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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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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个政策性研究平台，定位于中国一流、世界知名的智库；依托于教授群体和专业团队；服务于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致力于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咨询，为制定公共政策提供研究依据，积极推动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政策研究创新体系。基于此，中研院从2016年始，每年编辑出版一本中国发展展望年刊，汇集中研院研究人员已经发表的学术成果。今年的主题是探寻新的增长动力，包括年度主题、发展评论、研究报告、安泰问政、经济学与政策研究，主要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的思考，既有学术问题也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问题，既有发展困境的解读也有政策制度的质疑，既有当下急迫解决的问题建议也有长远发展的方向引导。比如城市化路径、去杠杆、公路收费、公共交通管理、基础设施、医疗支出、教育支出、国有企业的价格垄断、专车管理等问题，都做了学理与政策、困境与出路的分析，提出了积极的建议。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 经济学的研究人员不仅仅在象牙塔里研究，他们也走出书斋，面对社会的现实问题，积极地参与各种讨论，发出研究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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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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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个政策性研究平台，定位于中国一流、世界知名的智库；依托于教授群体和专业团队；服务于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致力于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咨询，为制定公共政策提供研究依据，积极推动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政策研究创新体系。基于此，中研院从2016年始，每年编辑出版一本中国发展展望年刊，汇集中研院研究人员已经发表的学术成果。主要包括年度主题、发展评论、研究报告、安泰问政、经济学与政策研究，主题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的思考，既有学术问题也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问题，既有发展困境的解读也有政策制度的质疑，既有当下急迫解决的问题建议也有长远发展的方向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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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
周伟民，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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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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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主题
中国城市化路径的困境与抉择 陆 铭／3
发展评论
中国经济开放论坛激辩去杠杆 潘英丽 黄益平／27
中国经济的欧洲化：统一货币区、央地关系和地方政府债务 钟辉勇 陆 铭／36
中国公路收费政策的质疑与建议 陈 宪／57
股灾呼唤系统制度建设 潘英丽／74
研究报告
基础设施多少为多？一种新的估计方法及来自中国的证据 施 浩 黄少卿／97
中国不平衡增长对医疗支出的影响 何振宇 李 欣 周伟民／138
中国城镇的公共教育支出和私人替代效应 袁 诚 张 磊／159
终结上游国有企业的价格垄断 王 勇／184
安泰问政
需求导向，还是供给创新 陈 宪／199
专车兴起背景下出租车监管改革的思路与建议 黄少卿／204
政府购买公共交通服务比财政补贴好 徐丽群／232
拥堵费是治理交通有效且可行的手段 陈 宪／237
汇率危局的由来和破解 钱军辉／242
消费风险分担与居民消费增长 何振宇／247
研究对话
经济学家缺少靠谱的客观经济数据 周 林／255
学者该如何参与公共政策讨论：一个经济学者的视角 黄少卿／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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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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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016 年6 月19 日，初夏的上海闷热多雨。但这一天, 对于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发院）却是重要的一天。当天下午的安泰问政论坛上，中发院资深教授潘英丽和同济大学钟宁桦教授对中国经济去杠杆问题作了专场报告。
晚上，中发院聘请了多位活跃在中国经济研究第一线的中青年经济学家为特聘研究员。同时，樊纲教授、胡永泰教授、姚洋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教授共同出席了中发院组织的安泰问政特别活动，就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正如在论坛上胡永泰教授所说的那样，经济学很像医学，它既有研究一般原理的性质，也有像医生一样需要有临床治病的医术。当代中国，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亦对学术研究提出了迫切的需求。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特殊的历史背景和体制特征也使得中国发展出现了纷繁复杂的综合症，而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知识准备和研究支持却严重不足。
作为对于时代所需的回应，中发院的学者们形成了就重大问题发声的共识。作为这个共识的行动之一，中发院创立《中国发展展望》集刊（China Development Outlook ，以下简称集刊），并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集刊将集中呈现当年有关中国发展的重要研究成果，作者以中发院研究人员和参与中发院各类活动的学者为主。集刊将包括以下几个篇目：
篇目一：年度主题
该篇目围绕对中国发展特别重要的主题，发表若干篇专题评论。第一辑的主题是中国城市化的困境与战略。
篇目二：发展评论
该篇目既发表有关中国发展某一方面重大问题的政策评论文章，也发表基于数据分析的对于重大问题的研究性论文，还发表基于研究文献和学术思潮对于中国发展的评论。
篇目三：研究报告
该篇目发表有益于理解中国现实和相关政策动向的研究报告。
篇目四：安泰问政
该篇目精选中发院安泰问政论坛的重要内容，发布国内外重要学者对于重大政策问题的评论。
篇目五：研究对话
该篇目以研讨对话形式发表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学（家）如何参与政策研究的探讨。
愿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和《中国发展展望》集刊能够始终在正确的时间发出有力的声音。
中国城市化路径的困境与抉择
陆 铭
城市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提升城市人口比重的问题，它还涉及城市在不同地区间的分布，而这是形成合理的城市体系的问题。城市体系的合理化必须以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为前提，以企业自主选址和劳动者自由迁徙为条件，以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之间的权衡为机制。于是，具有不同的地理、自然、历史等条件的城市都达到最大化劳动生产率的最优规模，从而形成不同规模、不同功能的城市相互分工、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城市体系。具体
到农民进城的现实问题上，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工是跨地区流动的，2014 年全年农民工总量为26894 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610 万人，本地农民工10284 万人。
因此，城市化中的关键矛盾不是农民在本地进城的问题，而是农民跨地区进城后如何转为流入城市的市民的问题。
由于未能科学地认识城市化和城市体系的形成机理，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存在三大矛盾，即：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的趋势和户籍制度改革的矛盾；人口向沿海城市集聚的趋势和政府行政力量将建设用地指标向中西部配置的矛盾；都市圈的集聚发
展和新城、开发区分散发展的矛盾。由于政策存在的误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受阻，效率恶化，地理劣势地区数量型扩张带来的债务负担加重，同时，大城市内部的非户籍常住人口比重持续上升，社会风险加剧。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因为社会各界存在一些关于城市化的认识误区，误将城乡和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归因于城市化和经济集聚，误把耕地减少与城市化简单对应，误把城市病与城市扩张作简单对应，并且错误地夸大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
针对以上认识和政策的误区，本文提出，在经济政策上，当前中国的城市化需要在五个方面进行政策调整。第一，户籍制度需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突破；第二，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应与劳动力流动方向一致；第三，转移支付制度应从支持生产性投资转向支持公共服务；第四，经济增长和税收应与政府官员的激励和考核脱钩；第五，在大城市人口增长过程中，应注重都市圈和城市内部的科学规划，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有效应对城市病的挑战。
一、当前中国城市化路径的困境
从本质上来说，城市化进程是企业和个人根据收益和成本的比较进行理性的生产和居住地选择的结果。当前中国仍然大量使用行政手段来直接干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的配置，结果造成了一系列的矛盾。
1.
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的趋势和户籍制度改革的矛盾在现代经济中，知识越来越重要，而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需要人与人之间进行互动，因此，城市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强。相比之下，大城市人口密度较高，人口规模较大，更有利于人们之间的互动。于是，大城市成为高技能人才的聚集地，其劳动生产率也更高，成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的增长引擎。当经济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之后，大城市对于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和多样
性的正面作用越来越强。发达国家即使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进程，人口仍然在向大城市集聚，大学毕业生在向大学生众多的大城市迁移。
从中国近几十年的城市发展趋势来看，大学生比例高的城市，其大学生比例提高得更多。在职业方面，高技能职业比重较高的城市，其高技能职业的比重提高得也更多。高技能劳动者向大城市集聚时，也会产生更多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因为他们在同一生产单位内是互补的，同时，高技能者也会产生对于低技能劳动者所从事的生活服务业的需求（陆铭，2013）。因此，高技能劳动者的集聚会带动大城市的人口增长更快。一国的城市体系通常呈现这样的格局：大城市更多集中了现代服务业，而中小城市则相对更多地发展占地更多的制造业，并服务于周围的农业。
虽然事实上人口仍然在向大城市集聚，但是，户籍制度却仍然在制约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政府的政策导向是重点推进中小城镇的发展，而限制特大城市的发展，2014 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而在实际操作中，大城市人口限制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低技能者，在特大城市的外来人口落户条件上普遍采取了歧视低技能者的措施。
2. 人口向沿海城市集聚的趋势和区域间资源配置政策的矛盾在过去30 年间，大量的人口向东南沿海城市集聚，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广东省吸引了最多的人口转移，占比从1982 年的5.23% 提高到2005 年的22.37% ，转移到长江三角洲的占比也从11.27% 提高到20.58% （段成荣和杨舸，2009）。夏怡然（2014 ）从中国287 个地市级城市2000 年到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中计算出了移居人口数据。从移民的空间分布来看，2000 年之后，人口大量向东南沿海地区集聚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吸引外来人口最多的省份（或直辖市）仍然是广东、浙江、江苏和上海。
在人口继续向东南沿海和中西部大城市集聚的同时，在2003 年前后，政府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让经济资源（包括建设用地指标和资金）在区域间的配置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形成了明显的政策拐点。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被作为支持中
西部经济发展的政策手段。1999 年4 月国务院批准的《1997 2010 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强调了统筹平衡各区域用地，主要体现在对东南沿海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建设用地规模扩大加强限制。图1 显示，中西部省份土地供给占全国土地供给的比重在2003 年之后明显上升。与土地配置相关的是，2003 年后，开发区的设置也被作为支持中西部发展的手段（参见陆铭、向宽虎，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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