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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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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梁启超研究国学经典的心得与方法的总结之作，围绕学术界及读者所关注的重点问题，讲述了国学典籍的历史，尤其注重哲学与经学的结合，关注哲学与人生的联系，叙述简洁明了，观点明确新颖，为了解梁氏治学思想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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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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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思想家、政治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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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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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总 论
第一章 辨伪及考证年代的必要
第二章 伪书的种类及作伪的来历
第三章 辨伪学的发达
第四章 辨别伪书及考证年代的方法
第五章 伪书的分别评价
分论经部
第一章 《易》
第二章 《尚书》
第三章 《诗》
第四章 《三礼》
第五章 《春秋》及其三传
第六章 《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分论子部
读书分月课程
序
学要十五则
最初应读之书
读书次第表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期读法
序
（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
（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
（丙）韵文书类
（丁）小学书及文法书类
（戊）随意涉览书类
附录一 最 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附录二 治国学杂话
附录三 评胡适之的《一个最 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自 序
《论语》《孟子》附论《大学》《中庸》《孝经》及其他
《史记》
《荀子》
《韩非子》
《左传》《国语》
《诗经》
《楚辞》
《礼记》《大戴礼记》附《尔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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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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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辨伪及考证年代的必要
书籍有假，各国所同，不只中国为然。文化发达愈久，好古的心事愈强。代远年湮，自然有许多后人伪造古书以应当时的需要。这也许是人类的通性，免不了的。不过中国人造伪的本事特别大，而且发现得特别早，无论哪门学问都有许多伪书：经学有经学的伪书，史学有史学的伪书，佛学有佛学的伪书，文学有文学的伪书，到处都可以遇见。
因为有许多伪书，足令从事研究的人扰乱迷惑，许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为伪书所误。研究的基础先不稳固，往后的推论、结论更不用说了。即如研究历史，当然凭借事实考求他的原因结果。假使根本没有这回事实，考求的工夫岂非枉用？或者事实是有的，而真相则不然，考求的工夫亦属枉用。几千年来，许多学问都在模糊影响之中。不能得忠实的科学根据，固然旁的另有关系；而为伪书所误，实为原因。所以，要先讲辨伪及考证年代之必要。约可分三方面观察。
史迹方面
研究历史，最主要的对象专在史迹方面。因为书籍参杂，遂令史迹发生下列四种不良现象，很难一一改正，把研究的人弄得头昏。
一、进化系统紊乱。我们打开马骕《绎史》一看，里面讲远古的事迹很多，材料亦搜得异常丰富。假使马骕所根据那些无穷资料全是真的，那末，中国在盘古时代，业已有文明的曙光，下至天皇、地皇、人皇、伏羲、神农、轩辕，典章文物，灿然大备;衣服器物，应有尽有。文化真是发达极了，许比别的古代文明，还高得多。
不说《绎史》，就打开最可靠的《汉书艺文志》，里面载神农、黄帝时代的著作，不知道有多少，至于伊尹、太公的著作，更是指不胜屈。要是那些书都是真的，则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进化原则，刚刚相反。所谓黄金时代，他人在近世，我们在远古：中国文明，万年前是黄金，千年前是银，以后是铜，渐渐地变成为白铁。若相信神农、黄帝许多著作，则殷墟甲骨，全属假造。不然，就是中国文明，特别的往后退化。否则，为什么神农、黄帝时代已经典章文物灿然大备，到商朝乃如彼简陋低下呢？
《绎史》所根据各书，与《汉志》所载神农、黄帝著作，皆本无其书，由后人伪造假托。诸君在小学、中学所念中国历史教科书，里面所载神农、黄帝的事很多（最近出版的教科书许改变了）。其时程度极高，世界所有文物，大体倶已齐备，我们觉得真可以自豪了。不过，古代那样发达，为什么老不长进？旁人天天进步，自己天天退步，我们又觉得非常惭愧。其实原本不是这回事，是书籍参杂，把进化系统紊乱了。
姑且放下古书不讲，稍近点的如《周礼》，向来的人，都说是周公所作。不过，其中所讲地理民情，全为战国时秦汉间的事物。如果相信《周礼》，则周朝声教所及，与战国及秦汉差不多。然事实不如此，民族是慢慢地涨，起初占据一小部分，后来扩充得很宽。造《周礼》的人，看见当时文化如此，依榜现实的社会，构成理想的社会。所以把一千年后的战国或秦汉同一千年前的周公时代，弄成一样。如果《周礼》是真，周朝八百年，可谓毫无进步，自春秋经战国及秦到西汉，中间一千多年，一点亦没有进步。然事实不如此，因书籍年代不分明，历史进化系统全给扰乱了。我们读史的人，得这种不正确的观念，对于民族的努力上，大有妨害。
二、社会背景混淆。这一条与前一条所讲，内容差不多，稍微有点不同。我们读古书，不单看人看事，还要看时代背景、一般的社会状况究竟是怎么样。因为书籍是假的，读书的人，往往把社会背景弄错了。即如《西京杂记》，分明是晋人葛洪所作，后人误认为西汉时刘歆所作。葛洪同刘歆，相距三百多年。葛讲东晋时事，刘讲西汉时事。若以《西京杂记》作为东晋时的资料，那就非常正确；若以此书作为西汉时的资料，说西京即是长安，那便大错特错了。
又有一部小品小说，名为《杂事秘辛》，此书疑即晚明时杨慎用修所作。杨老先生文章很好，手脚有点不干净，喜欢造假。据他说，由一处旧书摊中得来，内容讲东汉时梁冀家事，其时皇帝选妃，看中了梁大将军的小姐，由皇太后派一个保姆，去检查梁小姐的身体。文章描写得异常优美，但是全非事实，系杨老先生自掩笔墨，假托为汉人作品。
假如杨用修坦白地承认是自己作的，明人小说已曾能够有此著作，在文学界，价值不小。但是他不肯吐露真相，偏要说是汉人作的。后来的人，不知底细，把他当作宝贝，以为研究汉代风俗、典礼、衣服、首饰的绝好资料，那就错了。我自己许多年前，曾上这个当，把他当作汉代野史看待。其中有讲缠脚的地方，本是作者自不检点所留下来的破绽。明时缠脚，因而想到汉人缠脚，若相信这部书是汉人作品，因而断定缠脚起自汉朝，不起自五代，岂非笑话。
三、事实是非倒置。现存的有两部书，因为其中有假，很足以淆乱是非。一部是《涑水记闻》，一部是《幸存录》，都是野史。《涑水记闻》，向称宋时司马光作。原书虽是真的，许是未定稿。后代的人，因为司马光声名大，易于欺世骇俗，于是抽些出来，加些进去，以为攻击造谣的工具。其中对王安石，造谣特别多，攻击得特别利害。平常人骂王安石无足重轻，若是司马光骂王安石，那就很有力量了。实则光书虽有，已非原物。光之孙司马伋，曾上奏书，称非其祖父所作，其故可以想见。现存的《涑水记闻》，攻击阴私之处颇多，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虽不相合，最少他的人格，不会攻人阴私，这是我们可以当保的。后人利用他的声名，把攻人阴私的话，硬派到他身上。这就是因为造假，使得是非错乱。《幸存录》，一向都说是明末夏允彝作。夏是东林党人，人格极其高尚，我们看他不会作《幸存录》那种作品。书中一面骂魏忠贤，一面骂东林党。造伪的人，手段很好，使人看去，觉得公道：忠贤固非，东林亦未必是。还是自家人，出来说公道话，黄宗羲曾讲过，《幸存录》真是不幸存录，并且说原书非夏允彝作，夏不会说那种话。虽然如此，《幸存录》至今尚在。我们要研究明末政治，不能不以此书作为参考。假使是栽赃，并不是夏作，亦许早佚，亦许无人过问。因为尊重这个人，遂保存了这部书。这是史迹上最可痛恨的事情。
四、由事实影响于道德及政治。有许多史迹，本无其事。因为伪托的人物伟大，遂留下很多不良的影响。譬如孔子诛少正卯，何尝有这回事，但是《孔子家语》言之綦详。《家语》以前的著作及周秦诸子，亦有一部分讲这件事，称孔子与少正卯，同时招生讲学。二人相距不远，好像燕大和清华一样。孔子的学生都跑到少正卯那儿去了，孔子异常生气，得政后三天，就把少正卯捉来杀了。后来儒家津津乐道，以为孔子有手段，通权达变，还有许多人想去学他。
我们看诛少正卯的罪名，是言伪而辩，行僻而坚，润泽而非，记丑而博四句话。这分明出于战国末年刻薄寡恩的法家。他们想厉行专制政体，就替孔子捏造事实，以为不只法家刻薄，儒家的老祖宗，早就如此呢。其实孔子生在春秋时代，完全是贵族政治，杀一贵族，很不容易。孔子是大夫，少正卯亦大夫，又安能以大夫杀大夫？最妙是那个时代前后三事，完全一样：最早是齐太公杀华士；其次是郑子产杀邓析；又后才是鲁孔子诛少正卯。都是执政后三天杀人，同一题目，同一罪名，同一手段，天下万无几百年间，同样事实，前后三见，一点不改之理。这分明是战国末年的法家，依附孔子，捏造事实。后代佩服孔子的人，以为有手腕；攻击孔子的人，以为太专制。其实真相不然。若冒昧相信，岂不误事。
《家语》是伪书，且不用说。《论语》算是最可靠了，但依崔东壁的考证，真的占十之八九，最后几篇还是有假。《阳货》第十七说：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子路不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下面一段，又说：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公山弗扰、佛肸两人先后造反，都请孔子去帮忙，孔子都欣然欲往，卒以门人之谏而止。恭维孔子的人，以为通权达变，爱国忧民；骂孔子的人，就说他官迷，出处不慎。其实公山弗扰，乃季氏手下家臣，费又是季氏采邑。孔子当时作鲁司寇，公山弗扰好像北京的大兴县知事一样，孔子好比司法总长，岂有大兴县知事造反，司法总长跑去帮忙的道理？这个话，无论如何说不通。关于公山弗扰以费叛的事迹，《左传》中言之极详，可以不辩。至于佛肸以中牟叛时，孔子已经死了十余年，佛肸虽愚，万不会请死人帮忙。孔子纵想做官，亦不会从坟墓中跳起来。亲于其身为不善这件事，《说苑》中考证得很清楚，亦用不着辩。上面两段话，因为在《论语》中，大家不敢怀疑，一般腐儒故意曲为辩护，尤为可笑。事情的真相紊乱了，使研究历史的人头痛眼花，无从索解，还是小事；乃至大家尊重孔子，就从而模仿他的行为，或做了坏事，用他作护符，于世道人心，关系极大。
这种捏造的事实，不仅影响于道德而已，于政治亦有极大影响。譬如《周礼》职官，名目繁琐，邦畿千里之内，平均起来，不到十里，即有一个官。好像学校之内，不到十个学生，即有一个教员，岂非一件极可笑的事情。后代冗官之多，全由于此。又如太监制度，在历史上，劣迹甚多。但是因为《周礼》都有太监，后世人有所借口，明知其坏，仍然一代一代的实行。汉代的王莽、宋代的王安石，都是相信《周礼》，把政治弄得一塌糊涂。从好的方面说来，只是过信；从坏的方面说来，便是利用。本来没有那种制度，自欺欺人，结果个人固然上当，全国政治亦糟到不可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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