甪直春行
一
1977年的5月,叶圣陶先生有过一次难忘的故乡之行。在这一年5月16日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宝带桥、黄天荡、金鸡湖、吴淞江,旧时惯经之水程,仿佛记之。蟹簖渔舍,亦依然如昔。驶行不足三小时而抵甪直。
那是一艘小汽轮,早晨八点从苏州出发。
今年的开春四月,我也是清早八点从苏州出发,也是沿旧路而行,不到一个小时就直抵甪直了。我很奇怪,那一次先生是五十五年后重返故地,五十五年了,那里居然依然如昔,难以想象。如今,先生所说的惯经之水程没有了,蟹簖渔舍也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宽敞的高速公路。宝带桥和黄天荡看不到了,金鸡湖还在,沿湖高楼林立,已成了和新加坡合作开发的新园区。江南水乡,变得越来越国际大都市化,在这个季节里本应该看到的大片大片平铺天际的油菜花,被公路和楼舍切割成了一小块一小块,如同蜡染的娇小的方头巾。
先生病危在床的时候,还惦记着这里,听说通汽车了,说等病好了自己要再回甪直看看呢。不知如果真的回来,看到这样大的变化,会有何等感想。
这是我第一次到甪直。来苏州很多次了,往来于苏州、上海的次数也不少了,每次在高速路上看到甪直的路牌,心里都会悄悄一动,忍不住想起先生。我总是把那里当作先生的家乡,尽管先生在苏州和北京都有故居,但我总是先入为主地认为那里才是他的故居。先生是吴县人,甪直归吴县管辖,更何况年轻的时候,先生和夫人在甪直教过书,一直都是将甪直当作自己的家乡的。
照理说,先生长我两辈,位高德尊,离我遥远得很,但有时候却又觉得亲近得很,犹如街坊和蔼可亲的老爷爷。其实,只源于1963年,我读初三的时候写过一篇作文,参加了北京市少年儿童作文比赛而获奖,先生亲自为我的作文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批改和点评。那一年的暑假,又特意请我到他家做客,给予我很多的鼓励。我便和先生成了忘年之交,一直延续到文革之中,一直到先生的暮年。记得那时我在北大荒插队,每次回来,先生总要请我到他家吃一顿饭,还把我当成大人一样,喝一点儿先生爱喝的黄酒。
先生去世之后,我写过一篇文章《那片绿绿的爬山虎》,记录初三那年暑假我第一次到先生家做客的情景。可以说,没有先生亲自批改的那篇作文,没有充满鼓励的那次谈话,也许我不会成为一个以笔墨为生的人。少年时候的小船,有人为你轻轻一划,日后的路会有意想不到的变化。后来,这篇文章被收入小学语文课本。无疑,强化了这样变化的意义,渲染了少年的心。
能够去甪直看看先生留在那里的踪迹和影子,便成了我一直的心愿。阴差阳错,好饭不怕晚似的,竟然一推再推,迟到了今日。密如蛛网的泽国水路,变成了通衢大道,甪直变成了一张门票五十元的旅游景点。
二
和周围同里、黎里这样的江南古镇相比,甪直没有什么区别,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一条穿镇而过的小河,河上面拱形的石桥,两岸带廊檐的老屋如果删除掉老屋前明晃晃的商家招牌和旗幌,以及不伦不类的假花装饰的秋千,也许和原来的甪直没有什么两样,甚至和1917年先生第一次到甪直时的样子一样呢。
叶至善先生在他写的先生的传记《父亲长长的一生》中,提到先生最主要的小说《倪焕之》时,曾经写道：小说开头一章,小船在吴淞江上逆风晚航,却极像我父亲头一次到甪直的情景。尽管《倪焕之》不是先生的自传,但那里面的人物有太多先生的影子和甪直的影子,小说里面所描写的保圣寺和老银杏树,更是实实在在甪直的景物。
1917年,先生二十二岁,年轻得如同小鸟向往新天地,更何况正是包括教育在内一切变革的时代动荡之交。先生接受了在甪直教书的同学宾若和伯祥的邀请,来到这里的第五高等小学当老师。人生的结局会有不同的方式,但年轻时候的姿态甚至走路的样子,都是极其相似的。或许,可以说这是属于青春时的一种理想和激情吧。否则,很难理解,在文革中,先生的孙女小沫要去北大荒,母亲舍不得,最后出面做通她的思想工作的是先生本人。先生说：年轻人就想过一种全新的生活,就让小沫自己去闯一闯,如果我年轻五十几岁,也会去报名呢。或者,这就是当年先生甪直青春版的一种昔日重现吧。
穿过窄窄的如同笔管一样的小巷,进入古色古香的保圣寺,忽然豁然开朗,保圣寺旁边是轩豁的园林,前面是唐代诗人陆龟蒙的墓和他的斗鸭池、清风亭,后面便是当年五高小学的地盘了,女子部的教室小楼,作为阅览室的四面亭和生生农场,都还健在。特别是先生曾经多次描写过的那三株参天的千年老银杏树,依然枝叶参天。有了这些旧物,就像有了岁月的证人证言一般,逝者便不再如斯,而有了清晰的可触可摸的温度和厚度。
生生,即学生和先生的意思。原来这里是一片瓦砾堆和坟场,杂草丛生,是学生和先生共同把它建成了农场。当年这一行动,曾在甪直古镇引起轩然大波,这在先生的小说《倪焕之》中有过生动的描述。那时候,先生注重教学的改革,注重学生的实践活动。其实,农场很小,远不如鲁迅故居里的百草园,说是农场,不过是一小块田地,现在还种着各种农作物,古镇里的隐士一般,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似的,杂乱而随意地长着。
教室楼和四面亭的门都锁着,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前者里面的课桌、课椅,当年先生的妻子胡墨林就在这里当教员,还兼着预备班的主任;后者当年是学校的小小博物馆,展览着他们的展品,现在陈列有先生临终的面模。四面亭的前面,是后建的一排房,作为叶圣陶先生的纪念馆,陈列的实物不多,是一些图片文字的展板,介绍着先生的一生。空荡荡的,中间立有先生的一尊胸像,脖子上系着一条鲜艳的红领巾。
五高小学应该是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学校了。在这个小小的学校里,先生和与他一样年轻的朋友一起,不仅建立了农场,还办了商店,盖了戏台,开了小型的博物馆,并亲自为孩子们编写课本,不用文言文,改用新的语体文教授这一系列的变革,现在看来都很简单,在近一个世纪以前的岁月里,却要付出心血和勇气,和沉重的社会、和几乎与世隔绝几乎呆滞的古镇,是要做抗争的。看到它,我想起了春晖中学,那是叶至善先生岳父夏丏尊先生创办的学校,年头比五高要晚一些。五四时期,中国文人身体力行参与教育的变革实践,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和我们如今的坐而论道,指手画脚,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无力感的形象大相径庭。
先生在五高教书九个学期,一共四年半的时间,应该说时间不算长。但这是青春期间的四年半,青春季节的时间长短概念和日后不能用同样的数学公式来计算的。它在人的一生中的作用常常会被放大或延长。更何况,在这四年半中,先生的父亲故去,五四运动爆发,文学研究会成立,这样几桩大事发生的时候,先生都在甪直,却一样心事浩茫连天宇,便让这个青春之地不仅仅属于偏远的古镇,也染上了异样的时代光影与色彩。五四运动爆发之后的第三天晚上,先生才从上海的报纸上得知消息,他和朋友们在报刊上发表宣言,在学校前的小广场前举行了救国演讲,表示对遥远北京的支持和呼应。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后,先生在甪直写下小说《这也是一个人》,投寄北京,在《新潮》杂志上发表,获得鲁迅先生的称赞。父亲去世的那一年里,先生蓄须留发,很长都不剪,遵循当地的习俗,表达对父亲的怀念。
事后先生曾经在文章里说过：当了几年教师,只感到这一途的滋味是淡的,有时甚至是苦的;但到了甪直以后,乃恍然有悟,原来这里也有甜甜的味道。在我看来,这其实就是青春的味道。这种味道独属于青春,更何况,这样的青春中融入了从自己家事到学校的变革,一直到时代的风云变幻,味道自然就更加异常。
难怪以后无论走到哪里,先生都会说甪直是我的第二故乡,都会在自己的履历表上填写自己是小学教师。
三
先生的墓地在四面亭和生生农场的一侧,墓道前有一座小亭,叫未厌亭,显然是后盖的,取自先生的一本文集的名字。墓前有几级矮矮的台阶,有一围矮矮的大理石栏杆,没有雕像,也没有墓志铭之类的文字说明,长长的墓碑如一面背景墙,上面只有赵朴初先生题写的叶圣陶先生之墓几个大字。
这里原来是五高的男生部楼,后来变成了校办厂。自1977年5月那一次难忘的故乡之行后,先生再没有能够重返故乡。尽管那一次先生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斗鸭池看残迹在,眠牛迳忆并肩行;再见再见沸盈耳,无限殷勤送别情。但是,先生无法再见故乡和乡亲这一番深情厚谊了。
先生弥留之际,口中断断续续吐露出的话,是生生农场、银杏树、保圣寺、斗鸭池、清风亭他把自己埋在了自己的青春之地。他把自己对故乡的这一番深情厚谊,深深地埋在了这里。
我走到墓前向他鞠躬,看见一旁是甪直的叶圣陶小学送的花圈,鲜花还很鲜艳。清明节刚过不久。另一旁是老银杏树,正吐出新叶,绿绿的,明亮如眼,好像先生就站在旁边。
那一年,先生重回到这里的时候,手里攥着一片从树上落下的银杏叶,久久舍不得放下。
2011年4月20日甪直归来
白马湖之春
出浙江上虞十里,山清水秀的白马湖扑面而来,风似乎也清爽湿润多了。正是早春二月,想起朱自清先生在《白马湖》一文中曾经说过：白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山是要青得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小马路的两边,一株间一株地种着小桃与杨桃。小桃上各缀着几朵重瓣的红花,像夜空的疏星心里不住地想,此次来白马湖的时间真是选对了。
白马湖,想念它多年了。
如同任何一场大革命退潮之后一样,拔剑四顾的茫然,都会让为之献身的人们无所适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落潮了,迎来的失望和落败的景象,让一群有理想有追求的文人,心中充满迷惘,他们不想在城市里醉生梦死、浑浑噩噩,跑到无论离杭州还是离宁波都偏远的上虞,寻找到白马湖这样一块世外桃源,去做点他们想做的又能够做的事情,给曾经在革命大潮中急剧澎湃的心找一块绿洲。想起他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柔石在小说《二月》里写到的萧涧秋,那样的五四热血青年,现在的人们早就嘲笑为愤青了。
真是想象不出了,1922的春天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经亨颐先生在白马湖畔一招呼,那么多的文人,现在听起来名声那样显赫的文人,一下子就抛弃了都市的奢靡与繁华,都来到荒郊野外的这里办起了这所春晖中学?当时号称白马湖四友,除了夏丏尊年长一点儿,1922年是三十六岁了,朱光潜只有二十五岁,而朱自清和丰子恺只才有二十四岁。现在,真的是难以想象了。那毕竟不是短暂的观光旅游。
走出校园的后门,过了树荫蒙蒙的小石桥,终于走到了经亨颐先生和夏丏尊等诸位前辈曾经走过的白马湖畔了。二月春光乍泄,阳光格外灿烂,真的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的那样：山是要青得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从遥远的历史中涌出,蔓延在白马湖中,荡漾起波光潋滟的涟漪,晃着我的眼睛。
经亨颐的长松山房、何香凝的蓼花居、弘一法师的晚晴山房、丰子恺的小杨柳屋、夏丏尊的平屋一一次第呈现在眼前。虽然晚晴山房是后来新翻建的,蓼花居已成废墟,但毕竟还有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的房子保持着原来的风貌。房子都是依山临湖而建,按照眼下的时尚,都是山间别墅,亲水家居,格外时髦的。但现在的房子所取的名字,能够有他们这样的雅致吗?富贵豪庭、罗马花园那些俗气又土气得掉渣儿的名字,怎么能够和小杨柳屋平屋相比呢?
名字不过只是符号,符号里却隐含着一代人心里不同的追求。小院里原来是种着菜蔬的,要为日常的生活服务,现在栽满花草,还有郁郁青青的橙树,越冬的橙子还挂在枝头,颜色鲜艳得如同小灯笼。屋子都很低矮,完全日式风格,因为无论经亨颐还是夏丏尊,都是留日归来,当年他们是春晖中学的创办者和主要响应者。走进这些小屋,地板已经没有了,砖石铺地,泥土的气息将春日弥漫的温馨漫漶着。简朴的家具,能够想象出当年生活的样子。书房都是在后面的小屋里,窗外就是青山,一窗新绿鸟相呼,清风和以读书声,最美好的记忆全在那里了。
在世风跌落、万象幻灭之际,世外桃源只不过是心里潜在理想的一种转换,散发弄扁舟,从来都是猛志固常在的另一种形象。上一代文人的清高与清纯,首先表现在对理想实实在在的实践上,而不是在身陷软椅里故作的姿态之中。在谈论白马湖和春晖中学的时候,现在的人们都愿意谈论他们的文化成就,夏丏尊确实在他的平屋里翻译了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朱光潜的美学处女作《无言之美》和丰子恺的漫画处女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也都完成在白马湖畔。
在回顾历史时,白马湖确实成为一种象征。其实,相比较其文化成就,上一代文人在历史转折的时候走向乡间的民粹主义和平民精神,是让现在的人更加叹为观止的。道理很简单,现在谁愿意舍弃大都市而跑到这样的乡村里来呢?跑到藏北的马骅,只是一个另类。而当初却是一批真正的文化精英,他们愿意从最基础做起,而不是舌灿如莲、夸夸其谈于走马灯似的各种摆满精致座签的会议和酒宴的觥筹交错之中。
他们确实是在实实在在做事,夏丏尊建造平屋时的一个平字,就是寓有平民、平凡、平淡之意。仅朱自清一人,每天上午、下午就各有两个小时的课要上。而丰子恺一人是又要教美术又要教音乐。现在,在我们的教室里,却难得见到我们的教授一面了,我们的教授正在忙着让自己的学生帮助自己攒稿、出书、卖文、赚钱。
走进夏丏尊的平屋,这种感觉更深。这是他用卖掉祖宅的钱在这里盖起的房子,他要把根扎在这里,他的妻子一直住在这里,一直到八十年代在这平屋里去世。在他的那间窄小的书房里,暗暗的屋子,低矮得有些压抑,只有窗户里透过山的绿色和风的清新呼吸,平衡了眼前的一切。想象着当年的冬夜里,松涛如吼,霜月当窗,夏先生在这里拨弄着炉灰,让屋子稍微暖和一些,自己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的,在一灯如豆的洋灯下艰苦工作到夜深的样子,只觉得恍如隔世。
夏先生的一个孙侄正在院子里,他已经六十多岁,在看守夏先生的平屋。院子里夏先生亲植的那株紫薇还在,那时,夏先生常常邀请朱自清到这株紫薇花下喝酒,把酒临风,对花吟诗,他们最大的享受就是这些了,而他们最美好的寄托也就存放在这里。
它长得很慢。夏先生在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夏先生的孙侄指着紫薇对我说。
走出平屋小院,就是朱自清先生说的小马路,小马路前面就是白马湖。如今,小马路的两边,还是一株间一株地种着树,却不是小桃与杨桃,而是杨柳。杨柳在暖风中不住地摇曳,白马湖水在阳光下不住地闪耀。想起朱自清先生写白马湖的诗句：湖在山的趾边,山在湖的唇边。也想起当年看到湖边系着一只空无一人的小船时他说过的话：我听见了自己的呼吸,想起了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真觉物我双忘了。也许,可以这样说,前者是他们这一代人心中常常涌起的诗意,后者是他们追求的境界吧?只可惜,这两样,如今的我们都缺少了,而且不以为渐渐失去的弥足珍贵。
朱自清先生在回顾白马湖的时候,还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喜欢这里没有层叠的历史所造成的单纯。这话让人沉思。倒不仅仅是单纯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是层叠的历史和心头层叠的灰尘污垢,越来越厚重,让我们无法清扫干净。白马湖,便在他们的生命中,而只能在我们的想象里。
2005年3月1日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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