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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是一套具有现代学术眼光的文学史著作，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时段的透视，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既不是传统的历史著作，也不是编年史一类的文学史讲稿，更不是随意发挥的文学史漫谈。它通过散点把握一个时期的文学精神，深刻体现出了文学在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以年份 时代特征的方式做分册书名，言简意赅，定位敏锐而精准。以年份为点，写一个点而又能伸缩自如，强调重点年代，勾连点的来源及对后来的影响。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提倡大文学的概念，主要以文学作为叙述对象，同时又广泛涉猎歌曲、广告、演出等广义上的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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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套书简介：（共12种，此次出版11种）
谢冕：《1898：百年忧患》
程文超：《1903：前夜的涌动》
孔庆东：《1921：谁主沉浮》
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
李书磊：《1942：走向民间》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
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
陈顺馨：《1962：夹缝中的生存》套书简介：（共12种，此次出版11种）
谢冕：《1898：百年忧患》
程文超：《1903：前夜的涌动》
孔庆东：《1921：谁主沉浮》
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
李书磊：《1942：走向民间》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
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
陈顺馨：《1962：夹缝中的生存》
杨鼎川：《1967：文学的狂乱年代》（待出）
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
尹昌龙：《1985：延伸与转折》
张志忠：《1993：世纪末的喧哗》
这是一套具有现代学术眼光的文学史著作，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时段的透视，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
这套书是重写文学史的经典作品，堪称大视野文学史，既有学术的严谨，又有散文的流畅。
这套书的主要作者是有北大学术背景的一批学者。
该套书从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到1993年煞尾，以百年文学发展史的格局，以代表性的年份为书写核心，用回到历史场景和历史细节的写法，把文学史、思想史、社会发展史放在一起，还原文学现象背后的原生态历史环境。原本晦涩的学术著作由此变得鲜活易读，原本平面刻板的文学史知识由此变得生动立体。
这套书初版于1998年，之后几次再版，现早已成为经典的文学史教材，也是许多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考研的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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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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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广东揭阳人，1939年生。2002年退休之前，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我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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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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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那个学术年代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新版序言
孟繁华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在谢冕先生的领导下，历经七年时间，于1998年5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书系出版后，在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两年间海内外有近百篇评论文章发表。关于书系的要义、构想及写作过程，谢冕先生在总序一《 辉煌而悲壮的历程》和我在总序二《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缘起与实现》中，已做了详尽说明，这里不再赘述。我想说的是，当近二十年过去之后，我对那个学术年代充满了流连和怀念。
1989年秋季，谢冕先生在北大创办的批评家周末，一直坚持到1998年。十年间，谢先生带领我们讨论与当代文学有关的各种问题。除了谢先生带的博士研究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外，许多在京的青年学者和批评家都参加了这一学术沙龙性质的活动。1999年，我在《批评家周末十年》一文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1989年10月，谢冕先生在北京大学创办了批评家周末，他用这一形式对就学于他的博士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进行教学和研讨活动。基于当时空旷寂寞的学术环境和批评家周末的影响，一些青年教师和在京的青年批评家，也都纷纷加入了这一定期活动，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研讨的学术质量，同时也在有限的范畴内活跃了当时的学术气氛,并形成了当代文学研究规模可观的学术群体，使学院批评在社会一隅得以存在和延续。逝者如斯，蓦然回首，批评家周末已经经历了十个年头。当它仍在继续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的时候，回望十年，它特别值得我们纪念。
这一批评形式的创造性，不在于它的命名，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改变了课堂教学单向度的知识传授。自由讨论和畅所欲言，不仅缓释了那一时代青年参与者的抑郁心情和苍茫感，同时，它宽松、民主、平等的环境，更给参与者以无形的熏陶和浸润，并幻化为一种情怀和品格，而这一点可能比它取得的已有成果更为重要。或者说：批评家周末首先培育了学者应有的精神和气象，它以潜隐的形式塑造了它的参与者。
十年来，在谢冕先生的主持下，它的成员先后完成了多项重要的学术工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十卷、《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十卷、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十二卷，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给学科建设以极大的推动和影响。这些成果，不仅对百年来中国文学实施了一次重新书写，同时也以新的观念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方式，为学科建设注入了新质。而这些研究同样体现了批评家周末的精神，它虽然也是群体性的写作，但它同传统的文学史编写有极大的不同。谢冕先生提出了总体构想之后，并不强调整齐划一，并不把他的想法强加给每个人，而是充分尊重作者的独立性，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学术专长，让他们在总体构想的范畴内自由而充分地体现学术个性。因此，这些学术作品并不是线性地建构了文学史，并不是为了给百年文学一个整体说法，而是以散点透视的形式试图解决其间的具体问题，以特写境头的方式深入研究了文学史制度视野不及或有意忽略的一些问题。但百年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总体构想，显然又是这些具体问题的整体背景。这一构想的实现，为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和生长点。
那时，包括洪子诚先生在内的书系的作者，都是这个学术群体的成员，几乎没有间断地参加了批评家周末的所有活动。这个学术共同体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它形成的学术传统却深刻地影响了所有的成员。后来我一直在想：批评家周末完成的所有项目，都没有立项，既不是国家社科基金，也不是重点或重大；既没有经费也没有赞助。但是，书系的所有作者心无旁骛，一心问学。认真地报告、认真地倾听，然后是激烈的争论。谢先生有他整体性的构想，但他更强调作者个人的主体性，并且希望尽可能保有作者个人的想法甚至风格。现在看来，书系在写作风格和具体结构方面并不完全一致，比如，谢先生的《1898：百年忧患》，从昆明湖的石坊写起，那艘永远无法启动的石坊意味深长；钱理群先生的《1948：天地玄黄》，广泛涉及了日记、演出、校园文化等；李书磊的《1942：走向民间》从两座城和两个人入手；洪子诚的《1956：百花时代》，则直接入题正面强攻。如此等等，既贯彻了主编的整体意图，又充分彰显了作者的个人长处。自由的学术风气和独立的思想，就这样弥漫在这个群体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于是我想，学术理想、学术气氛和学术信念，可能远比那些与学术无关的事务更有感召力和感染力。这种力量就源于学人内心的纯净或淡然，与功利无关。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套书系有多么了不起、如何经典。需要强调的是，它经受了近二十年的检验，它还需要经历更长时间的检验。如今，书系的作者之一程文超教授已经去世多年，很多先生也已退休，但是，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过去，将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珍惜的人生风景。
现在，这套《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由国家专业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社重新出版，我们内心的感奋可想而知。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讲任何条件的胸怀和气象，让我们深受鼓舞。在一个商业气息弥漫四方的时代，让我们感到还有不灭的文化情怀一息尚存。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责任编辑付如初博士。因为她对这套书价值的认识，因为她的提议获得了社领导的有力支持，于是便有了今天《百年中国文学总系》重新出版的机会。当然，他们一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书系新版序言本来应该由谢冕先生来写，不仅名正言顺，而且会要言不烦。但谢先生指示由我代笔，师命难违只好勉为其难。敬请方家指正。
是为序。
2015年3月8日于香港岭南大学
辉煌而悲壮的历程
谢冕
百年中国文学这样一个题目给了我们宏阔的视野。它引导我们站在20世纪的苍茫暮色之中，回望19世纪末中国天空浓重的烟云，反思中国社会百年来的危机与动荡给予文学深刻的影响。它使我们经受着百年辉煌的震撼，以及它的整个苦难历程的悲壮。中国百年文学是中国百年社会最亲密的儿子，文学就诞生在社会的深重苦难之中。
近、现代的中国大地被它人民的血泪所浸泡。这血泪铸成的第一个精神产品便是文学。最近去世的艾青用他简练的诗句传达了中国作家对于他亲爱的土地的这种感受：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林间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嘶哑的喉咙的歌唱、感受到的悲愤的河流和激怒的风，以及在温柔的黎明中的死去，这诗中充盈着泪水和死亡。这些悲哀的歌唱，正是百年中国文学最突出、最鲜明的形象。
我在北京写下这些文字的时间，是公元1996年的5月。由此上溯100年，正是公元1896年的5月。这一年5月，出生在台湾苗栗县的诗人丘逢甲写了一首非常沉痛的诗，题目也是悲哀的，叫《春愁》：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诗中所说的去年今日，即指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甲午战败的次年。此年签订了《马关条约》，正是同胞离散、民族悲痛的春天的往事。
中国的近、现代就充斥着这样的悲哀，文学就不断地描写和传达这样的悲哀。这就是中国百年来文学发展的大背景。所以，我愿据此推断，忧患是它永久的主题，悲凉是它基本的情调。
它不仅是文学的来源，更重要的是，它成了文学创作的原动力。由此出发的文学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坚定的观念和价值观。近代以来接连不断的内忧外患，使中国有良知的诗人、作家都愿以此为自己创作的基点。不论是救亡还是启蒙，文学在中国作家的心目中从来都是有用，文学有它沉重的负载。原本要让人轻松和休息的文学，因为这责无旁贷和义无反顾的超常的负担而变得沉重起来。
中国百年文学，或者说，中国百年文学的主流，便是这种既拒绝游戏又放逐抒情的文学。我在这里要说明的是中国有了这样的文学，中国的怒吼的声音、哀痛的心情，于是得到了尽情的表达，这是中国百年的大幸。这是一种沉重和严肃的文学，鲁迅对自己的创作作过类似的评价。他说他的《药》分明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说他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超人的渺茫；有人说他的小说近于左拉，鲁迅分辩说：那是不确的，我的作品比较严肃，不及他的快活。
从梁启超讲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起，到鲁迅讲他为什么要写小说旨在启蒙和改良这人生止，中国文学就这样自觉地拒绝了休息和愉悦。沉重的文学在沉重的现实中喘息。久而久之，中国正统的文学观念就因之失去了它的宽泛性，而渐趋于单调和专执。文学的直接功利目的，使作家不断把他关心的目标和兴趣集中于一处。这种集中于一处，导致最终把文学的价值作主流和非主流、正确和非正确、健康或消极等非此即彼的区分。被认为正确的一端往往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嘉许和支持，自然地生发出严重的排他性。中国文学就这样在文学与非文学、纯文学与泛文学、文学的教化作用与更广泛的审美愉悦之间处境尴尬，更由此引发了无穷无尽的纷争。中国文学一开始就在酿造着一坛苦酒。于是，上述我们称之为中国文学的大幸，就逐渐地演化为中国文学的大不幸。
中国近代以来危亡时势造出的中国文学，百年来一直是作为疗救社会的药而被不断地寻觅着和探索着。梁启超的文学思想是和他的政治理想紧紧相连的，他从群治的切入点进入文学的价值判断，是充分估计到了小说在强国新民方面的作用的。文学揳入人生、社会，希望成为药饵，在从改造社会到改造国民性中起到直接的作用。这样，原本无用的文学，一下子变得似乎可以立竿见影地有用起来。这种观念的形成，使文学作品成为社会人生的一面镜子，传达着中国实际生活的欢乐与悲哀。文学不再是可有可无之物，也不再是小摆设或仅仅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一种刀剑、一种血泪、一种与民众生死攸关的非常具体的事物。
文学在这样做的时候，是注意到了它的形象性、可感性，即文学的特殊性的。但在一般人看来，这种特殊性只是一种到达的手段，而不是自身。文学的目的在别处。这种观念到后来演绎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就起了重大的变化。而对于文学内容的教化作用不断强调的结果，在革命情绪高涨的年代往往就从强调第一转化为唯一。政治唯一的文学主张在中国是的确存在过的，这就产生了我们认知的积极性的反面即消极的一面。不断强调文学为现实的政治或中心运动服务的结果，是以忽视或抛弃它的审美为代价的：文学变成了急功近利而且相当轻视它的艺术表现的随意行为。
百年中国文学的背景是一片苍茫的灰色，在灰色云层空茫处，残留着19世纪末惨烈的晚照。那是1840年虎门焚烟的余烬，那是1860年火烧圆明园的残焰，那是1894年黄海海战北洋舰队沉船前最后一道光痕诞生在这样大背景下的文学，旨在扑灭这种光的漫延，的确是一种大痛苦和大悲壮。但当这一切走向极端，这一切若是以牺牲文学本身的特性为代价，那就会酿成文学的悲剧。中国近、现代历史并不缺乏这样悲剧的例子，这些悲剧的演出虽然形式多端，但亦有共同的轨迹可寻，大体而言，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一、尊群体而斥个性；
二、重功利而轻审美；
三、扬理念而抑性情。
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实行开放政策，经济的开放影响到观念的开放，极大地激活了文学创作。历史悲剧造成的文学割裂的局面于是结束，两岸三边开始了互动式的殊途同归的整合。应该说，除去意识形态的差异不谈，中国文学因历史造成的陌生、距离和误解正在缩小。差别性减小了，共同性增多了，使中国原先站在不同境遇的文学，如今站在了同一个环境中来。商业社会的冲击，视听艺术的冲击，这些冲击在中国的各个地方都是相同的。市场经济和商品化社会使原来被压抑的欲望表面化了。文学艺术的社会价值重新受到怀疑。文学创作的神圣感甚至被亵渎，人们以几乎不加节制的态度，把文学当作游戏和娱乐。
摆脱了沉重负荷的文学，一下子变得轻飘飘的，它的狂欢纵情的姿态，表现了一种对于记忆的遗忘。19世纪末的焦虑没有了，19世纪末那种对于文学的期待，也淡远了。在缺乏普遍的人文关怀的时节，倡导重建人文精神；在信仰贫乏的年代，呼吁并召唤理想的回归；这些努力几乎无例外地受到嘲弄和抵制。这使人不能不对当前的文化趋势产生新的疑虑。
在百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我们猛然回望：一方面，为文学摆脱太过具体的世情的羁绊重获自身而庆幸；一方面，为文学的对历史的遗忘和对现实的不再承诺而感到严重的缺失。我们曾经自觉地让文学压上重负，我们也曾因这种重负而蒙受苦厄。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为文学的重获自由而感到欣悦。但这种无所承受的失重的文学，又使我们感到了某种匮乏。这就是这个世纪末我们深切感知的新的两难处境。
我们说不清楚，我们只是听到了来自内心的不宁。我们有新的失落，我们于失落之中似乎感到了冥冥之中的新的召唤。在这个世纪的苍茫暮色中，在这个庄严肃穆的时刻，难道我们是企冀着文学再度听从权力或金钱对它的驱使而漂流吗？显然不是。我们只是希望文学不可耽于眼前的欢愉而忘却百年的忧患，只是希望文学在它浩渺的空间飞行时不要忘却脚下深厚而沉重的黄土层那是我们永远的家园。
关于本书的写作，有下面的几点需要说明。
一、这本书里所要评述的，是发生于1956年的中国的文学现象。这一年及1957年上半年，在文学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的变革，出现了带有新异色彩的理论主张和创作。这个期间的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曾被人称为百花文学。仿照这一称谓，我们可以将所要评述的这个历史时间，称之为百花时代。
这个称谓的由来，主要的根据，当然是因为在这一年里，毛泽东提出了并开始实施被称为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这个方针的提出，有着国际上的和国内的深刻的背景。它的名称，采用了一种描述性、想象性的修辞方式来表达，并与中国古代的被理想化了的历史情景（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的学术繁荣）相联系。这一比喻性概念，以及它的提出过程中对内涵的不断限定与修正，使不同的人对它的理解相距甚远，也让具有不同立场的人，在这一口号之中安放各自的期望，寄托各自的想象。总之，这是一个有着多种可能性的时代。这个时代勾起人们对未来的不同的憧憬。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空间似乎一下子拓展了，变得开阔了起来。历史也许并没有单一的主题，但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应该说是有相当一致的意向。
二、本书的评述，限定于文学的范围内。文学变革是百花时代的构成内容之一，也可以说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但又可以肯定地说，并不是最为重要的部分。对于其他领域，本书作者没有能力加以讨论，而且也不是这本书的任务。在文学的范围内，希望能接触到其间发生的重要文学事件，包括某些重要的理论主张的提出，创作上出现的变化，文学刊物和出版的状况，文学格局中各种力量的冲突和重新组合的情形，等等。评述的角度，采取以归纳的问题作为基点的办法。这肯定有许多重要的遗漏，特别是这个时期某些重要作家的较为完整的状况。另外，在地域上以北京作为中心。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起，文学中心随着政治，中心已转到北京；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常常不过是对北京的呼应或余波。当然，像上海、四川等地这个期间的情势，也不是完全可以忽略的：这是本书留下的另一缺陷。
三、从年度上说，1956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的年份，也是文学发生变革的起点。但是，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甚至1958年春天。1956年理论、创作和文学权力内部的冲突，在第二年得到展开，并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因此，严格地将评述的主要内容限定在1956这一年内，是不可能的，在具体操作上，也有很大困难。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些事实中所要追寻的意义，也可能就隐藏在这一过程之中。也就是说，关注1956年，不仅要了解提出了什么问题，出现了什么样的体现新质的作品，而且更要注意在这不长的时间里的波动、曲折、沉浮、兴衰，造成这种剧烈变动的缘由，以及由此激起的心理波动。这是本书为什么将年份加以扩展的原因。
四、发生于50年代中期的中国的现象，是复杂的。即使是文学的限度内，本书的作者也缺乏能力进行稍稍深入的评说。自然，评说是不可避免的，对现象的整理、对问题的初步归纳，都是作者的一种观点的体现。作者是这些事情的目击者（广义上说）。当年他正在北京那所著名的大学读中国文学。那所大学在百花时代和后来的反击右派的运动中，也是风云变幻而备受关注的处所。他看到，也在一定程度上经历了这些风云。他认为，这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从理论上也许可以做出或深湛或肤浅的解释，总之，历史是可以被处理为条分缕析、一目了然的。但是，实际的情形，特别是在不同的人那里留下的情感上、心理上的那一切，却是怎么也说不清楚的；对一代人和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社会心理状况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于是，本书的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仅对自己究竟是否有能力，而且是否有资格对同时代人和前辈人做出评判，越来越失去信心。当时的悲剧在现在已有的描述中自然依故悲壮，而那些带有喜剧色彩的种种（现在看起来有些天真的想象，理论和创作的叛逆的有限性，在动荡的环境压迫下的各种紧张的思虑），如今也散发出悲剧的意味。虽说在过了许多年之后，现在的评述者已拥有了时间上的优势，但我们不见得就一定有情感上的、品格上的、精神高度上的优势。历史过程、包括人的心灵状况，并不一定呈现为发展、进步的形态。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作者觉得，能整理、保留更多一点的材料，供读者了解当时的状况，能稍稍接近历史，也许是更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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