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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作者历时近10年，采访十几位参与过各种类型的红旗车的设计和生产过程的汽车行业老前辈，通过他们的口述，把红旗车诞生和发展的脉络和细节立体丰富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每个被采访的汽车行业前辈都从自身的角度讲述跟红旗车的渊源，给读者还原出一个*接近真实的红旗车的历史。
很多被采访的老人家都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不少人在近年相继离世，那段历史随着这些老人的离世也逐渐被尘封。这一现象也让这本书的史料价值更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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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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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帮宁：《汽车商业评论》常务副总编，十多年来，专注中国汽车人口述历史的采访，已出版中国汽车人口述历史丛书之一《拓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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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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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
给毛主席送东风 口述 史汝辑
中国第一辆轿车东风和第一辆量产轿车
红旗CA72
的研制细节。
041
攻关液压挺杆 口述 李刚
58 年前，他带领突击队员攻关红旗
发动机液压挺杆核心技术。
061
轿车厂终身厂长
口述 范恒光
他亲历了将第一批红旗、第一辆三排座
红旗CA770 送到北京的过程。
087
跌宕酸楚的设计生涯
口述 吕彦斌
他画出了中国第一张汽车结构剖视图，
还设计了一汽厂标及纪念章。
117
红旗CA770 制造始末
口述 王振
他的经历可分为参加革命打土匪；抗美援朝上战场；加入一汽造轿车。
133
在不可能中诞生 口述 刘经传
他是当年东风轿车处女航中的唯一乘客。
153
红旗保险车总设计师
口述 李中康
一辆涉及国家五个部委和一个汽车厂的
防弹保险车。
173
红旗精神
口述
赫世跃
他上任后接手的第一项任务就是
为建国35
周年做检阅车。
195
被遗忘的红旗设计师
口述 贾延良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设计了红旗系列中
最成功的产品CA770。
207
金葵花与红旗
口述 艾必瑶
中国第一代汽车造型女设计师揭秘
金葵花喇叭按钮设计细节。
233
廓清红旗往事 口述
华福林 杨建中
第一辆红旗轿车的底盘设计者
和发动机设计者回忆往事。
261
华福林的最后一程 口述 张超 王焕 李传海
他们从不同角度讲述一个外界可能知之不多的中国汽车底盘专家。
273
当年的骨气和精神
口述 王季荃
她为我们再现艰苦年代下，红旗轿车诞生过程中的每一个辉煌片断。
287
不一样的回忆 口述 智百年
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个大前提下，
红旗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政治产物。
305
红旗钣金工 口述 赵国相
第一代红旗轿车钣金工
如何用手一点一点地敲出钣金件。
317
红旗检阅车史
共和国的阅兵史也是一部红旗检阅车史。
328
我们的红旗 我们的梦
333
后记 听岚清同志讲红旗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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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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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CA770 制造始末
他的经历可分为参加革命打土匪；抗美援朝上战场；加入一汽造轿车。
1927年5月，王振出生于辽宁省铁岭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有5个哥哥、3个姐姐。由于家庭生活困难，他考上伪满国民高等学校后，不得不勤工俭学。
王振这一生的经历可细分为三部分：参加革命打土匪；抗美援朝上战场；加入一汽造轿车。他性格刚强、文武兼备。
大约5年前，他做了直肠癌手术，此后一直在家休养。当年春节，楼上小孩到屋外放鞭炮，他出去看热闹，因躲避不及，被鞭炮震聋了耳朵。2009年的夏天，他的小女儿因病离世，给他和妻子带来严重打击。
2011年5月，王振在长春去世，享年84岁。
重回轿车厂
我是怎么接触轿车的呢？1958年，一汽搞两排座红旗轿车CA72时，还没有轿车厂，各个部件分散生产，如发动机车间生产发动机，底盘车间生产底盘，
最后集中起来总装。1959年， 一汽盖了总装车间， 我当热处理车间主任兼生产处副处长，主管红旗。两排座红旗轿车一直生产到1960年，作为检阅车参加过1959年的建国10周年大庆，后来因质量问题，停做了一段时间。
这期间，我坚持白天上班，下班后上夜大学（当时的夜大学叫做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为吉林工业大学的前身，王振的爱人在夜大学上班），从晚上6点学到9点，学制6年。
1959年年底，夜大学还没念完，我就被调往北京，在一机部政策研究室工作。两年后，我回到吉林省委财经领导小组，当时的省委书记是赵林。
1963年3月，我又回到一汽。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我正在省委开会，途中去上厕所，遇到王少林同志（原一汽副厂长）。他说：王振，郭力同志正到处找你，你快去吧。
我找到郭力，问他找我有啥事儿。
郭力说：（当时的轿车厂负责人，在从伊通回吉林市的路上发生车祸，撞伤了好几人）出事了，轿车厂缺人，你去干吧。
就这样，我便在轿车厂当起了副主任。当时的轿车厂已经停止生产，工人们都去搞农场等副业。
郭力说：没别的，王少林同志讲了，要把红旗（轿车）搞起来。
我说：我们先研究老红旗（车）是啥毛病，为何不能用。
紧接着，我们就搞调查研究，搞了一个多月，找出了两排座红旗轿车的42个质量问题，其中一类问题20项，二类问题22项。所谓一类问题，就是不解决就不能出车的要害问题，像刹车跑偏、发动机熄火、车门关上后打不开等。其他如车到处乱响、喇叭不响等，属于二类问题。
轿车厂提出质量第一的口号，随即成立了20多个质量攻关队，每个攻关队都包括工艺员、设计员和生产员。攻关队用了近4个月的时间，把这些质量问题全解决了。
1964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5周年大庆，我们做了20辆新改进的两排座红旗轿车。轿车厂派崔洪松等同志把车送到北京。这些车在北京使用得不错，中央用它们替换了苏联吉姆轿车，来迎送参加国庆大典的外国宾客。
重新设计
回过头来讲为什么要搞三排座红旗轿车CA770，这有个特定的历史背景。
当时中央领导坐的都是苏联车，苏联车又分为这么几种：吉斯115， 防弹保险车5辆，供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等5人乘坐；吉斯110，三排座车，供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以上的领导乘坐；吉姆车，苏联高尔基汽车厂生产，供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和部长们乘坐；胜利牌车，是厅局级领导的公务用车。
但在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全部撤走。苏联不再给我们提供汽车配件，导致在中国使用的这些苏联车没零件可换。我到北京做调查时就发现，吉斯115和吉斯110全部停开，朱德总司令的防弹保险车还被拆卸。
另一个背景是， 一汽生产的两排座轿车又不能代替这批苏联车。这种情况下，部里领导就下决心要给中央领导换咱们自己生产的高级轿车。1964年，一机部部长段君毅到一汽，在轿车厂跟我讲：中央领导同志坐老（CA）72肯定不行，它是两排座的，质量也不大好。要上三排座，给中央领导换车。
段部长还放出狠话：王振，你搞不出来，我拿你是问。
我跟段部长在部队时就认识，彼此相当熟悉。
我说：放心吧。
1965年，中央下命令，要在10月1日前试制出一辆具有先进水平的三排座红旗高级轿车。
说实话，要生产三排座轿车不容易啊！三排座轿车首先要求现代化。现代化是啥？谁也不知道。我们那时不能去国外，也不知道外国车是怎样的。上面领导对三排座轿车的外形提的要求是美观、大方、庄严，富有民族色彩（段君毅语），同时还要求在老两排座轿车的基础上设计。
我们赶紧找样车。当时我们手里只有一辆英国女皇坐过的劳斯莱斯，
这是汽车局专门从香港买来给我们的。那时不像现在能很方便地买到车， 我们要最好的车，但谁也不卖给我们。汽车局局长胡亮给我们出点子，让我们去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同志坐的奔驰600。
我带着赵世芳、路宝根、李棣华、唐德一行5人去中南海，正好遇上陈毅副总理的警卫员、司机老李，他正在擦奔驰600。中央警卫局曹科长介绍说：这是（一汽）轿车厂的王厂长，他们想看看奔驰600。
老李也挺不客气：你看看人家的车，再看看你们那两排座轿车，咱们怎么就做不出来？汽车厂都白吃饭？
我跟他开玩笑说：不让我们出国，我们也不知道外国车长啥样。你说奔驰好，我们也没见过。
老李就给我们详细介绍了奔驰600的性能和特点。这样吧，我拉你们走一圈。他说。
我们坐上奔驰600，从中南海6号门出去，顺着长安街，开到五棵松。警察都知道这是陈毅的车（当时全国就只有这一辆），所以我们一路畅通无阻，感觉确实不错。但光看是看不出什么名堂来的，至少也得测一测、量一量，才知道具体尺寸。我们向部里申请，能不能把奔驰600给我们做样车。
陈毅最初没同意， 但接着事情就有了转机。在一汽流传的一种说法是，陈毅同志当时兼外交部部长，有一次他接待外宾，到前门的全聚德吃烤鸭。但他进去以后就出不来了，因为他的车一来，老百姓都知道是陈毅
副总理来了，都要来看他，他只好从后门回到中南海。
周总理知道这件事后，就说：你招摇过市，把车给人家算了，他们给我们做高级轿车。陈毅这才答应了。
轿车进入设计阶段，此时离国庆节还有不到半年时间。庆幸的是，参与设计、工艺的这些技术人员，有不少曾参加过东风、红旗轿车的试制以及两排座红旗轿车的质量攻关。他们同时展开对发动机、变速箱、刹车、双管路的研究。
我们先研究样车。劳斯莱斯看起来很高贵、车身长， 试车时有些摇晃，但内饰不错。奔驰600外形不错，开起来挺稳，但下面老是咕咚咕咚地响，跟当时我国的路面不好有关系。
紧接着，我们就成立了车身设计组，共5人：程正、艾必瑶、贾延良、张祥瑞和邱良彪。三排座轿车车长定为5.98米。英国女皇的劳斯莱斯车长约为6.2米，奔驰600车长约6.4米，三排座轿车的车长为什么设计为不到6米呢？因为那时候的北京小胡同多，车身短点好转弯。虽然它车长短一些，但劳斯莱斯和奔驰600上的功能它都有如前面的隔音玻璃、后排的自动后座等。
在外形设计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贾延良来找我说：王厂长，这不行！
我问：咋呢？
他说：你看，有人抄我的。
我说：抄啥？各设计一个型号。于是，邱良彪、程正、张祥瑞、艾必瑶、贾延良及两个吉林工大的学生分别做了一个1：5的油泥模型。
现在车的设计都要保密，但我们那时候是公开的，而且人越多越好。油泥模型做好后，中午吃饭时，全厂职工都带着饭盒去当评委，对7个油泥模型挑肥拣瘦，提修改意见。后来，我们把每个模型的优点集中起来，做了一个1：1的主油泥模型，这就是三排座红旗轿车的外形。
但客观来说，三排座轿车更多体现的是贾延良的设计。贾延良设计的流线形，跟上了形势。贾延良那时候很超前，我记得轿车厂第一个穿喇叭
裤的就是他，我还给他们赵科长讲：告诉贾延良，让他把喇叭裤脱下去。
后来有好几次，人们问我：三排座红旗轿车的外形是谁设计的？我只能回答是贾延良、程正、艾必瑶、张祥瑞他们几人一起设计的。
我补充一段插曲。当初， 在重新设计车型还是把两排座红旗的尾巴拉长变成三排座的问题上，我跟总厂领导产生了分歧。
我站在设计人员一边。他们的意见是：两排座轿车改了以后还是两排座，无非是把后面拉长了。咱们别这样干，要干就重新设计，干个好的。
我去给总厂领导汇报，他不同意，不为别的，只是觉得没时间了。你完成得了吗？完不成中央的任务怎么办？他说，把两排座这么一拉， 不就很快吗？
但是，我们铁了心要重新设计。
领导看我们不听话，很生气：王振，我这个总厂管不了你，我不管了，你去做吧。那阵子，他去搞越野车，不到轿车厂来了。
我去找他。我说：厂长，你不能不管我们啊。
他说：这样吧，你把总设计图拿来我看，凡是车的长宽高和哪些位置有数据变动的，你告诉我。
三排座红旗样车
就在轿车厂准备试制样车时，一场意外不期而至。
1965年5月的一天，长春风雨交加、电闪雷鸣。轿车厂几万平方米的厂房都是大跃进时期用砖木盖的，哪里经受得住狂风暴雨的冲击，有些地方便裂开了。我来到车间，看到房子开裂后挡住了车床，威胁到工人和设备的安全。
我赶紧给总厂打电话。当时饶斌已调走，厂长是郭力。郭厂长，你赶紧过来，这个问题大了，我的厂房要塌了。我说，别的事我可以负责任，但人命的事我负不起。
郭力立即带着基建处的曹新、徐家宽来查看厂房，并当场决定：厂房紧急大修，轿车厂马上搬家。
我们正生产红旗轿车，这下怎么办？我有些犯愁。
我给你们找。郭力说。
我们俩冒着大雨到各分厂求援。每到一处，郭力就讲：为了61个阶级弟兄，大家都要援助轿车厂。
我们用了半天时间，分别在越野、发动机、铸模、底盘、附件、教育大楼食堂6个单位要了7块场地。加上轿车厂那条总装线，红旗共分布在8 个地方生产。
场地确定后，我们冒着大雨搬设备。轿车厂依靠自己的力量，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把几百台设备分别搬到7个场地。三排座的红旗样车以及
1966年五一 前送到北京的20辆三排座轿车，基本上都是在分散的厂房里做出来的。
这段时期，一边要搬迁，一边要试制，技术工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试制过程中困难很多，我们几乎没有模具，全靠他们做。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技术工人的作用都不可忽视。但现在事实却相反，我们更注重科技、注重专家，却不重视能工巧匠。
车身总成采取设计人员、工艺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办法。车长和车宽确定后，还要根据中央领导的身高、体形和乘车需求来确定车高和车内部尺寸。现在可以用电脑设计这些，但在当时不好办。我们只好让不同的人坐在里面测试。
为了设计驾驶室的尺寸，我们找来开车很有经验的司机路宝根、崔洪松和金文礼，让他们分别代表胖、瘦、矮三种体形的人，测量和确定他们在驾驶时所占的空间尺寸，再进行设计。
车后边最初还设计了酒柜以及放茶杯的地方，但后来取消了。悬架装置的设计，牵涉许多原理。设计师华福林在工人的配合下，进行了大胆地改进设计，使之能适应当时的路面。
我们在三排座轿车上开创性地用了框形车架。这是设计师朱子智在一本国外汽车杂志上看到的，那时国外汽车也没有这种先例。框形车架做起来很难，先要设计模具，设计完还需要找材料。我让朱子智成立一个小组，还抽调了两人：焊接工艺师孙德慎（后来当了副厂长）和老工人钱增荣（八级钳工）。
第一次设计完后做出来的框形车架效果不理想。有人开始讲闲话：你看，就想出风头，国外车都没用过，你就能用？就你能设计？还有人认为，耽误了时间不说，可能会误大事。
为此，朱子智专门来找我。我说：你别管他们说什么，咱们抓紧时间继续做。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算命先生，我们实践实践吧。
最终，试制出的框形车架的装车效果非常好。
过了差不多5个月时间，1965年9月12日，我们装出了第一辆三排座红旗样车。9 月19日，轿车厂派范恒光、崔洪松和司机徐汉普等同志把车送到北京。我虽然没去，但整个过程我都知道，他们每天晚上要打电话汇报情况。
9月20日，中央领导和国务院的同志看了三排座轿车。晚上9点，彭真同志要看车。他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已调任一机部副部长的郭力带着送车组的同志，把三排座轿车开到彭真同志的住处。他看到后非常高兴，提出要试坐新车。
长安街上，彭真一个劲儿地让司机开快些。司机说，时速已经达到100公里了。 坐在车里没觉得有这么快，真是一部好车。彭真对车的外形、性能和内饰都很满意，他说， 我们要用自己的车接送其他国家总统。
看到车后面的活动座椅，彭真高兴地说：周总理迎送外宾很累，有了这个座椅，以后就可以躺着休息了。看到三面红旗的侧标时，他问是什么意思。郭力回答说三面红旗分别代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彭真说：那也不全，还有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呢，干脆就用一面红旗吧。后来，经上级决定，侧标只保留一面红旗。
彭真看完车后说：你们把车留下，我明天开到政治局，给主席和总理他们再看看。
这下可为难了。我们只做了一辆样车， 车留下后我们就没了。郭力讲：留给彭真同志吧，他可以做宣传。
彭真每天都开着三排座红旗轿车去中南海。好多领导都想坐这个车，
都向他打听，这是哪里做的车，他们一听说是一汽做的，就向部里要车。
1965年年底，我们接到上级指示，要在1966年五一节前生产20 辆三排座红旗轿车，并送到北京，供中央政治局以上的领导乘坐。也就是说，要在5个月内生产20辆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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