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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流媒体中国100年现代史
《纽约时报》版文化大革命十年文献
《时代》版朝鲜战争中美交战记录
《华盛顿邮报》版中美建交秘史
《纽约客》版邓小平的改革
《新闻周刊》版蒋介石兴衰故事
《生活》版中国百年影像记忆
一个中国 两种表达
一本各自表述的美国国家立场的中国实录
忠实记录美国国家利益的中国一百年意见书
中国版的《光荣与梦想》
图书版的《参考消息》
《时代》周刊围观中国的政治技术内幕
中国人了解现代百年史的全政治内参
100万字，25位学者，历时八年，六大美国主流报刊编就的一部美国观的中国现代史，中国人了解美国主流媒体刻录中国的方式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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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西方如何认识中国？他们如何发现中国，发现同样的一件事的背后与我们认知不同的部分。本书试图探究美国人对于中国历史的记录方式，以及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如何围观中国的方法。
了解他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进而引发多层面更深入的思考。为此，我们需要一本原始的，没有任何修饰的美国人对于中国历史的记录方式，不管这是一种偏见还是洞见，不管是一种真知还是误读。
这本美国人撰写的参考消息式的中国现代史，对我们认识正在快速前进的中国有着积极意义！
100万字，25位学者，历时八年，六本美国主流报刊编就的一部美国观的中国现代史，中国人了解美国主流媒体刻录中国的方式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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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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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永刚，曾从军十五载，现为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执行主编，作家，图书策划人，媒体研究人。内地画传热潮的策划与发起者、曾策划编著《宋美龄画传》、《蒋介石图传》、《邓丽君画传》、《切格瓦拉画传》等二十多本。另有研究凤凰卫视的专著《解密凤凰》、研究《读者》杂志的《解密读者》、研究美国花花公子杂志的《兔子先生》与美国《时代》周刊的传记《中国时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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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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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围观者记录的中国时间
图传
19771978年 邓小平曲折复出
1979年 中国的新长征
1980年 清扫阴霾
1981年 社会主义的新变化
1982年 通向世界之门
19831984年 中国的精神污染
1985年 稍微减缓改革的步伐
19861987年 《时代》封面人物邓小平
1988年 蒋经国后的两岸
1989年 变化中的中国
1990年 不完全的解冻期
1991年 必须面对的移民潮和污染
1982年 正在崛起的巨人
19931994年 下一个超级大国
19951996年 遏制中国及中国的未来
19971998年 网络与中国新时代
1999年（A） 现代化中国军队
1999年（B） 新的心态，新的形势
1999年（C） 美国导弹和考克斯的挑衅
2000年（A） 新世纪的挑战和机会
2000年（B） 迷失的网络一代人
后记：制造中国版《光荣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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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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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围观者记录的中国时间
一本或者更多的美国报刊的中国观念，
傲慢或者偏见，指路牌或者参考消息，
关于选择美国的几本主流媒体作为对中国现代历史记录的补充的想定。
西方如何认识中国？他们如何发现中国，发现同样的一件事的背后与我们认知不同的部分。他们的立场，以及价值观，甚至他们为什么会记录，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许并不重要的某一部分事实，或者他们发现的与我们同样经历的历史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或者判断。巨大的差异，甚至立场鲜明的对立，或者干脆就是隔山打虎的胡思乱想的结论，但一切就这样被他们记录了。
这种无奈也许从很早就开始出现了。在19世纪的时候，马可波罗或者西方的探险者就开始了他们自己的亲历记事。故事像是发生在天国，遥远、神秘、华丽、伟大、传奇、辉煌，这些献辞天生符合历史中对于1900年或者更早的中国的历史描述。而其后的历史则在1900年之后的西方目击者中，开始变异了。他们对于中国的好奇，像对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中的神秘事件的仔细探听或者历险。帝国的崩溃、新世界的出现、落后愚昧的农民和军阀、帝王式的新统治者，溥仪、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日本人、美国人，二战、抗战、帝制、新共和以及政权，革命者的红色苏维埃、新中国，逃到台湾的中华民国，英国、葡萄牙遗落的两个殖民地文化大革命、伟人的离去，开放、奥运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百年经历如此多的巨变，如此多的灾难，如此多的奇迹。这一切全在一代人或者两代人、三代人的眼前发生了。这个百年如此丰富，又如此经历不凡。而这样的历史，在每个记录者的笔下都发生了变异。那些历史的撰稿人所写的正在发生的中国时间，则不断地提醒着我们，他们对于这段历史的真实图景或者假象，甚至误解。
东西方的经纬使东方人与西方人的认知如此截然不同，却又高度一致。共同的利益以及对于世界的想象力，包括我们需要发现的事件的西方位置，对于行进的、改革的、开放的，以及更加希望得到认同的中国人来讲，如此急切，也更加重要。
而对于身处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这一切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多的坐标，或者路牌。
而在更多的路牌中间，在中国的这一百年间经历天翻地覆变化的时候，美国这座世界文明突然出现的高峰，则在平静地延续着他们的历史。而他们所拥有的价值观或者文明，使这些围观者们，则从很久以前就开始记录着远在东方的中国。
这些记录者中，就有《时代》周刊的背影，就有《纽约时报》的眼神，就有《纽约客》的文化注视，就有《新闻周刊》的报告中的只言片语，就有已退出历史舞台的《生活》杂志的中国影像
美国人的主流媒体群所记述与想象的一百年间的中国，代表着某种文明对于另外一种文明的打量，甚至好奇。一部美国主流媒体群版本的中国百年现代历史，就这样无意中形成了。
这些媒体在中国的声名之大远超过中国人对它的了解。如《时代》周刊，这本号称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新闻杂志，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美国人所描述的历史的基本草稿。它巨大的被神话了的影响力与它所谓的 《时代》好像是由一个人之手写出来给另一个人看的立场与记述的风格，使这份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杂志，不仅成为美国人创立的价值观下描述世界历史的方式，甚至许多世界知名的新闻周刊，例如美国的《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德国的《镜报》甚至中国的一些著名杂志在封面设计、内部新闻的分类上都借鉴了《时代》的方式。
但这本杂志对于中国人来说仍然很陌生与神秘。许多中国人只知道它的名字却很少见到过这本杂志的全面目。这个悖论具体体现在一些知识分子或者学者或者一些可以真正接触到这本杂志的人所制造出来的假象。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无数次地听到《时代》所评选出的某人成为它的封面人物，从《参考消息》或者官方的新闻机构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让许多人对这本神秘的、陌生的英文杂志心生好奇。它是西方的官方新闻代言。这种可怕的价值观就这样在一部分中国读者的心目中诞生了，哪怕这是一本自由主义至上，甚至它的创办人卢斯或者历任的主编们所曾经持有的反华立场。虽然这一切在卢斯去世前数年，反华态度才开始有所转变。中美建交后，对华报道才变得比较充分、客观。
关于《时代》对于中国的报道的开始，许多人都把这归结于曾在中国游历过的卢斯的中国情结上，但我更愿意认为，这一切只在于《时代》作为一份世界级杂志的雄心与对中国的尊敬而进行的遥远的描写，而卢斯的中国情结恰好成为一个理由而已。精明的卢斯很早就发现了中国的重要，他在最早创刊的前三期就开始零散地介绍中国。虽然只有几百字或更少的介绍，但系着辫子的中国，走向共和的中华民国，仍然被他们快速地介绍给美国。中国就这样偶然地出现在了这份杂志上。一位资深的媒体研究者称，在早期，《时代》对中国的报道涉及政治层面的比较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中国开始在世界的经济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时代》也相应加大对中国报道的力度，同时也拓宽了报道的范围，把中国的文化、体育、教育、经济等多个层面的东西介绍给世界。
《时代》杂志告诉世界的中国是这样的：他们刊登了至少500万字关于中国的报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蒋介石、宋美龄等50多位中国人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而更老牌的《纽约时报》对于中国报道的介入，则可以延伸至晚清。这家自19世纪中期创刊，历经150余年仍踞美国乃至西方主流媒体的领袖地位的老牌报纸。至少在1854年，就有文电从晚清的北京传送至遥远的纽约，而晚清的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从神秘封闭的东方老大沦为东亚病夫，帝制遭遇千年未遇之质疑，士大夫政治没落，积弱之国，以及西洋初遇中华时的碰撞，都在遭遇前所未有之变。《纽约时报》以当时中国人还未具备的近代眼光和技术，即时、全面、连续地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这种跨越百年的文献式的报道方式，令人惊叹。而由《纽约时报》的晚清变局之报道集《晚清的帝国》，在中国出版后，更是以其独具一格的报道模式与视角，而被评价为这是力图以时报原始资料重现一个世界大国之编年史的伟大尝试。而这家报纸至少自晚清至今，刊发了关于中国方面的报道达数千篇，近百万字。这种独特的美国主流报刊群对美国主流社会形成美式中国观的影响线索进行了实证的探索。这些媒体对于中国的关注与《时代》上的中国，相映成章，一个即时性的甚至带有美国式的中国观就此形成。而他们这种连续性的报道，则间接地撰写了一本独特的美国史观的中国的现代史。
另一本虽然已走入历史的美国《生活》杂志，则用影像记录了他们认识的中国。那些他们理解的中国人的肖像，拂去历史的尘埃，仍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的中国表情，带着初次面向世界的生涩与腼腆。这些美国主流媒体所描述的中国，代表着美国人对于中国自晚清以来的观察，以及认识。
这份报纸对于中国的某种关切，更多的时候在于他们试图找到了解中国人的方法。而他们在自己的20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的报纸中关于美国观察中国的方式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中国不是一块禁地，在空中已有间谍卫星的年代，已经没有禁区。中国领土的总面积比美国50个州的总面积稍大，在美国侦察卫星的镜头下，中国的一切暴露无遗。然而在世界上众多的国家中，数中国最为神秘，其神秘令世界好奇。
对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一个很容易理解，另一个则让人吃惊。第一个答案是美国对中国了解并不多，因为中国非常神秘，从而掩盖了一些事实，让人捉摸不透。另一个让人吃惊的答案是，美国对中国的了解除了有可能比不上苏联，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
一个在中国研究了20多年中国问题的专家说：汉学现在在美国非常流行，现在美国有10个比较大的和50个比较小的学术中心在研究中国，约有5000万美元的私人捐款最近用于这方面的研究。
对中国的观察与研究已成为美国政策演变中不可缺少的基础。为了取得必要的资料，做出现实的分析，美国政府和学术界的专家们都在利用大量各种各样的公开和非公开资料。美国最大的领事馆位于中国香港，在那里有一个翻译组，收集和分析大量的中国期刊，有些期刊还是从偏远的地方偷运出来的。北京的电台广播以及其他一些内部电台的广播，都在美国设在中国周边的先进侦听设备的监听之下。无人驾驶飞机、高空飞行的U2飞机和卫星照相记录下公路、铁路、钢铁厂、油井、核工厂、导弹射击场和军队的行动。他们很早就预报了中国3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这种围观者的心态在《时代》杂志以及后来的《新闻周刊》的字里行间弥漫，到处都是他们无法想象的世界，有关中国的信息量如此之大，以致政府和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面临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去梳理和鉴别这些资料。
这就是他们分析出来的中国的方式。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分析方法包括认真阅读中国的报刊，主要是两报一刊，他们会从上面领导人的排位来分析出领导人的地位以及政治动向。他们甚至会认真地分析一些中国人甚至也不在意的《人民日报》社论的字眼，或者公报中的部分说法，这些美国人就从与我们一起所看到的报刊与宣传中，推断一个他们所要认识的中国。比如他们会从报刊上毛泽东的出现次数来判定他是否得病了，而数个关于毛生病的不实的推测就在这些报刊上出现。以至于中国与西方形成了一个有趣的互动，一旦有这样的猜测出现，中国方面必然会安排这位领导人在公众中出现一次，比如让毛接见一位无足轻重的来访者，而邓小平的复出也是如此，他在被打倒的一年后，突然出现在了一次宴请中。这些就是美国人描述的中国政治，以及他们认为的中国故事。
而现在，美国人了解中国显然比以前容易多了，互联网打开了这扇窗户。现在的问题是，关于中国人的信息浩如烟海，突然扑面而来，这反而增加了他们寻找有效信息的困难。因为更重要的信息与情报被淹没了，他们必须要找到相匹配的方法。
但显然，我们仍然可以从这几家主流的美国媒体上看到仍然是误解或者可以卖出大价钱的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这使中国读者非常不能理解，甚至部分地导致了他们对这些媒体的不信任。奥运期间的CNN，就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标靶。但形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则在于那些编辑和选取这些新闻的人只不过是服从于他们这个行业里的市场原则，越负面，越有人看；爆炸性新闻是最有市场的；好消息等于没有消息。很多中国城市居民对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感到比较满意，不会成为帮助报纸热销的头条新闻。这个由美国著名学者罗德所讲述的关于西方的媒体对于中国的想象与报道模式，代表着美国主流媒体的基本价值观。一切首先得是卖点，然后才是政治的平衡。
从一本或者更多的美国报刊里发现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自我优越感，以及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嘲讽或者居高临下的偏见，在《纽约时报》、《时代》、《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生活》的字句里，俯拾皆是。他们描述中国的态度带着冷战时代的政治见解，甚至误解。
这些媒体在20世纪60年代的语辞充满着意识形态气质。大部分的描述除了让现代中国人充满好奇与神秘甚至新鲜之外，更多的部分则是一些误读，他们大量的美国式隔山炮般的解读，使这些描述的准确性充满着想当然的结果。甚至把一些他们不熟悉的人的故事加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初出茅庐的新记者们会用大量的形容词来表达他们对于某个人的情绪性的描写。而这种方法也体现在《时代》、《纽约时报》等报刊上，即使他们的记者还不能常住中国的时候，也大致如是，这使他们某一时期的报道看上去令人吃惊，如此明显的错误甚至猜测会出现在这些以独立报道闻名的报刊上。而这些错误多次被他们所报道的中国人诟病，甚至怀疑他们的真实意愿。这种报道的不专业违背着基本的《时代》价值观，或者《纽约时报》的独立性。事实上，对于《时代》杂志的卢斯来说，价值观在他喜欢中国的蒋先生或者台湾的时候，就开始有失公允了。这使我们对于任何可能坚决地持有公平的价值观的写作略带着有些绝望的心情。
当我看到一些将自己定位为中国的《时代》或者中国的《新闻周刊》《纽约客》的媒体的时候，这种盲目的比拟，让我在看完这将近百年间的记录时，略有些遗憾。甚至我认为，在做任何一本杂志的时候，或者一份报纸的时候，所持有的绝对公平都只是一种愿望，而以《纽约时报》《时代》《华盛顿邮报》为首的美国报刊群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使用着美国式的误读方式来表现中国，这些才是值得中国人警惕的地方。
世界如何认识中国与中国如何了解世界是同一个命题。《参考消息》代表着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渴望，而这份报纸在当时的中国只有某些级别以上的人才可以阅读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份报纸成为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最权威、最客观的平台，而这份报纸则是由中国的官方通讯社创办。与包括《纽约时报》《时代》《华盛顿邮报》在内的西方媒体上的大量版面上对于中国人的想象式或者偏见式的报道不同，这份报纸完全清晰而客观地直言照录。尽管他们提供的全是西方的主要媒体的声音。但这些来自英语世界的媒体的偏见与他们的真知一样突出。
阅读《纽约时报》《时代》《生活》的过程是一种被他人的视角给提醒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旁观者的姿态的重要性，会意外地发现中国的另外的历史。他们描述的这种心态与姿势，无法复制，甚至有着令我们惊异的好奇。我们看到的与正在经历的事物原来在另外一个人的视野里是这样的，这使我不断产生阅读好奇与有趣的体验。我们看到的美国是什么，中国对于一个西方人，对于一个美国人竟然如此神秘、猜测，甚至敌意，以及根本言不及义的空想，天哪！历史在各地的描述如此不同，并且产生着可怕的分离感，另外一个人的感受竟然会与亲历者如此不同。历史的细节与描述方式的不同，正在产生着另外的结果。
回头看《纽约时报》的150年、《时代》周刊70年间的历史，发现时间宽阔，事物如此不太清晰，不太敢相信描述者的立场与价值观，但我们应当相信的是：一些人对于另外一些人的看法，一些事物在成长时的面貌。那些意识形态统治的60年代以及70年代；经济意识重归的80年代与90年代；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人又开始了赞美或者惊讶。当然更多的理性仍然在这些主流的美国报刊中偶然出现。民族意识、大国心态，以及资本主义的优越感，甚至偏见，尽可能公立的价值观，或者美国意识，或者更现实的心态，这些都出现在这些如此重要的报刊中。
这使我们发现，其实任何一家媒体都带着那个时代的体温或者呼吸，或者大蒜的味道，西红柿的鲜浆。而我们必须站在当年的立场与历史现场，去重视这些文字，也许他们除了《参考消息》外，还会传达另外一部分局外人的目光。
这可能就是这些美国人撰写的中国旁观史所带给中国的价值。在今天，我们想要通过这些文字，描述出中国在世界的视野里的样子，以及美国人或者西方的视野里的中国变革史。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些文章提供了我们可以借鉴的历史，可以确认的自信，以及参考，这种变革通过美国人的视野呈现着新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代表了这些媒体对于中国的致敬与赞赏。
这就是那些所谓的美国主流媒体所撰写的关于中国的百年变革史的意义。本书犹如一本中国版的《光荣与梦想》，正在述说着我们尚未发现的中国的秘密。
后记
制造中国版《 光荣与梦想 》
这本书的起源简单，直接，甚至有着某种难以言明的偶然。
2000年的时候，我开始有意识地在图书馆里集中阅读美国的《 时代 》周刊与《 新闻周刊 》，这两本著名的杂志成为我要参与创办的一本新闻杂志的样本，研究它们，成为我的一个作业。那时候，我渴望从这些号称是杂志世界的某种标杆的样本中，找到新的杂志语言。
我相信，我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对于这个国家的表述与记录。在最初我接触到的2000年的《 时代 》杂志里，有着众多的关于中国的记录。那些记录呈现着一种对于中国理解的陌生感，显然这种美国式的中国观令我好奇。我开始一本本地倒着阅读可以接触到的所有旧的《 时代 》杂志。那些旧的故事组成了一个倒述的中国现代史。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利用更多的时间，在香港的一家著名的图书馆里，阅读到了那些旧杂志，我以自己有限的英文，查阅了《 时代 》关于中国的记录。自上世纪创刊至今，这本杂志至少有上千篇关于中国的记录。从孙中山的革命到民国的命运，蒋介石的兴起，毛泽东领导的中共的步伐，宋美龄的美国演讲，建国后的局外人的视角，文化大革命10年的美国旁观者的记录，以及他们关心的中国与美国的外交运势一个陌生的、连续的、属于美国人发现的中国，扑面而来。而这本杂志关于中国的文字至少有500万字。
同样的发现，在另一本略迟于《 时代 》10年创刊的《 新闻周刊 》上。这本杂志对于中国的记录虽然没有那样系统，但它重磅式的独具一格的报道，以及对于中国政治的现实描述，仍然有着新的阅读感受。这两本杂志所描述的中国正在发生或者已发生的历史，令人深为震撼。
我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在这两本杂志上呈现着被遮盖与误读的一面。同样的一件事，《 时代 》说着另外的话，并且报告着这件事的美国人的发现。而我看到的与他们描述的事情，竟然如此不同。同一件事的中国报道与美国说法，开始呈现着事物的多面性，而后一种给我的震荡尤其巨大。这种发现，在我接触到《 纽约时报 》的时候，则给了我另外的感受。这个已创刊150多年的报纸，几乎连续不断地刊载各种关于中国的新闻1000多篇，文字达到600多万字。而学者郑绪源先生编就的《帝国的回忆》，则是这份世界上影响巨大的新闻报纸上的一个简要的历史现场重现。
美国的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事实上几乎就是一个群体的围观行为。较早的与《 时代 》同属一家公司，并早已倒闭的《 生活 》杂志，则用影像记录着中国。据我的不完全统计，这本杂志上刊发的各种关于中国的报道与图片至少有1000多幅。《 纽约客 》与更著名的《 华盛顿邮报 》也在不同的时期加入到对于中国的记录中。这些发现开拓了我对于中国的认知，至少这些美国的新闻报刊群对于中国的描述，给我带来巨大的震撼。他们发现的中国竟然是这样的。
对于正在开放的中国人，以及渴望得到世界认知的中国，同样渴望看到世界对于中国的发现，尤其是美国人对于中国的看法，即使这种看法带着偏见或者误读。美国式的中国历史，对于正在行进的中国，至少是一个重要的《 参考消息 》式的报告。
我想知道美国人对于中国历史的记录方式，以及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如何围观中国的方法，也许，我们需要一本原始的，没有任何修饰的美国人对于中国历史的记录方式，不管这是一种偏见还是洞见，不管是一种真知还是误读。
这是我编这本书的一个基本动力。
从2001年6月开始，我想通过对于美国的这几家主流报刊的报道，编选一部由美国媒体撰写的中国现代史的著作，力图以这几家媒体群的原始资料重现一个世界大国之编年史的尝试。期望寻找到这些主流媒体群对华报道对美国主流社会形成美式中国观的影响线索以及他们对中国的记录方式。当时的考量基于中国缺少一部西方人撰写的中国现代史。著名史学家史景迁以及更多的包括将历史写得生动的黄仁宇等撰写的书，已成为某一部分西方汉学家的发现，但那些发现仍然代表着某种学者的想象，和从中国旧书中发现的读后感而已。再者，富强自信起来的中国人越来越在意于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发现与意见。但国内可以出版的这些西方关于中国的研究，或者媒体对中国的记录，大多止于20世纪30年代以前，更新的关于1949年后的中国，以及那些真正影响到中国进程的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毛泽东、邓小平们所连接起来的历史，则成为一片空白。
但最初只是一个简要的搜集这6家美国报刊群上的资料为主的编年史体的报道集的基本设想，到最后形成这个达百万字规模的经过重新写作的长篇中国现代史记，则经历了非凡的艰难与卓绝的痛苦工作。本书自2001年9月开工，以事件为主的编写体例最早确定下来，而围绕着事件，从包括其他更多的媒体上相同的主题里找到了立场与佐证，使我们在重新编译的时候，有着更新的发现与好奇。
以《纽约时报》《时代》《华盛顿邮报》《生活》与《纽约客》等美国主流报刊群为主，进行的观察中国的方式，成为这本书的一个基本模板。
这种体例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描述视野宽阔宏大，事件呈现着这些主流媒体群的多重发现与基本公正的立场。但困难在于，我们给自己增加了难以想象的难度。最大的难题在于寻找到这几本美国报刊上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文章。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一个由这样一个想法牵引起来的遍布中美各地的编译群成了一个新鲜的网络。这个网络第一年加入了6个人；第二年，随着工作的深入，又增加到了12个人；最后到2004年的时候，已达25个人。而原本拟于三年内结束的工作，延至2007年，才完成了一个基本的初编工作。以百年间发生在中国的事件与年代为体例，我们编译了共600万字的关于中国的文章。
那些粗糙的英文字母编译成的汉字，呈现着一份关于中国百年间的真实报道，那些报道最初的模样几乎是在记述着一个陌生的中国，这个中国存在于美国这些主流报刊群的浩如烟海的英文字母的世界里。现在我们把它们捞起来了，这些干货呈现着别样的吸引力。这个中国神秘、生动、充满活力、秘密，以及关于中国革命家的不同的记忆，这种阅读花去了我们大量的时间，有许多个深夜我们都在这种阅读里，被陌生的发现鼓舞着。
这本美国人撰写的中国史，对于正在快速前进的中国，是多么重要的一部文献式的指路牌，或者参考消息式的中国现代史。但这样一部厚达600万字的书，显然并不适于全文刊出，也不适于全面表达这个美国人发现的中国。面对这样一堆材料，我曾计划将这些报道按年份与日期，包括当时的错误，原文刊出，但显然这是一个偷懒的工作。最后的结果是决定把这些资料，编写成一本美国观的编年体的中国版现代史。但我们的初衷不是改变这些报道的原意，这本书应当是一部文献，是一本美国精英媒体对于中国的旁观史。
这本书的主旨是将这些媒体的同类报道，用编年体的形式将其编写成为更加生动的文章。妥协的结果是一年一篇，并用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将它们编写成完整的文章，但没有加入自己的任何观点，同时在引用的时候，将文章作者的名字记录在上面。这本书的最后呈现出来的形态基本是一年一章。1900-1929年间，是我习惯的画传，里面是收集的这些主流媒体上关于中国的影像回忆。他们稀见而珍贵。用这种方式概括20世纪初始至30年代，是我们的一个新尝试，也许我们会重新纪录这段历史。这是一本经过编译，经过编排，经过删节的中国现代史。这本书充满了中国式的编辑经验与编辑历程，但这种编辑代表了当下中国的进程，仍然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仅供中国读者参考。
这本书是一个群体行为。我的朋友邹明、詹涓与许中云以及更多的朋友在这中间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参与了对于这本书的全面编写。
最后要向美国《 纽约客 》《 时代 》《 新闻周刊 》《 生活 》《 纽约时报 》《 华盛顿邮报 》等报刊表示真诚的谢意。因为他们的报道，才成就了这本书。
感谢这本书的出版方作家出版社，感谢本书的编辑王宝生先生，感谢为这本书曾付出努力的李茹、黄虹女士，戴剑云先生，侯小强先生、王晶女士。还要谢谢那些给予这本书帮助的所有的朋友。
邓小平曲折复出
1977-1978年
邓小平有望复出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活动中，出现了要求立即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大字报。
1977年1月中旬，在香港有谣传说，邓小平实际上已经被任命为总理。邓小平有可能复出的第一个政治迹象是来自北京的银幕上所放映的纪录片《 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 》，影院中回响着邓小平在周的追悼大会上致悼词的声音。此后，100多万臂缠黑纱的中国人涌向天安门广场，他们哭泣着，高唱《 国际歌 》。不一会儿，整个广场似乎都被大字报（ 几乎永远是政策变化的预兆 ）覆盖了，它传递着一个准确无误的信息：我们要求立即让邓小平出任总理；不要再让8亿人民等待；邓小平当总理，周总理可以含笑九泉。
邓小平的复出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一个政治奇迹，因为他已经两次在批斗中幸免下来。60年代，邓小平作为党的总书记，他开始从大跃进立场上退缩，倾向于进行温和的经济改革。
有关邓小平复出的猜测在1977年1月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华国锋及其12人政治局连续而且公开地出席纪念周恩来的活动。但邓仍然没有露面。自从邓再次露面以后，华的唯一公开的活动就是与来访的洪都拉斯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会谈。
邓小平再次复出
1977年7月北京的新华社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决通过重新起用73岁的邓小平，恢复他的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和军队总参谋长职务。同时，公报说，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已经被从党内清除出去，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邓的归来也是中国在过去20年不稳定的发展时期中具有戏剧性的起起落落。
邓小平的复出（ 人们期待已久 ）被蒙上神秘复杂的色彩。他官复原职的第一个信号是出现在1977年7月下旬，当时北京的一张大字报突然进入人们的视野。这张40英尺长的大字报写在黄色的纸上，醒目的黑字呼吁中国人民热情欢迎和坚决支持邓小平官复原职。然而，当天夜里，大字报被清除了，所有的信息痕迹都被从墙上刮了下去。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推测，大字报是一些邓小平的狂热支持者为加快其重新掌权而进行的尝试。然而，观察家们也注意到，今年春天曾在北京和广州出现的大字报还曾宣称邓小平被任命为总理，后来证明都是假信息。然而，在第一张大字报消失后的第二天，又有几份类似的大字报贴了出来。外国驻京记者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响遍大街小巷，估计那是在进行游行的彩排，准备庆祝邓小平的复出。
早些时候，100多万参加庆祝活动的人沿着冒热气的街道，涌向北京天安门广场，仅仅在15个月前，有人还曾在这里猛烈抨击过邓的反革命背叛行为。由于受邓复出的鼓舞，他们挥动着数千面旗帜，打镲敲鼓吹喇叭，燃放爆竹和烟花。在上海，有50万人走出来庆祝。与此同时，北京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反映中国新领导层的影片剪辑。在华国锋的右边坐着邓小平，在华的左边是78岁的国防部长叶剑英。
据新华社的公报说，7月16日至7月21日，160名中央委员在北京举行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讨论恢复邓小平的职务和对四人帮的最后处理决定。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华国锋对邓小平政策的支持态度。
虽然邓是毛长征时期的老战友，直到20世纪60年代，一直与毛主席保持密切的私人关系，但邓不同意毛1958年搞大跃进的做法，它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打击，特别是在农业领域，后果更加明显。在大跃进的后期，当时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推行了一个为恢复经济的农业改革计划。在1962年的一次讲话中，邓称 为达到增加农业生产的目的，可以千方百计，哪种形式能够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邓的这一思想后来一直伴随着他。
两年以后，邓第三次被打倒，原因是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为防止科学院受到冲击，邓于1975年宣称：科学院是搞科学研究的，不是研究白菜和大豆的。他很实际地认为：资产阶级的科学家也能做贡献，让他们工作远远强于让他们闲坐在那里无所事事。
邓小平还提出全中国的工业都要置于中央的监管之下。邓还主张对一部分工人采取提高工资和其他刺激措施，提高生活水平。他指出：如果没有足够的蔬菜和肉类，工业生产怎么能够正常进行？他说：搞平均主义是错误的，它否定差异的存在，不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
国际外交的以赛玛利
《 纽约时报 》的文章表明，美国驻台北领事馆的签证窗口已经成了华盛顿北京关系一个可靠的晴雨表。当美国与中国大陆的外交联系更紧密时，就会有许多台湾人申请获得美国居住权。如今这一活动又变得非常活跃了。
虽然台湾岛内的生活依旧，但在这个250英里长、距大陆海岸线100英里远的岛内已经可以看到一些紧张的迹象了。农民、出租车司机和商人们都会紧张地向美国的游客们询问关于卡特当局承认北京的时间表。许多大学也已经开始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提供翻译服务，这样台湾人就可以用英语向华盛顿政府说明他们的担忧。最近几个星期里，已经有大约142000封信函寄往白宫和国会。台湾的香烟上也不再是吸烟有害健康的警告，取而代之的是鼓舞民众士气的口号：保持自尊、自强，临危不惊。
当然，保持冷静并不意味着放弃。远非如此。他们已表示拒绝放弃其基本的原则立场北京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因此蒋介石1949年逃离大陆后，在台北建立起来的国民党政府现在已成了外交领域的以赛玛利（ 译注：《 圣经 》中的人名，意为被遗弃的人 ）。自从1971年台湾被逐出联合国，让位于北京之后，共有39个国家已经和台北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迄今为止，只有23个国家还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其中重量级的国家也只有美国和坚定反共的沙特阿拉伯这两个国家了。
最初，包括蒋介石的儿子、67岁的蒋经国先生在内的许多台湾领导人，都希望卡特总统搁置与北京政府恢复邦交关系的举动。他们指出，共产党政权还没有达到卡特总统的人权标准。但这一渺茫的希望已经破灭了，6月份美国国务卿万斯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华盛顿政府决心加快与北京政府邦交恢复的进程根本就没有提及台湾。
尽管如此，台湾在美国的游说活动仍旧保持相对低调。拥护台湾的人士已经尽力在许多市议会和州立法会通过决议，反对以台湾利益为代价和北京建立全面外交关系（ 现已在21个州的立法会通过了决议 ）。台湾港口城市高雄的官员们与乔治亚州的普莱恩斯市发表姊妹城市宣言，并邀请莉莲小姐前来访问（ 被她礼貌地回绝了 ）。在华盛顿，因为韩国门丑闻，台湾的游说活动已经降温了。文化和经济的交往仍在继续。但是台湾驻华盛顿大使詹姆士C.H.申介绍说，因为TONGSUN公园综合征，国会议员已经停止了访问台湾。到该计划停止之前，约有30名国会议员及他们的工作人员近200人已访问了台湾。
迄今为止，台湾的紧张还只是在外交方面的，而不是经济方面的。现在台湾已经是一个微型的工业强区。虽然，其人口只有1660万仅为中国大陆的150，但是它与美国的贸易额在去年达到将近50亿美元，比中国大陆多出了14倍。台湾经济的迅猛增长自6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年份都高于10%已经使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170亿美元。在19741975年间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期间，台湾的通货膨胀率曾一度盘旋升至40%，但从那以来台湾当局已经使其降到了3%以下。
一些国家虽然和台湾切断了官方联系，但是台湾注意通过建立准官方贸易和文化办事处的方式，与这些贸易伙伴保持了关系。这些私下关系中最重要的当属和日本的关系，日本与台湾之间所谓交流联合会的工作人员都是一些暂时请假的外交部官员。1972年日本断绝了与台北政府关系并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与此前相比，现在日本和台湾的贸易额还有所增长。
那么对于和美国断绝关系，台湾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紧张和担心呢？一些专家认为，美国放弃对台湾的防务承诺将会导致这样的后果：北京政府更有恃无恐，将尽力通过以经济报复相威胁或军事行动把在台湾的外国公司和投资者们吓跑。如果一些人被吓跑了，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说，这对我们来说，其经济后果可能会是灾难性的。
台湾很可能具备了抵挡大陆军事进攻的能力。台湾空军拥有500架飞机，还配备了性能先进的美国F-5E歼击机，被认为是优越于大陆那些落后过时的飞行编队；另外，解放军也不具备使部队登陆台湾岛所需的两栖登陆舰。不过，如果美国决定断绝和台湾的官方关系，这可能会大大挫伤台湾人的士气。但是如果真是要断绝关系，在发生之前是无法知道台湾最终失去其最强大的盟国将对其造成多大的精神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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