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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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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2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为题的小传的合集，每一篇都是当事者亲自现身面对无数听众讲述其心路历程。虽然，这二十三位获奖者并非都是研究相同的领域，但却都强调知识的累积，以及同行、师生间相互脑力激荡的重要性。经济学专业读者固然会对这些得奖者之重要贡献的来龙去脉兴味盎然，就是外行人虽可能不明其内涵，却仍可获得新知的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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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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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描述了2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经济学领域的主要贡献，虽然这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领域并不相同，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领域为读者揭开了经济学数十年来发展的脉络。书中同时也记录了2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史，也为读者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对经济学的认识以及对整个经济学科及经济学各领域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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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罗格斯宾塞，圣安东尼奥三一大学经济学教授。
大卫麦克弗森，圣安东尼奥三一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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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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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6版）
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R.Klein
肯尼斯阿罗Kenneth J.Arrow
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Stigler
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
弗兰克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Buchanan
罗伯特索洛Robert M.Solow
威廉夏普William F.Sharpe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
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Sckoles
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
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Jr
詹姆斯海克曼James J.Heckman
弗农史密斯Vernon L.Smith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C.Prescott
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
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Phelps
埃里克马斯金Eric S.Maskin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彼得戴蒙德Peter A.Diamond
后记 感悟大师人生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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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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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摘录了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23位经济学者的职业生涯自传，他们具有三个共同特点：第一，都是经济学家；第二，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三，都曾前往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在三一大学里讲述自己的故事。
诺贝尔经济奖并非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本人设立的。1901年根据其遗嘱设立的奖项，有物理学、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以及和平奖这五类。诺贝尔希望这些奖项的设立能够奖励那些在这几个行业做出特殊贡献的学者，而不是杰出人物。因此在自然科学领域，奖励是针对重大的发现发明和改进。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在建行300周年庆典上又开设了一项新奖：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伯恩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金（以下简称诺贝尔经济学奖）。该项奖项的设立遵照原诺贝尔奖的颁奖标准执行。按照瑞典中央银行的评选原则，该奖项将每年颁发给那些在经济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而其贡献的重要性一如诺贝尔在遗嘱中所述。［1］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这一系列自传性演讲中所传播的思想，也正是本书的资深编辑威廉伯烈特（William Breit）所要表达的思想。他花了大部分学术生涯进行研究、教学，并写出了当代杰出美国经济学家的生活和思想。［2］这种对人物的生平及其学术研究过程之间的关联性的恒久兴趣，自然而然地使他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为杰出经济学家提供一方这样的论坛。在那里，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语言，用任何他们认为适宜的形式，围绕我成为经济学家的演化之路这一主题，发表自传性质的演讲。这样的论坛，不仅可以记录丰富的经济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科学的发展方向和性质；而且更主要的目的，则是为某一理论的科学发现提供重要的资料来源。
一个原创想法由萌芽到最终被同人接受，其过程是鲜为人知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实质内容，有多少反映了理论创造者的实际生活？有影响力的教育工作者群体在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些思想家在探讨问题时，有多大程度是受到自身背景的影响，又有多大程度是受到所处时代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影响？是哪些力量使他们获得了那么深刻的见解？简单地说，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能够发现某项研究内容，并且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的？把这一系列演讲编辑成书的主要目的，正是希望帮助读者们解答这些问题。
那么，我们应该邀请谁来演讲呢？显然，预算和时间限制了邀请函的数量，所以入选人名单基本要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一是获得诺贝尔奖时名单上的该经济学家应任教于美国的大学；二是名单上的经济学家所研究的领域力求广泛，以期充分代表经济学不同的研究领域、分析方法和意识形态。从1983年我们开始策划这项活动时，共有12位诺贝尔奖得主符合第一个条件，其中有一人因病未能接受我们的邀请。依照第二个条件进行严格筛选后，人数减少为8名，很庆幸只有一人谢绝了邀请。
本书第1版中的内容是，1984～1985年度应邀来三一大学演讲者的自传性讲稿。这项方案的成功促使卡尔加德校长允许将这一系列讲座举办下去。
在紧接最初演讲系列面世后的3年里，有3位美国经济学者相继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位是1985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弗兰克莫迪利亚尼，第二位是1986年乔治梅森大学的詹姆斯布坎南，第三位是1987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他们全都接受邀请出席了演讲会，讲述他们取得学术界最高荣誉的历程。这些讲稿加录在1990年出版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心路历程》第2版中。
越来越多的诺贝尔奖得主接受邀请前往三一大学进行演讲。第3版发表于1995年，第4版发表于2004年，而后又于2009年出版了第5版。
第6版《2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瑰丽人生》新添了4篇文章，分别来自：埃里克马斯金（2007年共享获奖）、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01年共享获奖）、保罗克鲁格曼（2008年共享获奖）及彼得戴蒙德（2010年共享获奖）。估计随着在三一大学发表演讲的诺贝尔奖得主持续增加，未来的版本可能将会制成两卷，以便将被删除的演讲稿恢复。
为了在本书中加进上述的4篇新稿，出版商只好决定删掉先前版本的4篇文章，分别是阿瑟刘易斯、罗纳德科斯、约翰萨尼和克莱夫格兰杰的演讲稿。
对于许多获奖者来说，做这个演讲并不容易。有些人不愿意公开畅谈自己的思想成就，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一位受邀者所说：我不知道发表这个演讲，是该矜持些还是可以海阔天空、夸夸其谈。这事儿还真有点儿压力。此外，他们大部分人的专业研究领域技术性极高，没有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很难理解。可是他们又被要求，就自己的贡献向社会大众进行一场通俗易懂的讲座，这使一部分演讲变得更为困难。比如保罗萨缪尔森和肯尼斯阿罗的科学文稿，其中涉及大部分数理经济学领域的内容；劳伦斯克莱因和詹姆斯海克曼等人，则注重统计技术和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这些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都习惯使用他们学科的专业术语来表达自己的见解。
不过读者会发现，在每篇文章里，发言者都成功地传达了他在经济学领域所做贡献的性质和意义（本书的文章按照他们在三一大学系列讲座中的顺序编排）。真难以想象，要把握阿罗不可能定理（impossibility theorem）的精髓，最轻松的方式竟然是聆听（或者阅读）他本人的现身说法。想要学习有关计量经济学模型构建的概念，在哪儿还有比克莱因文章里阐述的更为明确？而乔治斯蒂格勒精彩诠释的信息论，会让每一个对这项成果丰硕的创新感兴趣的人清楚领略其理论要旨。最近几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的讲座也都如此。事实上，各个演讲者都能把原本晦涩难懂的内容说得清清楚楚。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演讲每次都获得了空前成功。听众规模庞大，而且都十分赞赏这些讲座。一些获奖者甚至不远万里前来三一大学进行演讲。广大师生同这些经济学家进行了各种非正式的会晤。在小型招待会上、在餐厅里、在喝咖啡之际、在私人住宅共进晚餐时，学生和教师都有机会和这些20世纪、21世纪最有声望的经济学家进行交谈。尽管他们作为学者声名显赫，有时还显得个性强烈，但他们都态度谦逊、平易近人，给几乎所有与他们接触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举办这一系列讲座还有一个额外的收获，即告诉我们，大部分当代经济学界的顶尖人物都有其身为普通人的一面。
回顾这些讲座的内容，人们会对存在于当代经济学巨流中的分支纵横感到惊奇。读者将会发现：这些支流常常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交错开去，观点截然不同的思想者往往师承同一位导师。运气、毅力加上辛勤工作，在科学知识的成功创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样重要地，特别敏锐的读者会发现，这些自传性文章还揭示了作者的某些人格特质，可能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总而言之，这个系列讲座综合反映了美国当代经济思想的丰富多彩和深刻性。
除了编后记，该版次的《2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瑰丽人生》以彼得戴蒙德的演讲作为结尾，于2013年4月交付发行。而三一大学系列演讲的编制仍在继续，乃是一项持续发展的事业。想要关注其后一系列报告的读者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http： wwwtrinityedunobel。该网站提供了系列讲座的年表，以及每位获奖者在三一大学演讲的摘录。
在第3版出版之前，系列演讲中的两名获奖者已经离开了我们：在1984年系列演讲创办时发表演讲的W亚瑟刘易斯和乔治斯蒂格勒，两人均于1991年去世。另外于第4版出版前，有3位获奖者也相继过世：约翰萨尼（卒于2000年）、詹姆斯托宾（卒于2002年）和弗兰克莫迪利亚尼（卒于2003年）。不幸的是，自上一版本出版后，获奖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也于2006年去世。
谨以此书献给与世长辞者。
感悟大师人生
三一大学编写这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系列演讲，一个重要的目的是通过传记，更准确说是自传，帮助我们了解现代重大经济学思想的发展轨迹。这23个人的演讲，都围绕着我成为经济学家的演化之路这一主题来提供相应素材。
后记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确定共同主题，让获奖者自述他们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独到见解。这些追忆往事包括：对现实事件的严密性和关联性的渴求，老师及学者对获奖者发展历程的关键影响，必要的学术交流与活跃的学术环境，以及他们生命中际遇的好运和意外。多数获奖者认为，他们的研究项目大部分都没有事先计划，只是通过不断地交流观念，才逐渐形成一套思想。当然，也有例外。我们主要从获奖者在三一大学的演说中攫取材料，以概括这些主题。第二部分评估了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获奖者的个人经历，对于了解现代经济学的思想潮流是否重要。迄今为止，我们还不能对此给出明确的答案。人们无法观察也无法用任何方式模拟不存在的事实没有这些个人及其独特的人生经历，经济学思想会怎样发展。尽管不能对这一难题给予确定回答，但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应该被忽略。这23篇演讲文呈献了丰富的素材，促使我们对传记在经济学思想演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做出详尽而周密的思考。
同一主题与不同言论
很少有人从小就期待或渴望成为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也是如此。他们进入经济学殿堂主要是受老师、学者的影响，或者因为知性挑战和经济学的严密性，或者因为认为经济学与现实生活的种种问题有关联。以下四个例子，是几位获奖者自述如何将爱好投向了正式的经济学训练：
我想，有不少孩子希望长大后当经济学家或教授从初次接触《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时起，我就被经济学吸引住了。和许多同时代的经济学者一样，我之所以会对这门学科着迷，原因有二。其一，经济理论是一项迷人的知性挑战，与数学或下棋很相似。我非常喜欢分析和逻辑论证其二，通过经济学研究，显然可以了解经济大萧条和它给全球政治走势带来的可怕影响，甚至提出解决之道由于有了凯恩斯，经济学让我充分领略到两个世界的极致。（詹姆斯托宾）
大二的第一学期，我选了会计学及微观经济学两门必修课。前者其实就是完全不动脑筋的死记，令我深感厌恶。但微观经济学完全不同，它理论严谨、前后关联、结构完整、逻辑清晰。我感受到了其中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我随即在第二学期转为主修经济学，从此不再回头。这是幸运之神的第一次眷顾。有时回想起来，我都会不自觉冒出一身冷汗假如当时选读的是现代会计学和制度经济学，那么现在会发生什么事儿？（威廉夏普）
选择科罗拉多学院就读比事先预料的复杂得多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学了一门雷维尔纳教的经济增长选读课我读了李嘉图、斯密和阿瑟刘易斯的著作那位教授还把他的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这本书我至今还保存着）借给我看，算是开小灶。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本书使我懂得，经济学也可以像物理学一样严谨，是一门经验科学同时，它表明通过显示性偏好理论，经济学具有经验内容。我在社会科学中看到了我在奥本海姆的课堂上第一次体会到的硬科学内容。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符合我受通识教育的趣味听了三年级的选读课后，我决定今后以经济学为业我研究科学与研究社会科学是并行不悖的。（詹姆斯海克曼）
我领略了数学、物理以及工程学不打折扣的严密性。但在四年级的时候，我选了一门经济学的课，发现经济学很让人着迷可以实在地学到一些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及其他的什么主义所做断言的经济学原理上的依据吗？我不太知道，但我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对专业的经济学感到好奇后，我就到加州理工的图书馆翻阅相关的书籍，
碰巧看到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那年稍后的时候，我又看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人类行动》。对前者来说，经济学可以做到与物理学一样，那是很清楚的；但对后者来说，经济学看起来是一种推理的方式而不太像物理学。我还订了一份《经济学季刊》，某卷的头一期有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Chenery）写的一篇论工程生产函数的论文。这样经济学又像工程学了。这些最初的印象在我随后几十年的思想中是怎么改变的，我已经没有头绪了。 弗农史密斯
对关联性进行阐述是这些演讲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前面老一辈诺贝尔获奖者托宾的引述表明，是大萧条激起了他对经济学的兴趣。而托宾和其他获奖者则强有力地支持这样的观点：
凯恩斯对周遭笼罩着的错误进行全面颠覆，发起一场鼓舞年轻人的经济学圣战。真理得彰之后我们将获得自由，同时也可以充分就业当真实世界的事件与争端，把各种必须理解和解答的谜题摆在我们面前时，经济学知识将得到发展。（詹姆斯托宾）
1932年可谓经济学家的绝妙时期。经济学就像睡美人，正等着新方法、新典范、新能手和新问题的复苏之吻。科学又如寄生虫：病人越多，生理学和病理学上的进步就越大，而由病理学又可以发展出治疗疾病的新方法。1932年是经济大萧条的谷底，从这片腐霉的土壤中，迟迟长出了今天称为宏观经济学的学科新苗。（保罗萨缪尔森）
很快，再过几年，多活跃的经济学者恐怕也没人对20世纪30年代有清楚的记忆。那一代因深感有必要了解经济大萧条而投身经济学领域的经济学者，马上就要退休了。在今天大部分中、青年宏观经济学者的眼里，景气循环是一个轻度变异、自我相关性不大、稳定而随机的过程，依循着一个大体令人满意的趋势产生。这种观念架构，和我在这个专业领域的成长背景下形成的架构，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罗伯特索洛）
虽然大萧条早已远去，但寻求与现实事件的关联研究依然是后来诺贝尔奖得主的重要课题。埃德蒙费尔普斯针对当时缺乏关联分析、几乎不考虑现实人们的行为及不确定性的主流观点，用他的研究做出了别树一帜的回应。例如：
然而在阅读哈耶克的《价格与产品》（1935年第二版次）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时，我感觉到，新凯恩斯主义的研究虽然在某些方面还算吸引人，且可能起一定作用，但是完全摒弃了现代经济理论所强调的信息不完全与知识不完善，并代之以某一新方法或方法论，这是不正确的。直觉上我认为（可能凯恩斯也会说），抽象出来的新凯恩斯模型疏忽了人的作用这样，将不存在有别于真理的各种信念，也不存在与真实情况不同的预期，没有精神激励、挑战、问题的求解、创造力，也就没有所谓的发现。（埃德蒙费尔普斯）
加里贝克尔是把研究社会问题带入关联性研究的几位得奖者之一：
然而在普林斯顿的高年级阶段，我渐渐失去对经济学的兴趣，开始想我应该做些别的什么。经济学对我来说，太过形式化了经济学看来无法帮助我理解那些我有兴趣的问题：不平等、阶级、尊严以及类似的那些对社会很重要的问题我仍然不愉快，因为对我来说，经济学家在课本及别的地方所讲的东西与我想谈论的东西脱节了（在芝加哥）米尔顿弗里德曼对我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影响最大。上他的研究生价格理论课太令人振奋了，我巴不得他的课一周上两次他的课使我明白了经济学是一件工具而不只是一种聪明学者玩的游戏（经济学）这门了不起的课程表明我原来的想法是不对的。我们确实可以研究经济学并且以非常严格的方式来研究，同时又可以讨论重要的问题。（加里贝克尔）
以上引述，展现了贝克尔是如何在经济学的关联领域受弗里德曼所启蒙。芝加哥大学很多学生都会提及弗里德曼的魅力对他们人生的影响。这是人格使然。但包括弗里德曼在内，没有一个诺贝尔得奖者所获得的声誉能超过他们的学术贡献。像贝克尔，还远未能以伟大导师或魅力个体的形象被世人接受。迈伦斯科尔斯、詹姆斯布坎南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亦是如此：
上麦克马斯达大学显然是个幸运的选择。因为麦克马斯达是所很小的学校，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专业的麦克伊夫教授，在我学习期间同我走得近，他指导我阅读和理解许多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及斯蒂格勒的当代理论因为我喜欢经济学，一直没有放弃回头经商的计划。我决定读商学院而不是法学院。尽管我家里想我读其他学校，比如哈佛大学，但我只想去芝加哥大学，那是斯蒂格勒及弗里德曼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地方。（迈伦斯科尔斯）
本人并不像某些同僚那样，是天生的经济学家，而且我也不是演化成为经济学家的。相反，我是看到光之后，才突发了知识领域的全盘转变我确确实实是在弗兰克奈特的影响下转变的。可以说他是全心全意在传达这样的信念：不论在科学的学术领域之内或之外，都不存在其信息值得被捧到至高无上的神。每件事、每个人、不论何时何地一切都可以公开地接受批评与挑战。我们在道义上有责任找出自己的结论，即便有时这意味着公开检验你所信奉的知识宗师。（詹姆斯布坎南）
通过这次合作，我终于明白了当时完成论文答辩后鲍伯所提出的问题。他是在告诉我，要运用动态经济理论构建总体现象模型。也由于这次合作，我成了鲍伯的学生，并逐渐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回归到这场讲座的主题，鲍伯其实是在我经济学家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人物。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件占尽天时地利的幸运之事。
理论与测量相互配合、相互作用的重要性，是指导我进行研究的原则。我逐渐得出结论：宏观经济学领域根本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实际中寻找到有关经济运动的政策不变法则。我曾读过鲍伯的评判文章，知道结论中还需要点其他东西。因此，我不再教授当时所谓的宏观经济学，而是开始利用动态均衡模型来研究鲍伯所实践的总量经济学。（爱德华普雷斯科特）
尽管这类怪事时有发生，可我仍然觉得数学是一门分外迷人的科目，如果不是偶然间踏足经济学课程，听了伟大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的信息经济学讲座，我很可能成为一名数学家。那时我并不知道阿罗是何许人，当然也不知道信息经济学是干什么的，但我认为那门课至少应该有所裨益。阿罗的讲座都是即兴创作。他似乎是在从办公室到教室途中，才想到了他要谈论的东西，有时甚至啥都没想到。不过在即兴讲座中，他往往灵感迸发。他的讲座主题有点儿像大杂烩。其中涉及课程名称所示的信息经济学，还涉及一些团队理论，他用一个单元讲讲规划程序，再讨论讨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而课程最精彩的，也是改变了我人生发展方向的部分，是莱昂尼德赫维奇对机制设计理论的研究。（埃里克马斯金）
托宾强调，他读研究生时教授们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同时他也暗示在课堂之外学到了很多东西：
回想起来，当初教授们几乎把大部分的教育责任留给我们自己。他们希望我们能自学并与同学相互切磋，我们的确也做到了。教授把我们视为学术研究过程中的伙伴，而不是所谓的徒弟。我认为，如今的研究院教育，太注重于将一大堆固定的教材灌输给学生，然后测验他们对所传授知识的掌握程度如何。（詹姆斯托宾）
几乎所有获奖者都认同一个特定的工作环境，通常为大学经济学系（但并非全部如此），是他们演变为经济学家的关键因素。斯蒂格勒、克莱因和夏普尤其同意这一点：
所以，如果想了解当代经济学成果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获得的，就必须深入探究当代学者求学和工作的情况。这些条件并不等同于创造力，然而却是创造力得以发挥不可或缺的条件
说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有充分理由，一方面因为它关切人类社会关系中的所有问题；另一方面则因为如果不能处在适宜知识探讨的环境，那么我们在经济学领域将很难有所建树。（乔治斯蒂格勒）
20世纪40年代末的芝加哥大学可谓人才济济，如此强大的阵容在经济学界恐怕再难一见。我们这群亲密的伙伴当中，先后诞生了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下一代考列斯委员会任职的研究人员（部分在芝加哥大学，部分在耶鲁大学）里，又出现了两位。我们通力合作，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统计学理论、经济学理论和各种现有资料，专门研究一项课题为美国经济构建整体计量经济模型（继30年代丁伯根模型的第二轮尝试）。在进行了四五年的集中研究之后，这个工作团体的成员陆续离开，奔往各自新的学术前程。（劳伦斯克莱因）
1956年的兰德公司是个非常特别的组织员工可以自由上下班，工作时间有相当大的弹性。办公室的大门永远敞开着，大家要展开各种广泛议题的知识交流这是必需的，另外每人每周得有一天时间可以进行纯属自己兴趣的研究。
那段时光令人振奋。兰德的工作主要包括系统分析、运作研究、电脑科学和应用经济学等。在兰德我们使用的第一批电脑中，有一部就是冯纽曼设计的。丹立格（George Dantizig）那时正在摸索线性规划。一些杰出的学术界大师也在兰德担任顾问。在这里，大家习惯了互相直呼其名。假如有人对实用理论感兴趣，那20世纪50年代的兰德公司就是最佳的工作场所。（威廉夏普）
获奖者在演讲中总会提到运气的作用。毫无疑问，强调运气好，部分是多数获奖者谦虚的表达。显然，天赋与努力相结合是必需的，尽管不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充分条件。他们通常说的所谓运气，是指在职业生涯的发展历程中，经常遇到一些不可预测或意外事件。不难想象，这些不确定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在他们早期的发展轨迹上给他们的未来带来决然不同的命运。弗里德曼和贝克尔的经历能清楚地证明这一事实：
当我回忆起个人以及其他人的生命历程，纯粹的偶然在关键时刻所扮演的角色总是令我深有感触回顾个人的经验与发展过程，我发现自己走过的道路是由一连串幸运的意外所决定的。（米尔顿弗里德曼）
我很快认识到，在人力资本领域需要做的有很多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还没有理论基础我开始尝试构思一套粗略的理论基础来充实研究的理论内容我却完全不知道会往哪个方向走这又是一个运气起作用的例证当我开始认识到这一理论框架可以整合众多个人收益中的可观察现象和规律，收益的职业差别，以及就业时，我既感到惊异，又兴奋至极。（加里贝克尔）
钻研历史需要进行海量的细节研究，虽然经济学同样需要研究，可研究细节真不适合我的性格。而且，历史主要关注发生了什么事。你可以在你书籍的最后一章讨论为什么会发生那种事，但这通常涉及的是什么，而非为什么。我想寻找更多的为什么。所以我被吸引到了经济学领域，这真的很幸运那种你能在任何事业有成者的人生经历背后发现的幸运。对我来说，我遇到一位相当出色的导师（比尔诺德豪斯，现在在耶鲁），他教了我一门极好的课程：自然资源经济学专业课一切就这么顺利发展下去，经过比尔诺德豪斯的推荐我进了研究生院。我喜欢的东西竟然也是我相当擅长的东西实在太好了，但至关重要的是，我有幸在恰当的时间遇见了恰当的人
在麻省理工学院，我再度清楚地了解到自己适合什么样的研究风格。幸运之神又让我遇上了另一位伟大的导师，这一次是已故的鲁迪格多恩布什（Rudi Dornbusch），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杰出的国际宏观经济学家，有人会认为他是过去三十几年来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宏观经济学家。这位伟大的老师以他独特的工作方式激励着我们所有人。（保罗克鲁格曼）
研究计划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关于这一点，获奖者的感受不一而足。从贝克尔的例子来看，他早期尝试性介入人力资本理论时，对最终如何发展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多数获奖者同样强调了他们的研究并非宏伟的设计或了不起的远见，倒是因为市场的激烈竞争才产生了相关理念。譬如布坎南、萨缪尔森和克鲁格曼的例子：
当然我也知道，我个人的研究出版记录，可能会被解读为一个讲究方法论、重视规范性的个人主义的作品，其潜在目的一直是要以更具哲学性的观点来支持个人自由。但是，主观地回想一下，在我工作的过程中，似乎从未有意识地采取这种态度。整个学术生涯中，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我都在致力于澄清一些模糊或混淆的观念；对经济学者、社会科学家与哲学家看法的疏漏之处，我也设法研究清楚。如果说这些努力有什么自觉的动机，那就是纯粹享受创造思想观念的过程，享受将现实反映于最终的文字著述所带来的乐趣。（詹姆斯布坎南）
对于注重科学界大人物或大成就的观念，我一直并不苟同。老农夫都会一边朝池塘吐口水一边说：每滴水都有助益。我们应该为自己面对的最急迫问题竭尽全力，之后就算遭遇收益递减，尽力做好该做的事仍是最佳策略。何况，说不定什么时候，你就撞上熊彼特式的创新或达尔文式的突破，状态又回到了收益递增的阶段
科学家就和斯密主义的生意人一样，既贪婪又争强好胜。然而他们追逐的并不是物质享受，甚至不是金钱本身，或者一般人所讲的权力。学者求的是名是在同行他们敬重的也希望赢得对方敬重的同行之间的名誉。（保罗萨缪尔森）
那时我注意到自己正在创造一种体式，所以我详细记录了我二十几年前的研究规则。请看我制定的四项研究规则：聆听外邦人说话；质疑问题；敢于碰钉子；简化，再简化！（保罗克鲁格曼）
托马斯谢林指出，他确立研究方向，很大原因是别人的建议和要求。
其次，我所做的每件事几乎都是由机遇所激发的，并不是我去寻求这些机遇，而是它们找上了我；我做的许多事情，包括一些我相当满意的事，都是因为接受了别人的建议或邀请。（托马斯谢林）
道格拉斯诺斯、弗兰克莫迪利亚尼和托宾，这三位获奖者则选择更为有条不紊、计划明确的研究之路。诺斯很早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莫迪利亚尼从不随俗主流，而托宾关心的是自己所处时代的重大问题。
从立志要成为经济学者的那一天起，我就清楚知道自己要走向哪里。一开始我就在研究，是什么因素造成了经济的富裕或贫困。在我看来，只有先弄明白了这一点，然后才能谈如何改善经济的绩效。探索经济绩效的最终根源，对我来说是一段漫长而充满意外的旅程从马克思主义转变到认知科学；但正是这项持久不变的目标，一直指引并塑造了我的学术生涯。（道格拉斯诺斯）
回顾个人的贡献，我找到一条统一的脉络：我喜欢与时代主流背道而驰，挑战当时所谓的正统观念。这些正统思想认为古典学派已经过时：说富人的收入中用来储蓄的部分比穷人的高；或者说绩优的有价证券利率比股本回报率低，因此负债融资的成本比较低；等等。我很期望在未来能继续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是我不想对未来的方向做过多思考。我只愿顺其自然，随时准备着一遇到有趣的事，便能投入其中。（弗兰克莫迪利亚尼）
对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选择什么问题来研究。如果只是从文献的缺陷之处寻找研究的主题，通常会事倍功半；更糟糕的是，可能因为只注意了文献，反而忽略那些更具研究价值也更重要的问题。最优秀的经济学者，都是从周遭的世界中找出研究的题目。（詹姆斯托宾）
我阅读课程的不同主题时，并非只想着教授那些文章或书本章节，我还想找到我要研究的课题。这就触发了从为上课准备教材转变为创作成一篇好论文。我把这一改变归功于精心为敏锐、专注的学生准备课程的过程。这意味着我正在思考的不只是应用数学，更是经济学我一直喜欢拓展自己的教材，而不是照本宣科，只教现成论文里的内容。很多人担心教学工作会挤掉研究时间，但我的经历却表明这两者能相辅相成。事实上，当我的教学工作减少时，我的研究也几乎放慢了速度。（彼得戴蒙德）
经济学的重要突破，不会发生在真空地带。即便没有某个特殊经济学家的贡献，一些主要的经济学发展也能产生。但有些贡献是非常独特的极为明确地指引了经济文献的未来之路。至于其他的研究科目，其对经济学的确切贡献会随着时间不断地发展。以下的引用可以佐证这些可能性：
在科学的世界里，重复发现其实是司空见惯的事由不同诱因所引致的相关领域的发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一些疑难问题。这些发展既然公之于众，那么各方学者都能加以运用，重复发现也就不足为怪了。对于一项新的发现，能够成为第一位发现者或跻身首批发现者之列，当然会令自己满足。不过至少就一般均衡理论来讲，显然即使没有我的投入，它的发展也不会另有不同。（肯尼斯阿罗）
进一步的研究之后，我写了《预期与货币中性》一文最终于1972年发表在《经济理论杂志》上。这篇论文精心构建了这样一个经济的理论模型，其中动机、机会以及每一个经济主体的信息都清楚地予以说明。预期是理性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正如弗里德曼的AEA演说一样，在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长期的替代关系。但这一模型也包含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相关性，然后这一相关性被广泛地解释为是那种替代关系存在的坚实证据。我感到我第一次理解了，为什么费尔普斯与弗里德曼两人都是对的，即他们认为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在长期内不存在替代关系；以及为什么计量经济学家的检验却一直反驳这种自然率观点。
为了给出这个模型，我把我的技术手段都用尽了：这不是一篇好读的论文，写的时候也不轻松。模型借鉴了我和拉平关于劳动供给的观点，以及我和普雷斯科特在写《不确定条件下的投资》时发展的理性预期表述我很容易就看出这篇论文受费尔普斯、拉平、普雷斯科特及卡斯的影响，但把这些影响合并起来是新的，也令人震惊：1970年还没有人这样研究宏观经济学。这篇论文给我带来了声誉。（罗伯特卢卡斯）
这里有一个问题：《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这本书是阐述的博弈论吗？如果是，那么是什么使它成为博弈论方面的书籍？
不过在当时我并不是那样想的我就没有想到这一层但从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评论中不难看出，他们认为那本书写的就是博弈论。而现在我发现，书里写的都是有关个人相对于他人选择所做出的调整或预期，以及相互协调的需要与时机：正式的合作，或对指令、规章的服从现在我可以做出结论，这就是写的博弈论。我认为（或者界定），博弈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各种情境的分析。囚徒困境难道不是一种情境吗？选择的逻辑固然是博弈论的核心，而且博弈论的关键这里我再次想到了矩阵的发明往往是查明在什么情况下，选择会有些令人费解，或是有疑问，或是具有挑战性，并确定在某一情况下会有多少种不同的可能。（詹姆斯谢林）
本章感悟大师人生所述内容，深刻洞察了经济学思想发展和进化的全过程，相信其他学科思想的演进也与之类似。脱离老师的重要帮助、学术气氛、探索现实事件的紧密性与关联性，以及现代经济学思想演变的偶然因素，人们就无法感悟这些讲稿所会演的人生。这些经验之谈中至少表明一个迹象：个人经历很重要。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话题。
个人经历重要吗
三一大学自1984年以来所举办的这一自传演讲，是否展现了某种科学意义？如果不知道获奖者的学术生涯之旅正如他们的自我描述，我们是否还能完整地理解他们的创新成就？
用自己的话讲述是很重要的。因为在三一大学演讲的每一个人，都是活生生的题材，都为我成为经济学家的演化之路提供了口述历史。由于不可避免的时间关系，这些大师只能将他们的过去精缩呈现。他们必须自己决定哪一些事情需要告诉人们。但就自传资料而言，摆在我们面前的来自这些活题材的声音和图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不是其他人能写得出来的。这些个人的亲历体会，在许多其他人的生活里很难遇到。从现在到未来的很长时间，这些影响非凡的经济学家，将极有可能给此项演讲的后来者带来灵感。没有这些获奖者，后人无法寻获只有自传才能提供的独一无二的视角。正因为如此，未来的自传者可能会发现，在三一大学的这些演讲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洞见。
总编在1984年时指出，组织这一系列演讲的主要是为科学探索理论提供关键素材。20多年过去了，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是：初衷目的是否被证明是有意义的？这些自传是否展现了经济学家的生活和学术成就之间的联系？
当然，这些演讲非常明显地告诉人们个人所处环境与后来取得的学术成就之间的关联。大萧条的创伤影响，驱使几个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选择经济学作为研究学科。但个人经历的作用还不足以证明什么。毕竟，很多随意的观察可能导致人们认为，经验会影响选择。研读获奖者的生活仅仅是为了确定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吗？还是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卓越贡献是各自人生阅历的反映？
最后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只有通过认真研读自传本身才能找到答案。那么，我们就以观察者的身份，渗入演讲者的生活，不仅关注他们清晰展现的内容，还关注他们叙述中任何前后不一和自欺欺人的内容。但是这样一来，本后记的作者就必须承担起传记记者的角色，传记记者不同于自传作者。没错，自传只是传记中的一个分支，自传是传记数据绘制存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传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从这些材料中，我们作为传记记者或编辑，可以更深一步理解生命之旅与创新成就之间的因果联系。如果我们完成这项任务，此系列演讲的大部分目的就实现了。
在这一卷的介绍里，我们坚信：这些自传的论述展现了心理实况也许它们本身就隐藏在主题里敏锐的读者会洞悉出来。自传的元素为我们观察这些学者思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提供了诱人的一幕并且这些见识只有在自传里才能找到。下面我们给出一些例子。
自传和后来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之间的关联，在詹姆斯海克曼的讲稿里就写得非常清楚。正如海克曼回忆他的童年：
父亲沦为公司政治的牺牲品，整个职业生涯中经历了多次降级和平行调动在很早的时候，他就要求我从事一种职业，在这种职业中我能独立确立自己的声誉，能避开他经历的中层经理的官僚政治的影响。我谨记他的教诲，决定要从事我能够独自闯出一番天地、不需要看上司眼色行事的职业，这个职业与公司职员扯不上一点儿关系。（詹姆斯海克曼）
父亲的工作需要，使得海克曼一家人迁进南部和西部交界的城镇中。在那里，我目睹了吉姆克劳种族主义体制的最后残余。这一体制的法案及其内在的贬损所有参与人人格的后果使我着迷。
早期不断信仰新教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传统，同样对海克曼很重要：
我在很小的时候，父母炙热的信仰抚育我成长。8岁时，我成为一个在星期天晚上布道的儿童牧师，这种做法来自《新约》的一条格言，小孩子要牵引他们。大家希望我长大成人后做一名牧师虔诚的宗教信仰使我非常细致地研读《圣经》。我大段大段地背诵经文。
但是，海克曼的虔诚信仰并没有继续下去：
到我10岁多一点儿的时候我就开始产生怀疑了我开始注意到《圣经》里的不一致性，由于我在科学与哲学方面做了广泛的阅读，我开始质疑我受教育的原教旨主义基督教对创世及其他问题的表面解释我所在的教会中绝大多数年长者的不宽容、偏狭与敌意让我很不满。我发现自己有一个特性，从那时起就有了，就是不能接受以权威证明权威的观点同时，我也早早懂得在思想和情感上不能依赖他人。（詹姆斯海克曼）
海克曼以概括他的经济学方法作为演讲的结束语：
经济学只有在有助于解释现实的经济，以及解决实践问题时才是有用的。当经济学凭数据说话时能够给出明智的政策建议，如果毫无数据的依据，提供的政策建议则可能有害对这些问题好的回答需要好的理论与计量经济学方法我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严格的经验分析的基础上，这样就保证自己免受行内人士那些时髦话题的干扰，也就能给予了我一直追求的洁身自好这就是我遵循父亲要我保持独立、树立个人信誉的忠告的方式，也是我避免诉诸一切形式的权威的方式无论是数学上的，还是神圣的权威这也是我早年与有组织的宗教决裂的原因。（詹姆斯海克曼）
对海克曼来说，童年的经历不仅让他矢志不渝地选择经济学和实证调研，还帮助他框架了人生以及在经济学领域获得的智慧方法。
而斯蒂格利茨观察到的是，他在中西部地区的童年生活和父母的教育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影响。
我的成长和早期求学经历也很重要。密西根湖南部海岸的印第安纳州有座钢铁之城加里，我就在那里长大。大体说来，在我童年时期，加里和中西部北部地区的经济状况比它们现在要好得多，但仍然不足以提供那种通常会被认为是未来学术优势的环境。这在某些意义上，已经对我的知识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加里建立于1906年，百年之后它已沦为废墟。加里的兴衰基本上遵循了美国工业时期的发展轨迹。在这座象征美国工业化兴衰的城市长大的人，绝不会相信市场纯粹是一件有利无弊的好事。我就看到了阴暗面这种阴暗不光是因为污染（这往往是无形的），还因为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周期性失业，工人为争取公平分享生产率提高给国家带来的利益而引发的劳资冲突，猖獗的歧视现象，城市衰败，等等。
我能在政府部门工作也要归功于父母（尤其是父亲）。很多想在克林顿政府任职的人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即在接受审查时，发现自己没有缴纳家务帮助方面的社会保障税。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告诉我：要给所有为你工作的人支付社会保障税，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穷人，这些人在退休的时候很需要帮助。这就是我们设立社会保障署的原因。所以，社会保障制度（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父亲那代人看来十分重要。现今，社会保障福利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
父亲认为一个人应该为他的员工缴纳社会保障税，不仅仅因为这是法律规定，还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我都给曾经为我工作的人缴了税，因此能够跨越对很多人来说是一大障碍的那道门槛。（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托马斯是公认的聚点思想创始人（有时也称为谢林点）。尽管他不能清楚地回忆起这个思想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但他确定是源于很早之前的生活经验。
又是机缘巧合，某天下午我在纽黑文耶鲁合作商店外遇见了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我告诉鲍尔丁，本来我要在论文里阐述某项论题的，但是没能把握住，同时我极力向他解释那个论题。当时我对想表达的观点还没有明确的思路，否则在文章里早就进行了相应的论述。鲍尔丁说了些话现在我已经无法完全重复他所说的但他的话让我灵光闪现，而且揭示了我所力图阐述的观点。仅仅是鲍乐丁在纽黑文某条人行道上说的一句话，就让我把握住了自己所需要的。他的建议实际上不算是建议，只是某种暗示而已除了使我产生一个聚点的主张外，还让我形成了有关默认交易的概念，并意识到它对明确谈判产生的影响。
在此，要提提我的聚点构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经历。1940年夏天，我从圣地亚哥开车去新罕布什尔州，回来时带着两个大学朋友。在某处，我停车让他们中的一人去买些饼干和花生酱。这时，警察示意我把车开走；我试图绕过街区，再回到朋友下车的地方接他，但走的都是单行道所以绕了很远。我们回到朋友下车的地方时，他并不在那儿。（因为没看到我们，所以他跑去寻找了）于是我又绕了一圈，才看到他在原地。当我们边驱车前进，边吃着饼干和花生酱时，一位朋友开口了：大家知道，这样的事总是发生。所以，要是我们在一个陌生城市走散了，该怎样找到对方？
晚餐后，我们围绕篝火坐着，比较彼此想到的方案。结果，我们都想到了同一个地方某个城市对我们来说最独特的地方，应该是当地邮政总局的一般交货窗口。每座城市都有一个邮政总局，每个邮政总局都有一个一般交货窗口，在那儿，我可以询问是否有给谢林的东西当我需要用重点事例详述有关预期的理论时，这次经历仍是很鲜明的例子。（托马斯谢林）
弗农史密斯的演讲侧重于从堪萨斯州的童年经历中汲取的经验。他把以非人格化交易为特点的城市生活的活力和他早期村庄生活与人格化交易作了对比。
1934年，我父亲回到布里奇波特机械公司上一周3天的班，随后又转成全日制工作。这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我们失去了农场的所有权。由于我们无法偿还贷款，所有权就交给了抵押的银行我们从实行互惠的个人交换的农场世界又回到了实行市场的非人格化交易的世界。我们更多的需要必须靠从商店里购买来得到满足，但不是全部。这一交易的世界会从大萧条中逐渐兴起，重新充满活力
维奇塔与农场的生活在地理、思想与经济活动方面是大不相同的。这个城市孕育了令人吃惊的繁荣商业活动。毕奇、斯蒂尔曼以及赛斯那飞机制造，科尔曼街灯公司，唐纳德肉类包装，以及弗来德科赫，杰克维科斯和其他的石油公司就是市场机制、专业化及全球化有形的最初证明。科尔曼、赛斯那、毕奇、科赫和加维斯等其他人的雄心勃勃的自主行动，浇注了中西部式的自由意识与企业家精神。（弗农史密斯）
吸引人们窥视私人领域的好例子是罗伯特卢卡斯的演讲。卢卡斯以回忆母亲开始他的自传，他的母亲是一位在报纸上为一家服装店绘画广告的商业艺术师。他告诉我们，母亲把他们3个孩子（分别是6岁、4岁和3岁）带到一家西雅图市中心的服饰店，在那里母亲接受了服装店下周要放出的广告业务。对这些童年经历的回忆，且看他娓娓道来：
她带着我们三人，年纪分别为6岁、4岁、3岁，走半英里的路到了公交站，我们竭力跟上她匆匆的脚步，然后坐很长时间的公交车出城，到麦克杜格的商店。当她将上星期绘好的图交出，与人讨论下星期要做的设计，把要做广告的商品放到购物袋时，我们就安静地坐在一边在家里，她把衣服、鞋子及腰带从袋子中一样样拿出来。她将衣服挂在画桌旁边的衣架上，画桌位于战争期间我们租的破旧房子的起居室里，然后将小饰件放到画桌上，正好就在她的面前。她摆好颜料纯白的，乌黑的，别致的灰色以及她的小画刷，然后我就看到纸上一个自信、迷人的女性慢慢成形，着装很时尚，不过在我看来，穿的就是那件衣架上的平常衣服。（罗伯特卢卡斯）
卢卡斯的创造性工作，让他受到同行的钦佩；他的经济学精妙理论模型建构带给经济学家一个重新调整思维去思考现实的方式，这让他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用自己的话来解释为什么重视数学建模：它是一个让我们达到新水平去理解事物如何运作的方法正是这种在易于掌控的模型中捕捉行为的努力，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市场交易经济学，以及在经济学思想领域形成的进步元素。就好像一件挂在挂钩上的普通衣服，经过他母亲艺术般的双手，变成了女士身上的时髦的服装。卢卡斯选择演讲开始的主题，确实是高明的妙招，把听众带入了他自身所处的重要领域。我们看到，这个曾经的敏锐小男孩，吃惊地看着母亲娴熟地应用颜料和小刷子，像变戏法似的把一些普通、平庸的东西变得漂漂亮亮。
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个出乎意料的故事？远在卢卡斯有意识地对经济学感兴趣之前，已经被教育出如何洞察眼前事务的新途径。这些天真和智慧的故事对他的一生确实是关键片段。这个故事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自传细节价值的根据，这些价值让我们至少一定程度上理解他们的创作历程。
最后一个关于自传与个人智慧途径关系的例子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但在这里，我们试图绘画出一个可能是无意识的环节，这个环节作者本人并未提到。弗里德曼作为经济学家之所以备受尊重，是因为他质疑凯恩斯政策能否奏效，而且在当时主流学术界多数学者基本反对自由市场经济时他捍卫自由市场。很多人相信我们之所以变得更富有，是因为他成了一名经济学家。但他为什么进入经济学研究院？起初，弗里德曼想选择他喜欢的数学学科。当时大萧条肆意横行，尽管弗里德曼被它吸引并称它为一方面是大量的需求，另一方面却有大量资源闲置的矛盾现象。但是，做出选择非常难，两所大学为他提供奖学金去布朗大学读数学还是去芝加哥大学读经济学。最后，弗里德曼几乎用抛硬币来替自己定夺。幸好，经济学和大萧条带来的难题吸引了弗里德曼。在自传中他尝试解释他的选择。为此引用了罗伯特弗罗斯特那首著名的诗《人迹罕至的一条路》：
双岔道自黄树林中分出，
可惜我不能同时走两条路，
我选择了人迹罕至的一条，
从此踏上截然不同的征途。
可是，弗罗斯特的诗中所描述的情境和他当时的情况并不吻合。大萧条期间，弗里德曼进入大学，那时经济学可不是一条人迹罕至的路。相反，那是最热门的专业。他说，选择经济学是因为它和当时的社会问题有关联，同时也和他那一代人所面临的其他问题有关联。但这里留下了悬念：弗罗斯特的诗与此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引用它？
也许，诗中有关路的选择，透露了某些弗里德曼引用诗句时想要隐藏的信息。虽然在大萧条时期选择经济学绝非走冷门，不过弗里德曼随后在经济学领域的职业生涯却走向一条无人涉足的漫长道路。这是有意而为之吗？为了解答大萧条带来的问题，弗里德曼不附庸主流，几乎是独立地进行研究。他反对已经获得业内人士压倒性支持的凯恩斯政策。弗里德曼在有生之年看到了他很多思想被年青一代经济学家视为共识。因为卓越不凡，他备受关注：他的说服力、风格和魅力影响深远。对于弗里德曼而言，这条孤独的路的确令很多事情变得与众不同。
从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侧面，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回想自己选择经济学生涯时，也坦言是从弗罗斯特的一首诗中吸取了灵感。
每当想起那个春日下午，我在新英格兰一小林子里散步时突然决定要当经济学家而不是物理学家，我就浮现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小诗：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我真想知道，假如当初我选了另一条路，一切会变成怎样。（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总之，通常情况下，传记尤其是自传，是强有力的。传记对于理解经济学和经济学思想的演变不可或缺，要普遍地相信这一点需要观念上的飞跃。我们不能简单地拿经济学现状与一些可能存在的合理反事实做有意义的比较。也就是说，在这一卷里，23位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的演讲系列给出了铁的证明：传记很重要。我们已经看到，现代经济学中大多数重要的发展并非凭空而起，而是和获得者的背景、学术环境、与老师和同事的交流、对关联性和严密性的渴求，以及市场竞争下产生的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对获奖者个人来讲，他们所走的路，有时是偶然因素促成的，有时却不是。跟随这些大师的演讲进行一次学术之旅，不仅是令人着迷的阅读享受，而且能拓展我们对当代经济学思想发展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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