界的鲜明标志；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宣示了中医药学的伟大，是中国古老文明在世界舞台上的重新绽放。而中国对于不同文化和文明都抱着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是中国魅力的体现：提出建立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崇以合作为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厚积薄发；外交中不仅注重彰显中国风，也充分认同各个国家的文化成果，比如习近平谈反腐问题时巧用美国热播剧《纸牌屋》做比喻。中国的软实力正在不断提升，中国智慧与中国魅力有效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成为中国赢得国际舆论的有力支持。
中国在走向强国之路上已有很多重大成就，在许多国际事务中已然具备大国风范并成为主导者。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中国2020：一个新型超级大国》中说，2020年中国将成为成熟、负责任、有吸引力的超级大国。那么，中国到底以何种角色担当这强国重任？如何引领世界？答案非常明确，中国完全有能力并且值得被信任担当世界引领重任，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担当正在并将一直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注入更多活力，带来更多机遇。中国引领世界之路将不会脱离“世界和平”“共同发展”“增长动力”这些关键词。
“维护世界和平，担当大国责任”是中国有关全球治理的理念。2015年9月，习近平在联合国宣布，中国将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建立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今后5年向非盟提供总额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等等。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外交场合指出应放弃“零和博弈”思维，崇尚和平，追求合作共赢的发展方式。追求霸权的扩张之路不是中国要走的强国之路，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才是长久之计。
“推进全球治理体制，承担天下大治之责”是中国引领世界的方式方法。2015年10月12日，中国首次明确公开提出全球治理理念。习近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中国的全球性大国地位在各代人的不断努力下被世界广泛认可，也已然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中坚力量。
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利益、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有分歧甚至对立，但正是这些不同使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超越个人、国家、民族或者是制度、观念、信仰去拥抱一个更加辽阔的未来。而这个和平共处、有序竞争、共赢未来，让各国联手打造共生共赢“地球村”的是：中国，正在提起画笔为人类描绘美好未来的蓝图！
第八章 增长与福祉：民众如何共享崛起成果？
如何定义和度量经济增长？
狭义地看，经济增长指在一定时期一国总产出或人均产出以一定速度不断增加的现象。这一速度则被称作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实力增长速度的指标。更一般地，经济增长是指，在一定时间内，一个经济体系生产内部成员生活所需要商品与劳务潜在生产力的扩大（亦即生产可能曲线向外扩张）。生产力的成长主要决定于一个国家自然资源禀赋、实际资本存量累积与质量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技术水平提升以及制度环境改善。因此，经济增长也包括决定生产力之诸多因素的扩展与改善。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增长不同于经济发展。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一个单纯的“量”的概念，那么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衡量的是一个国家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政治、社会、文化的综合发展。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经济增长定义中的总产出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对一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度量，则通常用经济增长率来表示。通常对GDP的定义为：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所提供劳务的市场价值总和。一国的GDP大幅增长，反映出该国经济发展蓬勃，国民收入增加，消费能力也随之增强。此外，通常更高的GDP与一国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世界各国或地区经常使用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无论是名义GDP还是实际GDP，都意味着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支出或净出口的增加。作为一个生产指标，GDP的作用在于：(1)从价值总量角度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总规模和运行状况，为国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检验宏观政策的合理性提供参考；(2)从发展快慢的角度反映经济增长速度；(3)从结构角度反映一国基本的经济结构，如地区结构、产业结构、投入与产出结构、各地区人均结构以及各阶层人均结构等。人均GDP能够表示人均产出水平发展变化，是用于各国进行国际比较时最重要的指标。
如何看待“经济奇迹”背后的问题？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自此中国经济的一个新时期正式拉开序幕。近40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转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名列前茅，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中的“中国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遭受了多次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冲击，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也多次遇到阻碍，但是这些最终都没能阻止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一，中国经济在近40年中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从国内和对外经济总量上看，中国经济综合实力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经济总量快速上升。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1952年，中国GDP仅为679亿元。而在2015年，根据不变价格计算这一数字达到6767万亿元，是1952年水平的1000倍！在1978年以来的近40年中，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与当年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经济增长速度相近，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在对外贸易方面，2015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459万亿美元，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位。另外，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15年，我国外汇储备达到33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
2.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数以亿计的居民脱离了贫困，生活整体迈向小康水平。在新中国刚刚建立之时，经历过多年战乱的城乡诸业凋敝，民众生活大多处于极度贫困状态。到改革开放之前，虽然部分产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居民生活状态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由于经济发展并未成为政策关注的焦点，人民总体生活水平依然较为低下。而在1978年后，改革开放真正实现了经济实力的跨越式提高，居民生活全面得到改善。根据可比数据，在1978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年收入仅为1336元，2015年已突破万元；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在1978年为3434元，2015年增至31195元，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增幅都接近100倍。除了绝对收入数字反映出来巨大改善以外，居民消费构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点可以从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反映出来。恩格尔系数是指居民购买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575，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677，说明无论对于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其收入都有一半以上花在购买食物上，其他消费支出受到很大程度的抑制。而到了2014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到了356和379。这说明当前城乡居民有了更多的收入可以花费在除食物以外其他消费品上，居民生活水平得到实质性提高。目前，家用电器、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已大量进入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此外，居民文化生活也得到了极大丰富。
3.整体经济结构日益现代化，工业化程度大大提高。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工业发展不足，且结构不合理，以消费品为主的轻工业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企业所有制类型基本为国有，计划调控代替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分配体制崇尚绝对平均主义，缺乏对不同努力程度的奖惩激励制度。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日益深入，上述问题均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1）在产业结构方面，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1952年的51%下降至2015年的9%，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208%上升至2015年的405%，服务业从1952年的282%上升至2015年的505%，实现了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协同优化发展。（2）在第二产业内部实现了结构优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在全部工业部门中的占比由373%提高到了45%，到1959年达到了58%，工业生产严重向重工业倾斜。到改革开放前期，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各自的比例为248%、324%、428%，仍处于严重失调的状态。改革开放后，工业部门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轻工业得到了充分重视，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得到改善。（3）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经过数次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世纪之交的大规模国有企业改革后，国有资本已经基本从竞争型领域退出，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股份制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目前正在通过引入混合所有制的模式对国有企业作进一步的深化改革。（4）在分配体制方面，收入分配制度由原来的绝对平均主义变为按劳分配为主、资本和技术等收入为辅的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加强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
4.基础设施产业获得了巨大发展，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所谓基础设施产业是指向全社会居民提供水电交通等公共服务的工程设施。由于水电交通等是一个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基础性服务，因此基础设施包括公路、铁路、航运、自来水、管道煤气、电网等。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大规模的投资和建设，我国基础设施得到明显发展和改善，农业、能源、原材料的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形成了纵横交错覆盖全国的网络体系，水利环境、教育、文化、卫生、体育设施显著加强，三峡工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青藏铁路、京沪高铁、城市轨道交通等一大批重大项目建设顺利完成或向前推进。
第二，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与其他新兴国家或地区相类似的局面，即经济增速放缓，转型压力加大。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消化产能过剩与过量库存的“去产能”“去库存”过程尚未完成。目前工业品价格仍在下行探底，显示早先上游部门产能过剩问题仍然存在，这阻碍了中国制造业投资的回暖。此外，尽管房地产行业的商品房销售略有回升，个别城市甚至再现火爆行情，然而楼市回暖仍局限于部分地区，回升行情稳定性有待观察；另外房地产行业从销售回暖到投资回升通常存在一两年滞后期，房地产投资下行和低位调整尚未结束。目前在投资领域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较快增长支撑局面，要等到消化工业产能过剩与房地产过量库存大体完成后，整体投资才有望恢复自主较快增长并实现经济周期转换。
2.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激活存量资源面临特殊困难，存在较大难度，经济结构失衡调整有待继续，市场机制应当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应放手让效率低下并失去市场自生能力的企业依法退出，以重组资源并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如果一些需要退出的企业依靠外部输血勉强支撑甚至变成僵死企业，一些杠杆率过高甚至资不抵债的企业受到政策保护难以重组清盘，会妨碍调整进程的顺利推进。
3.当前中国经济遭遇两方面的金融风险：一方面是经济扩张时期累积下来的银行贷款不良资产率开始上升，债券市场出现违约事件，两类金融风险压力面临上升。这类风险因素在下行调整最后阶段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另一方面在金融创新政策的鼓励下，大量打着理财增值服务旗号的P2P金融交易平台充斥市场，在互联网金融渗透力空前提升环境下，这些金融交易平台在“无准入门槛、无行业标准、无监管机构”的状态下扩张极为迅速。据有关专业部门统计，自国内首家P2P宜信出现到2014年底，共产生了近2000家P2P公司。2014年以来，P2P互联网交易平台更以每天两三家的上线速度激增。就成交量而言，2013年全年成交1058亿元，同比扩张5倍。到2015年3月，全国P2P网贷参与人数为日均49万人，同比增长9679%，同期P2P网贷成交额达37127亿元。这些交易平台通过披露虚假投资信息，以高额回报的名义吸引投资者，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管，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或投资者集中要求赎回就容易出现资不抵债或法人卷款而逃，影响波及大量投资者，对中国金融稳定造成冲击。
4.结构调整新旧交替处于相持阶段，即经济结构调整意味着传统产业退出之前对经济发展起到的支柱作用，而需要形成以新的产业支撑为特征的新阶段。但是新产业的投资和市场形成需要时间，目前它尚不足以填补传统产业作用逐步减弱对经济带来的冲击。就区域而言，近年来沿海地区经济增速放缓，而中西部地区的增速较快。但是，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总量水平较小，目前增加的速度也不足以抵消东部地区经济增速下滑带来的影响。而且，中西部地区长期存在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的问题，其解决也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和时间。
5.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因素与风险有增无减。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深刻演变，一个突出表现是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从七成到八成左右下降到三成上下，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贡献从不到三成上升到近年的七成上下，其中我国增量贡献率在四成上下，高于“七国集团”（G7）整体贡献率。中国与外部经济关系格局朝更加多元与比较平衡方向转变，如近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量贡献大约七成来自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中国FDI绝大部分仍来自发达国家，然而ODI一半以上流向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外工程承包项目接近九成分布在广大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
第三，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仅体现在与之前本身发展水平之间的比较上，其巨大成就更多地在于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经济总量和增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经济高速增长使得中国经济在全球所占比例迅速提高。1978年，中国GDP总量为1500亿美元，只占到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8%，排名第10。由于人口众多，人均水平就更低，属于低收入贫穷国家。尽管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快速的增长，但是到1998年，中国GDP占全球份额仍然仅为37%，排名第6。然而，在之后的10年中，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使得经济总量超过法国、英国、德国、日本，成为全球排名第二的经济体，仅次于美国。2010年，中国GDP总量达9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94%，该比例是1998年的约3倍。除了经济总量迅速增加，占全球比例大幅攀升外，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还体现在其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上。197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064亿美元，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仅为94%，在全球排在第32位。而到了2015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396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一。而且进出口商品的结构有了很大的优化，出口商品附加值大幅提高，制造业出口商品在全球价值链上稳步攀升。在2015年出口的商品中，机电产品出口额达131万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76%，比2014年提高16个百分点。而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服装、箱包、鞋类、玩具、家具、塑料制品等出口额为4718亿美元，同比下降27%。这表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已经从劳动密集型转为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出口质量有很大改善。此外，2015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同比基本持平，占进口总额的326%；铁矿砂、原油等大宗商品进口量持续保持增长。由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下降，2015年的贸易条件指数为1121，这说明出口一定数量的商品可以较上一年多换回121%的进口商品，贸易条件持续改善。
1978年至今，中国经济增长率为全球之冠。尽管近年来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从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平均10%左右降低到去年的69%，但在全球范围内，仍然是首屈一指的高增速。对比发达经济体增速之首——美国的3%，以及日本和欧洲的1%左右，同为金砖国家的南非的2%、巴西和俄罗斯的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依然引人注目。因此，从发展阶段上看，中国仍然处于高速成长期，正是这种高增长导致了中国国际地位的巨大提升。在1978年至今的这段时期里，世界经济整体增速有限，放眼全球，年均经济增速过5%的国家只有10个左右，处于4%—5%之间的大约20个，位于3%至4%之间的不到20个。通过在世界范围内的对比可知，中国能在过去的30余年中获得如此高速的增长，并在当前依然保持高水平的经济增长速度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GDP是对经济增长的完美度量吗？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对于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讨论均基于使用GDP对经济增长水平进行度量。作为一个衡量经济总量的指标，GDP已经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评价国力强盛程度的重要依据。然而，由于存在一些固有的缺陷，GDP在衡量一国人民的福祉水平时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足，过于依赖GDP这单一指标来评价整体经济发展，甚至盲目看重和推崇GDP将会带来诸多问题。
GDP指标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GDP在衡量未计入市场交易行为方面存在缺陷。根据定义，商品和劳务需要在市场上交易从而获得市场价值后才能够计入GDP核算。然而，即便是在发达国家，也存在有大量的未进入市场交易的经济活动，如家务劳动等，从而导致这部分活动的经济价值无法进入GDP，造成GDP程度的低估。而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大量的经济活动因为缺乏市场而没有被计入GDP总量。如此看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可能因为较多经济活动未计入GDP而被低估。
2.地下经济的存在也会造成对GDP的低估。与上述自给自足的经济活动因不存在市场而无法计入GDP不同，地下经济有供其交易的市场，如黑市、贩毒、非法赌场等，因此有价格和交易量，但是因为这些活动是非法的，并不记入官方统计数据中。这种地下经济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因而是造成使用GDP度量一国经济发展总量有缺陷的原因之一。
3.GDP无法全面确切地反映一国国民的福祉水平。GDP指标仅仅用来度量一国经济总量及其变化。但是单纯GDP的提高并不能说明居民福利能够保持与GDP同步上升。高速的经济增长意味着大量要素的集中投入和竞争的加剧。从要素的机会成本角度来考虑，人们一旦把时间、精力和金钱投入到旨在增加未来产出的生产环节，那么就牺牲了现在就可以享受的闲暇和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与经济保持了同步的增长。此外，高速经济增长下剧烈的竞争带来的压力也会使人们感到焦虑和恐惧，这至少会部分地抵消人们因为收入提高而带来的满足感。再者，GDP作为一个衡量产出的指标，并不能反映产品的分配情况。如果出现产品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开过大，那么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有可能因为经济增长受到损害，由此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和动荡更会对整体社会福利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而这一切均不能在GDP这一总量指标中得到反映。
4.GDP指标不能对一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做出合适的度量，也不能反映不同国家在经济增长模式上的差异。根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大规模工业化都会对空气、水资源等带来严重污染。在这个时期，经济获得了巨大增长，但是生活在污染地区的人们却不得不忍受因为污染带来的病痛折磨。另一方面，仅从GDP数量上无法反映出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来源。如果一国以发展高科技产业为主，而另一国却通过发展矿产等资源实现经济增长，那么，即便这两个国家的GDP水平相当，也并不能认为两国有着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此外，在经济发展初期，一国由于生产技术、监管水平和人们消费意识的落后，往往充斥了大量的质量低劣甚至对人体有害的商品，尽管该国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很难说这样的增长是健康的合理的。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经济发展成为中国政府的首要目标。为此，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以确保这一政策目标的实现，其中包括财政分权制度、官员晋升激励制度，等等。在以发展经济为目标以及相关政策措施的引导下，出现了唯经济增长马首是瞻、唯GDP论。在这一思路下，不少人把发展单纯地理解为GDP的增长，忽视了发展范畴中的其他内容。受唯GDP论的误导，经济中出现了大量诸如“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等，其结果是大量资源被用于对改善当地生产效率或提高人民福利水平并无帮助的工程建设。最近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作为一个贫困县，广西凤山县原县长在任时花费该县一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用于在进城的山体上画了两只凤凰，以符合该县“凤山”之名，认为此举有利于帮助该县树立声誉，招商引资。
增长一定带来福祉吗？
中国经济的增长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面貌，人民总体生活水平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也给资源与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虽然中国资源丰富，但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依靠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近期，各级政府针对环境恶化和资源相对不足的问题，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加强环保，但总体成效有限，资源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浪费现象普遍存在。时至今日，不难发现在社会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问题也接踵而来。很多地方都因为环境问题而给当地造成巨大损失，甚至有的地方还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生存和人类健康。具体而言，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能耗问题。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有较高的依赖性，但同时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又偏低，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成本过高，这种以大量消耗资源为代价的高增长是难以持续的。根据经验研究的结论，一国能耗强度的演变随经济发展过程呈现倒U型趋势，即在工业化初期，由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重工业，加之技术水平较低，能耗强度会快速提高，资源紧缺压力加大；而到了工业化后期，能耗强度会随着产业结构的改变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而逐步下降。对于中国而言，经济高速增长期对应了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和大型重点工程建设，这个时期恰好是能耗水平大幅攀升的时期。目前，中国正面临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相信经历这一阶段后，中国经济有望迎来一个低能耗的集约式发展时期。
2.环境污染问题。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对能源的开采和利用会直接影响环境，导致大量如空气和水污染、土地沙化、环境病流行等，这些环境问题如果不能得到遏制，势必成为严重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造成当前环境污染严重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尽管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我国的自然资源归由国家及集体所有，但由于资源产权的主体代表并未得到明确，因此各种经济主体在为争夺资源开发权时不顾资源的持续利用，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我国目前无论是资源的价格还是环境的价格都远远低于市场价格，从而造成能源的过度消费和能源利用的低效率。此外，中国资源环境法律法规还存在大量不完善之处，环保部门执行能力不足，政府没有形成在环境保护方面强有力的激励约束作用。在环保监管上，我们国家的环境保护涉及很多部门，容易产生不一致，部门间协调存在很大难度。而在资源环境审计上，存在环境审计体系不健全、环境审计人员的知识和经验积累不够、对环境审计风险的降低与防范关注度不够等许多现实问题。
3.收入不平等问题。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的进步占全球减贫成果的3/4，是世界得以实现赤贫人口减半这一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原因所在。但是，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仍然是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虽然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峰值0491后逐渐改善，但到2013年仍处于0473的较高水平。
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逐渐拉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差距不断扩大。二是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大。(1)近年来，一些垄断行业因其垄断地位而能够获得高于一般性行业的收入。（2）由于资源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新兴产业倾斜，这些行业的收入水平也较高。而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于竞争激烈、技术水平较低，其收入水平也相对较低。（3）企业高管与普通职工的薪酬差距过大。由于国有垄断行业的企业高管拥有工资分配自主权，因此得以在于企业员工的收入分配中为自己订立高额的薪酬。除了薪酬以外，国有企业的高管还能够在日常的职务消费中将很大一部分转化为自身收入，其结果是使得高管和普通职员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形成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
4.腐败问题。中国经济增长在缺乏必要的制度监管下带来了严重的腐败问题。通常认为，中国当前的腐败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经济转型。“双轨制”经济的出现刺激了三方面人员的腐败行为。第一是私人企业家，他们看到了发展更好产品的机会，却苦于没有资源；第二是国企领导，他们可以获取资源，特别是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第三是地方官员，他们可以通过权力来保护三者之间的腐败性合作。在“双轨制”下，同时存在着市场价格和国家补贴价格，因而，腐败行为的主要表现是，掌握公权力的人将国家补贴价格下的日用品以更高的市场价格倒卖到灰色市场中。直到价格统一后，这些不合法的套利机会才被大大减少。
此外，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乡镇企业就是私人利益与政府控制的资源之间的“联姻”。尽管乡镇企业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先驱模范，但它很难与腐败切断干系。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主要源于一些关键产品的价格扭曲，如土地、能源、资本和劳动力，如经常见诸于媒体报端的地方政府与私人开发商合谋占用农民土地等。政府部门对能源价格在不同行业或地域的不同定价也形成了巨大的腐败空间。腐败问题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的伤害是极其严重的，这主要来自于它对社会“公平”观念的严重伤害，对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以及由此导致的资源错配。
如何在发展观念上协调增长与福祉？
十八大报告指出，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这是党中央深刻总结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入分析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本质在于，经济发展动力应当从之前的由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驱动转向生产效率驱动，这意味着生产力水平质的飞跃，要求生产关系领域协调配套推进改革，任务复杂而艰巨。为此，科学界定质量和效益的衡量标准，构建一套可操作性强的考核指标体系，以保证中央决策部署的落实。
2015年4月，环境保护部召开“建立绿色GDP20核算体系”专题会，重新启动绿色GDP研究工作。我国对绿色GDP的研究起步于2004年，时任环保总局副局长的潘岳是其主要推动者。由潘岳和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共同担任组长的研究小组在2006年公开发布了中国第一份绿色GDP核算报告。然而，在各种“技术难关”、唯GDP发展观等影响下，绿色GDP核算并未得到实施，对于自然资源和环境成本的考量最终也没能进入官员考核指标体系。2015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指出，要通过构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等重大制度为突破口，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相较于2004年环保总局时期的绿色GDP研究，本次重启因其在结构内容与技术手段上的创新，被称为绿色GDP20核算体系研究。
绿色GDP的概念最早源自联合国统计署倡导的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其重点在于把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因素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将资源耗减成本、环境退化成本、生态破坏成本以及污染治理成本从GDP总值中予以扣除。显然，这种研究将有助于GDP考核的优化与合理化，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真实状况。与现行GDP核算不同，绿色GDP核算采用了可持续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其计算办法是从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价值与环境污染损失价值。1993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在修订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提出了相关概念。他们认为可持续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可分为总值与净值，其中总值为GDP扣减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净值是GDP扣减资源耗减成本、环境降级成本和固定资产折旧。
在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基础上，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课题研究组提出了绿色GDP概念：在GDP中扣减自然部分的虚数和人文部分的虚数。被扣减的自然部分的虚数包括：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环境质量下降、自然资源的退化与配比的不均衡、长期生态质量退化所造成的损失、自然灾害所引起的经济损失、资源稀缺性所引发的成本和物质、能量的不合理利用所导致的损失等。扣减的人文部分的虚数包括：由于疾病和公共卫生条件所导致的支出、由于失业所造成的损失、由于犯罪所造成的损失、由于教育水平低下和文盲状况导致的损失、由于人口数量失控所导致的损失以及由于管理不善（包括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等。
与现行的GDP核算体系相比较，绿色GDP核算体系的优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能够较好地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统一和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通过计算绿色GDP占GDP比重，能够反映国民经济增长对自然的影响程度；（2）绿色GDP核算从GDP中扣除环境污染损失和资源耗减价值，是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具体手段，有利于推动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3）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有利于真实衡量和评价经济增长活动的现实效果，克服唯GDP政绩观，增强公众的环境资源保护意识，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考虑到绿色GDP在计算方面的复杂性，人类发展指数(HDI)也是可供考虑的新型发展评价指标。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创立了人类发展指数，即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三项基础变量，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综合指标，并在当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发布。
1990年以来，人类发展指数已在指导发展中国家制定相应发展战略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之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都发布世界各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并在《人类发展报告》中使用它来衡量各个国家人类发展水平。人类发展指数的编制原则包括：(1)能度量人类发展的基本内涵；(2)便于计算并易于管理。（3）该指数是一个综合指数而不是过多的独立指标。（4）包括社会选择在内。（5）应维持指标内涵的灵活性。（6）有充分可信的数据来源保证。人类发展指数内涵丰富，能够动态反映人类发展状况，为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政策提供依据，从而有助于挖掘一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并为该国经济发展成果提供评价依据。
如何实现增长与福祉并重?
中国经济增长与中国人民福祉不同步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加以正视，并采取必要手段从根本上进行治理和防范，具体包括：
1.针对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能耗问题，我们提出以下方案：（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升级，以便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低下，2014年能源利用效率仅为363%，比发达国家低约10%；产品消耗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能源消耗的浪费惊人，面临石化能源的不断枯竭以及能源消费的增长，我国能源消耗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造成中国高能耗的关键因素仍然在于产业结构：高能耗产业如钢铁、电解铝、水泥等占比过高，而电子信息、精密制造和第三产业等低能耗产业比重过低。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央政府提出要通过转变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经济增长，使得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模式符合高技术、高效率、低能耗、低污染的要求。（2）重点发展包括水电、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在内的可循环利用的可再生能源。目前，中国的水电、太阳能等产业的发展已经较为成熟，并已量化投产，在国内得到了广泛应用。风力发电正在逐步拓展，太阳能及生物质能发电也开始具备了一定基础。近年来，中国可再生能源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到2014年9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4037亿千瓦，占国内电力装机容量的30％多，在全球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中排名第一。其中，水电规模以上新增装机容量1565万千瓦，溪洛渡、向家坝等一批西电东送标志性大型水电项目投产运行，累计装机容量超过29亿千瓦；风电新增装机容量858万千瓦，累计装机容量达到8497万千瓦；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400万千瓦，累计装机容量超过2000万千瓦；生物质发电新增装机容量90万千瓦，累计装机容量超过940万千瓦。201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创下新纪录。201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电力和燃料总投资额达2860亿美元，中国投资在其中占据超过１/３的份额。有赖于此，发展中国家对可再生能源的总投资首次超过了发达国家。（3）要坚持开发节约并举，确立节能首要位置。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必须通过节约资源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中国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节能工作，到20世纪末实现了经济增长翻两番、能源消费增长翻一番的目标。之后，中国政府先后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等政策，旨在以提高能源效率为核心，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技术进步来构建能源资源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具体而言，中国全面落实能源节约的措施包括推进产业和工业内部结构调整；加强钢铁、煤炭、电力等产业的工业节能；实施节约替代石油、热电联产、余热利用、建筑节能等重点节能工程；通过综合运用强制采购、节能评估、节能法律等手段加强节能管理；通过各种层次的教育、各类宣传媒体等来倡导社会节能。
2.关于环境问题方面，需要实现从“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低经济效益”转变为“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经济效益高”的模式，彻底扭转通过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追求经济增长的思路，避免对资源采取掠夺式开发和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通过进行符合规划的生态建设，向和谐型经济转变，实现从“生态赤字”转向“生态盈余”转变。
不仅如此，在监管方面，要加强环保法律制度建设，逐步完善考核监管体制。通过修订完善法律法规，将环境保护作为绩效考核指标纳入地方政府官员考核体系当中。在环保监管方面，应当建立多层次多主体的扁平化监管体系，将行政监管、市场监管和舆论监管相结合，出台措施鼓励群众参与监督。完善环境审计并制定和强化审计职业标准，培养环境审计专业人才，规范环境审计程序。
3.对于收入不平等问题，应考虑完善市场机制，促进自由竞争，保障进入市场的机会平等。目前导致中国收入不平等问题严重恶化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市场不完善，城乡差距过大、劳动力市场分割、金融市场不规范和土地市场混乱均对市场竞争形成了阻碍，导致了产出在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畸形分配。因此，解决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建立相关市场的竞争秩序，完善市场机制建设，减少各类寻租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收入不平等需要政府采取诸如完善收入分配体系、促进教育公平、改善农村教育等予以干预。此外，收入不平等还受到诸如医疗健康等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加大对于公共卫生，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医疗卫生的支持，重点关注农村基层医疗体系的建设。同时，还需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少社保资源在地区间的差距，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给付水平。
4.就腐败问题而言，已有大量关于反腐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讨论。2014年，美林银行发布的报告称，反腐至少导致当年中国经济增长减少06至15个百分点。而彭博社调查显示，中国政府的反腐运动将在2020年使该国国内生产总值提高01至05个百分点。随着贿赂对商业的拖累不断得到缓解，按美元的现价计算，可能取得了相当于一笔大约高达700亿美元的红利，相当于斯里兰卡的经济规模。
事实上，反腐至少会在以下两个方面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积极影响。(1)反腐可以减少市场的不规范因素，促进资源更加合理地分配，提高生产效率。腐败行为的结果会破坏市场竞争，并导致产权界定的不清晰。反腐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遏制滥用权力带来的恶劣影响，改善资源配置效率。(2)反腐实际上是对企业起到“减税”的作用。正规的政府税收是要上缴国库，用于国家建设的，而因为腐败所产生的这种“课税”却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反而加大了企业的负担。在贿赂风行、暗箱操作、权钱交易的大环境下，企业为求发展，不得不增加自己的灰色支出，而这部分支出是在企业税收之外的。反腐促进了公平规范的市场秩序的形成，减少了权利寻租的行为，从而变相减轻企业的运营负担，保护了市场的主体。因此反腐虽然在短期内会给中国经济造成影响，但从长期看，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增进民众福祉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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