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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书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5年的年度重大课题，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主编。2.多人合著，作者均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博士研究员，具有专业水准和政府背景，比较权威。4.大国崛起和对外战略问题是政府和社会均比较关注的，有一定的热点性。6.行文通俗、严谨、翔实，是可信的借鉴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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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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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研究基于SWOT分析法，提出了大国对外开放战略分析模型（GEPC模型），深入分析影响对外开放战略的外部条件与内在因素，特别是大国影响力这一独特因素，提出了我国新时期的对外开放战略，即新兴大国的竞争力升级战略。其核心目标，一是营造互利共赢的国际环境，保障我国的和平崛起；二是推进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提升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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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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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组长，李伟，男，汉族，1953年8月生，江苏丰县人，197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3月参加工作，1985年10月毕业于上海电视大学中文专业，大专文化程度。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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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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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报告：新兴大国的竞争力升级战略专题研究一中国发展的全球经济环境研究一、全球经济增长的历史回顾二、影响全球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因素剖析三、全球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态势分析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专题研究二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升级研究一、制造业竞争力升级理论和典型国家经验及启示（一）产业结构变化及竞争力升级的理论分析（二）典型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经验二、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重点国家的制造业战略及全球制造业分工格局（一）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内涵特征和对产业组织等方面的影响（二）典型经济体的战略和做法（三）未来全球制造业分工格局三、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现状及发展趋势（一）我国制造业发展状况的基本评估（二）未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四、全球化背景下提升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战略与政策建议（一）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升级的战略定位和目标（二）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升级的战略途径（三）提升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政策参考文献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纺织服装业升级战略研究附件2：案例研究全球产业集中背景下的工程机械产业升级研究附件3：案例研究汽车行业竞争力：现状、问题和政策建议专题研究三以扩大开放促进我国服务业升级一、十二五期间我国服务业总体发展特征二、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亟须提高三、我国服务业的真实开放水平较低四、扩大开放是提高我国服务业发展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举措五、以扩大开放促进我国服务业升级的具体政策建议专题研究四大力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一、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水平与问题（一）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水平（二）我国金融机构国际化快速发展的动因（三）我国金融机构国际化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一）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目标明确，但国际资本参与度低（二）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条件尚待完善（三）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与发展的国际经验三、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一）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与问题（二）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现状与问题（三） 国际金融机构的发起与运作（四）国家主权基金的运作（五）国家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海外业务的开展四、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影响力的战略与政策（一）战略目标（二）推进原则（三）政策重点专题研究五中国实力增强背景下利用外资的发展战略一、利用外资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二、中国利用外资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三、中国应更加关注利用外资的质量专题研究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战略研究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主要情况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机遇与挑战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发展路径五、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政策建议参考文献附件1：案例研究银行业海外投资新特征、新机遇与新挑战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一、 中国金融业国际投资现状与特征二、中国银行业OFDI现状与发展以工商银行为例（一）国际化布局：全球网络初步建成，从多国化向跨国化转变（二）国际化成效：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国际化价值有待提高（三）国际化战略：发挥中国特色的本土化优势，推动全球化战略转型三、政策建议（一）坚持走出去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相结合，尽快制定金融机构走出去战略的顶层设计，扩大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和中国经济的国际贡献力。（二）加大金融双向开放政策力度，加快建设本土国际金融中心，推动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在金融资源全球配置中的融合度和协调力，增强金融海外整体竞争力。（三）发挥外汇储备资金投资政策多样化优势，增强外生性冲击的抵抗力和资产保值增值能力。附件2：案例研究扬帆起航，卓有功效国家电网公司对外投资案例一、国网公司对外投资主要情况（一）国网公司对外投资主要历程（二）国网公司对外投资绩效二、国网公司对外投资的主要经验（一）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二）审慎决策，严控风险（三）打造高品质名片，大力提升海外影响力三、国网公司对外投资中的主要机遇（一）政策机遇（二）行业机遇（三）业务机遇四、国网公司对外投资面临的问题（一）国内舆论风险（二）东道国风险（三）业务市场风险（四）企业内部风险五、政策需求及建议附件3：案例研究中粮集团对外投资案例研究一、中粮走出去的历史和现状（一）中粮集团国际化的历史沿革（二）中粮集团国际化的发展现状二、中粮走出去的主要经验（一）将企业战略融入国家战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二）将走出去战略融入全产业链战略，培育国际竞争力（三）积极谋求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并降低风险三、中粮走出去的机遇与挑战（一）农业走出去的背景（二）农业走出去的意义（三）农业走出去面临的机遇（四）中粮走出去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四、中粮走出去的政策诉求和建议（一）加大国企改革发展力度，突破体制束缚（二）加大资金、税收、保险支持力度，强化后盾保障（三）加大外交支持力度，营造良好商业环境一、成为国际一流跨国公司是国有大企业的历史使命二、国有大企业有条件发展成为国际一流跨国公司三、国有大企业发展成为国际一流跨国公司还存在诸多障碍四、把一批国有大企业尽快培育成为国际一流跨国公司专题研究七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下跨国公司的发展把一批国有大企业培育成为国际一流跨国公司一、成为国际一流跨国公司是国有大企业的历史使命二、国有大企业有条件发展成为国际一流跨国公司三、国有大企业发展成为国际一流跨国公司还存在诸多障碍四、把一批国有大企业尽快培育成为国际一流跨国公司专题研究八利用国外创新资源的开放式创新研究一、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大力推进开放式创新（一）开放式创新有利于提高创新效率（二）开放式创新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三）开放式创新有利于加强对外合作（四）开放式创新是全球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的必然选择二、开放式创新相关研究综述（一）开放式创新内涵及与封闭式创新的比较（二）开放式创新案例研究（三）开放式创新的实施路径与模式（四）开放式创新的作用及可能导致的风险（五）促进开放式创新的政策研究及其他角度研究的政策启示三、我国开展开放式创新相关政策措施现状与问题（一）相关政策措施现状（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四、日韩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经验（一）日本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做法及鼓励政策（二）韩国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做法及鼓励政策（三）日韩经验的几点启示五、促进利用国外创新资源开展开放式创新的建议（一）以创新型企业需求为标准，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二）扩宽创新融资渠道（三）加大对优秀创新人才的吸引力度（四）培育创新服务机构，促进科技成果应用转化（五）充分发挥在华跨国公司对我国自主创新的积极作用（六）多渠道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提高源头创新能力（七）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专题研究九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背景下我国利用国际人才的现状、特点与建议一、我国面临全球化配置人才资源的趋势二．我国利用国际人才的现状三、我国利用国际人才的特点四、对我国利用国际人才资源的建议专题研究十利用全球资源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研究导言：粮食安全的内涵一、全球视角下的中国粮食安全形势二、2030年全球粮食供求格局三、主要国家全球粮食安全战略的演进及经验教训四、中国利用全球资源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思路和目标五、利用好全球资源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建议专题研究十一能源革命背景下的中国能源安全研究一、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能源安全战略及其经验与借鉴（一）美国经验（二）欧盟经验（三）日本经验（四）印度经验（五）国外能源安全战略对中国的启示与借鉴1.深化能源安全内涵和理解明确能源安全战略二、中国的全球能源影响力及发展趋势（一）能源安全的内涵和未来展望（二）新形势下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新挑战（三）面向2030年的中国能源安全观及对全球能源安全的影响三、2030年中国能源安全的总体思路与战略目标（一）2030年中国能源革命与国家能源安全（二）中国能源安全的关键利益（三）总体思路与战略目标（四）实现途径与战略重点专题研究十二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矿产资源安全战略研究一、全球矿产资源市场走势分析（一）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资源供需矛盾短期缓解、长期趋紧（二）矿产勘查开发投入持续下降，新探明资源减少,未来或现勘查危机（三）矿产品价格出现分异：大宗矿产品价格一路下跌,未来止跌几率增大；而新能源新材料所需矿产价格不降反升，未来或仍将延续上涨态势二、中国矿产资源市场供需形势分析与展望（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部分大宗矿产需求已经或即将达峰（二）大宗矿产品贸易发生深刻变化，进入理性调整期（三）新兴产业及国防军工所需矿产呈现迅速增长态势，未来仍将持续增长（四）能源需求总量仍将呈上升趋势，清洁能源需求将持续快速增长三、中国矿产资源安全形势及面临的国际挑战（一）未来资源竞争态势日趋剧烈且复杂，预计2020年之后，中、印、东盟以及日、韩之间的资源竞争将进一步加剧（二）对外依存度持续高位，大量依赖进口局面难以改变（三）资源民族主义抬头趋势明显，战略性矿产海外供应安全堪忧（四）现行矿产资源全球治理体系对确保我国资源乃至经济安全并不利（五）矿产资源及矿产品国际市场话语权缺失，优势战略矿产国际地位不断下降（六）矿产企业走出去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四、通过开放保障我国矿产资源安全的战略构想（一）2030战略目标与思路（二）十大战略重点（三）五大战略措施专题研究十三全面提升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水平和影响力一、全球经济治理出现新趋势二、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面临新形势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与问题剖析四、中国全面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策略建议专题研究十四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与政策一、区域经济合作的概念二、世界区域经济合作特点三、中国区域合作现状四、我国推进区域合作的意义与面临的形势五、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思路与建议（一）中国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思路（二）中国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建议附表1 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进展情况专题研究十五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战略一、一带一路的深刻内涵二、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和形势（一）世界经济处于低迷期（二）国际贸易增速大幅下滑（三）中国经济地位持续上升（四）国际秩序正在经历深度调整三、一带一路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一）机遇（二）挑战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思路与政策建议（一）主要思路（二）政策举措一、为什么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国际气候协议（一）中国面临的三个历史性变化（二）现有国际气候制度的低效（三）既有国际气候制度并不真正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二、现有国际气候制度困境的形成及出路（一）传统研究结论及其对谈判思路的影响（二）新的研究结论及其对谈判的新含义（三）走出僵局需要新思路三、绿色发展是实现各国互利共赢的根本出路（一）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强力措施其对全球减排的影响（二）绿色发展的全球性机遇（三）绿色发展对中国的机遇四、《巴黎协定》：能否从零和博弈走向互利共赢？（一）建立绿色发展制度应成为国际气候制度的核心（二）新的《巴黎协定》能否建立绿色增长的制度机制（三）新的《巴黎协定》对中国的影响五、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战略性选择（一）中国的战略性选择（二）中国在气候谈判中需要注意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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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四大力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
张丽平 韩萌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在2014年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利用整合资源的能力还较弱，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依然未摆脱对国内金融市场的依赖，国家在利用资本运作提升国际经济地位方面刚刚起步。在我国步入新常态、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特殊历史时期，增强金融实力、提升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既是我国国际经济地位不断提升的必然选择，也是通过世界市场拓展、全球资源配置、价值链跨国转移实现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必要保障。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需要在微观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经营、中观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发展、宏观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地位 这三个层面齐头并进，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一、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水平与问题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资本实力快速提升，在实体企业走出去的带动和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其国际化水平快速提升。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加大了海外布点的力度，其海外资产、利润、雇员占比均明显提升。2014年，我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1300亿美元。但从市场结构和海外业务结构来看，我国金融机构的海外业务拓展和在国际金融市场利用整合资源的能力还较弱，如海外市场主要集中在香港，参与并购的项目仍局限于中国元素等。总体而言，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速度很快，但国际化程度与国际先进水平相距甚远。未来，应积极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水平，为我国提升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夯实基础。（一）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水平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国际化水平快速提升。金融机构的海外投资，海外资产、利润、雇员占比，国际项目融资的参与度等国际化指标均明显提高，但与国际知名跨国金融集团相比尚有较大提升空间。1. 金融机构在海外投资布点情况自2008年以来，我国金融业海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加大。2007年，中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仅为16.7亿美元，2008年猛增到140.5亿美元。虽然2009年略有回落，但总体上升趋势依然明显，到了2014年我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了1346亿美元（参见图1）。
图1：20072014年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状况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及国家外汇管理局
我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均未超过15%（2008年除外，见图2）。这一方面映射出在目前的发展阶段，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服务实体经济走出去的特性；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金融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真正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金融机构不是将其国内金融业务简单地向国外延伸，而是在国际范围内融通资金，统筹人力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当金融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越为本国企业走出去服务时，其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才能真正发挥出来。图2：我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及国家外汇管理局
从投资主体结构来看，中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以银行为主，尤其是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截至2014年末，总计20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开设了1,200多家海外分支机构，覆盖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总资产1.5万亿美元。四大银行的海外机构主要集中在亚太以及欧洲地区，达到了总比重的70.6%；其海外机构的设置方式以建立分行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我国金融业在投资方式上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表1：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海外机构地区分布 港澳台 亚太 欧洲 美洲 非洲 总计中国银行 9 48 27 18 4 106中国工商银行 2 20 12 7 2 43中国农业银行 3 6 1 2 0 12中国建设银行 4 7 7 2 0 20总计 18 81 47 29 6 181占比 9.90% 44.60% 26% 16% 3.30% 100%数据来源：根据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网站上公布的相关统计资料整理。
证券领域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目前，中信证券、海通证券、中金公司等大型券商，以及国金证券、东吴证券、西南证券等中型券商已率先实现了海外布局。以海通、中信为例，其境外收入占比已超过10%，通过设立子公司，其经纪业务、投行业务快速增长。国内券商境外业务的主战场仍是香港市场。在港的中资券商已突破七十余家。在海外进行收购已成为内地券商国际化最为常见的路径。保险领域的国际化经营以保险资金海外投资为主。从2012年10月《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出台，到2014年8月新国十条明确提出拓展保险资金境外投资范围，我国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步伐明显加快，投资规模也持续增加。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末，保险资金境外投资余额为239.5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465.8亿元），占保险业总资产的1.44%，比2012年末增加142.55亿美元，增幅为146.96%。从投资区域来看，保险资金主要以投资香港市场为主，港币资产占比较高，超过64%。从投资的品种来看，权益类资产是主要投资品种，在股票、股权和权益类产品中占比较高；另外，不动产的占比大约是20%左右，还有一些银行存款和债券固定收益类的产品。2. 金融机构海外资产、利润、雇员占比的国际比较海外资产、收益和雇员的占比是衡量一个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水平的主要指标。通过对我国金融机构与国外金融机构在这些指标上的比较，可以分析出我国金融机构国际化程度以及与国外金融机构在国际化水平方面的差距。出于数据可获得性的考虑，本报告选择四大国有银行作为样本进行分析。我国银行海外资产和利润增长快速。根据各银行的年报，2014年末中国银行海外资产较年初增长18.11%，海外机构利润总额增长29.91%，利润总额对集团的贡献度达到22.98%，比上年上升3.60个百分点；工商银行境外机构实现净利润折合人民币151亿元，同比增长35.6%。表2：2014年我国四大国有银行海外经营状况公司名称 海外资产比重 海外利润比重 海外员工比重中国银行 27.41% 22.98% 8.20%中国工商银行 7.60% 7.10% 1.50%中国农业银行 3.70% 1.80% 0.10%中国建设银行 4.40% 2.10% 0.17%数据来源：2014年各银行年报。
但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程度并不高。中国银行的海外资产和利润占比在14左右，海外员工比重为8.2%，其余三家银行的海外资产、利润、员工的比重均未超过8%。此外，近8年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再加上交通银行的平均境外资产、营收和利润占比分别为8.09%、6.12%和6.30%，而花旗银行的相应数值分别为60.29%、50.59%、50.32%，汇丰银行分别为48.36%、62.35%、69.05%，远远高于五大行平均值的平均水平。表3：我国银行海外经营状况的国际比较公司名称 海外资产比重 海外营收比重 海外利润比重中国五大银行平均1 8.09% 6.12% 6.30%花旗银行 60.29% 50.59% 50.32%汇丰银行 48.36% 62.35% 69.05%注：1，五大银行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交通银行。数据来源：2014年各银行年报。
跨国化指数指标Transnationality Index简称TNI是用来综合评价企业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指标。TNI的计算公示如下：TNI=国外资产总资产 国外销售额总销售额 国外雇员数总雇员数3100%TNI越高,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就越高。将国外销售额占比用表2中的海外利润占比来替代，计算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TNI水平。表3的数据显示，中国银行的国际化程度最高，TNI接近20，中国农业银行的TNI不到2，国际化程度最低。而有资料显示，国外大型跨国金融机构的TNI基本在50%以上。表4：四大国有银行的TNI水平 中国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TNI 19.5 5.4 1.9 2.2数据来源：根据表2数据计算。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增速明显，但国际化程度与国际先进水平相距甚远。3. 金融机构参与国际项目融资的程度金融机构参与国际项目融资，一方面可以帮助走出去的实体企业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保障其在海外的建设与运营；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金融机构自身的国际化发展。因此，国际项目融资的参与程度是衡量金融机构国际化水平的另一重要指标。国际项目融资主要包括银团贷款和企业并购融资。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的银团贷款快速发展。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15年上半年中国银团贷款市场发展情况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二季度末,我国银团贷款余额达到53703亿元，与2014年同期相比增加5191亿元,同比增长11%，较2005年（2336.7亿元）增加了近23倍。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在银团贷款方面表现突出。据统计，2014 年工行共牵头筹组银团贷款项目435项，担任银团贷款牵头行的签约总金额达435亿美元，位居亚太区银团贷款牵头行榜首。这与中国市场的国际地位上升密不可分。数据显示，2014年亚太区（除日本外）银团贷款量达到5229亿美元，较2013年的4619亿美元增长13%，其中中国市场共完成1413亿美元的贷款额，占亚太市场的27%，成为 2014 年亚太区银团贷款增长的最大驱动力。在支持企业并购融资方面，我国金融机构也紧跟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例如近年来，工行支持了中海油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三峡集团收购葡萄牙电力、五矿集团收购秘鲁铜矿等一批重大项目。在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我国金融机构不断完善财务顾问、融资安排、风险管理等走出去金融服务功能。例如，2014年，中国银行担任复星国际收购葡萄牙CSS保险公司、锦江股份收购卢浮集团等项目的并购顾问，并成功支持双汇集团收购史密斯菲尔德项目。虽然我国金融机构在参与国际项目融资中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仍然存在两方面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国际项目融资的服务对象没有超越中国元素，仍局限在为中资企业服务这一初始范畴，因此造成国际项目融资的比重仍然较低，如银团贷款占对公贷款余额的比例连续3年保持在10%左右，远远低于国际平均的水平。二是我国金融机构在银团贷款操作的规范化程度上与国际知名大机构仍存在较大差距，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我国金融机构国际化快速发展的动因首先，金融机构实力提升是其走出去快速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对金融机构而言，境外经营面临着与境内经营截然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政策、法律环境，其间的不确定性更大，对资金实力、内部管理机制、人力资源储备的要求更加严格。十二五期间，我国金融机构的实力快速提升。根据英国《银行家》的排名，2010年我国共有84家银行跻身全球前1000家银行之列，总资本占到千家银行总资本的9%，其中工行资本排名第7；2015年共有117家中资企业入围，工行资本排名第1，建行、中行和农行分列第2、4、6位。其次，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是金融走出去快速增长的初始动力和活力源泉。调研中发现，我国金融机构走出去的主要目的是服务各自国内客户走出去，其海外业务规模随着走出去客户的日益增多和客户的境外业务扩张而不断发展壮大。例如，我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FDI来源地，作为最早在澳大利亚开设分行的中国银行，其在澳大利亚的分行达到8家，能够提供公司、个人全方位金融服务，不但服务中资公司，还服务当地企业和社区居民。第三，国家战略和政策是金融走出去快速增长的重要保障。2012年9月17日，经国务院审批的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编制了《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完善金融机构走出去相关制度，引导金融机构采取行之有效的海外发展战略，加强国际型人才储备，逐步发展我国大型跨国金融机构。鼓励金融机构稳健拓展国际业务，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加快发展有利于出口产品升级换代和企业走出去的对外金融服务体系，为金融业的 走出去阐明了指导思想，并明确了发展方向。（三）我国金融机构国际化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尽管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水平提升速度较快，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与困难，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国际化起步较晚，经验和能力不足。无论是在国际金融专业知识方面，还要在适应东道国特有的文化习俗和法律规范方面，金融机构要想国际化必须有长期的经验积累。我国金融机构2008年才开始大规模推行国际化，经验积累不足10年。相比之下，发达经济体的跨国金融集团拥有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经营国际业务的历史。除经验不足外，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能力也存在明显差距，其主要原因是国际化金融人才匮乏。在我国金融机构海外业务快速扩张的过程中，既懂东道国语言、文化习俗、法制环境，又懂金融专业的高水平人才的培养并不同步，而少数已经培养出来的人才流失严重。由于经验和能力问题，我国金融机构在国际化方面，难以像国际大型跨国金融机构那样自如地运用国际金融市场规则，整合外部金融资源。二是我国金融机构总部对海外拓展的重视程度普遍低于国内业务，在经营资源配置方面对国内业务具有明显的倾向性。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国内发展环境更加熟悉，风险更可控；二是国内业务的规模大，盈利性更高；三是在业绩考核时，国内市场份额对金融机构而言更加重要。三是我国金融机构的业务模式不适应国际化经营的要求。就银行而言，国外银行具有轻资产、交易型特征，而我国银行多是重资产、贷款型的。我国银行在海外经营过程中仍以传统的存款、贷款、国际结算等业务为主，缺乏与海外市场相适应的产品与服务创新，不能很好地融入当地金融发展环境，难以结合东道国的市场特点和客户需求来制定创新策略。业务产品创新是金融机构面对东道国本土机构的竞争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工具。目前，业务模式固化是我国金融机构国际化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四是有些经济体对中资金融机构的进入持怀疑态度，甚至对其施以准入壁垒。如有的东道国市场被一些国际大型金融机构占领，在这些机构的游说下阻碍我国金融机构的进入；有的经济体认为我国金融监管存在问题、金融风险较高，以防范金融风险传染为由，在给予中资金融机构牌照时审查更加严格。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一）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目标明确，但国际资本参与度低自20世纪70年代起，全球金融业越来越趋向于向某一区域聚集。这种聚集一方面促进了在该区域催生出大量支持金融发展的相关产业，由此大幅改善信息流动，削弱了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联系增强与资源配置效率大幅提高使成本大幅下降，同时也会吸引更多金融机构甚至实体经济向该区域集聚，从而实现一个相互促进、自我强化的正反馈系统。现代世界金融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国际金融中心之间对金融及金融相关产业，对机构、资金、人才等金融资源配置平台和能力的竞争。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需要形成和发展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以聚集更多的国际金融机构、资金、人才，提高参与国际金融资源配置的能力。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就作出了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重大决策。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将对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力提供有力支撑。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上海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提升。2015年前三季度，上海金融市场的交易总额超过1100万亿元，同比增长120%。截至上半年，上海法人金融机构总数达到1448家，较2010年末增长了400家。同时，新常态下的金融改革开放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开启了更为广阔的前景。预计上海将于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总体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根据2014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上海首次跻身第一梯队，与香港并列全球金融中心城市第五位。但从市场结构来看，上海中心资金来源和运用仍以国内市场为主，国际资本的参与程度与伦敦、香港、新加坡等中心差距较大。截至2015年末，上海辖内外资银行资产总额1.27万亿元，占上海银行业资产总额的近10%，这一数值远低于排名靠前的国际金融中心，如2014年外资金融机构资产占英国金融机构总资产的27%左右 。（二）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条件尚待完善1．金融开放程度不足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水平受到所在地金融开放程度的约束。金融的对外开放是一国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首要条件，也是实现由国内中心向国际中心飞跃的基础。一国金融的开放程度越高，其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愿望越可能实现。随着我国加入WTO开放承诺的兑现，人民币跨国使用比重的提升，我国金融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但总体而言，我国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尚未充分开放，资本项目可兑换尚未实现，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尚未完成。在目前的条件下，国际资本与国内资本直接的流动通道受到额度限制，并未真正打通。这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面临的最大障碍。2．税收总体水平高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需要汇集一大批国际高端金融机构和人才，其中关键因素是税收。世界银行的总税率指标 显示，，我国企业总税率偏高，超过了67%，远远高于新加坡、爱尔兰、英国、美国、日本等拥有国际金融中心的经济体，也高于南非、俄罗斯、印度等多数金砖国家。
表1： 2015年部分国家企业总税率指标国家 总税率% 国家 总税率%新加坡18.4 澳大利亚47.6中国香港22.8 德国48.8爱尔兰25.9 日本51.3南非28.8 墨西哥51.7英国 32.0 印度60.6韩国33.2 意大利64.8土耳其40.9 中国 67.8美国43.9 巴西69.2俄罗斯联邦 47.0 阿根廷137.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站（引用日期为2016年4月20日）。
当前影响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税收政策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企业所得税、营业税（营改增后为增值税）、各种附加税和个人所得税。2008年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在内外资统一后降至25％，相对其他经济体并不算高（如瑞士21%、英国30%、美国35%），税负水平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不大。影响金融企业税负水平最主要的是营业税增值税。西方发达国家对金融业基本不征收营业税或税率较低。我国金融保险业的营业税一般是5%，营改增后的增值税为6%，附加税主要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在个人所得税方面，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累进税制，月应纳税所得额超过8万元的部分最高税率为45%，高于美国（39.6%）、香港（17%）。月收入超过8万元对于金融高端人才来说是比较普遍的，且收入越高，与国际上相比税负差距越大。在金融领域，发达的离岸金融中心对区内金融机构的离岸业务和高端金融人才给予非常优惠的税收安排。如香港、新加坡对银行的离岸业务利息支出均不预提所得税、营业税及地方税费附加，对离岸贷款合同金额部分不征收印花税；而我国对银行的离岸业务利息支出预提10%的所得税、5.35%的营业税及地方税费附加，对离岸贷款合同金额部分征收0.005%的印花税。我国个人所得税负担也远远高于香港和新加坡。上海银监局的研究显示，上海、香港、新加坡月收入8万元的个人所得税支出分别是21270元、3840元、0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此的税制环境，缺乏对国际高端机构和人才的吸引力，从而在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中缺乏足够的竞争力。3.法制环境不完善要实现国际金融中心的稳定发展，就必须拥有规制健全、执行有力的法制环境，以便有效保护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有效防止金融业恶意竞争，确保金融体系安全高效地运行。伦敦、纽约等中心能够持续保持其竞争力，主要因素之一是其不断健全与完善的法律体系。法制环境的建设是个长期且不断修正的过程。上海中心的法制环境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我国的立法制度和程序使得相关主管部门难以对上海金融市场的变化做出快速调整，而能够短期内因应金融市场变化改善法律环境的地方立法机构的授权有限。二是对债务纠纷等的执行力不强，削弱了金融机构有效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三是在法律服务方面，上海目前缺乏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端金融法律专业人才，无法满足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长期需求。四是对离岸金融资产缺乏明确的法律保护。在资金安全性缺乏强有力保障的情况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难以成为真正的国际财富管理中心。除了开放程度、税制以及法律环境以外，上海在本地人才的金融创新能力、生活居住环境等方面也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存在着一定差距。总体上，欧美金融及相关从业人员对上海金融市场的认可度并不高。根据《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报告2014》，美洲受访者对上海金融市场的评价在10名以后，仅排名第13位，欧洲受访者对上海金融市场的评价更低。表6： 欧美区域受访者对金融市场的评价排名 美洲受访者 欧洲受访者城市 比值% 城市 比值%1 纽约 39.52 伦敦 30.052 多伦多 18.6 纽约 24.413 伦敦 16.45 法兰克福 15.44 芝加哥 13.01 苏黎世 10.425 旧金山 11.45 巴黎 10.336 东京 10.27 东京 8.927 波士顿 10.11 香港 7.938 华盛顿 9.46 布鲁塞尔 6.539 香港 8.71 日内瓦 5.9210 温哥华 7.15 阿姆斯特丹 4.9811 蒙特利尔 6.02 米兰 4.8812 巴黎 5.75 新加波 4.4613 上海 4.35 斯德哥尔摩 4.37注：比值分别指受访者中认为该城市表现优秀的人数占受访总人数的比。资料来源：《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报告2014》（三）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与发展的国际经验新加坡、东京和纽约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非常具有代表性。其中新加坡中心并不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实力和金融市场基础，但依靠政府政策主导汇集了全球的高端金融资源，发展成为国际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东京中心的形成与二战后日本经济实力的快速崛起密不可分，并伴随着日元的国际化；纽约作为老牌中心，聚集了全球最知名的金融巨头，融通全球资金，为美国经济及全球经济服务。1. 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建国时间晚，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完全是政府政策作用的结果。在独立后不久，新加波政府就设定了金融立国的发展战略，着力强化金融秩序，为外资金融机构提供法律保障，大力吸引大型跨国集团总部入驻，通过税收优惠等多种扶持政策发展亚洲美元市场。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金融衍生品市场兴起，新加坡政府及时推出了多种金融衍生品，成为亚洲金融衍生品的主导市场。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大力推动金融体系改革，使新加坡成为了亚洲财富管理中心，稳固了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截至2014年新加坡已汇集了包括银行、保险、证券公司在内的600余家各类金融机构，还有近5000家审计、会计、法律、咨询等各类专业服务公司。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是政府主导模式的典型代表，依靠的是政府的前瞻性规划、设计和政策推动。在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不断完善立法和软硬件基础建设，出台优惠财税政策，提升金融的开放力度，加强与其他国家在投资方面的合作。在吸引重要的外资金融机构时，政府甚至可以将有些税率降到零。同时，新加坡政府还通过良好的教育制度、移民政策、医疗保障和优惠的个人财税政策等，培养和吸引了大批高端金融专业人才。此外，新加坡长期保持经济和政治稳定。新加坡主权信用等级长期维持在AAA水平，即便在本次金融危机期间。2. 东京的经验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逐步实现了金融业的国际化。东京作为日本政治经济中心，也开始成为国内外金融机构的聚集地。进入80年代，东京开始成为排在伦敦、纽约之后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但是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对金融业造成沉重的打击，东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明显下滑，已无法与伦敦、纽约相提并论，在亚洲更是受到香港与新加坡的挑战。东京国际金融中心崛起的推动力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国内金融领域的自由化改革直接促进了东京债券市场的快速发展，使得东京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同时，通过放松对银行、证券的交易限制促进了国内金融市场规模的大幅提高。二是国际贸易与对外投资的增加，增加了对融入金融全球化的需求。三是资本项目开放与日元国际化水平提高。1980年日本修改了《外汇法》，资本项目由原则上限制兑换过渡为原则上放开管制。日本政府还放宽了离岸日元回流的限制。日元国际化的快速推进为东京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提升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3. 纽约的经验纽约位于美国大西洋海岸东北部，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港口之一。伊利运河全面建成后，纽约逐渐成为了全美最重要的产品集散地。贸易的繁荣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19世纪早期，纽约已经拥有了全美最大的银行以及证券交易所。1865年华尔街一跃成为仅次于伦敦的全球第二大证券市场，为纽约日后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奠定了基础。在美国西进运动过程中，铁路、公路、水运等基础建设需要资金的支持，再次有力地推动了美国金融业的发展。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建确立了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核心货币地位。而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借此，美国的金融机构扩张至全球。作为这些金融机构的大本营，纽约终于超越伦敦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并且一直保持至今。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主要源于下列因素：一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虽然国际货币正迈向多元化，但美元地位依然无法撼动。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比例会继续保持在60%以上。二是纽约是美国跨国公司总部最集中的城市，也是全球最大的商务和贸易中心，这为纽约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强大的产业支持。三是稳定的法律与监管环境为投资者提供了良好预期，减少了政策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吸引力。四是强大的人才优势。纽约是全球金融人才最集中的地区，这使得纽约金融业极具创新活力，往往成为引领世界金融产品和市场发展的主导力量。4. 小结对于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而言，值得借鉴的有益之处主要包括：一是探寻适合国情和外部环境的发展模式。新加坡、东京和纽约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拥有各自的历史脉络、时机和条件。与之相比，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条件既有相似之处，也有独特之处。与新加坡相比，我国也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后进者，但拥有规模庞大的国内金融行业和市场；与日本相比，我国同样拥有经济实力快速提升和本币国际化不断推进的有利条件，但国内资本市场的开放相对较慢；与美国相比，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始于为国内经济服务的国内金融中心，但金融发展水平（包括金融创新、监管能力等）上差距较大。因此，找到适合的发展模式是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成功的关键。二是善抓机遇。如新加坡抓住战后亚洲经济腾飞和跨国公司国际化经营的机遇，构建了区域离岸金融中心。三是打造强大的、开放的金融体系，强大的金融体系是基础，开放的金融体系是前提。四是构建能够吸引全球优质金融资源（包括机构、资金和人才）的发展环境，在当前的竞争条件下，主要包括法制环境、税收环境、监管环境，以及服务优质便利的生活环境（包括教育、医疗、家政等）。需要强调的是，资金的安全性和汇兑的便捷性是影响金融机构空间布局的核心要素。五是不断提升本币的国际货币地位，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三、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一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一是该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二是该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三是该国利用国家资本整合国际资源和发挥响力的能力。下面将从人民币国际化、我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及国家资本运作情况来分析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一）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与问题人民币的国际化对于我国国际金融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有着巨大的支撑作用。人民币国际化源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人民币在边境贸易中的跨境使用。2009年4月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和广东省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2009年底，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存款只有600亿人民币，开展人民币业务的金融机构只有60家。在跨境人民币业务的推动下，2014年底，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存款已接近1万亿，而开展人民币业务的金融机构共有149家。跨境人民币使用率也日益快速增长，与中国有跨境人民币收付的国家达189个。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4年中国货物贸易中人民币跨境结算比例超过20%。截至201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与32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总规模约3.1万亿元人民币，在1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统计，截至2014年底，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以及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2015年11月30日IMF宣布从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币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其份额为10.92%，位居第三，仅次于美元和欧元，超过日元和英镑。人民币正成为国际货币中的重要一员。尽管如此，人民币所能发挥的国际货币职能仍相当有限。据《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截止2015年二季度人民币国际化指数预计为2.9，而美元国际化指数是55.24，欧元是25.32，英镑4.94，日元3.82。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还有很多障碍和不确定因素，主要包括：一是未来国内经济、国际贸易和投资能否保持持续发展。人民币国际化近年来的快速推进，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和外贸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向中高速转换，新的增长动力和出口竞争力尚未形成。受此影响，未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放缓之虞。二是国内金融体系的对内和对外开放，以及其中的风险防范。从日元国际化的经验来看，一国货币的国际化需要有一个开放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的开放不仅仅包括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外部资金进入国内金融行业和市场的准入限制、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等措施，还包括放开国内资本的市场准入，以期通过加强金融业的竞争，提升金融机构国际化的动力和能力。但与此同时，对于开放过程中蕴藏的风险要有足够的认识和防范。三是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接受意愿和程度。历史经验表明，某一货币国际化的结局最终是由市场力量，即国际市场对该国货币的接受意愿和程度决定。我国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国内市场的巨大发展潜力是支持国际市场接受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重要力量，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抵消因素，如美元核心地位造成的网络外部性，一些国家对中国发展强大的防备心态和竞争心理，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币值长期稳定性的担心，等等。（二）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现状与问题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是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影响力提升的重要表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积极加强与各国合作，推动全球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提升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经济体的话语权，主要行动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积极参与20国集团（G20）在提高全球金融监管效率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方面的努力 。当前，全球金融治理已进入G20时代。作为G20的重要成员之一，我国的作用日益凸显。二是积极推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IMF）改革。2010年世界银行和IMF分别提出了改革方案，提高了发展中经济体的份额。其中，我国的投票权份额均由原来的第六位跃居第三位，与我国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更加适应。三是结合中国实际，积极践行巴塞尔协议Ⅲ的监管准则。在巴塞尔协议Ⅲ出台之际，我国银监会推出了包括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拨备率和流动性方面的监管新标准，并于2013年开始实施。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不断提升，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地位更加适应，但这仍未改变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主导全球金融治理的格局。从根本上改变全球金融治理的利益分配格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当前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比重仍低于发达国家，美国的一票否决权依然存在，大国在金融领域的权利垄断依然明显。（三） 国际金融机构的发起与运作1.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简称金砖银行），由金砖五国共同出资建立，是世界上第一家不是由发达国家发起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旨在为成员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金砖银行于2014年7月正式成立，首批项目已开始酝酿。金砖银行的成立充分体现了新兴经济体试图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弥补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功能缺失，重塑国际新秩序的强烈愿望。金砖银行未来发展可能面临的难题是金砖国家各自经济的可持续性，以及相互之间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竞争与摩擦。因此，维持金砖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加强内部的利益协调和平衡，是确保金砖银行良性和高效运转必须解决的问题。2.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我国于 2013 年 10月正式提出了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倡议。2015年12月，亚投行正式成立，并于次年1月16日正式开业。作为倡议方，我国除按期缴纳股本金外，还向银行设立的项目准备特别基金出资5000万美元，用于支持欠发达成员国开展基础项目准备。亚投行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有益补充，在亚太互联互通蓝图中必将扮演重要角色。从需求角度看，亚投行致力于改善亚洲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充分体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发展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的深切愿望，也体现了域外成员国分享一带一路发展机遇的渴望。目前，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时期，发展越来越受到基础设施落后和资金不足的制约。从供给层面看，亚投行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弥补现有多边国际开发机构对基础设施投入的不足。以亚洲开发银行为例，目前约有13的贷款发放到交通基础设施领域，仅占其测算的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1100，缺口巨大。亚投行的未来运营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稳定的运营资金来源。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巨大，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20年之前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7300亿美元。除亚洲外，亚投行还要兼顾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如何利用好国际金融市场持续筹措资金将是亚投行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二是可靠的盈利模式。与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相比，国际基础设施投入更大、收益保证性低。而且，国内的开发盈利模式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难以复制。亚投行的持续性将有赖于能否探索出可靠的盈利模式。三是健全的内部管理机制。亚投行资金来源多样化，并且资金投放区域广。这对其内部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亚投行的内部管理机制是否健全将关系到期资金运作的效率和安全。（四）国家主权基金的运作主权基金又称主权财富基金，是由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设立的官方投资基金。2007年9月成立的中投公司，是目前中国官方唯一承认的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的营运和管理主要通过两个方面进行：一是通过其海外子公司进行海外金融资产组合投资，实现外汇资产的长期收益；二是通过子公司中央汇金公司注资我国商业银行，实现国有金融资产的保值增值。根据中投公司年报，截至2014年底中投公司总资产已达到7400亿美元，境外投资净收益率为5.47%，自公司成立以来境外投资的累计年化净收益率为5.66%。2015年5月中投公司下设海外直接投资公司的方案已经获得批准。海外直接投资公司的成立是我国利用国家主权基金加强国际金融影响力的重要举措。但是无论是否成立专门的海外直接投资公司，国家主权基金在海外运作中都面临着下来问题：一是资金运作效率的评价与衡量不明确，影响了主权基金效用的发挥；二是信息透明度不高，加重了资本接受国对我国战略性投资的警惕；三是西方发达国家自金融危机后加大了对主权基金的监管，主权基金海外投资的约束性加大。（五）国家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海外业务的开展一直以来，我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支持我国企业海外业务拓展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国家开发银行更是我国发挥国际金融影响力的重要力量。我国国家开发银行的资产规模迅速膨胀到超过10万亿元，而其外汇贷款规模至2014年末高达3200亿美元之巨，远超世界银行，成为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国开行的国际业务主要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成为国家多个国际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装备制造、金融、农业和民生合作项目的主要贷款行，如中俄、中巴、中澳政策性战略合作项目等。在这些项目推进中，国开行不仅直接参与了贷款和收益结构设计，而且在政府和企业谈判中发挥了金融顾问的作用。二是继续发挥中非基金、中葡基金的对外投资平台作用，参与发起设立丝路基金，配合筹建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参与上合银联体、中国东盟银联体、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等多边金融合作，服务 一带一路、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等国家战略。据国开行统计，截至2014年末，国开行外币贷款余额2670亿美元，跨境人民币贷款余额564亿元，与106个国家和地区的707家银行建立代理行关系。进出口银行主要是通过出口卖方信贷、对外承包工程贷款、两优贷款、一揽子互惠合作贷款多种政策性贷款，帮助我国装备制造企业增强国际竞争优势，如支持包括东方电气、哈尔滨电气、上海电气等大型成套设备出口。同时，积极开展银团贷款和融资担保等业务，以自有资源撬动社会融资资源，共同为装备制造业走出去提供多元化、全方位金融支持。2014年，进出口银行共签约装备制造进出口和走出去贷款2111亿元，支持项目364个，商务合同金额975亿美元。2014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承保金额达到272.5亿美元，海外投资保险承保金额达到35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此外， 在中央领导的倡议下，2014年12月丝路基金成立。基金总规模计划为400亿美元，首期资本金100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通过其投资平台出资65亿美元，中投、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开行分别出资15亿、15亿和5亿美元。丝路基金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专门用于国际项目开发的政府基金，旨在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建设发展提供金融支持与服务。丝路基金在资金筹集和运用方面也面临着与亚投行同样的挑战。未来，我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在落实国家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方面还有很大的作用空间。其作用的有效性不但依赖于这些机构经营管理效率的提高，以及对国际业务风险的有效防空，更重要的是要加强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包括亚投行在内的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国家主权基金的合作和互动，形成资金合力。四、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影响力的战略与政策（一）战略目标未来10年，在微观层面，我国金融国际化整体水平大幅提高，在银行、证券领域分别拥有1～2家极具国际影响力的大型跨国金融集团，其海外业务规模、收益、雇员在集团内占比达到国际一流跨国金融公司的平均水平。在中观层面，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作为平台整合国际金融资源的能力更加强大，与香港在业务模式、产品创新、资金融通等方面的利益互补更加紧密，共同成为亚洲地区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中心。在宏观层面，借助人民币成为SDR篮子货币，人民币在国际支付、官方储备、金融交易（人民币计价债券和外汇交易等）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相关指标的世界排名力争与人民币在货币篮子的排名相一致；积极推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降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积极参与危机严重国家的救助；进一步完善包括我国发起设立的国际开发机构、国家主权基金和国内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内的国家资本运作体系，国家利用资本运作提升综合影响力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在形成资金合力的基础上，在国家形象（国家社会责任）、跨区域经贸合作、开发项目的综合经济效益等方面实现综合利益最大化。（二）推进原则第一，坚持立足国内稳步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相统筹原则。无论是我国金融机构国际化发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还是人民币国际地位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作用提高和国家资本运作能力增强，其中最根本的基础是我国国内经济的稳步发展。只有国家经济实现了可持续发展，金融机构提高实力、金融中心对国际金融资源增加吸引力、国际社会提高人民币的接受程度、国家资本持续积累才能有保障，上述战略目标才有可能实现。没有国内经济的稳步发展，提升我国国际金融影响力的努力无异于空中楼阁。第二，坚持改革的短期阵痛与开放的长期利益相平衡原则。要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势必要采取包括进一步推进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放开金融行业和市场准入、放松资本项目管制等在内的举措。其中，包括市场化发展、扩大市场准入在内的金融改革是资本项目开放的前提。在这一过程中短期内金融领域因改革出现阵痛的可能性非常大，例如，利率市场化改革、放开金融行业准入短期内将降低金融机构的盈利水平，金融领域的不良资产将上升。但长期来看，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风险应对能力和跨国经营能力得以培养和提升。总体而言，改革开放带来的长期利益只要大于短期阵痛的损失，就应该坚持。既不能因为惧怕风险，在开放过程中就畏首畏脚，反反复复，贻误时机；也要避免盲目乐观，过度放松金融管制，造成金融领域剧烈震荡。第三，坚持市场主导与政策引导相结合原则。即便由于监管的存在以及金融机构运营所需资金量庞大等原因，金融领域的准入门槛很高，但国际金融市场依然是在基本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下按照市场规则和国际规范运转。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经营、国际金融市场的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和国家资本运作都应符合市场主导原则。如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经营过程中，应由市场来决定这些机构或企业的海外布局，决定其融资的市场选择（东道国本地、国际市场或其他）和融资方式选择（银团贷款、债券融资或其他）。政府在微观和中观层面的引导作用主要体现为金融机构国际化经营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创造良好便利的外部环境上，如进一步放宽境外直接投资的汇兑限制，对离岸金融业务实施特别的税制等；在宏观层面，政府除了要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化创造政策环境外，还要作为主体积极参与到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当中，并且作为国家资本的出资人，向相关金融机构注入资本，组建内部治理规范的资本运作团队，监督和指导这些金融机构的头融资活动。（三）政策重点1. 大力提升我国金融机构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水平一是研究制定金融机构国际化经营的发展规划，或将其作为大国崛起规划中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总部对国际化战略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在银行和证券领域选取2～3家实力较强的机构作为国际化战略推进的试点单位，试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鼓励其任何有利于国际化能力和水平的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如鼓励大型金融机构与国际有竞争力的同行在海外就特定项目或领域开展战略联盟，加强与国外同行的沟通与交流；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服务走出去的资产证券化产品；鼓励金融机构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海外投资环境、融资方式、资金运作等全方位的金融资讯服务，等等。与此同时，加强对规划落实情况的跟踪和监督，效果良好的创新试点在全国尽快推行，容易引起市场动荡的创新试点，应出台相应的监管办法。二是全面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重点是放开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允许更多的民营资本通过正规渠道进入金融行业，通过竞争提升金融机构国际化经营的动力和能力。三是实现资本项目开放和更加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尽管这其中蕴含风险，但确是提升我国经济国际影响力的关键一步。根据澳大利亚的经验，在开放资本项目和构建市场化汇率制度最初阶段，货币当局有必要频繁、小幅地干预外汇市场，以便为对冲机制的建立、市场主体培养适应外部冲击和汇率大幅波动的能力创造有利条件。四是加强适合我国金融机构国际化经营大发展的宏观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制度，包括加强国际监管合作，对接国际监管标准等。五是考核金融机构业绩时，增加国际化方面的指标，引导金融机构总部加大国际化的步伐。六是继续加大政府间国际金融合作，加强与相应国家的沟通力度，为我国金融机构国际化经营铺平道路。2. 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一是理清发展思路。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应紧紧把握好国家经济实力提升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时机，依托国内金融行业和市场的开放与发展，以政府政策为主导，形成以服务国内经济为主、离岸金融业务不断壮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二是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分账管理制度，放松金融管制方面可以比全国水平更加开放。逐步增加沪港通的额度，尝试推动与伦敦、纽约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三是借鉴国际经验，构建适应离岸金融中心的税制环境。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建设离岸金融中心。在我国金融领域税收高于其他金融中心的条件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汇集离岸金融资源方面很难与其他离岸金融中心进行竞争。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建议对上海中心的离岸金融业务收入进行税收减免，对经认定的高端金融人才给予税收优惠。四是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适当提高对上海金融中心的法律授权。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金融创新实践中的法制环境问题，可参照试验区外资开放领域的做法，经全国人大审议，在规定时间内在试验区暂停对金融创新影响较大的金融相关法律规定的实施。在暂停实施之前，应由相关主管部门提出暂停后的监管预案，以防止出现管理漏洞。五是结合简政放权改革，授予属地监管部门在国际金融中心方面更多的监管事权。当前的监管架构无法适应国际金融中心金融创新时效性强的特征和多样性发展需要。如果监管事权仍集中在中央层面，将严重影响自贸区的金融创新效率和监管效率，而且也不符合我国简政放权改革的大方向。为此，建议在中央与自贸区之间合理配置金融监管事权，授权自贸区属地监管部门在区内开展监管创新试点，如允许属地监管部门对金融创新业务建立事先沟通、事后报告制度；对金融创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相机处置；设置监管的成效标准和风控底线，以防止容错不足导致的不敢作为。对属地监管部门的合理授权也将促进总部在区外的金融机构将创新决策权下放到区内分支机构，使国际金融中心真正成为金融机构探索业务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风险管控创新的大平台。3. 稳步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是借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有利时机，稳步放松金融管制，平衡好扩大汇率弹性和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之间的关系，降低因人民币汇率波动过大而造成国内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迅速提高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规模。同时，结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国际经贸和金融合作的深化，大幅增加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交易份额，提升各方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在市场发展变化中，积极找寻在大宗商品贸易中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机会，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网络外部性。二是在国际治理体系建设方面，应积极推动以人民币国际化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货币多元化进程，持续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尽快建立更加有效的国际金融危机集体防范和应对机制。三是建立和完善国家资本运作机制，在我国与世界互联互通方面形成资本合力。首先，国家应明确统一行使出资人责任和权利的部门，避免多部门管理造成的信息不对称、监管缺位或多重监管问题。其次，在国家资本运作机构内部建立符合现代企业的治理架构，实施符合国际规范的管理制度。第三，设计并实施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国家资本运作的政策性、开发性使得对其进行绩效考核时不能单纯追求项目的经济效益指标，更重要的是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合作环境优化、企业国际化经营条件改善等。第四，在全球范围内招募优秀的资本运作人才，打造国际化的高端管理、技术和交易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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