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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胡舒立
高昱的文字秉心直言，本书犀利之中又有几分反讽。如何尊重、保障乃至强化民众的表达权，是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必要解答的问题。
王巍
高昱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带领的《商务周刊》杂志团队是中国市场经济启蒙与破晓的啼血子规，不屈不挠地鼓与呼。这本书的许多文字都给我们留下了时代的记忆，重温便是体会社会的进步，或是心痛。
赵汀阳
高昱对公共话题的反思性分析，构成了这些社会问题的一种历史备案。
赵楚
有洞察力的社会观察，节制而坚定的公共批评，本书是一个典范。
刘军宁
这本书告诉我们，国人苦体制二字久矣，而当体制成为挡箭牌的时候，媒体就是对丑恶的终极约束。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高昱，新闻从业时间将近20年。而过去20年，恰是中国经济、社会，乃至体制变迁*的一段时期，它犹如一开一合的潘多拉魔盒，藏着层出不穷的时事、人物、变革。
胡舒立
高昱的文字秉心直言，本书犀利之中又有几分反讽。如何尊重、保障乃至强化民众的表达权，是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必要解答的问题。
王巍
高昱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带领的《商务周刊》杂志团队是中国市场经济启蒙与破晓的啼血子规，不屈不挠地鼓与呼。这本书的许多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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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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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取作者近年来发表在国内重要财经杂志《商务周刊》、《财新新世纪》，以及腾讯大家栏目上优秀，且广为人知的文章。系统梳理后，文章将被分为百姓、社会、制度、经济等六个层面，向读者立体展现当下中国的喜怒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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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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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媒体人，财新《新周刊》副主编，财新传媒编委，原《商务周刊》主编。曾主导完成《达芬奇案中案》等轰动全国的调查报道，对中国社会有非常深刻、独到的认知和解读，曾获腾讯网2012年度最具影响力作品“年度财经报道奖”、南方周末2012年度传媒致敬“年度调查报道”奖等多项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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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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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自序
众声喧哗，却无可相信
引言
当体制成为挡箭牌
第一篇：国家与人民
人民需要放鞭炮
艾滋病人死于谁手
一届政府的怕和爱
我们需要有担当的政府
刑讯逼供救了黑社会老大刘涌？
黑老大刘涌死了，法治不能死
矿工之殇，中国之殇
为什么是纪委查出了陈良宇
推迟退休对谁有利
媒体是对丑恶的终极约束
《建国大业》与托克维尔
庶民的被胜利
李庄被伪证和法律被提问
疫苗事件的11000000和1000000
官员贪污刑罚，由死缓改判60年监禁如何？
日本地震的中国回想
第二篇：政府与市场
喝狼奶的垄断
国人苦三桶油久矣
政府监管靠得住吗？
人民为什么抛弃人民医院、人民铁路？
谁为被拆迁者自焚负责
被告上美国法庭的辽宁省政府
为什么以法治国成了笑话？
种龙种、得跳骚《行政许可法》缘何被异化
在立法过程中设租，是寻租的更高级别
政府被大产业寡头集团俘虏了
警惕又一轮政府投资分肥四万亿投资公布前的不祥预感
经济危机时期，政府不应鼓吹民众消费
第三篇：改革没有浪漫曲
投资热潮几乎都发生在政府换届年
郎咸平质疑私人侵吞国有资产，错了吗？
是否仍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官员们化私为公再化公为私的世俗智慧
母猪补贴与政府改革
国企走出去，身份由蜜糖变原罪
不要庸俗化自主创新
孟加拉人民给中国人民银行上的一课
致西方人的一封信
疯狂的单行道论躺在自然资源废墟上的求财之道
跳出北京治拥堵
改革亟需重建的共识
战胜重重艰险的力量何在?
改革之路为何越走越难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忧思
第四篇：商业与人生
没有英雄，只有职业
活着就意味着希望关于非典、伊战以及张国荣身故的记忆
保卫传统！保卫春节！
10岁的新香港有身份认同危机吗？
做坚定的自己
让我们再次相信爱关于2008年冬南方冰灾的感悟
明天更漫长关于2008年汶川地震的反思
赈灾与伤害汶川地震一周年祭
寻找身份的中国人
台湾老兵的力量
迈克尔杰克逊的哀荣与宛如处女的世界
富士康悲剧真的无解吗？
让我们站着把钱挣了
审视壹基金，宽容陈光标写在郭美美事件前的慈善基金反思
诛心的生活智慧：小惠可以给，大恩不能施
第五篇：教育与居住
当教育也开始看人下菜碟
北大传统的与时俱进及其问题
大学校长们应该告诉毕业生什么
社会精英更需要教育
年度汉字不是涨，就是拆
经济适用房挡了谁的财路
请给任志强松绑
房子薄利多销，是解救经济危机的最后一根金稻草
降房价，终结土地财政才是纲举目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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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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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众声喧哗，却无可相信
这本集子收录了我2002年2011年在《商务周刊》杂志担任主编时撰写的部分文字，以及2011年下半年转到财新传媒工作后，写下的一些时代记录。
我不算是个勤奋的作者，但十年下来居然也写出了200多篇文章。感谢东方出版社的编辑同仁，他们不嫌粗陋，鼓励我由这200多篇中整理出部分没有随时光的流逝而失去生命力的文字，从国家与人民、政府与市场、商业与人性、改革没有浪漫曲等几个方面，给过去的十年做一个总结，或者说，一个交代。
我离开《三联生活周刊》到《商务周刊》的2002年，正值中共十六大召开。这次会议不仅是胡温新政的开端，亦是中国媒体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十六大报告中，首次明确区分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一场涉及所有制的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开始启动。
《商务周刊》应运而生，参与了市场化纸媒由生到盛再到衰落的十年，应该说始终站在中国经济时事报道的第一线，也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自入世后时而高歌猛进、时而于停滞中失衡的十年。我撰写的这些文字，正是这十年里我们与中国经济社会大变局同呼吸、共命运的所思所想。回看这些文字，总能想起那些杂志付印前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光着脚敲字的日子，有喜悦、有愤怒、有期盼、也有忧虑。那确实是闪烁着金色光芒的岁月。
我曾对同事们说，记者就是时代的异教徒，他不能躺倒在任何既有的主义、思想、理论乃至事实的怀抱。他没有投降的幸运，交出自己的大脑和灵魂，让自己沐浴神迹的光辉，不管是镜子这边的，还是镜子那边的，即使那里曾经布满我们绚丽的想象。这是我一贯的职业观。在写这些评论时，我也希望自己能够不人云亦云，提供给读者的是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自由思想、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
然而，这无疑又是困难的。我这十年写作生涯，一些文章发表后，在网络上被万众叫好的时候有，被汹涌网友骂成五毛、走狗的时候也有，被斥为西奴、带路党的时候更不少。这是多少年来我们的单向度教育制造的悲哀。我们的教育多少年希望塑造的都是肯定性的文化和驯服型的社会人；乌托邦被现实粉碎后，则像钟摆一样滑上相反的方向彻底否定性的文化，以及民粹主义的暴躁与戾气。
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的悖论：信息和信息来源虽然空前的多，但也空前的同质化和碎片化；这个社会已经能同时存在多元的声音，但每个人似乎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并都从无数周边琐事和媒体报道的新闻中，选择性吸取符合自己偏好、强化自己观点的信息；我们可以容忍与己不同的观点，但对于持相左观点的人，则非常容易以诛心之论，言之凿凿地揣测别人的险恶动机，严肃的就事论事的讨论很难完成；微博、微信等互联网交互工具极大拓展了我们发表观点和听取观点的渠道，但收听、拉黑、朋友圈等功能又使我们的耳目越来越内卷化，所有最初热火朝天的网络论坛，最后都会沦为一小批精英人物的讲坛；大V知识分子们热衷于给自己或对手扣上标签，不断地拉帮结派，却稍有相悖就无情切割
这所有的悖论，其实都是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的写照：它众声喧哗，却无可相信。
作为媒体工作者，这是我们常有的无奈，却也是我们工作的真正价值所在。莎士比亚写道：不要害怕，这岛上众声喧哗。人们不再相信，并非没有需要，而是缺乏可信的信息内容。无论事实真相，还是基于事实真相的分析评论，都是这个时代的稀缺资源。现在不仅政府官员，专家、教授、媒体都身陷塔西陀困境又称塔西陀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陀。公信力遭遇危机，无论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会被认为是在说假话、做坏事。那如何重建公信力？别无他法，坚持说真话、做好事，总有一天，人们会重新聆听你的声音。所以，很多人对媒体的未来感到悲观，很多人离开这个行业，我不这样想，我还会坚持地写下去。
但是，我绝不同意，也绝不敢于自矜这些写作离真理有多么近，对社会有怎样的教化功能。民众不再需要灌输，他们需要的只是尽可能客观的事实真相，以及思想超市里可供他们挑选的观念。他们需要独立思考，同样，我们这些专职的信息提供者也需要独立思考和独立写作，哪怕现实依旧逼仄，前程坎坷晦暗。
要感谢过去十年陪伴我沿着这条崎岖小路一直走来的人们。我的《商务周刊》的同事们，他们是我很多文章的第一批读者，并且在《商务周刊》有限的生命里，始终忍受着来自理想与现实的多重压力而无怨无悔。还有我的父母、爱人和我的女儿，家庭的爱和温暖，是我们这些人到中年的笔耕者心底里那团不灭的火光，足以让我们在任何短暂的迷惘之后，再度踏上孤独而忧伤的征途，不倦地呼号。引言当体制成为挡箭牌
前一段看到一则消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法规与监督司的一位副司长在谈到虚假中医医疗广告的问题时说，在中医医疗广告的监管当中，有一些体制机制的问题，在衔接上、配合上，在一些制度设计上，确实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中医归我们来管，中药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来管，而且药材、中成药等涉及方方面面，尤其是中药材更复杂，涉及农业的、海里的、山上的、动物的，一个部门管理不太可能，多头管理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不少人称赞这位副司长的表态，认为其作为身处体制内的政府官员不讳言体制问题。
按评论家赵楚的话说，这种赞扬颇有些充外宾的味道。中国早已过了连批评个体制都犯忌讳的年代，何况这还只是某个具体行业的监管体制。事实上，批评体制早已从民间蔓延到朝堂之上。2013年两会期间，进入最后一年总理任期的温家宝曾对新闻媒体说，自己服务国家45年，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从来没有谋过私利，他说有些事情没有做好，要归咎于自己的能力有限以及体制问题。而好的体制让坏人变好人，坏的体制让好人变坏人这样的常识，近年来也经常可以从党报党刊等体制内喉舌的文章中看到。
遇到问题就批判体制的套路如此流行，以至于连那些腐败的直接参与者也学会了把责任推诿到体制身上。根本原因还是体制有问题，体制就是这样，你让我们怎么办，自我从事新闻工作以来，这样的话不知道听多少个官员振振有词地说出。在野的论者批评体制可以获得匕首投枪的赞誉，当在朝的权力者也习惯于把屎盆子扣到没有人格的体制二字头上，就等于放弃了哪怕最微小的改善努力体制不变，再张罗都是白搭，体制要变，但得审慎论证、综合考量、稳步推进，这样的官腔逻辑强大到让你无法反驳。
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来追逐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罔顾生民权利，是任何时空都会存在的现象。可怕的是一个国家或体制无法有效地予以惩戒，也无法通过自我纠错，遏止由于体制缺陷而导致的腐败泛滥，丧失了将某些特殊利益或目的与一般利益或目的区分开来的能力，形成制度性的腐败；而更可怕的是，当权力者也习惯于把屎盆子扣到没有人格的体制二字头上，就等于放弃了哪怕最微小的改善努力。
有些体制或体制的某些政策会导致有违人性、有悖良知的错误，在体制尚未改变之前，政府作为体制政策的执行者，应有维护底线的责任，如此则类似陕西镇坪强迫孕妇引产七月大胎儿的惨剧可以避免。但是如果每个体制中掌握着稀缺权力资源的人换言之，他本身就是既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都把体制问题看作个人难以扭转的常态，自我安慰、自我豁免，竞相成为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作恶者，制度性腐败的既成事实性和难以扭转性，像挡箭牌一样庇护、放任乃至制造更泛滥的个体腐败与作恶。如此循环往复，洪洞县里无好人就可能不再是一句玩笑话了。
事实上，中国所有的体制，并非工人农民制定出来的，官僚阶层原本就是体制的始作俑者，并且是执行体制的过程中，成为体制所划分利益的最大得利者。因此，对于所有的体制之恶，他们负有天然的责任。推动恶的体制获得改善，是他们进入这个体制的第一天起就必须承担的义务，中国古代天子死社稷、公主远和亲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最后一点，民众固然有权利、更有必要批判既有体制，但更重要的是要求获得参与改变体制的权利，否则，如果仅仅停留在口头批判，任由权势者继续掌控所谓体制机制的制定权，则任何体制改革很可能演变成权势者对公共资源和民众资产的再一次分肥，对公共空间和公民权利的再一次剥夺。我们看到，几乎每一件啼笑皆非或者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后，人们都首先批评体制问题，然后是呼吁加强监管。比如，问题企业带病上市，人们批评发审体制，呼吁证监会加强监管；国企拿到银行贷款去放高利贷，人们批判投融资体制，呼吁银监会加强监管；医患矛盾，人们批评医疗卫生体制，呼吁卫生部加强监管连日本大地震抢盐、郭美美炫干爹，人们都在批评体制有问题，呼吁加强政府监管。表面上看，这是在批评政府办事不力，但在现实中，要求政府加强监管的呼吁，却正中政府的下怀帮助权力扩大干预边界。监管依赖症的必然结果是什么？是权力分配资源的权贵资本主义，是权力控制秩序的警察国家，是权力任意揉搓权利的集权依赖。
归根到底，在民众无权决定体制这个最根本的政治体制问题没有改变之前，对各个具体政治、社会、经济体制的批评，都逐渐沦为既有体制中人推卸个体责任的借口；任何对具体体制的所谓改革，也都有为虎作伥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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