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秘密初版《财富与贫困》出版30年后，当我震惊于全球金融危机时，我发现自己再次全身心地投入人类生活和社会经济这些中心主题的研究。回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动荡岁月，卡特总统摇起了令全国不安的白旗，德黑兰依然敌视，油价和金价响起了绝望的警报，美国银行走到了资本倒转产出曲线的下行段（在短期市场上高价借入，而在长期的债券和抵押市场上便宜借出），苏联在石油财富上迅速致富。我承认，以上事实是通过比较资本主义的胜利得不到回应的。甚至连欧文·克里斯托，这位最雄辩和最深刻的自由企业的捍卫者，也只能写出《为资本主义的两次欢呼》（Two Cheers for Capitalism）。《财富与贫困》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克里斯托的回应。本书提供了对供给学派基本原理的详尽解释，这也是克里斯托想清晰表达的。我曾写道，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实践的成功，是“所有最差制度中的最好一个”，是慈善者和管制者认为的退而求其次的妥协，而且众所周知，“是被新政所拯救的”。它更是人类创造力的最高表述，是思想克服物质力约束的经济体制。它是一种不断创造的动态力量，使人类商业活动更加丰富并且成本螺旋式下降。在我的供给学派同伴所共享的主要见解中，《财富与贫困》认为税收是一种关键价格——收入和投资回报的价格，当税率降低时，它能产生递增的收益。递增收益的来源即使在供给学派学者之间也存在争议。一些人隐含地接受了关于刺激和反应的“斯金纳箱”式的经济行为模式，低税率会给予更多工作和风险承担以回报的刺激，给政府带来更多的收益。但是，一个成功的经济更多是由畅通无阻的信息流，而不是由尖锐的激励所驱动的。资本主义不仅是一套激励制度，更是一套信息系统。递增的收益不仅来源于胡萝卜和大棒的制度安排，更来源于具有生产性知识的发展与应用。把注意力集中在激励而不是信息上，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会支持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贪婪基础上的这样一种思想。但实际上，贪婪会使资本家寻求政府的庇护和补贴，这会让企业家的工作性质发生变化和变得没有意义。不是激励和回报的加强而是信息和知识的扩展，才产生了经济的增长和进步、企业的盈利和政府的收益。对知识竞争性的追求不是自相残杀的达尔文式的争斗。在资本主义社会，赢者不是吃掉失败者，而是通过信息的传播教会其如何获胜。自由经济会走上双赢和相互学习的上升通道，而不是一种零和博弈——其中成功者所得是以失败者为代价的。资本主义不是依靠贪婪而是依靠企业的黄金法则：别人的好运也是你的。黄金法则是这个制度的道德核心，被用于国内和国际间的交易和商业中。我的一个灵感来源是理查德·波斯纳，他是芝加哥大学法律经济学的教授。我引用他的话，其大意是说资本主义是内在的趋于利他主义的，是有满足他人需要的倾向的，这种思想最初在我脑海里是比较模糊的，但是很快就贯穿在我的书里了。他写道：“因为如果不能理解和满足他人的愿望和需求，那么个人在市场经济中就无法取得成功，因为利他主义的培养能促进市场的有效运行，所以市场经济……也能培养出同情和慈善，而不会毁掉个体。”我从波斯纳手中接过“利他主义”这面禁忌旗帜，并摇曳在供给学派队列前方的后果是，在麻省的剑桥福特大厅论坛上，艾恩·兰德在她上次所做的公共讲座中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反对我的观点。但是，她对于基督教的利他主义一直怀有不可调和的敌意，一部分来源于她简单化的无神论，一部分来源于她看不起假装虔诚的牧师貌似平等的喋喋不休。目前，世界大多数地方都处在周期性地厌恶和反对资本家的“贪婪”和浪费中。麻省理工学院的莱斯特·瑟罗宣称现在是个零和社会，富人所赢得的一定是榨取了穷人和中产阶级。令人敬畏的耶鲁牧师威廉·斯隆·科芬，也抨击资本家对贪婪本性的放任和对环境的破坏。霍华德·津恩和诺姆·乔姆斯基谴责西方资本主义取代美国印第安社会，声讨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爱德华·萨义德在他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堂上（重要的是将弗朗茨·法农的作品介绍给了未来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引导学生关注西方对整个第三世界的心理殖民和霸权式掠夺。甚至除了左翼的精英知识分子和学者以外，全球的知识分子都普遍认为，对有益的资本主义丰裕的攻击已经接近尾声。随着罗马俱乐部绘出了倒转的曲棍球棒曲线图不断向下的部分，似乎每样东西都在减少、变弱和耗尽。约翰·霍尔德伦，现任总统奥巴马的科技顾问和气候专家，曾经在伯克利哀叹全球人口爆炸。在和保罗·埃利希以及安妮·埃利希合作的《人口爆炸》一书中，约翰·霍尔德伦主张在水供应中增添绝育物品以控制人口增长，他预测在2000年世界就会陷入全球性的饥荒。就这样，我们再次进入了一个新的千年。津恩已经过世，但他的美国历史畅销书仍然弥漫在校园激进分子的言论中，美国就是被压迫的奴隶、受害的印第安人和被践踏的工人阶级的生活之地。零和的不平等及应用等思想继续充斥在媒体上。国会仍然沉溺于静态的会计准则中，仍然认定削减税率不会改变经济行为。在这种模型中，扩大税收收入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富人”的税率。供给学派的先锋政治家杰克·肯普已经去世了。他的顾问裘德·万尼斯基，供给学派主要教科书《世界运转方式》的作者也去世了。接过火炬的是肯普以前的学生保罗·雷恩，他现在是美国共和党主要的预算专家和策略家。在里根时代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中忠实的坚持者有艾伦·雷洛兹，在他的著作《收入与财富》中智胜所有的需求学派学者；还有压制不住的亚瑟·拉弗，他以拉弗曲线闻名（低的边际税率会产生更多的收入）；还有不屈不挠的、精明的、具有感召力的斯蒂夫·福布斯。随着里根资助布鲁斯·巴特利特，供给学派以前的很多盟友都远离而去，但是戴维·斯托克曼、马丁·安德森和保罗·罗伯特都坚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向弥达斯宣誓，他们都声称较低的税率能带来较高的收入。“让野兽感到饥饿”是保守主义经济的新咒语，“紧缩预算”是为了繁荣的新指令。“储存你所挣的”被看成更低税率的道德基础。保守主义者还在力促更低的税收，但是他们不再知道怎样为自己辩护，同时他们也感到心烦意乱，因为他们支持紧缩经济，主张削减赤字，这和供给学派有关富裕和创造力的观点是相抵触的。除了必需的防务费用以外，实际上仍然不能削减开支，保守的领导人暗示美国的危机仅仅是预算错误，但这个错误可以通过国会的平衡预算法案来修正。但是，自由主义政府受制于不能提高税收，只能通过利用命令和管制来达到有效的征税水平，这会给企业带来更消极的影响。由于不能增加支出，自由主义政府只能授权私人支出或者在它们中意的行为上提供税收返还。在二氧化碳抑制上的税收返还和授权与其说是政府支出，还不如说是在二氧化碳抑制或回收上的拨款。这10年在预算问题上投入的注意力越来越多，从现在起也就意味着自由主义政策用各种各样僵化的税收和管制手段已经不能影响我们的经济，这些政策只会用大量的规章和欺骗、价格控制、歪曲的社会政策和法规来摧毁我们的工作和家庭。注意力集中在预算问题会掩盖持续不断的大面积的环境破坏问题，这都是陈旧的风车、酒精作坊等带来的。这会忽视由于宣传运动和傲慢的“庞式骗局”造成的学校质量的不断恶化。这也把注意力从无效的医疗保险体系中转移开来，这种保险体系是一种遍布50个州的错误保险，这种保险由于要照顾每个人的弱点和满足每天的需要而失去了保险应有的本质（给予补偿的不是保险而是政府的过度扩张）。最重要的是，对预算的关注掩盖了对贫穷家庭持续不断的批评。这种预算制度使妇女和儿童处于福利国家，使两代黑人男孩处于治安国家。大约70项计划每年会花费将近9000亿美元在不能抚养小孩的单亲家庭上。直接的后果就是，今天13的35岁以下的黑人男性在监狱中，或在缓刑中，或在潜逃中。更甚的是，正如查尔斯·默里论证的那样，这种危机也在快速地吞噬白人家庭。男性工人无法抵挡福利国家提供给未婚人士闲暇时间的诱惑。就像菲利斯·施拉夫利指出的那样，婚姻破裂所花费的钱已超过国防了。至于国防，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了预算偏误上，而不是集中在靠男女通用的仪式和社会实验、全球化合作等方式凝聚我们军队的运动上，这削弱了美国的核能力和国内防卫能力。尽管如此，左翼人士仍然困扰于《财富与贫困》的残留影响力和里根时代的镀金岁月。里根总统使我成了在世作者中他引用最多的作者。乔纳森·蔡特是《新共和党》杂志（这是一本左翼上层的社会读物）的编辑和专栏作家。在两年前，乔纳森·蔡特写了一本叫作《大骗局》（The Big Con）的书来讲述供给学派经济学的巨大影响，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本书愚蠢的就像个骗局，而且完全缺乏社会可接受的学术支持。蔡特描述我是——也许在谈到他时我比较自私——“疯狂的……一个狂想者和江湖骗子”，甚至是“到处乱叫的政客”。原来，只有部分我挑选的股票和私人投资在2000年股市的互联网崩盘中存活了下来（并且在另一个11年里的表现继续超过市场，具有价值）。我理解《新共和党》里的人们更喜欢经验丰富的或者是继承的财富甚于无味的没有补助的风险投资。即使如此，我还是顽固地违背无性论的崇拜标准，嘲笑气候变迁恐慌论的“科学”，赞成意识和大脑被禁止的二元论，并与发现协会合作批评我称为“物质迷信”的达尔文式过度扩张。实际上我祝贺以色列，认为它应该更大，而不是像蔡特的同事认为的那样应该更小。我想我是真的不适合《新共和党》。无论如何，1974年以来我从未如此奇特荣幸，因为我的一本关于家庭生活中性角色中心地位的书，我被美国妇女组织称为“年度令人不快的人”的雄性沙文主义者。除了蔡特的愤怒，美国的左翼组织似乎特别着迷于反对供给学派经济学的任何残留的思想。《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和托马斯·弗里德曼显示出对挖掘凯恩斯陈旧思想过度兴奋的和万事俱备的热情，他们在《纽约时报》的主要版面中复活着1936年新政时期的祈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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