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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大学生活的核心?*重要的就是disputation（论辩）。这种论辩，并不一定是公开的口头辩论，而更多的是在心灵中默然进行的是非辨析，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精神努力。作者围绕这一主题，奉献给广大读者的精神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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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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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西方大学的起源讲起，结合作者自己在北大、耶鲁受教育的实际情况，详细分析西方大学教育的种种先进的理念与实践，从而对比分析中国高等教育的种种缺失，力图给现在的大学生和执掌高教改革的官员描绘出一幅清晰的高等教育改革路线图，使有心者能够按图索骥，共同改正中国高等教育的弊端，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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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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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耶鲁大学历史博士，现在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任教,同时为薛涌留美预科的创建人。已经出版有《美国是怎样教育精英的》《草根才是主流》《一岁就上常青藤》《城市的迷惘》《仇富》等书。其中，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城市的迷惘》，被评为2014年最有影响的50本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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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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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北大不教的东西1
大学学什么2
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8
历史、文学和精英教育13
读和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22
北大为什么不读不写34
不能上讲台的博士还是博士吗45
陋室求学47
当年北大之陋49
在北大学当君子51
淘粪教给了我什么53
大学生，请先淘粪再打高尔夫56
讨论班：大学的教学与文化60
什么都写就是什么都想62
苏格拉底如何培养精英64
反思精英白领危机65
吾国教育有什么病69
常青藤代表着什么教育理念72
大学会消亡吗81
第二章北大的经验与反省87
从寡妇班考上北大88
在中文系丧失了对文学的兴趣91
80年代北大的中文系和历史系94
北大就是个雅典97
80年代北大文史第一人100
通才教育可能吗103
听讲座胜过听课107
美国人是什么110
搬进留学生楼115
从考研到就业121
考研困境说明了什么126
谁来确定学科的战略性128
第三章北大应该怎么办131
什么是精英教育的实质132
精英大学必须采取寄宿制134
没有三角地的北大不是北大138
北大清华在东亚的地位140
港大领先北大清华一个时代142
中美大学怎么比贡献144
美国教授的工资单146
校园游客148
专业太多了150
第四章中国大学的弱智化155
大学究竟属于谁156
从钟曲线看中国大学的智力下降158
教育如衣导致中国大学的弱智化162
中国人为什么迷信大学165
破除专业教育的迷信167
读书无用论和不读无用的书170
西方教育真是知识交易吗172
学生叫导师老板是哪国的规矩174
小心什么样的西方诡辩术176
中国的大学必须降级178
让市场来调节高等教育180
保密与告密182
美国的小升初184
美国版的重点班186
重点班的得失188
德国式的分流是否适合中国191
高等教育海啸将席卷全球193
第五章中国高等教育批判：以高尔夫和博士为例199
大学的责任在于塑造有思想的公民200
怎么培养败家子202
高尔夫错在哪里204
我给大学校长们扫精英教育盲205
打高尔夫能让你成精英吗208
高等教育的超前腐败211
高尔夫球场与大学体育212
莫用公款培养宋徽宗215
博士生：你何必钻垃圾桶里217
博士教育应该外包219
当中国成了美国的头号博士预科221
博士培养为什么不能搭美国的便车224
技工教育与中国的竞争力226
第六章 大学的诞生229
中世纪的秩序230
中世纪盛期的社会变动233
大学和学院的成立236
知识的权力与知识分子241
大学需要盈利模式243
北大和清华247
名校的距离249
常青藤在网上蔓延251
幕课是下一个泡沫吗253
哈佛抄袭案与美国教育的深层问题256
谁来拯救我们的大学260
参考文献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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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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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藤代表着什么教育理念
薛涌
常青藤在中国已经甚为耳熟。人们对于耳熟的东西，也往往误会很多。十年前左右，中国掀起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常青藤作为研究性大学被当成模仿的标本。如今，中国的留学潮从研究院蔓延到了本科，常青藤的博雅教育、完人（well-rounded person）培养的理念，也被广为讨论，成为批判中国应试教育的有力武器。另外，在制度上，常青藤基本属于私立，和官办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似乎也成为市场效率的明证，值得中国的大学借鉴。
在我看来，对常青藤的这些认识，都有简单化之嫌。我个人作为美国教育制度的介绍者，对此也并非没有责任。现在的常青藤固然多为研究性大学，但却来自于和研究性大学非常不同的传统。教育的完人理想固然可贵，但这种贵族性的理念长期以来被用于维护上流社会的既得利益，有着相当丑陋的历史。相比之下，常青藤录取中的应试化，倒是一种进步的趋势。作为私立的常青藤，充分利用了市场模式，比起欧洲的官办大学来显示出巨大的优势。但是，常青藤在战后的进步，往往和联邦资金的大量介入、政府的一系列法规有密切关系。总之，常青藤有着悠久丰富的传统，但很难代表一个一成不变的教育理念。理解常青藤，就必须分析其复杂的历史基因。
当今美国的高等教育，是几大传统的汇流。追根寻缘，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常青藤盟校属于盎格鲁萨克逊的传统，或称牛桥传统（Oxbridge），即牛津-剑桥所代表的高等教育。这派教育的要旨，是培养完人（well-rounded person），强调通才教育而轻视专业研究。牛津、剑桥到二十世纪初尚不授予博士学位。人，而非专业，是教育的核心。
对于美国这种急剧扩张的平民社会，几所贵族气十足的常青藤自然无法满足高等教育的需求。在南北战争后，联邦政府通过了颁地法，即1862年的Merrill Land Grant Act和1887年的Hatch Act。这些法案拨给各州大量的联邦土地，让其用卖地所得的款项建立和发展州立大学，其宗旨是传授实用的生产技艺，特别是农业生产的技艺。中西部和西部的州立大学，如密西根、威斯康星、以及加利福尼亚的州立大学体系，就是在这个时期成型的。直到今天，州立大学大多比较强调实用技能，也是和这种下里巴人的起源有关。
到十九世纪末，德国的研究型大学崛起，其基本理念是把大学建成学术工厂，以学术带头人为中心组成专门的科系，研究人员在严格的分工下推进知识的新边疆。这种专业化体制，使德国在科学研究上突飞猛进，很快就成为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国家。后来爱因斯坦等一代科学巨子，实际上都是德国体制的产品。美国高等教育界人士显然在第一时间注意到了这一体制的优势，仿照德国模式建立了一系列私立的研究型大学。芝加哥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等，都是在这一潮流中问世的。到二十世纪，这种研究型大学和顶尖的州立大学汇流，强调专业训练，强调课程，和标举完人教育理想的常青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南北战争后，美国进入了急剧的工业扩张，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象卡内基这样的苏格兰移民童工，居然很快就成为世界的钢铁大王，其工厂的钢铁产量超过了英国的国家钢铁产量。在这样一个激荡的年代，常青藤依然还是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清教徒（WASP）精英阶层的私人俱乐部。其学生来源，主要是纽约、新英格兰地区的几所贵族寄宿学校。能上得起这种学校的家庭，自然也能支付常青藤的学费。从这些寄宿学校到常青藤，都模仿伊顿公学式的英国贵族教育，注重培养人格品性、发展领袖才能、强调品味举止。其中体育训练地位尤高。十九世纪英国一直有这样的说法：拿破仑就是靠那些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玩球的孩子们打败的。这样的精英教育，实际上体现了欧洲贵族的精神。贵族说到底就是一个职业军事集团。对武力的垄断，是其统治的基础。一直到二战前，在常青藤里学生的地位，往往要看体育才能和家门，学术在其次。看看那时的校长，绝大部分年轻时都是运动健将或冠军。大学教授的地位则微不足道。
可以说，此时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等，不过是一些地方院校、或大一点的寄宿学校而已。富家子弟来到这里打打闹闹、吃吃喝喝、不停地派对、培育了深厚的人脉，日后靠着这些本钱，从老子手里接过江山。普林斯顿大学校长Francis Landley Patton不无得意地说：绅士们，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必须承认：普林斯顿是一所富人的大学。而富人到大学并不是经常来读书的。耶鲁1904年的年度纪念册夸口：比起记忆中的任何一年来，我们都拥有着更多的绅士和更少的学者。在那个年月，进耶鲁的目的是认识人，学习则是个错误。用功读书的学生在常青藤普遍受到取笑，被称为苦磨（grind）或鸡蛋脑袋，成为人格缺陷的象征。此时常青藤的学术质量，几成笑谈。
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是个缺乏贵族传统的平民社会。但是，常青藤则自以为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已经成了世界的统治种族，希望通过教育把这样的统治给固化。于是教育的目标就成为培养绅士。二十世纪末一些学者曾经用绅士资本主义形容大英帝国的衰落。这一概念对于分析当时的常青藤颇有启发。那些盎格鲁萨克逊精英觉得已经天下坐定，要靠着自己的品格充当社会的监护人，置身于现实的种种争斗之上，不理俗务，把竞争、奋斗视为一门心思向上爬的小人性格。这样的锱铢必较，实乃君子不为。
但是，十九世纪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蓬勃崛起的时代。很快优生学也大行其道。更不用说，资本主义马上就将以两次世界大战进行殊死竞争。如此固步自封地培养公子哥儿，岂能在物竞天择中生存下来？
德国研究性大学所代表的，是高度现代化的学术组织，已经显示出无可争议的效率。美国本土的研究性大学也开始建立，州立大学蓬勃发展。如果常青藤再不变革，面对这些学校的竞争就难以保持基本的学术信誉，成为败家子的庇护所。连盎格鲁萨克逊精英阶层中的秀异子弟，在上大学时也会另谋高就。
所以，从十九世纪末起，常青藤开始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走走停停，进两步退一步，一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其间的曲折实在一言难尽。不过，这种改革精神，集中体现在三位杰出的校长身上：1866-1909年间的哈佛校长艾略特（Charles Eliot）、1933-1953年间的哈佛校长James Bryant Conant，和1963-1977年间的耶鲁校长Kingman Brewster Jr.。他们三人跨越了三个关键性的时代。虽然每人都在自己的学校发动变革，但其举动和作为在美国高等教育界引起了连锁反应，对于塑造今日的常青藤，有着关键性的塑造作用。
这三位校长，在政治哲学上都有强烈的自由派倾向，不过又都是资本主义的坚定信奉者和维护者。他们最大的一个共同信念是：贫富分化、不平等，是资本主义正常的发展结果。但是，机会平等则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要害所在。只要普通百姓相信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能够出人头地，他们就会对资本主义制度保持信心，哪怕竞争的结果并不平等。大学则是维护这种机会平等的核心制度。因此，必须打破某一阶层或种族对常青藤的垄断。这样的信念，和常青藤的固有传统势必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艾略特看到了研究性大学的重要，强调学术标准，对在校园里无所事事的富家子弟缺乏耐心，称他们思想委琐、词汇贫乏、缺少判断力，对历史、文学、科学等等毫无感觉，更没有个人奋斗的意志。他一方面加大了哈佛所提供的课程，开创了自由选课制度，另一方面取消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入学要求，因为只有那些寄宿学校才有条件讲授这样的古典文字。同时，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提高奖学金，试图把哈佛变成一个对穷人和富人都欢迎的地方。这种努力，使哈佛在常青藤中独树一帜，成为学术水准最高的学校。更令人惊异的是，到了1908年，哈佛新生中竟有45%来自公立学校。哈佛在常青藤中成为最为平民化的学府。
可惜的是，艾略特在盎格鲁萨克逊精英把持一切的时代，作为的空间有限。他的继任者Abbot Lawrence Lowell（1909-1933年在任）是个极端保守的校长。Lowell虽然也强调学术标准，但誓死捍卫盎格鲁萨克逊的统治地位。此时正好赶上优生学的盛行。盎格鲁萨克逊自认为是有等种族，不可一世。艾略特坚持学术标准，选贤与能，一个结果是让纽约贫民窟里苦用功的犹太人子弟大量涌入哈佛，使犹太学生的比例一度到了百分之二十几。Lowell将此视为哈佛的大危机。他加入了其他常青藤盟校的行列，一起对应犹太人问题，并对哈佛录取的犹太学生制定了限额。他们的理论是：如果常青藤里的犹太学生过多，盎格鲁萨克逊的学生就将对之回避。学校的性质就改变了。为此，常青藤在录取时普遍强调那些不可量化的人格因素，如领袖气质、人际能力、气质品性、以及运动才能等等。学术仍然是常青藤中的一个次要标准。
等1933年James Bryant
Conant接任哈佛校长时，局面又一次改变。James Bryant Conant并非对犹太人没有歧视，但他本质上是位科学家，读高中时因为化学上的天赋，被推荐跳级师从美国的第一位诺奖得主、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Theodore William Richards，普遍被看好是下一位诺奖得主，最终还娶了恩师的女儿。James Bryant Conant不仅大力鼓吹选贤与能的英才主义，要求把学术作为录取的首要标准，而且在政治上比艾略特激进得多。他是在大萧条期间上任，目睹了贫富分化的严重恶果，觉得一个让大多数人丧失了机会的社会将难以自保，甚至提出政府在你一生之中有一次没收你财产的权力，即通过掠夺性的遗产税在你死后把财产分干净，这样每一代人都可以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为此，他在哈佛设立了国家级奖学金，即给那些学术优异的英才充分的财政支持。所谓全奖就是这样被发明的。
James Bryant Conant的激进言论，引起轩然大波。许多校友、校董要求他辞职，但被他干脆地拒绝。同时，他秘密地进入华府，参与领导曼哈顿工程。等到战后真相大白后，他声誉鹊起：是他动员和组织了国家的科学资源，及时造出了原子弹，为自由的胜利一锤定音。这也给他的主张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证据：国家的未来在于科学，哈佛必须强调学术的优异！
可惜，作为校长，James Bryant Conant是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改革者。他调子唱得再高，最后还要屈就现实。他用科学的态度进行了一番简单的计算：要上哈佛，家庭收入至少要在5000美元以上。当时全国具有这样的家庭条件的适龄青年，只有15000人。这些人中，能达到哈佛最低学术要求的，大概也就七八千人。更不用说还有其他常青藤的竞争。当时常青藤的主要财源还要依赖学费，哈佛并不例外。大学如同旅店，首要的服务对象是付账的客人。所以，对这七八千人，几乎是一个也得罪不起。另外，校友是主要的捐款人。校友之所以捐款，是因为知道自己的子子孙孙都会来这里读书。这是自家的俱乐部。特别是在二战期间，年轻人都去征战，大学申请人数锐减，每个学校都等米下锅。所以，哪怕是主张死后分光财产的James Bryant Conant，对校友们也小心谨慎，继续尊重常青藤的遗产学生传统：即父亲爷爷进了哈佛，你几乎也保证能进。这是你们家世代的学校。至于靠学校奖学金读书的英才，实际人数相当有限。全A的天才，大概只有哈佛学生比例的2%。
不过，战后美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使制度性的改革得以展开。首先，二战主要是一场反法西斯的战争。反对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是二战核心的道德基础。自由世界获胜后，怎么还有理由在自己家里歧视犹太人？于是，各州通过了一系列立法，严禁种族歧视。各州犹太人的政治组织也异常活跃。常青藤再排斥犹太人，不仅公共关系上过不了关，甚至可能触犯法律。这样，学术优异的犹太学生再度大量涌入常青藤校园。
更为重要的，怕是校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与许多中国人脑子里的教授治校相反，长期以来，教授们都属于常青藤中的弱势群体，对学校的大政方针很少有什么说话的权利。说校友治校还稍微靠谱儿点：是这些校友选举了校董，再由后者任命校长。同样是这些校友对学校捐赠，支付子女的学费。但是到了战后，特别是苏联卫星上天后，感到自己已经落后的美国有了强烈的紧迫感，要在科技上急起直追，联邦政府开始对各种研究大量投资。这就使教授的影响大增。毕竟，大部分项目的研究经费，都是跟着主持研究的教授走。一个学校雇佣了申请到联邦项目的教授，联邦的经费才能到学校里来。以耶鲁为例。联邦研究基金在1954-1955年间仅占学校预算的4.6%，到1964-1965年则占到了22.9%。在1954-1955年，校友基金贡献给了学校530美元；联邦科研项目和合同的经费也才百万美元。拿着这点钱的教授，自然无法和校友们抗衡。但是，十年后局面完全逆转，校友基金贡献920万美元，虽然几乎翻番，但联邦科研经费则带来了1270万美元。教授的影响自然越来越大。当然更不用说，战后美国中产阶级迅速壮大，教育进步，达到常青藤标准的学生越来越多，申请者挤破门，学校对传统校友子弟的依赖越来越小。
校友和教授，是两大对立的利益群体。校友自认为是学校的主人，他们的利益，是保证自己的孩子能被录取，同时要让孩子象自己当年一样，在学校里潇洒愉快地度过青春，结识日后各界的要人，保障家庭传统的不衰。他们大多一生不沾学术，对于孩子功课之好坏，自然也不那么在乎。教授们则是搞学术出身，喜欢聪明的孩子，在学业上有要求。他们在战后看到英才遍地，自己手里又掌握大量研究经费，凭什么还要伺候那些富家出来的二百五？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各校的教授们都纷纷发难，要求以学业作为录取的首要标准甚至唯一标准，并要求教授委员会调查学生的表现，介入录取过程。
然而，即使在这种境况下，变革仍然相当困难。五十年代哈佛的录取部的院长Wilbur Bender，虽然被许多人视为是和James Bryant Conant一起把哈佛从东部富家子弟的地方院校转化为多元化的英才主义现代大学的功臣，其实他对于寄宿学校的子弟有明显偏好，称他们为绅士，并对于知识型的学生很厌恶，希望把他们的人数控制在学生中的10%以内。哈佛的录取标准，直到六十年代，依然是轻学业而重个人素质。而这种个人素质，经常是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主观直觉。比如，哈佛把学生分为十二类型。学术类型的往往在录取中吃亏。有一类型叫作全美国人型，特点是健康、简单的运动能力和风格，有些课外活动，但不具备顶尖的学术能力。有60位属于这种类型但学业非常勉强的申请者，竟在1966年被录取。反而是创造型的人才，录取比例极低。至于那些身高马大，运动能力超群的白人青年，则特别容易录取。
那些捍卫传统的人，极力攻击视学业记录择优录取的制度，称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罗斯福、肯尼迪恐怕都会被排拒在哈佛门外。大学的使命不是培养学者，而是培养社会各界的领袖。所以，录取学生要看其人格的全面发展，看其领袖潜力。那些死用功的学生，往往内心扭曲，所以要拼命在学业上出头，靠成绩来掩饰自己的不安全感和自卑情结。相反，当哈佛录取官员面试一位来自中西部的白人青年时，发现他脑筋特别简单，心性乐观，不停地夸陪自己来的父母，讲自己是多么为他们感到骄傲。结果，面试官二话不说就录取了他。
最有戏剧性的大概是耶鲁。1963年上任的校长Kingman Brewster Jr.，决意执行英才主义原则，以学业水平作为录取的首要标准。他把自己形象地比喻为一位知识投资人，要甩掉那些即将贬值的股票，大量购进有升值潜力的股票。在他看来，那些一天到晚就知道打球、派对的盎格鲁萨克逊富家子弟就是要贬值的股票。在未来的知识社会，那些脑袋瓜聪明又肯努力的平民子弟，则是要大涨的股票。为此，他任命了Inslee Clark Jr.为录取部院长。Inslee Clark Jr.对英才主义的录取原则执行得是如此彻底，使1966年（即新录取政策执行的第一年）耶鲁学生的中等SAT（即有美国高考之称的学术能力测验）大幅度提高，以1408分对1385分的优势反超哈佛。与此同时，学生的身高普遍降低。超过六英尺的学生比例，在新生中从1965年的26%降到1966年的20.6%。平均身高从70.4英寸降低到70英寸，创造了1883年以来身高降低幅度最大的历史记录。这一切激反了校友。许多人大呼他辞职，许多人停止捐款。他不得不面对校董事会的质询。在质询中，一位银行家教训他说：你在谈论那些犹太人和公立学校的学生吗？你看看这间屋里的人。他们都是美国的领袖。这里没有犹太人，没有公立学校的学生！
这是一场艰难的战争。1977年，Kingman Brewster Jr.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离开了耶鲁。继任者谈到他的政策时，叹气说我们也许走得太远。有些论者指出，他的政策，是大量耶鲁校友停止捐赠，最终导致了九十年代初的财政危机，乃至人们对耶鲁是否会破产而议论纷纷。不过，他的政策彻底转化了耶鲁。其他常青藤也完成了相应的转型。学业在常青藤的教育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不过，这是一场远没结束的战争。用Kingman Brewster Jr.的话说，在后工业时代，各行各业的领袖的知识含量都越来越多。培养领袖而强调学业，乃是常青藤的必由之途。看看今日的现实，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等等企业领袖，都有着坚实的知识背景，和过去的企业家大为不同。不过，学业依然是个人能力中非常有限的一个面向。过度强调学业，是否忽视了领袖潜质？所以，常青藤依然在学业之外另设标准，对个人素质单独打分。
但是，批判者们指出，学业水平固然反映了比较狭窄的能力面向，但毕竟是能够比较准确衡量的因素。个人素质，则充斥着各种主观偏见，甚至连个人相貌都成为评选的标准。这种主观偏见，往往又反映着主流社会的文化偏见。比如，盎格鲁萨克逊人觉得犹太人不够阳光，显得自私自利；现在的白人把功课好的亚裔视为书呆子，乃至林书豪站在眼前也视而不见。所谓领导潜质，有时则流于血统论。布什的儿子当然具有更多的领导潜质。这不是因为他具有超凡的领导能力，而是比谁都更能拼爹。这么一个SAT语文部分仅考了566分的人，在1964年靠着家门挤进耶鲁，几乎是耶鲁录取新政前的末班车。如果Kingman Brewster Jr.早几年推行新政，他恐怕就进不了耶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当然可以指责耶鲁太过注重成绩而漏掉了一位未来的总统。但是，看看布什当总统的表现，是否他不做总统的话将是美国之大幸呢？是否这个机会留给平民子弟更好呢？
不管结论如何，常青藤已经今非昔比。少数族裔的学生占据了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有一半是亚裔。而且学生几乎个个是学业上的超人。二战前，美国的领导阶层强调的是种族和文化的纯净性，现在则强调的是多元性。常青藤早已经从美国东部的地方大学转型为世界性大学。不过，英才主义的胜利仍然未能实现三位伟大校长的理想。选贤与能的结果，没有弥合社会的不平等，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加剧了不平等。一系列研究揭示，一旦唯才是举的英才主义成为竞争规则，中高产子弟就获得了更大的优势。哈佛前校长萨默斯指出，目前在美国的精英大学中，只有3%的学生来自于最底层的25%的人口，仅10%来自收入在中等水平以下的一半人口。另外，遗产学生（即校友的孩子）和运动特长生（主要是白人中高产）和非亚裔的有色人种，仍然比其他学生享受着更为低的门槛。保守主义者指责种族平权政策对有色人种的照顾是歧视白人。但是，看看哈佛的学生成分就知道：25%是犹太人，20%是亚裔。如果真正彻底实行了英才主义，按成绩择优录取，其他有色人种的比例将降低，但亚裔的比例会大幅度提高；白人从有色人种手中抢到的名额，又会丢到亚裔手里，使其在哈佛学生中的比例仍然达不到白人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事实上，白人依然靠着遗产学生和运动特长生在常青藤升学战中占了不少便宜。所以，这样的数字也许值得我们问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操纵着常青藤保护自身利益到最后一刻的白人，是否已经成为这种保护的受害者？文化特权享受惯了以后，白人是否也开始了衰落？
大学会消亡吗？
互联网正在屠宰纸媒，网络书店正在摧毁实体书店。人们惊呼，传统的报刊杂志和实体销售网络将消亡。甚至有人预测，在几十年内货币都将成为多余，消费者凭着刷卡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最近，又有一派新说崛起，称传统的大学将成为互联网的下一个受害者。一个个大学城，将成为高等教育的豪华墓地。
不管你觉得上述这些描述是末日景象还是新世界的景观，有一点恐怕是可以肯定的：其中难免夸大之词。我相信五十年后我们还会看报纸杂志，虽然也许是在kindle上；我们还会有实体书店和各种商店。当然，我们的子孙还会上大学、住大学宿舍。但是，另一点也同样是肯定的：纸媒确实每况愈下，实体书店确实在倒闭。中国的一座座大学城崛地而起后，这些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校园确实可能象纸媒、实体书店一样被网上教育淘汰。
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网络教育对传统大学的冲击，是近年来美国高等教育界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目前在美国的大学和研究院中，十分之一的学生单纯依靠网络来完成自己的学业，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借助于网络完成部分学业。大量的大学把自己的经典课程搬上网。网上公开课在中国也正在跨越语言障碍而风行起来。这一趋势，又被美国高等教育的一系列危机所加剧。第一，美国的高等教育费用，长期以来保持者高于通货膨胀率三到四个百分点的增长。几十年下来，中产阶级越来越难以负担其子女的教育费用。第二，近期美国的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联邦和州一级的财政，致使政府大量消减对公立大学的投资。最近两党刚刚达成的债务上限的协议，就是建立在大力消减政府开支的前提下。其直接后果，是对高等教育支持的减少。这将使越来越多的学生上不起大学。第三，大学费用的日高，和知识或信息的膨胀趋势背道而驰。大学教育的一个主要职能是传播信息（当然也包括知识的创造，但这主要集中于高端领域）。如果信息作为商品话，就理应遵循市场规律：其价格随着供需关系而浮动，其传播的成本随着技术进步而降低。近代以前，信息稀缺，价格自然高，大学只能主要为上流社会服务。那时的信息传播技术，也如同由骡马驱动的运输技术一样，效益低、成本高。你如果没钱长年住在牛津、剑桥那古堡般的建筑中，就得不到这种信息。但在当今信息爆炸、信息传播技术空前廉价有效的条件下，大学的教育费用为什么会越来越高呢？以简单的经济学定律来思考，这种局面至少是个不正常、不合理的均衡。
现在的高等教育，正处于打破这种均衡的突破点上。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在高等教育日益大众化的趋势中，如何找到一条把大学费用降低到每个人都可以承受的水平上。对此，美国教育界新说不断。其中最近由哈佛管理学院教授Clayton Christensen和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副校长Henry
Eyring合写的《创新大学》无疑是鹤立鸡群之作。此书的理论构架，是Clayton Christensen在九十年代提出的断裂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这一理论，让人想起了熊皮特的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不过，其核心有着非常特定的指向，在管理学界风靡至今。Clayton Christensen指出，传统市场上的产品，领先的竞争者都在持续创新（sustaining innovations），以不断累进性的改善来优化其既有产品，以保证竞争优势。在消费者一方，永远有一小部分挑剔的消费者，不管你把产品改造得如何复杂精巧，也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但是，一系列的研究揭示，产品改进创新的速度，远远要高于大部分消费者能够吸收这种改进创新的速度。我们在个人生活中都有这样的经验：刚买了一台计算机，其新奇的功能还没有掌握，甚至还全然不知道，这台计算机就被更复杂的新产品淘汰了。当然，还永远有一批低端消费者，并不在乎你的产品性能如何，只想买台最便宜的就行。所以，制造商投入巨资开发出来的许多尖端产品性能都是这样被白白浪费掉。这就给断裂性创新提供了机会。这些创新者把复杂昂贵的产品用非常简单廉价的方式生产。这种产品在刚开始时品质相当低。那些已经占据市场的高端制造商对之并不认真对待。但是，这些廉价产品通过两种方式引起了整个产业结构的断裂：一是创造新市场，凭空培养出一个新消费者阶层。比如，过去只有从事尖端科研的专家才和计算机打交道。但个人计算机（PC）一下子把普通人也变成了计算机的消费者。一是廉价市场，即为满足大量低端消费者的需求，以难以置信的价格造个能用就行的产品。当这些断裂性创新者在市场站稳脚跟后，就迅速提升质量，抢走了绝大部分消费者。最终传统的市场领袖只能维持非常小的消费者群体，已经不足以使之盈利。
如今的网上远程教育就是如此。这些廉价产品，长期以来为传统大学所不齿。但是，现在这些产品正处于在高等教育市场上引起断裂的关口。在整个二十世纪，高等教育的竞争几乎都一直集中在对既有产品的持续创新上：招聘明星教授，建立一流研究中心、图书馆、宿舍、健身房、运动队. 一句话，为了在产品的每一项性能上超过别人都必须不惜工本，旨在为学生们创造一流的大学经验。这就大大抬高了教育成本。你即使按标价缴足哈佛耶鲁的学费，那点钱也远无法支付实际的教育费用。中国曾经有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也是追的这股风。但是，也恰恰是教育成本在持续创新中飙高之时，大量平民子弟涌入大学，形成新市场，甚至成为高等教育的主流。比起十九世纪独享高等教育的上流社会来，中产阶级的支付能力低得多，但教育的价码则越来越高。这些价码所推出的产品性能，又往往是消费者难以消化的。哈佛、耶鲁的学生固然绝顶聪明。但即使是这些学生，绝大部分也无法利用大学的资源，很少能和明星教授面对面地讨论问题，只不过上上大课而已。既然如此，何不在网上听最耀眼的明星教授讲课呢？凡此种种，都造成了高等教育市场潜在的断裂。
Clayton Christensen宣称，你如果想听真正一流的课程，那么最好上网。一流大学把自己最经典的课程摆在网上，教授在讲课前也进行了充足的准备。与此相对，在一流大学的课堂里授课的教授，心思多在研究上，经常缺乏准备。他们课教得如何，往往取决于他们那天的心情和精力。更重要的是，网上课程许多是免费的。即使是网上的学位课程，也比最便宜的传统大学还便宜得多。Clayton Christensen举出了在这方面具有开创性的大学Western
Governors University。该学校其实就是个网站，完全是网络教学，总共就四个专业，一个专业的费用仅5780美元。也难怪，从比尔.盖茨到德州州长Rick Perry，都对通过网上教育帮助弱势阶层非常关注。
一位经营教育产业出身的慈善家Shai Reshef则有更为大胆的创意。他的人民大学University of People 提供免费的高等教育，学生只需缴纳几百美元的注册申请和考试费用。他所依赖的是三大资源：帮助穷人的教育志愿者、网上课程、和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ing。目前已经有2000位志愿者帮助设计课程，并指导世界各地的1000名学生。他们能够通过网络组织学生形成讨论小组，并亲身参与讨论、回答问题、监督学业、批改考卷。Shai Reshef则用自己的钱和捐款支付200万美元的其他各种费用。虽然他的大学还处于萌芽之中，尚未取得大学的认证资格，但初期操作多少已经展示了网络教育的潜力。
Clayton Christensen和Henry Eyring两位作者都申明，传统大学并不会彻底关门，天并没有塌下来。哈佛大学仍然有未来，许多大学也都将有未来。但是，网络大学对传统高等教育体系断裂性挑战，比许多人想象得要来得早得多。Clayton Christensen和Henry Eyring来自哈佛和杨百翰两个非常不同的大学，有着非常不同的教育经验。哈佛大学会保持世界一流的水准，有足够的资源对知识的创造、记忆、和传授这三个过程进行纵向整合。所谓纵向整合，是管理学的词汇，指企业把生产的各个流程都控制在自己的手下。就好象一个汽车厂不仅生产汽车，而且要独自建立销售网络，收购炼钢厂、轮胎厂、矿山、胶园、甚至运输船队等等。当今即使是巨大的跨国公司也多强调专门化，很难在这么庞大的纵向整合中创造什么效益。但二十世纪的大学，则从知识的创造到传播上一窝蜂地追求这种博大的体系。从管理学的角度上看，这是很难维持效率的。只有哈佛等少数巨无霸，能够支撑这样的知识王国，不仅产品性能琳琅满目，而且每个性能都几乎是一流。但是，即使是哈佛，也已经把大量课程摆到网上，其中包括150门继续教育课程。展望未来，一些入门的大课，也完全可以外包给网上教育，质量恐怕会更好。杨百翰大学，则是在摆脱了传统持续创新的高成本后起死回生的范例。该大学砍掉了大量耗资甚巨的研究设施，把资源集中在教学上，进而降低了教育成本，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站稳了脚跟。另如麻省大学在线这一网络大学的先驱者，已经能提供1500个课程，116个学位。总之，网络教育对各个层级的大学，都开始了大规模的渗透。
这种渗透最终会把高等教育塑造成什么样子？目前还很难预见。不过，基本的趋势还是能够看出个轮廓。简单地说，一流大学很难倒掉。现代社会已经创造了相当规模的高端消费者。哈佛再好，也挡不住比尔.盖茨者流的辍学，也照样会有许多自视比大牌教授聪明的学生对其学术质量表示不满。这样的大学，还会追加投资精益求精，尽力让这样的精英满意。但是，低端的断裂性创新大学会纷纷崛起。这些学校，将砍掉许多消费者所不需要的昂贵性能，甚至采取达到大学的最低认证门槛即可的廉价战略，没有耗资甚巨的研究设施，不会出大钱雇佣明星教授，一流的课程网上完成，使大量消费者能够承受。最有危机感的，则恐怕是中间层次的大学。这些学校在基础设施上已经投入了巨大的资本，雇佣的教授规模和质量都相当可观，但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学生多被低端大学所抢走，最终变卖空荡荡的校园，恐怕并非什么天方夜谭。
中国能对这场变革隔岸观火吗？显然不能。网络大学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全球化。也许用不了多久，你只要英文好，也许就可以通过网上教育从很有声望的美国大学那里获得学位，而且学费比国内的大学还低。那么，那些规模吓人的大学城，还能拿出理由说服学生去住吗？这，值得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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