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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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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大传》以时间为序，运用比较丰富的资料，对唐太宗随李渊发动晋阳起兵到创立贞观之治历史的各个方面，包括他一生的军事、政治活动和思想作风及宫闱生活等，都作了详细的叙述，评价了他在历史上的功绩与作用，也探讨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与阶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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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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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中业，曾任吉林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汉高祖刘邦转》《秦始皇嬴政传》《唐太宗李世民传》《隋文帝杨坚传》《开元盛世：天下辐辏》《战国盛世》《论衡选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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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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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留守次子 劝父起兵
一、贵族之家的英俊少年
二、隋朝末年的天下大乱
三、李渊升任为太原留守
四、李世民与长孙氏成婚
五、解雁门之围崭露头角
六、晋阳起兵的前前后后
七、西取长安的军事行动
八、唐王朝的建立
第二章 统一天下 秦王功最
一、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
二、剪灭薛举父子
三、击败刘武周
四、大战王世充
五、生擒窦建德
六、讨伐刘黑闼
七、天下统一
八、杰出的青年统帅
第三章 贵为天子 立章建制
一、兄弟三人矛盾的由来
二、东宫与秦王府的明争暗斗
三、玄武门之变
四、安定内外局势
五、任免朝廷官吏
六、三省六部制度的确立
七、并省官员
八、完善府兵制度
九、分封之议
十、修《氏族志》
第四章 偃武修文 以史为鉴
一、文学馆十八学士
二、重整弘文馆
三、尊孔崇儒
四、注释经书
五、兴办学校
六、大兴礼乐
七、抑佛崇道
八、以古为镜
九、设馆修史
第五章 静民务农 发展经济
一、静民务农
二、吞食蝗虫
三、劝课农桑
四、均田垦荒
五、轻徭薄赋
六、增殖人口
七、义仓备荒
八、兴修水利
九、年丰谷贱
第六章 修定唐律 健全法制
一、宽仁慎刑与礼法合一
二、断罪引律令
三、法令不可数变
四、用法务在宽简
五、《贞观律》是一部体系完备的封建法典
六、法者非朕一人之法
七、死刑五覆奏
八、考满不承，取保放之
九、诬告谋反及大逆者斩
十、官吏贪浊必无赦免
十一、弹纠不避权贵
十二、重视以经济立法处理经济案件
十三、重视以民事立法处理民事案件
十四、唐太宗守法举例
十五、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
第七章 任贤纳谏 君明臣忠
一、致安之本，惟在得人
二、惟求其才，才行俱兼
三、知人善任，完备科举
四、贤相辈出，一代英杰
五、广开言路，鼓励直谏
六、兼听则明，从谏如流
七、魏徵直谏，太宗一镜
八、健全封驳，尊重谏官
九、太宗纳谏有难
十、贞观人才之盛
第八章 统一边疆 政策开明
一、平定东突厥
二、平定薛延陀
三、平定吐谷浑
四、与吐蕃和亲
五、平定高昌等西域诸国
六、开明的民族政策
第九章 渐不克终 轻用民力
一、侍御史马周的上疏
二、魏徵上《渐不克终疏》
三、修建宫殿
四、意欲封禅
五、东征高丽
第十章 废立太子 临终遗言
一、承乾荒淫
二、魏王受宠
三、太子谋反
四、立储有难
五、晋王得立
六、教戒太子
七、长孙皇后
八、擅长书法
九、喜好畋猎
十、临终遗言
附录 唐太宗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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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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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偃武修文 以史为鉴
贞观初年，唐太宗同大臣们讨论治理国家的方针大计，有人认为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惟有魏徵主张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唐太宗以史为鉴，采纳了魏徵的主张，为治理国家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
一、文学馆十八学士
自晋阳起兵到平定山东，李世民统帅大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武德四年（621），李世民率东征大军凯旋回到长安，唐高祖为表彰李世民的功劳，以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开天策府。当时，统一天下的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李世民以海内浸平，开始把兴趣由崇尚军事转向到以文治国方面。于是，在秦王府的宫西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与议天下事（《新唐书儒林列传序》）。所谓十八学士的组成，有府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咨议典签苏勖，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军咨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信都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等，共十八人。这些人大都是秦王府的官员，在文学馆中是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李世民将十八学士分为三组，轮流在文学馆值宿上班。所谓更日值宿表明，这些文学馆的兼任学士，他们一般是白日处理他们本职的工作，公务之余或晚上在馆内研读经史，同时为李世民提供咨询。
李世民在文学馆内为这些学士提供丰盛菜肴，恩礼优厚，对这些学士们甚为尊重。李世民在朝请或处理公事后，稍有余暇便来到馆中，与各位学士们讨论文籍（《资治通鉴》卷189），往往是夜半的时候，他才肯离馆寝息。李世民又令阎立本为学士们图像，由褚亮为之撰写赞词，号《十八学士写真图》。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州（同上。传说瀛州有蓬莱，方丈、瀛州三位仙人，以此来比喻入选为学士犹如成仙）。
李世民所设置的文学馆，馆中的学士即是秦王府中的主要文职官员，实际上是他的智囊团，而房玄龄、杜如晦则是这个智囊团中的首席顾问。正是这个智囊团同秦王府中的尉迟敬德、程知节、秦叔宝等一批猛将们，一文一武，辅佐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取得成功，李世民本人也因此而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二、重整弘文馆
文学馆毕竟是秦王府属下的一个机构。待到武德九年（626）八月，李世民即皇帝位时，原弘文馆的学士职务上变动很大，有的已担任政府中的重要职务。秦王成了大唐皇帝，秦王府与文学馆作为机构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唐太宗于九月在弘文殿左侧设置弘文馆，贞观三年又将馆址移至纳义门西。
弘文馆设置之初，唐太宗将经、史、子、集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纳入馆中，同时精选天下文学之士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人，如同文学馆学士那样，仍然是以本官兼学士，令他们更日宿值。唐太宗在听朝、处理公务的闲隙，便将这些学士们引入内殿，讲论古今中外的前言往行，商榷政事，往往是到夜半时分，才肯休息。同时，又选取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充任弘文馆学士。
弘文馆的职责，据《唐六典》记载是：或典校理，或司撰著，或兼训生徒。事实上，弘文馆绝非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机构，所谓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表明，同文学馆一样，弘文馆及其学士，仍然有为唐太宗制定方针政策提供咨询的职责；弘文馆学士可以参加议定礼仪、律令及朝廷各项制度。《新唐书儒学列传序》说：唐太宗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闲，则与讨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
元代史学家胡三省对唐太宗设置文学馆、弘文馆一事曾评论说：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士，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然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
胡三省所说的东南儒生，即指越州余姚人虞世南和杭州钱塘人褚亮。据《旧唐书虞世南传》记载，贞观七年，世南转任秘书监，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心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怅，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
唐太宗于即位后立即设置弘文馆、与弘文馆学士商榷政事的事实表明，他是何等地重视发挥文学之士对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
三、尊孔崇儒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一直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治国安民的指导思想。唐王朝建立之初，于武德二年（619）六月戊戌日，唐高祖诏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武德七年，唐高祖至国子学，释奠于先圣、先师。武德九年，封孔子的后代为褒圣侯。
唐太宗即位后，对儒学和儒家创始人孔子尤为尊崇。贞观二年六月，唐太宗说：梁武帝君臣惟谈玄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惟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唐太宗认为孔子的学说对于他来说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这一比喻足以说明，他是把儒家学说奉为治国的指导思想的。贞观二年，唐太宗采纳房玄龄等人的建议，乃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专门设置了孔子庙堂，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据《贞观政要崇儒学》记载：贞观二年，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以上，咸得署吏。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又诏令尊孔子为宣父，在兖州特设庙殿，令二十户民家维持供养。
为尊孔崇儒，唐太宗褒扬前代的儒学大师，诏前代通儒，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玑；隋：何妥、刘炫等子孙，并加引擢。除了给予前代儒学大师的子孙以荫官的待遇外，唐太宗又尊崇先圣以来的经学大师，于贞观二十一年，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二十一人《新唐书礼乐志》《旧唐书礼仪志》作二十二人，多出贾逵一人。，用其书，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并配享孔子庙廷。
上列配享于孔子庙廷的历代儒学大师，以汉代居多。其中既有今文学家，又有古文学家。所褒扬的前代名儒，既有北学学派，又有南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可见，唐太宗对于汉代以来经学上的学派之争已不感兴趣。在天下大一统的新形势下，他是主张对经学上的各家学派兼收并蓄，各取所长，为繁荣唐代经学、建设太平盛世服务。
四、注释经书
经书是经学的载体，当时的所谓经部书籍，除了孔子所编定的经书原文之外，亦包括孔子以来历代儒学大师们的注释与解说。自南北朝以来，从经学本身的发展来说，与社会分裂局面趋向统一相一致的是，在经学上也出现了南学与北学相融合的趋势，出现了像刘焯、刘炫那样的学通南北、博极古今（《北史儒林列传序》）的经学大师。
然而，由于隋朝末年的社会动乱，图书典籍其中包括儒家经典，散乱佚失甚多。武德四年五月，王世充于洛阳出城向李世民投降，李世民率大军入洛阳宫城，命记室房玄龄先入中书、门下省，收隋图书制诏，已为世充所毁，无所获。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李世民平定王世充时，唐高祖曾命宋遵贵将东都洛阳的藏书监运长安，不幸在溯河西上时发生翻船事故，图书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唐高祖武德年间，时承丧乱之余，经籍亡逸，德棻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间，群书略备。这些记载表明，唐高祖在位时，收集散失经书的工作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唐太宗即位后立即设置弘文馆，并着手对征集上来的图书进行整理。贞观二年，魏徵迁秘书监，参预朝政。征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书图籍，粲然毕备。这条记载表明，贞观初年在秘书监魏徵的主持下，对征集上来的图书所进行的整理工作，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在对图书典籍初步整理的基础上，唐太宗尤为重视的是对经部书籍的整理。这不仅因为经书中的理论是他用来治国的指导思想，而且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尽快地校刊出一部《五经定本》已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
孔子所整理的《六艺》即西汉以来所说的《六经》，《乐》早已亡佚，只有《诗》《书》《易》《礼》《春秋》流传下来。经秦始皇的焚书，西汉时的经书在篇章字句上，流传的各本已多所不同；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局面，流传的经书在文字上的差异以及讹、夺、倒、衍之处甚多。唐王朝既已统一天下，用儒家学说的理论治国，以经书作为科举考试命题的依据，于是唐太宗于贞观四年命中书侍郎颜师古来主持这项工作。据《旧唐书颜师古传》记载：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订《五经》，师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译议，于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师古辄引晋、宋以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于是兼通直郎、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
颜师古是南北朝时期名儒颜之推的孙子，他禀承家教和祖训，在经学上有很高的修养，堪称贞观初年的儒学大师。他于贞观四年受命校刊统一的《五经定本》，历时两年有余，完成了对《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等《五经》的校订。完稿后，唐太宗召集诸儒讨论，提出很多非难意见，师古都一一予以回答，诸儒莫不叹服。唐太宗对颜师古出色地完成这一任务大加赞赏，称善者久之，并于贞观七年十一月，诏令将《五经定本》颁行天下，令学者习焉。
《五经定本》既已颁行天下，对《五经》经文的注释解说工作便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由于经学内部的学派不同、师承不同，对经书的解释也相当异歧，不能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也不利于在政治上统一全国的思想。为解决这种师说多门的情况，唐太宗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主持这一工作。孔颖达在隋末曾师事于经学大师刘焯，而刘焯又精通南学、北学，颖达向刘焯请质疑滞，多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
在孔颖达的主持下，颜师古、司马才章、王、王琰等名儒以及其他人士共二十余人参加了注释工作，历时两年有余，于贞观十四年二月终于完成。180卷的《五经》义疏完稿后，唐太宗于诏书中称赞说：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将义疏改名为正义，将《五经正义》付国子监施行，赐颖达物三百段。
在注释工作中，孔颖达等人选取王弼《周易注》、孔安国《尚书传》、杜预《左传集解》、《诗》毛传郑笺、郑玄《礼记注疏》，并根据汉魏南北朝以来的旧说和经师们的解释撰写而成，师说多门章句繁杂的弊病得以克服。《五经正义》是在唐太宗的授意下完成的。它标志着经学上的南学、北学两派的融合，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经学的总结，在经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正义》的撰写所遵循的是疏不破注的原则，这就难免出现曲徇注释文的现象，又往往流于繁琐；加之参编人员较多，水平与见解不一，部头较大，因而《正义》的乖谬等弊病亦有很多。参加编撰义疏的太学博士马嘉运，驳颖达所撰《正义》，以颖达《正义》颇多繁杂，每掎摭之，诸儒亦称为允当。因此，唐太宗又下诏更令详定。但是自贞观十七年始，孔颖达因年老退休而无法主持这项工作了。尽管《五经正义》在撰写中存有一些缺点，唐太宗仍然对孔颖达的功绩给予充分的肯定，于贞观十八年图形于凌烟阁，赞曰：道光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掞辞飚起。
《五经定本》《五经正义》的撰写，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两汉以来经学上的一大成就。从此，《五经正义》作为由国家钦定的经学教科书，直至宋代，一直被奉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五、兴办学校
唐高祖李渊即皇帝位后，于武德元年五月诏令设置国子、太学、四门生，合三百余员，郡县学亦各置生员。武德七年，唐高祖诏令州、县、乡皆设置学校，有明一经以上者，咸以名闻。高祖亲自到国子学，释奠先圣、先师，诏令王公子弟各就学校。
唐太宗即位后，对学校教育更加重视，学校教育制度日趋完备，中央、州、县三级学校均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中央的学校是国子监，亦称国学，唐高祖武德年间，国学已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唐太宗即位后亦多次到国学视察，令国子祭酒、司业、博士讲论，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贞观六年（632），国子监作为全国最高学府，下属的学校除隋时已设置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之外，又增设律学。上述六种学校的学生人数分别为三百、五百、一千三百、五十、三十、三十不等。前三种学校分别接纳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学，后三种学校录取八品以下的官吏及一般地主家庭的子弟。据《通典》卷53记载：贞观五年，太宗数幸国学，遂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其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无何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
当时在国学之内，来自四方的儒者数以千计，连同四周各国派来的留学生，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
国学的组织机构是，国子监作为国家的教育行政领导机构，置祭酒一员，总管国家的教育事业，与司业二员一道，是国学最高的正副学官，掌管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国学的六种学校中，还设有博士、助教多人，负责日常的教学工作。例如经学大师孔颖达于贞观六年召为国子司业，贞观十二年拜为国子祭酒，于国子监任职长十余年之久。其他如国子博士马嘉运、太学博士王恭、国子助教司马才章等，都是著名的经学家，在孔颖达的主持下参加过《五经正义》的撰写工作。
如果说国学的教师都是当时的经师的话，那么，国学中的主要课程则是经书。除了《论语》《孝经》等必修课程外，还有大经（《礼记》和《左传》）、中经（《毛诗》《周礼》和《仪礼》）、小经（《周易》《尚书》《公羊传》《穀梁传》），统称为《九经》。
州、县所设立的官办学校分为三等，上郡学生六十员，中下郡各五十员；上县学生四十员，中县三十员，下县二十员。在州县学校中成绩优良者，可由地方官保送参加常举考试，考试合格后送中央参加常举考试，合格者可获得做官的候补资格。贞观六年，唐太宗还诏令诸州置医学，设医药博士一人，教授学生，对各地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中央除了国学六种（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的中央官学系统外，贞观元年所设置的弘文馆，贞观十三年在东宫所设置的崇贤官，也都教授生徒，从而形成了以六学二馆为代表的官学体系。此外，在屯营、飞骑等军事建置中，也设置博士教育学生。当时，高昌、吐蕃、高丽、百济、新罗以及日本也派遣子弟前来长安求学，盛况空前。
国子监作为总管国家教育事业的最高行政机构，它在隋唐时期的出现，标志着在中国历史上于中央政府中首次设立了专门的教育行政部门，体现了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教育事业所处的地位，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六、大兴礼乐
自西周初年周公旦的制礼作乐以来，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在建国以后无不重修礼乐，唐王朝亦不例外。如果说周代所存的六代乐之一《大武》是表现周武王姬发克商的乐曲和舞蹈，那么，《秦王破阵乐》则是表现唐太宗李世民平定天下武功的乐曲和舞蹈。据《隋唐嘉话》记载，《秦王破阵乐》产生于李世民平定刘武周，收复并、汾故地后，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阵乐》之曲，庆祝对刘武周作战的胜利。这一记载表明，《秦王破阵乐》亦含有乐曲和舞蹈两方面的内容。
唐王朝建国之初，首要任务是平定天下，来不及制定新的礼乐，因而在燕享时沿用隋朝的九部乐即：燕乐、清商、西凉乐、扶南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天下已经平定，正月己亥日，高祖诏太常少卿祖孝孙等更定雅乐，为大唐王朝制定新乐。
贞观元年（627）春正月乙酉日，李世民改纪元为贞观，于丁亥日设宴宴请群臣。当时，大唐雅乐尚在制定之中，宴会上奏《秦王破阵乐》。该乐曲歌颂秦王平定天下武功，李世民听了当然十分高兴。然而，这毕竟是一曲武乐；此种场合，应当奏文乐，但大唐雅乐又未制成。为此，唐太宗向群臣们解释说：朕昔受委专征，民间遂有此曲，虽非文德之雍容，然功业由兹而成，不敢忘本。
右仆射封德彝奉承唐太宗，说道：陛下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
封德彝的这句奉承话，并未能讨得唐太宗的欢心，因为这违背了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唐太宗不得不予以纠正，说道：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所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
封德彝没有料到奉承皇上反而碰了一鼻子灰，不得不顿首认错。
太常少卿祖孝孙是当时著名的音乐大师，他受命制定《大唐雅乐》，所遵循的原则是吸取古代音乐的精华，熔南朝与北朝的音乐于一炉，以适应大唐王朝统一天下后新形势的需要。唐太宗即位后，又诏令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定，并于贞观二年六月修定完毕。
当祖孝孙将修定的《大唐雅乐》上奏后，唐太宗对大臣们说：礼乐者，盖圣人缘情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
御史大夫杜淹颇有异议，说道：齐之将亡，作《伴吕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
唐太宗不赞同杜淹的观点，说道：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
尚书右丞魏徵发挥唐太宗的缘情以设教的观点，说道：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唐太宗对魏徵的乐在人和的观点颇为欣赏。据《旧唐书张文收传》记载，协律郎张文收曾向唐太宗建议厘正太乐，唐太宗没有同意，并且说道：乐本缘人，人和则乐和。至如隋炀帝末年，天下丧乱，纵令改张音律，知其终不和谐。若使四海无事，百姓安乐，音律自然调和，不藉更改。
唐太宗的乐本缘人，人和则乐和以及缘情以设教等观点，表明他对乐的本质及其社会功用有着颇为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也反映在他对《破阵乐》和《庆善乐》的制定和修定之上。
据载，贞观七年正月，更名《破阵乐》曰《七德舞》。所谓七德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语：武有七德，即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通鉴》胡三省注引《新志》：《七德舞图》左圆右方，先偏后伍，交错屈伸，以象鱼丽鹅鹳。命吕才以图教乐工，百二十八人，披银甲执戟而舞。凡三变，每变为四阵，象击刺往来，歌者和，曰《秦王破阵乐》。可见，《破阵乐》有歌有舞，内容是颂扬唐太宗的武功。
贞观七年正月癸巳日，唐太宗在玄武门宴请三品以上官员以及州牧、蛮夷酋长，奏《七德》《九功》之舞，太宗颇为得意。见此情景，太常卿萧瑀上言说：《七德舞》形容圣功，有所未尽，请写刘武周、薛仁杲、窦建德、王世充等擒获之状。
唐太宗没有采纳萧瑀的意见，因为刘、薛、窦、王当年的一些部下，如今已成了唐王朝的文臣武将。如果在乐舞中表演刘、薛、窦、王等人被擒拿时的状貌，势必会伤害这些人的感情，因而解释说：彼皆一时英雄，今朝廷之臣往往尝北面事之，若睹其故屈辱之状，能不伤其心乎！
萧瑀闻听后，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言，说道：此非臣愚虑所及。
唐太宗的这番话表明，他确实遵守了乐在人和的原则，把乐舞的社会效果放在第一位。主张偃武修文的魏徵，每当侍宴演奏《七德舞》时，他总是低下头来；而演奏《九功舞》时，他则高兴地抬头观看。
《九功之舞》是唐代的文舞，创作于贞观六年。此时，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已大见成效，九月己酉日，李世民临幸庆善宫。庆善宫是唐高祖李渊在陕西武功的旧宅，太宗李世民的出生地。唐太宗效法汉高祖刘邦衣锦还乡，宴请并赏赐闾里故旧，见景生情，感怀颇多，赋诗十首（汉高祖刘邦当年在故乡所作的《大风歌》仅一首三句），命音乐大师、起居郎吕才为诗谱曲，命曰《功成庆善乐》。唐高祖又效法刘邦命童子为《大风歌》伴唱起舞的做法，使令六十四名童子（八列，每列八人），头戴进德冠，穿紫袴褶，长袖，漆髻，屣履而舞。这种舞蹈，打扮文雅，进蹈安徐，舞步徐缓，乐曲悠扬，因其以象文德，故曰文舞，与手执干戚，击刺往来，发扬蹈厉，以象武功的《七德舞》即所谓武舞截然不同。自此后，每当有大的宴会，唐太宗都使令乐工将《庆善乐》《九功舞》与《破阵乐》《七德舞》偕奏于庭。
《庆善乐》与《破阵乐》作为唐朝初年的文舞、武舞，前者广袖曳屣，以象文德，后者披甲持戟，以象战事，是唐太宗文治武功的象征。这两部乐舞的歌功颂德，不仅可以使唐太宗在精神上得到欣慰与满足，而且有助于巩固和安定唐王朝的天下。
颁行《贞观新礼》，是唐太宗为巩固唐王朝而施行的又一重要措施。早在隋统一中国后，隋文帝曾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唐高祖于建国之初，有鉴于礼典湮缺，而大丞相府司录参军窦威又多识朝廷，因而命他裁定制度，被高祖称为今之叔孙通也。唐太宗即位后，偃武修文，于贞观二年诏中书令房玄龄兼任礼部尚书，令他召集礼官学士对隋朝所定的《五礼》130篇进行修订。第二年，魏徵被任命为秘书监，也参与了这项工作。至贞观七年，修订工作完成，所修订的《贞观新礼》篇目与《隋礼》大体相同，唐太宗始令颁示。
唐太宗大传贞观七年后，围绕着封禅大典的争论，意见纷纭。有关封禅的典礼，自秦始皇封禅时便争论不休。由于涉及到古礼，因而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由于有关封禅大典的争论，重新修订《五礼》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唐太宗命房玄龄、魏徵、王珪等主持修订《五礼》，并请著名的学者如颜师古、孔颖达、李百药、令狐德棻参加这项工作。其中，学识渊博的孔颖达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朝贤修定《五礼》，所有疑滞，咸咨决之。贞观十一年三月，房玄龄、魏徵上所定《新礼》一百三十八篇。丙午，诏行之。唐太宗在将《新礼》颁行天下的诏书中说：广命贤才，旁求遗逸，探《六经》之奥旨，采三代之英华，古典之废于今者，咸择善而修复，新声之乱于雅乐者，并随违而矫正。
《贞观新礼》书成后，唐太宗为褒奖孔颖达在修订工作中的突出贡献，给孔颖达进爵为子，赐物三百段。唐太宗很看重《新礼》的修订和颁行，认为这是他有功于当代、堪为后世效法的一件大事，因而与周公的制礼作乐相提并论，说道：昔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久之乃成。逮朕即位，数年之间，成此二乐（指《破阵乐》《庆善乐》）五礼，又复刊定，未知堪为后代法否？
魏徵当即说道：拨乱反正，功高百王，自开辟以来，未有如陛下者也。更创新乐，兼修大礼，自我作古，万代取法，岂止子孙而已。
魏徵在唐太宗面前这一番话，并非是阿谀奉承，也不是因为他是修订《新礼》的主持人之一，而是强调礼乐对治国的作用，把礼乐视为他所提出的偃武修文的重要内容之一，意在使唐太宗坚定地执行偃武修文路线。而唐太宗的一番话，表明他是把制礼作乐视为实现天下大治的重要标志之一。
唐太宗重视礼的作用，除了修订《五礼》（即《吉礼》《宾礼》《军礼》《凶礼》《嘉礼》），颁行《贞观新礼》外，又很注重以礼约束君臣的言行，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唐太宗盛赞魏徵：魏徵每言，必约我以礼也。皇帝既然能自觉地接受礼的约束，因而在贞观时期的君臣之间，以礼相约已成为一种风气，事例不胜枚举。据《贞观政要礼乐》所载，礼部尚书王珪之子敬直娶太宗女儿南平公主为妻，王珪遂与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亲执巾行盥馈之道，礼成而退，太宗闻而称善。是后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备行此礼。又载：礼部尚书王珪奏言：准令三品已上遇亲王于路，不合下马。今皆违法申敬，有乖朝典。唐太宗却认为这是卿辈欲自崇贵卑我儿子耶！经魏徵谏诤，太宗遂可王珪之奏。又如，唐太宗的爱女长乐公主，为长孙皇后所生，出嫁时敕有司资送倍于永嘉长公主。永嘉长公主是高祖李渊的女儿，唐太宗下令主管官员，使长乐公主的嫁妆是永嘉长公主的一倍，被魏徵认为不妥。在魏徵的谏诤下，长孙皇后闻知以后又表示赞赏魏徵真社稷之臣，唐太宗终于收回成命，赏赐魏徵的正直。至于唐太宗的以礼制律、刑礼相辅，本书下文还将论及。
唐太宗注重以礼来调整君臣之间的关系，把礼作为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准则，这在贞观年间已形成为一种风气，事例颇多，为贞观之治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此外，唐太宗还把礼作为移风易俗的准则。《贞观政要礼乐》载：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礼乱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
唐太宗注重发挥礼乐对治国的重要作用，把礼乐视为偃武修文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不仅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也导致了礼乐研究的繁荣。除《贞观新礼》外，研究《周礼》《仪礼》《礼记》的成果亦有很多，魏徵的《类礼》20篇即是其一，并因此而得到唐太宗的赏赐，被藏之秘府。除《破阵乐》《庆善乐》外，音乐学家张文收的《新乐书》十余篇，亦是当时研究音律的名著之一。
七、抑佛崇道
佛教自东汉时期经西域传入中国后，在南北朝时期有广泛的流传和迅速的发展。与此同时，道教在民间也大为兴盛起来，从而打破了西汉以来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地位，从而形成了儒、佛、道三者并存的局面。其中，尤以佛教势力的发展最为迅速。佛、道二教的迅速发展，同封建统治阶级的提倡有着重要的关系。
隋王朝建立后，隋文帝大力提倡佛教，广修佛寺，听任百姓出家，佛经在民间流传的数量，远远超出儒家经典的数十百倍，从统治阶级的皇帝、王公大臣、各级官僚、地方豪绅到平民百姓，信奉佛教已成为一种风气，佛教势力和影响有着空前的发展。
唐王朝的建国皇帝李渊，也信奉佛教。晋阳起兵前，他曾因九岁的李世民患病而祈福，病愈后于大海佛寺造石佛一躯以志之。起兵后在西取长安的途中，李渊在华阴也曾到佛寺祈福。建国后，李渊于武德二年在长安的高僧中选十个年老者，称为十大德，令其管理一般僧尼。允许僧侣、道士在国子监讲学。
武德三年前后，唐高祖对佛道二教的态度有所变化，开始抑佛崇道。据《封氏闻见记》记载：武德三年，晋州人吉养行向李渊报告，说他在浮山县羊角山（今山西南部）见到一位身穿白衣的老父，老父向他说道：为吾语唐天子：吾是老君，即汝祖也。今年无贼，天下太平。老子姓李名耳，被道教奉为始祖，与李渊是同姓。李渊闻听吉养行的一番报告，认为这种传说有利于为自己的平定天下制造舆论，便宣称老子为唐先祖，改浮山县为神山县，诏令于晋州（今山西临汾）立老子庙。武德七年十月，唐高祖李渊又临幸终南山，谒老子祠；次年，李渊又在国子监宣布道第一、儒第二、佛第三，开始抑佛崇道。
由于佛道二教的盛行，寺院道观数量大增，聚敛了大量的财富。一些人为逃避赋税徭役，也纷纷出家当和尚、道士，天下僧尼，数盈十万，国家的赋税收入因此而受到影响。于是在朝廷的大臣之中引起了一场辩论。
武德七年，太史令傅弈上疏请除去释教，历数佛教所造成的种种流弊和灾难，慷慨陈辞。他在上疏中说：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况天下僧尼，数盈十万，剪刻缯彩，装束泥人，而为厌魅，迷惑万姓者乎！今之僧尼，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男育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则妖惑之风自革，淳朴之化还兴。
傅弈又上疏十一论，词甚切直。唐高祖将傅弈上书交付百官详议，朝廷大臣中惟有太仆卿张道源称傅弈的上奏合理，而带头反对傅弈的是中书令萧瑀，他说：佛，圣人也。弈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
礼本于事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萧瑀非出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臣闻非孝者无亲，其瑀之谓矣！傅弈反驳说。
傅弈把萧瑀反驳得无言以对，萧瑀但合掌曰：地狱所设，正为是人。
唐高祖李渊是赞同傅弈的，并于武德九年四月辛巳日，以京师寺观不甚清净而下达诏书，痛斥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民，苟避徭役。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圜阓，驱策田产，聚积货物。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交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正本澄源，宜从沙汰。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大寺观居住，给衣服，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有阙、不堪供养者，并令罢遣，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
唐高祖对寺观进行沙汰（即淘汰）的诏令，主要是抑佛。对于道士，只有驱驰世务，尤乖宗旨这一句指责的话语。这道诏令主要是对寺院、道观进行整顿，减少寺观的数量，对僧尼、道士进行清理，减少人数，对佛、道二教特别是佛教的势力予以限制，其目的在于增加国家的编户和赋税、徭役，安定社会秩序，而不是废除佛道二教。在佛、道二教势力和影响甚大的历史条件下，且莫说唐高祖没有能力废除佛、道二教，就是这道淘汰僧尼道士、限制寺院道观的诏令，颁发后立即遭到广泛的抵制，成为一纸空文，即所谓事竟不行。
唐高祖下达沙汰寺观诏书不久，玄武门事变发生，高祖传位于李世民。唐太宗在即位之初，在对佛、道二教的问题上，继续奉行唐高祖的有崇有抑的政策。六月四日，即玄武门之变的当日，李世民迫使唐高祖下诏赦天下，其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依旧，实际上是取消了同年四月沙汰僧、尼、道士、女冠的诏令，这无疑是出于安定秩序的需要。唐太宗即位后，曾向傅弈发问道：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
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庄、老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对于傅弈的答对，太宗颇然之。太宗即位之初对佛教所采取的缓和政策，主要是因势利导，利用佛教在民间的影响，为安定局势、巩固政权服务。例如：唐太宗为隋代所设立的佛寺章敬寺设斋行香，借此来笼络在唐王朝供职的隋朝旧臣；又利用佛教超度亡灵的说教，下诏令宣扬说：释教慈心，均异同于平等。是知上圣恻隐，无隔万方，大悲弘济，义犹一子。并在晋阳起兵以来的作战地点为义士、凶徒陨身戎阵者，立寺刹焉，以济其营魂。于战胜刘武周部将宋金刚的晋州、平定刘黑闼的洺州等地先后建立慈云寺、昭福寺等七所佛寺，超度阵亡将士的亡灵。
当然，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比较缓和，也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关。武德四年，唐太宗在平定王世充的征战中，曾得到嵩山少林寺僧兵的救助，因而即皇帝位后曾诏令赞扬佛教：慈悲为主，流智慧之海；膏泽群生，剪烦恼之林，下令天下诸州有寺之处，宜令度人为僧尼，总数以三千为限，如此等等。
唐太宗的设斋行香、译经度僧、造寺慰灵等措施，目的在于在政治上利用佛教为巩固政权服务。对于佛、道二教势力的增长以及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唐太宗深有所知，因而对佛、道二教采取限制的政策。他的总数以三千为限，实则为限制僧徒人数的增长；对于僧徒中或假托神通，妄传妖怪；或谬称医筮，左道求财；或造诣官曹，嘱致赃贿；或钻肤焚指，骇俗惊愚等种种劣迹，下令有关部门予以清整。对于违法的僧徒，则绳之以法，严惩不贷。例如：沙门法雅曾以恩幸出入两宫，后因口出妖言，被太宗下令处死。曾参与撰写《大唐西域记》的名僧辩机，因与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通奸，事情败露后被太宗腰斩处死。对于道教，唐太宗在贞观二年曾对大臣们说：梁武帝君臣惟谈空苦，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惟尧、舜、周、孔之道。
唐太宗大传直到贞观十一年，唐太宗虽然处处对佛教进行限制，但他不得不正视佛教的势力与影响，并且因势利导，利用佛教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服务。例如贞观五年，唐太宗令禁止僧尼道士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仍令僧尼道士致拜于父母，实为以儒学的孝道约束僧徒越轨的事例。至于对玄奘（znɡ）的态度，最能说明唐太宗是如何利用佛教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
玄奘俗姓陈，名祎（yī）。贞观元年，玄奘为求如来之秘藏，寻释迦之遗旨，离开长安，经西域，越葱岭，途中经历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北、中印度各地，遍访高僧，广求佛法，研究梵文与佛经，并成为戒贤大师的首座弟子，承至言于先圣，受真教于上贤。由于玄奘的佛教造诣闻名于印度，遂成为戒日王设法会于曲女城的论主，讲经十八日，无有诘难，佛国服膺。贞观十七年（643）初，玄奘由印度启程归国；次年春到达于阗，派人上表唐太宗，汇报去印度取经的经过。贞观十九年正月，玄奘回到长安，长安僧、俗各界人士，倾城出现，万人空巷，顶礼膜拜，盛况空前。玄奘去印度取经，首尾十九年，行程五万余里，带回经论六百五十七部及佛像、舍利、花果种子等。
玄奘回到长安后不久便到达洛阳，唐太宗召见他，称朕今观法师词论典雅，风节贞峻，非惟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远。唐太宗答应了玄奘选贤译经的请求，将他安排在东长安弘福寺禅院，让他专心翻译佛教经典。太宗对玄奘译经一事颇为关心，经常通过太监向玄奘传达旨意，要求他严格按照梵文的原貌直译佛经，务求精确。玄奘不负太宗厚望，终于以他那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学风，在逝世前译出佛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那忠于原著、不加文饰的译文风格，使他成为中国翻译史上别具一格的大师，对后世的翻译工作有着深远的良好影响。
唐太宗钦佩玄奘不畏辛苦艰险而西行取经的精神，对玄奘的学识、人品、风度亦大为赞赏。玄奘的遵旨直译经书，有助于统一大乘诸宗，更使唐太宗高兴。因此，他应玄奘的请求，为佛典撰写了序言，即《大唐三藏圣教序》。在序言中，唐太宗对佛教、佛经特别是对玄奘大师本人，说了许许多多赞扬的话，表达了自己对玄奘学识、风采和人品的钦佩之情。
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在贞观十一年有所变化。这一年的二月，颁发了《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诏书中对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的种种流弊予以揭露和指责：佛法之兴，基于西域，爰自东汉，方被中华。神变之理多方，报应之缘匪一。洎乎近世，崇信滋深，人冀当年之福，家惧来生之祸。始波涌于闾里，终风靡于朝廷。（《大唐诏令集》卷113）这一诏令，以法令的形式确定道先佛后的地位。贞观十一年以前，在佛、道二教的相互辩论和斗争中，佛教一直处于优势，名僧法琳作《辩正论》反驳道家书。贞观十三年，道士秦英指责法琳的《辩正论》对道教教主老子出语不逊，实则诽谤皇祖。唐太宗因此下《诘沙门法琳诏》，诏书中曾指出：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尊祖重亲，实由先占。何为追逐其短，首鼠两端？广引形似之言，备陈不逊之喻。诽毁我祖祢，谤我先人。如此挟君，罪在不恕。
法琳因此而被逮捕法办，病死于流放蜀地的途中。至于朝廷中崇佛的大臣，如崇佛的萧瑀曾向太宗请求出家，太宗当即回答说：甚知公素爱桑门，今者不能违意，予以批准。事后萧瑀后悔，又上奏说：臣顷思量，不能出家。对于萧瑀的出尔反尔，唐太宗大为不满，于贞观二十年十月手诏历数其罪，并表示了自己的抑佛见解：朕以无明于元首，期托德于股肱，思欲去伪归真，除浇反朴。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俗。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祇，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余息于熊蹯，引残魂于雀彀。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谬也！
唐太宗以历史事实把佞佛与亡国联系起来，驳斥了佛教的善恶报应理论，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抑佛主张，也发泄了对崇佛大臣由来已久的不满。
唐太宗对于道教，也继承了唐高祖李渊的政策，承认老子是道教的教祖、大唐的皇祖，道教的领袖人物亦得到唐太宗的优礼待遇。如道士王远知曾参预秦王夺位的预谋，据载：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与房玄龄微服以谒之，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实告，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李世民即皇帝位后，想要对王远知委以重位，但远知请求归山。贞观九年，唐太宗敕令润州于茅山置太受观，亲降玺书说：朕昔在藩朝，早获问道，眷言风范，无忘寤寐。称赞远知道迈前烈，声高自古。当时，王远知和道士秦英，皆能出入宫廷，颇受信任。可见，在贞观十一年前，唐太宗在佛、道二教之间是采取平衡的政策，利用二教为巩固唐王朝的统治服务。
唐太宗看重道教教义中的清静无为理论，赞扬道教的教义是老君垂范，义在于清虚，有助于兴邦：然而大道之行，肇于遂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迈两仪而运行，包万物而亨育，故能兴邦致秦，反朴还淳。认为清静无为的教义，可导致天下大定：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至于道教中的方术迷信、求仙寻长生不老之药，唐太宗像对佛教中的妖佞一样地深恶痛绝，认为秦始皇与汉武帝的寻仙求药，实不可取，指出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神仙不烦妄求也。
唐太宗的尊道，也与尊祖有关。老子既然被视为皇祖，贞观十一年七月丙午日，修老君庙于亳州，宣尼庙于兖州，各给二十户享祀焉。把老子庙列在孔庙之前，这里有道、儒、佛排序的含义。
道教产生于中国本土，佛教系从外传。唐太宗认为佛教为异方之教，佛经为殊方之典，不应居于诸华之教之上。他对于魏晋以来的滞俗者，闻玄宗（道教）而大笑；好异者，望真谛（佛教）而争归。遂使殊方之典，爵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反居一乘之后。流遁忘反，于兹累代，深表不满。
唐太宗的尊道、尊祖，也与修订《氏族志》有关。受命主持修订《氏族志》的高士廉，将黄门侍郎、山东士族崔民干与李唐皇族并列第一等，这使唐太宗大为恼火，责令高士廉重新修订。在重新修订的《氏族志》颁布前，唐太宗于贞观十一年二月颁《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同年七月于亳州修老子庙，又凉武昭王复近墓二十户充守卫，仍禁刍牧樵采。第二年正月，诏令颁布修订后的《氏族志》，李唐皇族为第一等，崔民干降为第三等。可见，对远祖老子和近代祖先凉武昭王的尊崇，是为新《氏族志》的颁发制造舆论的。
唐太宗贞观年间对待佛、道二教的态度和政策，有尊有抑，不同时期的或尊或抑，又有许多不同。所谓尊，是指从政治上或利用佛、道二教的影响，或利用某些教义，因势利导，通过某种形式的尊崇，以收到有利于维护唐王朝统治的效果。所谓抑，主要是对寺观的数量和僧徒与道士的人数进行限制，消除佛、道二教势力膨胀所带来的诸多弊病，对僧徒、道士的违法行为坚决予以打击。事实表明，唐太宗在尊佛的同时，对佛教势力亦采取相应的抑佛措施，只不过是在尊抑之间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唐太宗对佛、道二教的态度和举措，同他示存异方之教的宗教政策亦有着重要的关系。在这种开明的宗教政策下，虽抑佛而不禁佛；非但不禁，而且对佛教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玄奘的取经和译经事业，予以热情的鼓励和关怀。因而，长安成了西来佛教东传的中转圣地。高丽、新罗以及日本的僧人或率领子弟来长安游学，为佛教东传朝鲜和日本做出了贡献。新罗僧人神昉由于精通大小乘经论，曾奉诏参与玄奘译场，成为玄奘四大上足之一。新罗僧人圆测来到长安后，唐太宗曾亲自接见，赐以度牒。当时佛学各派中的禅宗与密宗，都是在贞观年间传入新罗，然后又传入高丽和日本的。总之，唐太宗的开明宗教政策，促进了中国与印度、中亚特别是同朝鲜和日本等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
在示存异方之教的政策下，唐太宗对新传入的景教（基督教的一个支派，五世纪创教于叙利亚）予以合法传教的权利。波斯景教传教士阿罗本于贞观七年前来长安，唐太宗命房玄龄相迎于西郊，待之嘉宾之礼。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准予阿罗本在长安建造大秦寺一所，诏书中的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数语，体现了唐太宗并不排斥外来宗教的开明思想。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开明皇帝，封建时代杰出的政治家。他的崇抑佛、道，是同治理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他对佛、道说了许多赞扬的话，但很难说他对佛、道二教有什么虔诚的信仰。唐太宗并不是无神论者，佛、道二教的某些教义，曾多次在他的思想中引起共鸣。然而，他目睹佛教所带来的诸多流弊，根本不相信佛教的善恶报应说。长孙皇后患重病后，太子承乾建议大赦罪犯，剃度为僧，求佛祐福，皇后反对说：若为善有福，则吾不为恶；如其不然，妄求何益！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奈何以吾一妇人使上为所不为乎！长孙皇后的自白，表明她同唐太宗都不相信佛教的善恶报应说教。
八、以古为镜
纵观贞观年间唐太宗实行文治的种种举措，几乎无不与总结历史经验相联系。是历代王朝特别是秦、隋二朝兴衰得失的无数事例，给唐太宗以启发和警示，促成他为大唐帝国制定了一系列合乎实际的方针政策，避免了诸多的失误，从而出现了贞观之治。自李世民于武德四年（621）设立文学馆，即皇帝位后立即设立弘文馆（626）以来，常常是夜读史书，或夜分乃寝中宵不寐。唐太宗的夜读史书，主要不是学习以往帝王们的驾驭群臣之术，而是从历代的兴亡得失之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用来治理他所统治的国家，实现国泰民安。贞观十七年（643）正月，魏徵卒，唐太宗亲自撰写碑文，并对侍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所谓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正是他对自己的以史为鉴、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制定治国方针政策、治理国家这一实践的总结。这也就是他在《帝范序》中所说的：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
唐太宗酷爱史书，读史成癖，这在史书中多所记载。黄门侍郎刘洎称唐太宗听朝之隙，引见群官，降以温颜，访以今古。对于弘文馆学士虞世南，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每论及古先帝王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中书侍郎岑文本在上书中称：伏惟陛下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上以社稷为重，下以亿兆为念，正是对唐太宗以史为鉴、以史辅治的概括。
为配合以史为鉴、励精图治的需要，唐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令魏徵、虞世南、褚亮以及萧德言等人裒次经史百世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删编成百代帝王所以兴衰者节本。唐太宗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赉（ｌn，音赖）赐尤渥。
唐太宗重视以史为鉴，还见于他对臣下们的自我表白。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戒。在《答魏徵上群书理要手诏》中，唐太宗称该书博而且要，且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在《金镜》中，唐太宗总结他即位以来的以史为鉴，说道：朕以万机暇日，游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风，观百王之遗迹，兴亡之运，可得言矣。每至轩昊之无为，唐虞之至治，未尝不留连赞咏，不能已已。及于夏殷末世，秦汉暴君，使人懔懔然，兢惧如履朽薄然。这些表白说明，唐太宗的以史为鉴，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借此以治理好他所统治的国家。
贞观年间，以史为鉴不只是唐太宗的个人意志，亦是唐初最高统治集团的共识。以魏徵为代表的一些朝廷大臣，每每以隋亡为鉴，就治国的方针大计与军国大事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劝谏君王，事例不胜枚举。唐太宗在位时期，皇帝、大臣以及君臣之间，他们在就国家政事发表自己意见或进行讨论时，常常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鉴来作为立论的根据，可谓唐初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特色，是中国封建时代任何一个王朝所无法比拟的。
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如此重视以古为镜，这显然是同隋王朝的二世而亡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隋王朝统一天下，国家富庶强盛，据说国家储备的粮食可供五十年食用。然而，隋炀帝继位不到十三年，王朝便短命而亡。这个事实，是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亲眼所见。这件事在他们的头脑中所留下的印象和引起的震动可以说是太深刻、太强烈了，这怎能不引起他们的再三思考呢？他们时时地以古为镜，显然是同这一历史背景联系在一起的。唐太宗所说的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魏徵所说的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都可以说明强盛的隋王朝短命而亡的事实，是唐初君臣们以史为鉴的直接动因。
唐太宗的以古为镜，当然首先是以隋亡为鉴。武德四年五月，李世民率东征大军俘获窦建德，王世充被迫投降，唐军开入洛阳宫城。当时，李世民面对隋王朝的宫殿，感叹地说：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于是下令撤端门楼，焚乾阳殿，毁则天门及阙，废诸道场，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各三十人，余皆返初。李世民在西取长安、平定天下转战各地时，目睹隋王朝因炀帝奢侈暴虐而亡的无数事实，使得他即皇帝位后仍一再谈及此事。据《贞观政要行幸》记载：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他的侍臣们说：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东都，离宫别馆，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无不悉然。驰道皆广数百步，种树以饰其旁，人力不堪，相聚为贼。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复己有。以此观之，广宫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此亦朕耳所闻，目所见，深以自戒，故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
贞观十一年，太宗幸洛阳宫，泛舟于积翠池，顾谓侍臣曰：此宫观台沼，并炀帝所为，所谓驱役生人，穷此雕丽，复不能守此一都，以万人为虑，好行幸不息，人所不堪。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国灭，今其宫苑尽为我有。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魏徵等曰：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能常处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身戮国灭，为天下笑。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卿等岂不见隋主为君，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民叛国亡，公卿贵臣，暴骸原野，毒流百姓，祸及其身？朕每念及于斯，未尝不忘寝辍食，所以师古作法，不敢任情。可见，唐太宗对隋王朝的短命而亡的感受竟是何等之深。
唐太宗君臣们由以隋亡为鉴发展到以古为镜览前王之得失。除了以隋亡为鉴外，还有对秦王朝的二世而亡以及对汉初文景之治经验的总结。
秦、隋的统一天下，两大帝国的一时强盛以及二世短命而亡，有着极为相似的情形。因而唐太宗在以隋亡为鉴的同时，自然要探讨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他时常把秦王朝与隋王朝两相比较，探求其短命而亡的过程与原因，借以总结教训。唐太宗说：秦始皇初平六国，据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实为可戒。秦始皇，亦是英雄之主，平定六国，以后才免其身，至子便失其国。朕为此不得不惧。秦之胡亥，始皇所爱，赵高所傅，教以刑法。及其篡也，诛功臣，杀亲戚，酷烈不已，旋踵亦亡。（隋文帝）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向使隋主早悟，亦当不至于灭。前事不远，朕与公辈当思自勉。在唐太宗看来，秦王朝的短命而亡，始自始皇，成于二世。这与隋王朝的短命而亡，始自文帝，成于炀帝，亦有着相似的情形。
正如唐太宗的大臣魏徵所说：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而贞观二年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的一段话，揭示了隋王朝灭亡的始自文帝、成于炀帝的过程。他说：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至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
唐太宗的以史为鉴，主要是对秦、隋尤其是从隋朝的二世而亡中吸取教训，从反面警戒自己，从而避免施政方针和政策上的失误。正如他自己所言：朕昨览《帝系略》，有八十余君，亡国丧身者多，兴邦利物者少。而从历史上吸取正面的成功经验，则见于他对汉初高祖、文帝及其施政方针的称赞。他于贞观十一年对高士廉说：昔汉高祖止是山东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贵。卿等读书，见其行迹，至今以为美谈，心怀敬重。贞观二年八月，公卿们以宫中卑湿为由，奏请营一阁以居之。唐太宗回答说：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民父母之道也。终于没有允许为他营建楼阁。
唐太宗大传贞观十一年，魏徵等大臣鉴于唐太宗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以及游猎太频，主张鼓励臣下上书言事，太宗表示首肯，于是侍御史马周上疏，以汉之文景恭俭养民进行劝谏。上疏说：昔汉之文、景，恭俭养民，武帝承其丰富之资，故能穷奢极欲而不至于乱。向使高祖之后即传武帝，汉室安得久存乎！唐太宗及其大臣们之所以对汉初的文景之治感兴趣，是为了成就唐初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深知他与大臣们的以古为镜是不难做到的。而继嗣之君和功臣后代，他们没有经历过动乱的年代，生长于富贵之乡，对民间疾苦缺少体察。因此，唐太宗认识到对后代进行历史知识、以史为鉴的教育，是关系到唐王朝能否实现长治久安的大问题。他有鉴于历观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人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又鉴于功臣子弟，多无才行，藉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侈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颠而不扶，岂能无乱！为此，唐太宗于贞观七年对侍中魏徵说：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长富贵，好尚骄逸，多不懈亲君子、远小人故尔。朕所有子弟，欲使见前言往行，冀其以为规范。
为达此目的，唐太宗命魏徵录古来帝王子弟成败事，编纂《自古诸侯王善恶录》，用以赐予诸王阅读。书成后，魏徵亲自撰写序言，序言中有子孙继体，多属隆平。生自深宫之中，长居妇人之手，不以高危为忧惧，岂知稼穑之艰难。昵近小人，疏远君子垂为炯戒，可不惜乎！唐太宗在读过《自古诸侯王善恶录》后，称赞编得很好，令诸王置于座右，用为立身之本。唐太宗晚年为太子所编写的《帝范》一书，亦强调要以古为镜，并在该书序言中告诫说：自轩、昊以降，迄至周、隋，以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所以披镜前踪，博览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戒云耳。
希图国君和功臣的后代，都能做到以古为镜，并为此采取相应的措施，体现了唐太宗的深谋远虑。从整体上看，他的以古为镜确实收到了良好的预期效果。然而，在个别问题上，唐太宗的总结历史经验也有过失误。在朝廷大臣关于分封的争论中，他站在萧瑀错误主张的立场之上，不顾魏徵、李百药、长孙无忌等人的反对，企图分封诸侯，实行世袭刺史制，认为如此便可以实现国祚长久，避免像秦朝那样二世而亡。这同汉高祖错误地总结历史经验、惩戒亡秦孤立之败而大封同姓诸侯王，有着极为相似的情形。然而，历史早已证明：汉高祖的分封同姓诸侯王，导致了吴楚七国之乱。唐太宗赞同萧瑀的主张，岂不是要重蹈历史的覆辙？
在是否实行分封的问题上，唐太宗困惑了十余年。直到贞观二十一年诏令以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功臣为世袭刺史时，在长孙无忌等大臣的坚决反对下，唐太宗才收回成命，从而避免一次严重的失误。唐太宗收回成命，除了大臣们的坚决反对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在对汉初分封与七国之乱的历史教训已有所认识。重视总结汉初历史经验的唐太宗，他对吴楚七国之乱的事实和教训，不会不知道，也不可能不有所思考。总之，世袭刺史制并没有付诸施行。
九、设馆修史
同唐太宗重视以史为鉴相联系的，是贞观年间出现了前所未见的修史盛况，成绩蔚为大观。历代二十五部正史中，有八部正史成于贞观年间。除《南史》《北史》是由李延寿父子私家修撰外，其余六部即《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隋书》《晋书》，都是由唐太宗诏令史馆官修而成。
早在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秘书丞令狐德棻向高祖建议修前代史书，理由是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唐高祖采纳这一建议，下诏令命中书令萧瑀等人分工撰写六代史书，要求务加详覈（ｈ），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这项工作，直到玄武门事变发生时尚远未完成。
贞观三年，唐太宗重新下诏修六代史，因《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于是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德棻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寻有诏改撰《晋书》，房玄龄奏德棻预修撰，当时同修一十八人，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这次诏令分工修史，房玄龄是名义上的总监，实际上的总监是魏徵，他总知其务，凡有赞论，徵多预焉。《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在有关修史体制等诸多具体问题上，多取决于令狐德棻。
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由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置史职。从此，这种由国家设馆修史、由宰相监修国史在我国遂成为一种定制，历代相袭，直至清朝。
《梁书》与《陈书》的作者姚思廉，他撰写二书实际上是以他父亲姚察（曾任陈朝吏部尚书，隋朝秘书丞）旧稿的基础上完成的，实际上是姚氏父子共同的著述。
《齐书》的作者李百药，其父李德林曾在北齐、北周、隋三朝任职，奉诏撰写《齐书》27卷，增多齐史38篇。贞观年间，敕令李德林之子李百药仍其旧录，杂采他篇，演为50卷。包括东魏和北齐两朝历史。后人为区别于萧子显的《齐书》，称之为《北齐书》。
《周书》的主编为令狐德棻，参编者有岑文本、崔仁师，史论部分多出自岑文本之手。
《隋书》的主编为魏徵，参编人员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
上述五代史书的作者中，魏徵长于史论；姚、李长于文史，且有家学传承；令狐德棻长于史例，各自发挥了自己的优长。五代史只有纪、传而无志。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诏令褚遂良监修《五代史志》，直至高宗显庆元年（656）成书，参加撰写的人员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专家学者。《五代史志》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正史中书志编纂的里程碑，为以后独立的典制体史书的问世准备了条件。
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下《修晋书诏》。这是因为从东晋到南北朝时期，修撰晋史者有二十余家，唐初尚有十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史通正史》），被唐太宗认为是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而重修《晋书》的目的是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同时，太宗又说：若少学士，亦量事追取，因而参加重修《晋书》的竟有二十一人之多，由太子太傅房玄龄、黄门侍郎褚遂良、中书侍郎许敬宗三人任监修，凡例由敬播负责，令狐德棻、李淳风、李义府、李延寿等专家学者十八人参加修撰。称《晋书》的修撰是采正典与旧说数十余部，兼引伪史十六国书，正典与旧说是其主要资料来源。《晋书》是唐史馆集体修撰的一部史书，由于唐太宗的重视和修撰人员较多，经两年多的时间即成书，共130卷。由于唐太宗为宣帝、武帝、陆机、王羲之的纪传写了史论，因而《晋书》旧本题为御撰；因房玄龄为监修官，也有旧题为房玄龄撰，实际上是集体修撰。
唐太宗除重视编纂前代历史外，又十分重视当代历史的编纂。贞观年间的当代史主要有国史、实录、起居注三种体裁。
自贞观三年唐太宗在门下省北始置史馆，创议由宰相监修国史，对国史的修撰予以高度的重视，史官的地位与待遇也有所提高，首任监修官即是宰相房玄龄。房玄龄为人正直，史官李延寿、邓世隆、顾胤在当时亦有很好的声誉，因而由他们撰写的国史基本上能做到秉笔直书。只是到了许敬宗掌知国史，记事阿曲。敬宗以个人恩怨为他人立传，又受人贿赂，因而为封德彝立传时，盛加其罪恶，虚美隐恶的事例颇多。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其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正如《史通正史》所评论的那样：所作纪传，或曲希时旨，或猥释私憾，凡有毁誉，多非实录。贞观时期秉笔直书的传统，由于许敬宗的劣行而遭到破坏。
唐代的国史先后修撰8次，第一次在贞观初年，姚思廉撰纪传体国史30卷。
这里，有必要谈及唐太宗索读国史的事。唐太宗注重以史为鉴，很想读一读国史，对历代帝王不读国史一事颇不理解。据《资治通鉴》卷197记载，唐太宗对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说：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
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玄龄答。
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唐太宗坚持索看国史，并申明理由。
帝王不得看本朝国史，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目的是为了维持秉笔直书原则。而太宗却坚持要看国史，谏议大夫朱子奢为此而上言说：陛下圣德在躬，举事无过，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世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
朱子奢的上书把历代帝王不观国史的理由以及一旦开此先例将会带来怎样的危害，讲得非常透彻。无奈唐太宗不从，最终他还是看了两朝的《实录》。唐太宗以史为鉴，他想要观看国史的心理和动机，是可以理解的；以唐太宗的善于纳谏、乐闻己见，他观看国史后绝不会因史官直书而加害他们，这也是大臣和史官们所深信不疑的。朱子奢所担心的，并非是唐太宗观看国史后会诛杀史官，而是担心这个先例一开，后嗣皇帝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这样一来，史官有谁敢秉笔直书？唐太宗想要观看国史的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戒的动机是好的；但这种做法破坏了史官制度中的良好传统，开了帝王观本朝国史的先例，其后果是有害的，它给后世史官秉笔直书笼上了一层可怕的阴影，不能不说是唐太宗的过失之一。
唐太宗还重视起居注和实录的撰写。唐代史馆的任务，是修前朝史书和本朝的国史。史官包括专职和兼职两种，名称为修撰、直馆，专职史官较少。起居注是录天子法度的编年体史书之一，以年时月日为序记事，凡天地日月之详，山川土域之分，昭穆继代之序，礼乐师旅之事，诛赏废兴之改皆本于起居注，以为实录。起居注这种史书体裁，始于汉代，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东汉明德马皇后撰有《明帝起居注》。后代沿袭，唐初有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3卷，流传至今。
唐太宗大传唐初沿袭隋制，在中书省置起居舍人两员，另置起居郎两员。起居郎掌录皇帝起居法度，相当于古代的左史；起居舍人掌录皇帝制诰，相当于古代的右史，退而编录起居注。
唐太宗即位后，扩大起居注官员，常常以他官兼任，称知起居注知起居事。如给事中杜正伦、谏议大夫褚遂良等人，均曾兼知起居事。唐太宗对于起居注官员的秉笔直书是予以鼓励和表彰的。据《旧唐书杜正伦传》记载，贞观二年，杜正伦拜给事中，兼知起居注。太宗尝谓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于百姓有利否，所以不能多言。
君举必书，言存左史。臣职当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非直当今损于百姓，愿陛下慎之。杜正伦进言答对。
对于杜正伦的答对，太宗大悦，赐绢二百段。
贞观十六年四月，唐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
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禇遂良答。
朕有不善，卿亦记之耶？太宗问。
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遂良答。
即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黄门侍郎刘洎在一旁补充答对。
诚然。唐太宗对褚遂良、刘洎的答对表示相信赞许。
可见，秉笔直书这一原则，在贞观年间是太宗与史官们的共识，大体上亦被贯彻执行，从而在贞观年间形成了一代良好的史风，中国史学的直笔传统在唐初得以发扬光大。
实录作为史书体裁之一，实际上是封建帝王统治时期的大事记，起源于南朝。梁朝人周兴嗣修撰《梁皇帝实录》3卷，记梁武帝事；中书郎谢昊撰《梁皇帝实录》5卷，记梁元帝事。唐代沿袭此例，以为定制，一直沿袭到清朝。
唐初的实录，是在起居注的基础上删削而成。《资治通鉴》卷197载唐太宗欲自观国史，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独览《起居》云云，可知，太宗想要索观的国史，即是指《起居注》而言。由于唐太宗不听劝谏，坚持要索看国史，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可见，实录系由起居注删节而成。
唐太宗不愧为是一位胸襟宽阔的开明君主，是史学直书传统的维护者。当他见《实录》记载六月四日玄武门事变时，语多微隐，认为不妥，便对房玄龄说：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
于是，唐太宗命史官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然而，唐太宗并非是秉笔直书原则的彻底维护者。尽管他曾要求史官对玄武门事件要做到直书其事，但有关晋阳起兵的首谋决策人物，新、旧《唐书》与《通鉴》的有关记载都是突出或夸大李世民所起的作用，与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的有关记载和历史实际有所出入。究其原因，是《唐书》与《通鉴》有关晋阳起兵的一段是依据《高祖、太宗实录》修撰的。而删编实录的房玄龄无暇多顾，许敬宗则是实际上的主编。据《旧唐书许敬宗传》记载：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其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可见，房玄龄交给唐太宗观看的经许敬宗删改过的实录，亦是新、旧《唐书》《通鉴》作者所依据的文本，并非是敬播所修撰的原本。唐太宗观看实录时虽然对有关玄武门事件的语多微隐提出质疑，但对于许敬宗在晋阳起兵决策问题上的曲事删改、贬低高祖的决策作用、夸大太宗的首倡之功，却无有异词，予以默认，这表明唐太宗并未能在所有的问题上维护直书原则，尽管在总体上他一直是提倡史官们要秉笔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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