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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东印度公司:巨额商业资本之兴衰

書城自編碼: 2923590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世界史
作者: 浅田实 ; 顾姗姗 ;
國際書號(ISBN): 9787509795934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6-11-01
版次: 1
頁數/字數: 204/116000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精装

售價:HK$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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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在欧洲历史上一共出现过多个被简称为东印度公司的企业,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是其一。它是一个股份公司,依靠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该公司的皇家特许状,在长达21年的时间里垄断了东印度贸易。随时间的变迁,英国东印度公司还进一步从一个商业贸易企业变成印度的实际主宰者。
浅田实的这本书,对诸东印度公司的缘起、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争夺,特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崛起、发展与衰落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其中,英国东印度公司是浅田实的论述重点。他对围绕英国东印度公司崛起、发展过程中的英国的经济、外交政策,对东印度公司崛起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政商人物,以及对东印度公司与英国工业革命的关系等都有论述。
內容簡介:
《东印度公司:巨额商业资本之兴衰》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较为完整和细致地勾勒了它从起步到发展至顶峰,再到成为殖民地统治代理机构的转变,最后逐渐瓦解的全过程。 全书共11章,首先介绍了不断崛起的诸国东印度公司,其次叙述了胡椒、肉桂等香料及棉织物的进口与销售,进而分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融资形式、组织架构、商品构成等,随后介绍了南海公司及其引起的金融危机,以及此后东印度公司的业务变化,最后述及东印度公司的性质变化及其瓦解的过程。在当今社会已经进入“脱工业化时代”这一时代背景下,重新回顾商业资本家的发展历程显得尤为必要,从这一点来看,本书对于现代商业经济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關於作者:
作者:(日本)浅田实 译者:顾姗姗
浅田实,1933年生,日本京都人,文学博士、英国近代史专家,曾任富士大学教授,现为创价大学文学部名誉教授。主要著作有《商业革命与东印度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印度暴发户》,译作有F. J. Fisher著的《16~17世纪的英国经济》等。
顾姗姗,东京外国语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日本神田外语大学,兼任早稻田大学日本古典籍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目錄
不断崛起的诸多东印度公司
胡椒与香料的输入
棉织物的进口与重商主义
规模庞大的股份公司
公司的体系与进口商品
南海公司
南海之繁荣与恐慌
茶叶进口与对中国贸易的开始
Nabob时代
从商业公司到殖民地统治者
东印度公司的瓦解
內容試閱
南海之繁荣与恐慌

投机操作的开始
在上议院通过《南海计划法案》一周后的1720年4月14日,计划负责人约翰·布朗特(John Blunt)发布了将出售2万股南海公司股票的公告。南海计划虽然原本是一项以股票换国债的计划,但在其实行之前,公司首先展开的是以现金购买股票的交易。南海公司的股票,在市场价格至少会一直高于当前价格的前提下,进入了面向大众的销售。虽然按照每股(面值为100镑)300镑的价格出售,但在几小时之内就创下了总计22500股的销售成绩,比预计多售出2500股。
由此大获激励的南海公司,于4月30日继续出售了1万股股票;接着,股价被定在每股400镑的价位上;紧接着,又有500股售出。人们对南海公司的期待值不断高涨,策划者约翰·布朗特的人气也直线上升。
南海公司和南海计划,都是在获取政府多项巨大特权的前提下启动的。甚至还有这样的传闻:政府与西班牙签订协约返还了直布罗陀和米诺卡岛,而作为返还条件,政府所获得的位于南美洲秘鲁的金山,则打算交付给南海公司管理。
虽然其他国家民众的情况不得而知,但就英国人而言,南美洲是一块充满了能够依靠勤勉劳作将其开垦成肥沃田野的处女地。在此之前,英国人已经在酷热的巴贝多岛(巴巴多斯岛,英文为Barbados)以及寒冷的新英格兰完成了一系列开荒拓地的壮举。因此,在气候远比那些地区温和的南美洲巴塔哥尼亚地区开拓殖民地,对他们而言简直易如反掌。靠近拉普拉塔河流域的地区,气候温和,土地平坦,非常适于谷物和牧草的种植栽培。除了黑牛以外,这里还适宜饲养鸵鸟、智利品种的羊和鹿。并且,在这一地区还能采集到黄金、贵重的智利硝石等特产。此外,一旦殖民成功,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下来,那么英国还能面向这里出口不同种类的毛织物、棉织物、建筑用材、农业用品,以及其他生活用品。
收买议员和大臣
于是,人们对南海公司的贸易对象——南美洲的期待迅速高涨起来。虽然与西班牙政府的关系仍旧令人担忧,但英国政府必定会想方设法解决好一切问题。抱着这样的想法,人们的黄金国(西班牙语为El Dorado)发财梦不断膨胀,他们在南海公司发行的股票的吸引之下趋之若鹜。
受到鼓惑和煽动的人们,歇斯底里地想要获得南海公司的股票。拥有土地的人为此卖掉了祖先世代耕种的土地。贵族、文人乃至寡妇,人们不论阶级高低、身份贵贱,纷纷拿出自己的收入和存款,甚至不惜贷款购买。很显然,这是一种投机色彩浓厚的股价上涨现象。
为了催促议会尽快通过《南海计划法案》,南海计划的立案者约翰·布朗特向议员们许下了重金酬谢的诺言。因此,他将南海公司的一部分股权秘密分配给了支持南海公司的议员。法案通过后,南海公司的股票以原面值3倍的价格——300镑出售,公司又将这些股票与原面值的差额赠送给他们。支持南海公司的人们,并没有以受贿的形式收取这些股票,而是采取了暂时从公司接手,之后又返还公司的形式来获取利益。实际上,南海公司分给支持者的总金额达到了25万镑之多。
虽然这是一笔不可小视的金额,但是为了压制英格兰银行及反对派,推动法案获得通过,这也是一笔不可节省的开销。并且,通过股票的现金交易,南海公司的股价上涨后,公司在进行国债兑换业务时,即便不使用与国债相同的股票份额也能顺利完成所有的兑换业务。南海公司就是这样考虑的。
当然,当时全面支持南海计划的政府和内阁,也与南海计划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首相斯宾塞(Charles Spencer,3rd Earl of Sunderland,查尔斯·斯宾塞,第三代桑德兰伯爵)收受了价值16万镑的南海股份。被收买的还有其他一些官员,他们的受贿金额如下所示:斯坦厄普(Stanhope James,1st Earl Stanhope,斯坦厄普·詹姆斯,第一代斯坦厄普伯爵)2万镑、艾思拉比79.5万镑、老詹姆士·克拉格斯(James Craggs the Elder)65.9万镑。
股价攀升——南海盛世
为了博取这些大股东们的欢心,并顺利推动人们将所持国债与年金兑换成南海公司的股票,则必须提升股票的价格。但是,如何才能令股票价格攀升呢?南海计划在很多方面都效仿了“约翰·劳体系”,但约翰·劳是通过促使政府增加纸币发行量来达成提高股价的目的的,这一方法在英国未能实现。
于是,作为替代方案,南海公司向股东大举发行用于购买股票的贷款,用来推动股东的购股行为。南海公司公布了可向股东提供贷款的公告。相对于每股100镑的股价,股民可按每股250镑的金额进行借贷,但每人只限借5000镑。人们对南海公司这一举措反应强烈,一共有100万的贷款被借出,用于南海股票的购入。股价瞬间上涨到每股400镑。
面对年金受益者,南海公司也向他们提出了极具诱惑力的方案。作为对投出20年金额为100镑的年金的回报,公司会支付500镑现金,并以7股公司股票来抵付剩余金额。南海公司的股价为400镑,因此,7股股票的售出价格为2800镑。因此,年金持有者被规定,如果现在出售股份就要按每股300镑的价格交易;但是,如果相信南海公司股份在未来有大好前景而持股不动,则能以更高的价位卖出。对于年金受益者来说,相较于出售给政府或者英格兰银行的选择,这是一个更加有利可图的提案。提案的结果令股价再次上涨,一时间股价达到每股800镑,而这一幕就发生在6月初。
6月14日,股价转为750镑。6月15日,第三次南海公司股票发行的现金交易展开。每股1000镑价格(面值为100镑)的股票被售出了5万股。虽然这一价位比股市还要高出25%,但是公司采用了借贷购股资金的方式,允许股民延期付款,因而许许多多的民众被吸引而来。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虽然高达每股1000镑,但公司允许购股者按照10%的价格,即每股100镑的标准支付,剩余金额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在四年半之内付清。
人们预计南海公司股价还会进一步上升,于是无不欢天喜地地采用这一方式购买了每股1000镑的股份。5万份股票在数日内便一售而空,500万镑现金进入了南海公司的金库。至6月末,股价最终飙升到每股1050镑。
南海公司股价冲顶
南海计划实施后不久,南海公司股票所引起的投资热潮就达到了的最大规模。这一时期出任南海公司总裁的国王乔治一世,在4月14日公司首次发行股票时,认购了价值2万镑的股份。之后,他又以106500镑的价位将其卖出,获得了8.6万镑以上的利润。上流社会中,其他贵族、大臣、议员、商人、银行家、地主等,几乎所有人都涉足了南海股票的投资活动。甚至连清贫的知识分子、文人也背负着贷款参与到投资中来。
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马修·普赖尔(Matthew Prior)购买了南海股票。画家戈弗雷·内勒爵士(Sir Godfrey Kneller,1st Baronet)将存款换成了南海股票。《乞丐歌剧》的作者约翰·盖伊(John Gay)也购入了价值2000镑的南海股票。人们在股价飙升引发的投机热浪中飘飘欲仙。
当时的报纸出现了以下记事:伦敦金融城的女士们买下南海的宝石,雇起南海的女佣,在田园间坐拥着新宅;而绅士们则乘坐着南海的四轮马车,购买着南海的土地。
著名剧场歌手芭碧雅夫人因购买南海股票赚了8000镑,进而举行了最后的告别公演。
自股票投资失控以来,伦敦出现了200驾新马车。而在马车制造商的仓库中,则还存放着超过了这一数量的新马车。
一个店名为托马斯·盖伊的书店刚好位于朗伯德街和康怡街相接处。于是,店主将店铺租给几个做投机生意的公司后,便发了一大笔财。7月前后,南海公司向股民贷款的策略进入人气鼎盛时期。由于股价的不断增值,购股时所需的贷款在售出股票后便可轻松返还。金钱的魔力不禁令人惊叹。
然而,关于这股投机热潮能持续多久的问题,几乎无人担忧。因为人们在投资之前都未曾对南海公司的经营状态做过任何调查。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南美洲贸易必然会产生利润,而且利润一定比东印度公司之类的公司更胜一筹。人们在投资时只考虑到这些便觉得足够了。
仅凭直觉和谣言,他们购入了南海公司的股票。因为南海计划不但受政府支持,而且国王本人就是公司总裁。世界上不会有比这更加值得信赖的事情了。
事实上,的确有许多人坚信南海公司的计划具有合理性、完美性。他们相信,南海公司已经充分探讨过如何通过金融操作使财富增值3~4倍的方法。虽然也并非没有人考虑到也许败局很快就要来了,但是,即便是这样的人也没有舍弃用投机方式快速捞金的欲望。并且他们也认为:最重要的是,南海计划在不需要任何个人来承担责任的前提下,就能完成所有国债的偿还,这是天下再也难寻的好事。
于是,在1720年上半年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南海股票就从每股128镑飙升到了1050镑,价格差不多增长了10倍。
东印度公司等股票价格的上涨
南海公司股票的价格增长如此迅猛,原本就是极为异常的现象。如第六章所示,从17世纪后半期起,在伦敦,股份公司制度以东印度公司为先驱逐渐走向完备,股票交易市场也随之建立起来。与股份制度的发达程度相对应,不仅在伦敦,在商业历史更悠久的荷兰阿姆斯特丹、法国巴黎也同样形成了股票市场。于是,在18世纪初的20年,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股票投机热潮不约而同地在这三个国家的交易所中出现了。
不过,这一投机热潮的直接推动力还是巴黎的“约翰·劳体系”和伦敦的南海公司及南海计划。
单就英国方面而言,南海公司的股价在1720年前半期突然集中性地异常增值,这使其他主要公司也迎来了相似的股票热卖浪潮,各公司的股票价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位。而在出现如此异常的股价飙升现象之前,1717年英国主要股份公司的资本情况则如下所示。
南海公司1000万镑,英格兰银行5559995镑,东印度公司3194080镑,这是三大公司的资本数额。其他还有拥有45万镑资本的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等。此外,除了皇家非洲公司以外,各公司在1717~1718年的股价大致如下。英格兰银行的股价大概在150镑,东印度公司股价约为200镑,而南海公司股价约为150镑。
1720年投机热潮来临前的股市行情,在表1所显示的1720年1月1日各公司的股价中也被反映出来。并且,如上节所述,南海公司股价从128镑上涨到1050镑,一时间甚至飙升至1080镑。而似乎与此相呼应的是,1月到6月的这一期间,其他公司的股价也处在上升时期。
表11720年主要公司股价单位:镑,%日期英格兰银行东印度公司南海公司皇家非洲公司1月1日150.25200.25128.25255月20日2042684151006~8月2654491050200股价增长率76124730700注:股票面额为100镑。
首先要提的是在1713年之后进入衰败期的皇家非洲公司,其宣称通过奴隶贸易与南海公司建立关系后可以使公司东山再起,于是股价便提升了700%,增长率仅次于南海公司创下的730%的纪录。相比之下,经营稳定、业绩远超其他公司的东印度公司的股价在这一期间提升了124%。同样,英格兰银行的股价也有所增长,增长率为76%。
泡沫公司的创建狂潮
与投机主要公司股票的热潮相对应的现象是,在英国国内出现了许多仅以投机倒把为目的的恶性“泡沫公司”。这些公司的股票在1720年前半期也被哄抬到不菲的价位,投机热潮达到了白热化阶段。随着这一股票投机热潮的升温,每月都会有十几家新公司成立,仅在4月和5月之间就有多达50家新公司面世。
这些新公司中也有以当时各种有意义的新技术发明为基础、怀着创建新兴企业这样良好愿望的公司。
例如,改良版的威廉·李(William Lee)编织机、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的焦炭炼钢法(1709年)、纽科门(Thomas Newcomen)的常压蒸汽机、洛姆(Thomas Lombe)的织绢机(1718年)就是其中一些公司主打的创新和发明。这些创新为之后约翰·凯伊(John Kay)发明飞梭(1733年)、路易斯·波尔(Lewis Paul)创制滚轮纺织机开拓了道路。但是,在投机热潮中乘机而起的大部分公司企业,不是诈骗团伙就是充满疑点的名副其实的“泡沫公司”。
“从40年前的沉船中打捞黄金的公司”、“打造对抗海盗的船舶的公司”、“为所有男人、女人在被仆人骗取侵吞财物受损时提供保险的公司”等,可谓不胜枚举。例如,某报纸还曾刊登过以下一则广告:为将流动水银转化为固体,即一种具有与纯净普通白银性质、外观、价值相同的物体,本公司特别征集200万镑作为启动资金。为表达对方案策划者和公司的感谢,我们将于7月15日12点至下午3点之间在喷泉酒吧股票交易市场,按照每100镑的许可证对应6便士的价格发售许可证。经过精准计算,所有认购者都将获得800%以上的利润。就是在诸如此类的花招下,许多泡沫公司堂而皇之地登场了。对于这些泡沫公司,当政者自然也不会放纵不管。6月初,议会通过了可将未持有特许状的公司视为违法组织起诉的法案。可是,许多公司又耍起其他花招,侥幸逃脱了法案的制裁。
然而,8月18日,四家规模较大的泡沫公司——皇家绢布公司、约克建筑公司、英国制铜公司、威尔士制铜公司被这一法案绳之以法。于是,其他规模不如这些公司的公司,其股票便在转眼间变得一文不值了。
由于这些事件,大众对股票的信任开始产生根本性的动摇。一时间,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想要将手中的股票脱手出去。短短一周内,伦敦保险公司的股价就从175镑跌到了30镑。而这一股票大甩卖的狂风巨浪,也朝着应当被称为泡沫公司的始作俑者——南海公司席卷而来。
南海公司股价的暴跌
8月初,正在地方度假的罗伯特·沃波尔爵士收到了一封来自伦敦的秘书的信件:南海股票价格下跌到900镑以下,其他股票的价格也都在以与南海股票相同的速度不断下跌……出现了大量妨碍股价再度回升的警戒资料,我认为现在无论采取什么措施也无法让股价再度回升了。不过,读了这封信后的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却没有过于担心。这是因为他已经得知8月12日南海公司将再次发行1万股新股以保持股价上涨势头的消息。沃波尔自身也打算投资5万镑购买新股。
但是,从8月18日起,南海公司的股价突然大幅度下跌。8月17日价位在900镑的股票在9月1日降至770镑,9月9日降至575镑,9月19日又降至380镑,9月28日则下跌到190镑。
为了挽救败局,南海公司的官员们曾向英格兰银行求救,英格兰银行方面也表示愿为南海公司进行支持性购买,按照每股400镑的价位购入金额为350万镑的股份。可是该措施还未实行,南海股价便再次暴跌。事态在分分秒秒地恶化着。9月24日,与南海公司有着密切关系的刀剑公司发生挤兑混乱,公司随之停业。于是,9月28日,南海股价下跌到了190镑。
严重恶化的事态向投资家们挥来了无情的拳头。第一代钱多斯公爵在其担任陆军军需官时积累的30万镑存款全部化为泡影。损失惨重乃至破产的贵族中,还有人向国王提出申请,希望远渡西印度群岛担任殖民地长官。一些受到经济重创的绅士们,沦落得在变卖土地等财产之后又不得不去谋求新的工作。而淑女们则在其他富人家里做起了家庭教师的工作。同样,文人们也只得另寻职业以求生存了。
大恐慌——受害者群像
《伦敦宪报》(The London Gazette)等报纸铺天盖地地登载有关破产的新闻。自杀事件变得司空见惯,几乎天天见报。其中,有些割喉自杀或上吊自杀的人,也不乏服药自杀的胆小绅士等。被转让出去的私家马车,变成了出租马车在街道上四处奔跑。金表、钻石、项链沦为二手货,装饰着金银刺绣的贵族礼服在旧货市场上也随处可见。这样异常的光景简直可以用“恐慌”这个词来形容。乔纳森·斯威夫特所描绘的长篇诗——《南海计划》最终以“我们引以为豪的旷世财富摇身一变,成了一张废纸”而收场。
来自全国各地要求严惩南海公司和其计划主谋者的请愿,如潮水般不断涌入议会。议员中很多人认为,正是由于南海计划的理事们的贪欲和违法行为才导致经营稳定的南海公司一败涂地。因此,这些人对南海公司的理事们持严惩不贷的态度。实际上,大臣、议员也在南海股票的投机热潮中获得利益,并且,还有人收取了高额股份的贿赂。议会上、下院中至少有450位议员参与了股票投机的活动。当然,其中也有因未能拿到贿赂而感到吃亏的议员。当这些人站到议会的中心位置时,与其说是在冷静地讨论对策,不如说是在气势汹汹地催促议会尽快处罚南海计划的主谋。
试图冷静处理事态的沃波尔,希望通过让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认购南海公司价值900万镑的股票,来重新恢复金融市场的生机。但是,对南海公司抱有强烈敌意的人们没有支持他的计划。
他们将南海公司的账簿和会议记录提交给了议会。调查结果显示:南海公司发行的股票超过了法律许可的数量,并多次进行了抬升股价的炒作,在完成这些运营后,公司的官员们又将手中的股份尽可能地以高价反卖给公司而大饱私囊。对于这些人的调查、处罚以及索赔,便成为议会此后的工作内容。
沃波尔的善后工作
南海泡沫公司事件发生时,英国有六位大臣在任,其中桑德兰伯爵为首席大臣。1721年,由议会主持的对事件相关者的审问开庭后不久,2月5日,四位大臣中标榜自己最为清廉的斯坦厄普伯爵突然死亡,一周后又有一人死亡。对剩下四位大臣的审问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了。
财务大臣艾思拉比在南海计划中牟取了100万镑以上的利润,并且手中的银行账户上还存有80万镑的余额。议会判定其罪名成立,他被送至伦敦塔监狱关押。斯坦厄普大臣被指控的罪行为:受贿1万镑,以5万镑的价格购入了市价为25万镑的南海股票。但斯坦厄普主张,是其家人在他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购入5万镑股票的。他的这一主张成功地蒙骗了议员。首相桑德兰伯爵也因受贿5万镑而受到议会审问,不过在沃波尔的维护下,他得以侥幸逃脱。另一位大臣在出庭前夜因服用大量鸦片而身亡。议会定其为有罪,并没收了他的地产。
议会进一步裁决,为了救济不幸的南海公司计划受害者,将没收南海公司重要官员的所有地。这些重要官员所有地的总价值为200万镑左右。议会对每个当事人进行了逐一审判,做出了除若干财产可以得到豁免以外,其他全部财产充公的判决。
例如,南海计划的真正推手约翰·布朗特爵士,其价值185349镑的所有地中,只有100镑得到豁免未被没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著名历史学家)的祖父也由于是南海公司的重要官员,而被没收了价值106543镑的土地,仅有1万镑被豁免。关于此事,爱德华·吉本曾在书中提到,他说这一处罚太过严苛。
罗伯特·沃波尔在这一时期被任命为财务大臣后,开始了南海事件的全面善后工作。他认为,应着手重新建立市场秩序,树立金融行业的信用度。
他提出的重建计划方案为:将从重要官员那里没收的200万镑作为资金,按照每100镑对38镑的比例统一分配给股民。于是,便出现了许多期待将自己的损失尽量补偿回来的人,同时也涌现出一部分气势汹汹奔向议会的人。但是,当得知赔偿金已不可能多于这一方案提出的金额时,人们渐渐恢复了平静。而南海公司则在此后的多年中继续运营,对残留业务进行着整顿与清理。
与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关系
1722年桑德兰伯爵去世后沃波尔成为真正的首相。在他的领导下,辉格党控制了其后大约半个世纪的国家政权。对于英国人而言,这是一段繁荣与和平并存的辉煌时代。
南海公司给英国的金融行业和贸易行业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所有公司的股价都随着南海公司股价的变动而变动,1720年夏季时突然暴涨,不久后又急速下跌。虽然南海公司计划将自身建设成一个与代表性金融机构英格兰银行和代表性贸易公司东印度公司相抗衡并涉足两个行业的巨型公司,但最终这一计划一败涂地。法国的约翰·劳所运作的体系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成功实现了对金
融领域和对外贸易领域两方面的垄断控制,然而,英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在1720年前后的英国,英格兰银行早已在金融界站稳脚跟,南海公司的计划因此步入败局。与此同时,南海公司本身也有别于东印度公司这种已创造出成果的贸易公司,这也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虽然说东印度公司是商业资本家的贸易公司,但它很早就转变为经营状态稳定的商业公司。即便存在着棉织物禁止法的制约,东印度公司的棉织物等亚洲纺织的产品交易也照样欣欣向荣。就这一点而言,东印度公司与南海公司及其他泡沫公司有着根本性的差别。
尽管发生了由股票投机造成的恐慌——南海公司泡沫事件,但英国在东印度等地区的海外贸易依旧平稳如初,甚至还呈现了日益飞黄腾达的势头。也正因为存在这一背景,沃波尔等人采取的应对措施才得以成功。
1720年前后,伦敦在世界金融界和商界的地位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被称为“伦敦市”的金融、商业中心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对于伦敦这一经济发展良好的势头而言,东印度公司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
1709年,联合东印度公司在起步初期就已经能够向外贷出300万镑资金,显示了其在金融方面的雄厚实力。并且,在1710年后的七年间,东印度公司经济成果斐然,连年创造出两位数的纯利润额。正是依靠着这样优良的经营业绩,东印度公司才安然无恙地化解了1720年股市混乱带来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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