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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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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烛照》是一本文学评论集，收作者在《文艺报》等数十家报刊发表的文学评论文章70余篇。这些文章，有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辨析，有对不良文学现象的剖析与批评，有对具体作品的评论。这些评论客观辩证，有新意与创见，有的还引起一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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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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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亮, 广东连山上草沙水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国家一级作家，广东作家协会理事, 广东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 广东现代作家研究会副会长，清远日报副总编辑，清远市文联副主席。已在《文艺报》《诗刊》《文艺理论与批评》《文学自由谈》《世界日报》《中国艺术报》《南方日报》《当代文坛》等国内外几十家知名报刊发表文学评论近200篇,出版文学专著10部,曾获广东作协第七届广东鲁迅文学奖，长诗《惊蛰雷》荣获首届中国阮章竞诗歌奖，评论曾获中国作协征文奖、河北作协《大众阅读报》年度评论奖、中国报纸副刊优秀专栏奖、全国全省报纸副刊优秀论文、作品一等奖，共获省以上奖80余次。内蒙古师大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编选的《唐德亮研究专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被《文学自由谈》选作封面人物;有评论被《新华文摘》《作品与争鸣》转载，多种文学史、诗歌史以及岭南现当代散文史等文学史著作对其有专节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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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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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亮的识与胆
◎ 陈漱渝
准确说来，我跟唐德亮仅两面之缘；看到他的名字，是在广东鲁迅研究会出版的《鲁迅世界》（现改名为《民族魂》）这份刊物上。印象中他写的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大多旗帜鲜明，或针砭时弊，继承了鲁迅风；或批驳谬说，维护了鲁迅的珍贵遗产。有些貌似公正持平的人会认为这是多此一举，但我并不苟同这种看法。最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偶遇一位印度教授。他谈及当下中国有人将鲁迅骂杀魔妖化和扭曲其形象时，曾动情地反问道：如果一个伟大的作家在他的祖国都受不到应有的尊重，那他在其他国家还会被理解并受到应有的尊重吗？我一时语塞。事后想，像唐德亮这样的人，在批评界真是不应该缺失。否则，鲁迅研究领域真有可能被一片噪音充塞了。
后来我才了解到，唐德亮是一位瑶族作家。他在从事编辑工作之余，不但研究鲁迅，而且还撰写了不少杂文、诗歌和文学评论文章，被誉为岭南乡土民族诗人的代表。可见其学识相当深广。
学识这个词当中的识字，不仅包含学问大、见识广的意思，而且还另有见识高人一筹的含义。我读过几篇唐德亮的评论文章，比如《美化一个腐朽的王朝有何深意》《战士鲁迅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对作者的观点完全赞同；又读过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错谬》一文，也认为他指出的那些破绽与硬伤大多是正确的。尤其赞成他提出的这一看法：凡入史者首先就是在当时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家作品，这是先决条件。尚未正式发表且毫无影响，未被广大读者知晓、接受、认可，只是被几个文学史专家发掘出来的作品并非完全不可入史，但不宜以大量篇幅予以吹捧。人性审美只应是入史的标准之一，不应是唯一的标准。思想性、艺术性、影响力应是更重要的标准。同时，也没有必要把阶级性、政治性、革命性与人性、审美性对立起来
我完全不了解唐德亮的学历，但我推测，他的学历再高，恐怕也高不过那些名门之后，高不过那些学者、教授。既然如此，那他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凭靠的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靠专业知识的优势吗？显然不是。我认为，唐德亮跟他批评对象之间的分歧，主要是立场、观点、方法的分歧。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些词的确显得相当老旧，但老理之中有真理。置身于当下这个意识形态几近撕裂的社会，判断是非曲直，怎么能离开立场、观点和方法呢？所不同的只是有人敢于明言，有人不愿明言罢了。在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三个关键词中，关键的关键又是立场是立场制约了对价值观和研究方法的择取。不仅如此，立场还决定了对史实的选取和对事实的认定。为了说明这一点，且举一个小例子。
大约在1993年，有人在报刊发表考证文章，说清朝末年上海外国殖民者的公园门口悬挂辱华牌示，书写华人与犬不得入七个大字，完全是出于伪造，是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之名蒙骗不明真相的群众。当时我写了一篇《也谈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短文，援引了1903年9月11日的周作人日记，证明周氏兄弟当时就是这块牌示的目睹者。此文先发表于报纸，后收入我的随笔集《甘瓜苦蒂集》。但不久又有一位以描写上海风情闻名的作家，仍然沿袭这种说法，颠覆历史，美化列强在中国的殖民统治，我又撰文批驳，虽唇焦舌燥，结果收效甚微。时至今日，这种谣言仍在不胫而走，一些热衷美化民国范儿的人仍然坚持认为这种牌示从来不曾出现，完全是解放后共产党的爱国主义虚构。前几天读到旷新年先生的一篇文章，他再次援引陈天华烈士撰写的《猛回头》和孙中山的《在神户欢迎会上的演说》，三番四次证实了这块辱华牌示确实存在，这种被殖民的记忆不应淡忘，更不能刻意抹杀。然而把有说成无，把无说成有，何止是这块牌示？有些搞颠覆解构的人就是如此任性。他们乐此不疲，完全是由他们的立场决定的。中华民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客观存在，在这个时间段中，也的确有一些应该肯定的进步，有一些应该肯定的人物和事件。但如果把中华民国誉为黄金民国，把北洋政府誉为钻石北洋，并以此作为当今现实的反衬，那这种人的屁股就坐歪了。屁股决定大脑，有些荒唐的观点和说法也就因此应运而生。唐德亮跟那种肆意美化民国，要把历史车轮拉向后转的人的区别，在我看来，主要就是立场的区别。
跟民国热的出现一样，去革命化，这也是自苏联解体之后来势越来越猛的一种思潮。反映在教材中，就是不仅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革命历史的作品大撤退，而且就连辛亥革命时期林觉民烈士的《与妻书》也给砍掉了；而这篇作品却被改编成话剧在台湾上演。反映在鲁迅研究领域，就是鲁迅作为革命家的身份逐渐淡化，而他作为一个国学家、收藏家、大逗逼、吃货、玩家乃至什么撩妹高手、赚钱高手的身份却日益凸显。因为在有些人看来，革命就是杀戮、流血、反人道，而革命、战争和权力的性质并无本质区分。当然这也跟立场问题攸关。了解了此点，才会明白唐德亮批评有些文学史中左翼作家及其作品被淡化的情况为什么会频频出现。
谈到唐德亮的识，还必须谈到他的胆。我主观臆测，像他这样既有知识又有见地的人肯定也不在少数，更何况我们是置身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但在当今的批评界，为什么常出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畸形现象？那就是因为不少人虽然跟唐德亮一样有识，但未必跟他一样有胆，因而面对虚无和污浊噤若寒蝉，不能像他那样言人所不敢言。我说的这不少人中，也包括我自己。前先时候我读到一个以鲁迅为题材的话剧剧本，很不以为然，几次产生与之榷商的冲动，但又极力压制了自己。为什么？就是因为投鼠忌器：想扔东西打老鼠，又怕打坏了旁边的器物。因为在支持吹捧这个剧本的阵营中，既有我的同事，同行，还有跟我私交还不错的人和出版社。无欲则刚，诚哉斯言。我从中领悟到，支撑胆字的其实就是一个公字。鲁迅能够笔扫千军，所向披靡，就是因为他参加所有文坛论争都是出于公心。实为公仇，绝非和怨，这就是鲁迅对自己参加论争初心的真实告白。所以，我佩服唐德亮的识，更佩服他的胆。
听了我以上这番言说，读者切不可误解，以为唐德亮只是一个光会舞棒子的酷评家，在拨乱反正的同时，他还写出了不少弘扬正气、浇灌鲜花的评论文章，如评论《吉狄马加诗选》《李钟声报告文学选》等，他对乡土诗本质精神的挖掘和对中国新诗复兴的建议，也都有独到见解，既有学术性，又有现实针对性，不像那种食洋不化、故蹈玄虚的学者，只会把一个简单问题绕得复杂化，结果写出的是连自己也未必真懂的所谓理论文章。
我赶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正值国庆长假。但对于我而言，完全没有假日氛围。因为今年是鲁迅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要参加不同的研讨会，作各不相同的发言，这都需要认真准备，不能信口胡言。然而唐德亮的评论文章即将结集出版，便匆匆写了以上文字，权充序言，仓促之处，企盼本书的作者和读者谅解。
陈漱渝，著名鲁迅研究家、文学评论家，祖籍湖南长沙，1936年生于四川重庆。1976年调入北京鲁迅博物馆至今，历任副馆长、鲁迅研究室主任，二级研究员。全国政协第九、十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五、六届全委会委员，第七届名誉委员，《鲁迅全集》修订编委会副主任，中国鲁迅研究会、中华文学史料学会、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195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鲁迅在北京》《鲁迅史实新探》《许广平的一生》《民族魂鲁迅的一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史实求真录》《宋庆龄传》《风情亲情乡情一个大陆人看台湾》《搏击暗夜鲁迅传》，论文集《五四文坛鳞爪》《披沙拣金集》，学术随笔《甘瓜苦蒂集》《倦眼朦胧集》等，主编《鲁迅论争集》等数十种，参与编注《鲁迅全集》《郭沫若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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