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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现代欧洲史04:革命的年代1789-1850

書城自編碼: 2915626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世界史
作者: 查尔斯·布鲁尼格, 马修·莱温格
國際書號(ISBN): 9787508666297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6-12-01

頁數/字數: 480页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精装

售價:HK$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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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双元革命如何改变19世纪欧洲的历史进程。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欧洲基本完成了现代化转型,进入19世纪上半叶,欧洲站在极速发展的风口,开启了主导现代世界的昂扬历程。本卷详细解读了工业革命如何冲击欧洲社会的内在结构,以及法国大革命给欧洲带来了哪些深层变革。
一卷入门,精彩再现你最想看到的欧洲历史。
从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到1848年革命,欧洲历史上具有有代表性的事件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书中最为精彩之处在于对法国大革命的描写——从前期汹涌狂热的革命派,到中期软弱无力的执政府,最后讲述拿破仑时代的终结。书中还描述了拿破仑传奇的一生,以及为拿破仑时代划上句号的百日王朝和滑铁卢战役。
19世纪上半叶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分水岭,双元革命对现代世界产生深远影响。读懂这一时期的欧洲,才能真正理解欧洲何以为欧洲?现代世界何以为现代世界?
內容簡介:
《现代欧洲史04·革命的年代 1789—1850》是“现代欧洲史”系列的第4卷,主要讲述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影响下的19世纪欧洲。19世纪的工业革命深刻改变了现代欧洲的面貌。工业经济显现出农业经济无法比及的活力,拥有土地的传统贵族走向没落,取而代之的是工业资本家,他们成了现代欧洲的精英阶层。新型社区改变了人们的家庭生活,居住环境虽然改观,但是自然环境却被破坏得面目全非。总之,生活在19世纪的欧洲,意味着生活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业体系之中,触目可见的是最雄厚的资本、最丰富的产量还有最庞大的野心。
与工业革命同时发生的,还有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场革命给欧洲几乎所有地区带来了现代民主制度,个人权利、代议制政府、对新型国家的忠诚等理念赋予欧洲人新的精神内涵,其影响深远甚至波及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正因为如此,法国大革命与工业革命也被称为“双元革命”,它们共同开启了欧洲主导世界的新里程。
關於作者:
[美] 查尔斯·布鲁尼格(Charles Breunig) 劳伦斯大学荣誉历史学教授,曾获劳伦斯大学杰出教学奖。

[美] 马修·莱温格(Matthew Levinger)
美国历史学家,美国和平研究所教育与培训中心高级项目官员,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后先任路易·克拉克大学历史学副教授,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种族灭绝防御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主义史、现代欧洲的革命政治理论以及20世纪种族灭绝史。
目錄
再版序言????5
初版前言????7
地图????11

第一章 法国大革命
旧制度的危机????003
君主专制的矛盾性遗留·财政危机与政治衰落
革命政治????014
人权革命(1789)·君主立宪制度,1789—1792·战争的
爆发与君主制的废除(1792)·雅各宾派的胜利,1792—
1793·从恐怖到反动,1793—1794·督政府,1795—1799
革命文化????067
民众的动员·崇拜理性·女性和少数民族的权利·一次资产阶
级革命?

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
执政府,1799—1804????097
拿破仑的执政????099
对异议的镇压·与教会的和平:协议
国际发展????109
第二次反法同盟的终结:与奥地利和英国的和平·德意志的重
建(1803)·海地独立
帝国,1804—1814????116
帝国的声明(1804)·与英国和第三次反法同盟的战争·击败普
鲁士和俄国:《蒂尔西特条约》(1807)·拿破仑帝国·大陆封
锁体系(1806)·半岛战争,1808—1813·与奥地利的短暂战
争(1809)·1810年的帝国·入侵俄国(1812)·解放战争,
1813—1814·波旁复辟与百日王朝
拿破仑的成就与思想遗产????165

第三章 工业革命与欧洲社会的重建
工业革命的起源????172
“工业起飞”的条件·英国工业革命的开端·欧洲大陆的工业化
工业化的社会影响????190
工人阶级的境遇·中产阶级的扩大·日常生活的机械化
对新社区的追求????204
城市和郊区·家庭生活·阶级认同
政治意识形态????217
自由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第四章 复辟与浪漫主义
1815年和解与欧洲协调????235
维也纳会议·第二版《巴黎和约》与“神圣同盟”·会议体系
与南欧革命,1820—1823·1815年和解评价
浪漫文化与政治????258
浪漫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

第五章 政治与社会变革,1815—1848
英国的反动与改革????292
保守党执政,1815—1830·议会改革、自由贸易和宪章运
动,1830—1848
法国的复辟与七月王朝????309
波旁王朝复辟与18 3 0年革命·路易·菲利普与七月王朝,
1830—1848
1830年革命的国际反响????326
比利时独立·1830—1831年波兰起义
中欧的镇压????331
德意志邦联,1815—1832·三月革命前德意志的经济发展,
1830—1848·梅特涅与奥地利帝国,1815—1848
意大利:统一运动,1815—1848????347
希腊起义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353
希腊独立运动,1821—1832·“东方问题”,1832—1841
俄国专制主义的残留????362
亚历山大一世与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尼古拉一世统治下
的俄国,1825—1855
小结????371

第六章 1848年革命
法国二月革命????378
中欧与东欧1848年革命????387
普鲁士·法兰克福议会·哈布斯堡帝国
意大利1848年革命????408
1848年革命的后果????414

注 释????419
推荐阅读????423
专有名词对照表????438
內容試閱
初版前言

有两次革命深刻地改变了欧洲人1789—1850 年间的生活,那就是伟大的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要理解欧洲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就必须分析这些革命依靠哪些巧妙而复杂的方式得以在物质世界顺利进行。有些个人和团体试图反抗或控制这些革命,其他人则接受了革命结果并试图利用它们。总之没有欧洲人不受这些革命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历来被看作欧洲现代史的一条重要分界线。这一事件摧毁了被称为“旧制度”的政治、社会、法律和司法体制综合体,开创了个人权利更加受到重视、代议制政府得到发展、对国家的新型忠诚得以出现的新时代。这些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概括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正确的,只要它们在某些重要方面说得更为具体。
这种与过去的决裂并没有如人们所想的那么突然。在18 世纪早些时候,一些与旧制度相关的传统体制和观念就已受到挑战。1760 年之前,欧洲及其殖民地就出现了一系列小反叛和骚乱,它们在某些方面促成了1789 年的剧变。1789 年后,许多传统体制和观念一直存在于革命年代和拿破仑时代,并延续到1815-1848 年间的复辟时期。事实上,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复辟是由反对革命主义,以及因为不能让时间倒流回到旧制度时期而尽力维持现状,以求对抗要求变革的压力的统治者操控的。
法国大革命最初对法国自身的影响最 大,这一点也不奇怪。这里的革命者扫除了旧制度遗留下来的复杂的行政机构,代之以新的、更高效的、更加适应整个国家需求的组织结构。这一结构得到了拿破仑的进一步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延续至今。在阶级方面,这场革命也对法国造成了巨大影响。革命的最终受益者是已经消灭贵族传统特权、确保政治权力掌握在财产占有者手中的资产阶级。
在法国之外,法国大革命与随后的拿破仑政权产生了兼具创造性与毁灭性的结果。在法国军队与其反对力量将近二十五年的间歇冲突中,欧洲人的生活受到了干扰,同时也创立了体制。旧政府不复存在,新政府应运而生。被法国征服和占领的地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本书最后的分析认为,法国的革命理想可能比其军队对欧洲产生了更为深刻持久的影响。19 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在“自由!平等!博爱!”这样强有力的革命口号中,在《人权宣言》阐明的基本政治权力中,在革命议会之后起草的宪法中,发现了他们的政治纲领和灵感来源。
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在革命中显示了当一个民族受到对国家理想的忠诚刺激时,可以释放出多么强大的力量。现代民族主义的许多基本特征在革命期间第一次出现,法国也树立了在接下来的世纪中被广泛模仿的典范。
从长远来看,工业革命无疑比法国大革命更为彻底地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但在19 世纪上半叶,其主要影响仅限于英国和欧洲大陆西北部的国家。中欧、南欧和东欧只在19 世纪后半叶才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在受工业化影响的国家中,生产开始机械化并搬进了工厂,打破了多年以来的生活模式。由于需要把工厂安置在能源附近,人口出现了大规模的迁移,城镇也得到了明显的扩展。
不论工业化在哪里发生,它都极大地提高了旧资产阶级的规模和实力,并让新的社会阶级——工业无产阶级产生。这些阶级结构的变化将会对欧洲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这是无法避免的。1789—1850 这一时期的主题之一是:新制造业利益团体争夺与其上升的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力。
1848 年革命是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终曲。这一年席卷欧洲的一系列起义可以被认为是法国革命遗产和工业革命的综合产物。革命者的需求仍然往往藏在法国大革命宪法的政治术语、代表大会和政治权力的扩大中,但1848 年运动让源自工业化的、潜在的社会不满和抱怨成为焦点。
文摘
城市精英

大部分贵族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庄园中,但是较为富有的贵族在城市,特别是在皇室所在地的首都也有住所。那些有权直接面见皇室首脑的贵族被称为宫廷贵族。他们熟知如何消费才能引人注目,身边总是围着一群仆人和侍从。无论在凡尔赛、马德里、维也纳和圣彼得堡,还是在较小的德意志地区和意大利的公国的首都,这些贵族都同样地在歌舞、赌博、大吃大喝和竞相攀比中度日。这种奢靡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大笔支出和大额短期债务,毁掉了不止一个受人尊敬的贵族家庭,但是贵族们仍认为这是在为未来投资。在当时的社会,最上层贵族的常规生活是谋得一份闲职,领取津贴,然后结一门门当户对、惠及子女的有利亲事。宫廷贵族普遍游手好闲甚至生活放荡,在他们的生活中,外表和礼仪高于一切。不过,与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一样,他们是最能承担支持艺术的时间和金钱成本的人了。他们购买书籍,虽然不总是会读;观看歌剧、音乐会和戏剧;委托艺术家为他们创作画作,谱写室内乐;造建豪华的庄园大宅或城市住宅——那些得以幸存至今的已成为珍贵的国家文物。这种奢侈消费、高雅文化和炫耀之风,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各国首都的社会风气。
东欧各国首都之外的城市文明发展相对落后。波兰、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大片区域几乎没有任何大规模的城镇,与当时处处皆是滩涂地带的弗吉尼亚相似,弗吉尼亚几乎没有城镇,当地文明是从各个种植园孕育出来的。但是在西欧和中欧,社会发展经历了又一个漫长而辉煌的过程。一些城市吹嘘当地宪章的历史与最古老的贵族家庭的家谱历史一般久远,并由此产生一种自豪感。某些城市因当地有名的贵族统治家庭而闻名,所以这些家庭被称为城市贵族阶级。荷兰和瑞士的城市、德意志北部汉萨同盟城市,以及意大利古老城市热那亚和威尼斯,都是贵族商业活动的聚集地。他们现在成立了自治的寡头政治体制,就如普鲁士的容克领主和法国的上层贵族。城市贵族的生活方式与领主贵族截然不同。例如在荷兰,大约2000 个统治阶层的家族主管地方议会,并利用议会获得地方土地资产的使用权。面对社会上关于荷兰贵族导致曾经一度辉煌的国家走向经济和政治的衰落的广泛传言,所谓的城市“资产阶级绅士们”开始倡导有序、节约和体面的家庭生活方式,将自己与那些懒惰放纵的领主贵族区分开。[15]
在西班牙、法国和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意大利北部,上层贵族家庭站在城市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上层贵族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分别在城市和乡村地区拥有两套房产。贵族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大大地帮助了在奢侈品、食品和家居服务等领域工作的工人们。法国北部城市巴约(Bayeux)是一座以大教堂闻名的城市,同时也是当地农业地区的小型行政中心,据统计,当地贵族家庭多达100多个,其贵族总人数接近1.3 万。这其中包括了当地最大富豪和重要皇家地方官员等,他们在共济会内组建了独立的社会组织。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法国南部朗格多克的地区首府图卢兹,议会的贵族行政官是当地有名的富豪之一,拥有该地区44% 的宝贵土地。他们构成独有的文化和社会圈,并形成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只与其他家族的贵族阶层通婚。在西班牙,大部分贵族家庭并不常住在乡村别墅,只靠它们获取固定收入。他们在常住的城镇市议会起主要作用,并利用特权销售本家族土地生产的商品,以此获取高额利润。
非贵族精英,即资本家的主要职业为市议会的政府官员,自由职业者(比如律师、建筑师和医生),批发商和零售商,富裕的领主(他们完全无须从事任何职业,只需定期收取租金费用或投资利息就可以获得高额收入)。从事上述这些职业的人群如果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或购买贵族头衔,便可以被授予贵族头衔。大部分资本家当然不属于真正的贵族之列,他们身上有独特的城市文化特征,特别是在英国、法国、德意志、意大利北部和荷兰等地区。在巴约,中产阶层占纳税人总数的25%,大部分都在城市之外拥有土地。最为富裕的资本家是处在贵族、教会和国家之间的中间商,各种巨额收入都经过他们之手,他们的身份可能是:庄园租金的收取人、皇家税的收取人、法院官员、牛奶和乳制品的大批发商。聪明的城市资本家知道如何开发乡村地区而获得收入。一位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总结,法国北部城市博韦(Beauvais)资本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包括:土地所有权,国家津贴,给一些粗心大意、诚心悔改的地方贵族和穷苦农民的私人贷款。[16]
然而非贵族精英们不仅仅是寄生于旧制度的中间商。资产阶级提供商业服务,投资资本市场,以及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谋求社会职位,这构成了西欧社会的显著特征。这一点尤为重要,特别是在港口城市和主要的商业中心,批发商和零售商的独特文化在商业协会或合资的贸易公司等社会组织中得到蓬勃发展。作为年轻商人,他们被不断地灌输大量商业知识,比如记账、外汇汇率、度量衡和海关业务等,这些内容只有业内人士才能了解。在更为成熟的经济活动中,商人主要关心寻找可获利的投资机会。虽然商业财富是流动性的,有学者将其称为“资金流动”,当商人寻求商业机会回报最大化时,资金更多和更为富裕的商人也在寻找由政府投资或垄断支持的投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很多商人与贵族和即将成为贵族的平民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后者希望从土地出租或养老金方面获得稳定收入,而不是以从事高风险活动来谋求高额利润。[17]
事实上,商人的确在自我思维和生活方式上明显不同于贵族,资产阶级通过买卖获取贵族头衔。商人则通常将追求社会认可和保持节约这一美德的外部形象相互结合。一位历史学家曾经恰当地描述,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实现节约和有度的奢侈”。商人和其他包括官员或律师资本家精英们相处得并不是那么和谐,经常与他们争夺城市社会的主动权。一些富豪最终还是会退休,这时他希望自己的子女去追求一些更为文雅的职业,但最终他们的家族产业还是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去。商人家庭也是一些特殊商品的狂热消费者,从进口食品到高端家具、服装和瓷器,他们往往特别蔑视那些过分炫耀财富和权力的商品。[18] 18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截然不同的商业风气深深地影响了非贵族精英的社会身份,他们被看作一群拥有爱国主义精神、自律,而且热心公益事业、寻求共同利益(尤其是对当地政府机构和文化而言特别重要)的集体存在,他们愿意甚至采取行动去打造一个全新的社会面貌。这种精神主要来源于公民的人文主义传统,宣扬用进步的、以商业化为目的的经济眼光去思考问题,因此商人经常将自我放纵的宫廷贵族当作反面例子。这些贵族挥霍无度,滥用政府权力,最终威胁到国家的发展,使其陷入道德堕落和政治衰退的局面。与这些贵族相反的是一群爱国者和贵族精英,他们不会造成任何重大社会冲突,并希望尽自己的力量将爱国精神融入主要社会团体和组织,最终实现复兴国家的目的。[19]
在政治方面,18 世纪的城市不再是中世纪时期的自治市,城市居民或市民与农民的奴役状态形成鲜明对比。在普鲁士,负责城镇收入和掌控政治力量的城市自治皇室官员受到各方力量的联合打压,其中包括贪污受贿、专制主义和寡头联合。这种情况也同样出现在其他专制主义独裁国家。在法国,各个省份情况不同,却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例如在巴黎,国王任命三个关键官员:巴黎地区的管理者,负责整个皇家政府机构管理;巴黎警方的中将,负责监管地方检察官和委员;市场主管(或市长),负责工会及商业法规的实施。这种皇室干预模式出现的目的就是精简地方办公区域。从17 世纪开始,皇室通过提高税收迫使城市官员购买自己的办公室;18 世纪初,英国皇家政府设立了新办公室,规定由地方官员自己购买。
就市政府的管理本身来说,小规模的地方寡头整体严格控制了地方政府办公室。一些官员贪污受贿,一些被收买笼络,还有一些获得当地城镇的商人和专业性公司的授权。不管是采取何种形式,通常以婚姻联盟建立互助关系的富人们完全控制了地方政府。他们自行分配赃物或财产,有时他们一想到皇室官员掌握大量实质性权力,其掠夺行为就更为过分。举例来说,在法国北部城市兰斯的大教堂和制造业城镇,著名商人、贵族和皇室官员与六名文书顾问在市议会共享权力;但在纺织中心特鲁瓦,市参议员均是法官、富有领主和商人,工匠和零售商无权参与议会,但其实他们是应该被列入其中的。[20]
伦敦,欧洲首屈一指的大都市,是市政自治衰落的一个显著的例外。像英国议会、伦敦城市政府,也有两个机构——参事议政厅和政务议事厅。25 名市参议员直接归市长管理,是从伦敦1.2 万至1.5 万名自由纳税人中选举出来的。每位参议员也在伦敦法院担任法官。政务议事厅由市参议员和每个区选出的任期为一年的210 名地方纳税人组成。年度选举必须确保议员邻里关系融洽,这是其主流。在18 世纪,英国议会成为伦敦行政机构。最后,英国伦敦同业公会的会员,即职业和专业团体的成员,其中包括三分之二的纳税人,投票选出市长、四个下议院成员,以及伦敦和米德尔塞克斯郡的行政长官。以上这种选举制度使得有产阶级伦敦市民可以享有广泛的自治权。[21]
大多数其他欧洲城市居民也享有重要的自治权,只是相对不如伦敦那么广泛。在德意志,数以百计的中小城镇不受专制主义约束,还保留着一定程度上的自治。这些城镇几乎没有匿名市民,以及大城市的流动性,人口控制在5000 至15000 之间,保持相对稳定和基本维持自给自足,不在皇室或贵族的影响范围之下。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受到神罗马帝国法规和传统的保护,既不受外界野心勃勃的努曼诺尔帝国(Númenor)的干涉,国家贵族或当地平民的寡头政治也无法对其起主导作用。此外,这些城镇不存在被剥夺权利的工人,大部分成年男性都是自由公民的身份。每一个城镇都有自己独立的管理机构,是公民们真正的家乡。虽然一些国家,比如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企图进行城镇的统一管理,但他们并没有制定当地选举和管理机构的形式。但这些政治体制基本框架类似。大部分城镇都设立了一个行政委员会或上议院(由6 至12 名终身制市参议员组成)和一个下议院(议会成员为25 至100 名不等),他们的主要职能是监管机构、选举团和高层机构的下属分管部门。这些议会成员并不是明显的统治阶层。比如伦敦的市议员,他们是工匠和商人的代表。德意志城镇的市民是欧洲城市工匠的最后政治拥护人之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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