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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新经学(第一辑)

書城自編碼: 2988172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經濟經濟學理論
作者: 邓秉元 编
國際書號(ISBN): 9787208143593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7-03-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306页
書度/開本: 大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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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一百多年来,随着西力东移与西学东渐,经学遭到国人蔑弃,仅仅成为新的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的历史研究的对象。由此造成的一大后果之一,则是中国文化自身的失语,中国文化失去了表达自身的能力。几年前,中国学术界重提有关中国有无哲学的话题,便是这一失语仍在延续的一个表征。
经学的失语首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自我意识。潜藏在晚清以来古今中西争论背景之后的,其实是建立在经学体系之上的传统学术无法在短期接纳西学,从而引起的文化上的心理紧张。这种紧张在国力不振之际表现为文化上的盲目自戕,在国力稍苏之时则表现为观念上的盲目自大。如何摆脱这两种盲目状态,有赖于从学理上改造经学的历史形态,使之在现代重现焕发生机。这是需要几代人为之不懈努力的事业,绝非如时下所谓儒学在大陆的复兴,更多地只是一种立场上的自我宣示。其尤下者,则把经学重新打造成一种宗教式的意识形态,只许信仰,不许质疑,这不利于时下中国文化的重建。
经学的缺位还影响了对中国文化的历史理解。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主义逐渐在中国思想界甚嚣尘上。反映在人文领域,则是以科学派新史学为中心的整理国故运动以及种种以论代史、自命科学的历史研究。这些研究尽管不无所见,但总的
內容簡介:
经学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基石,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学术体系之大宗。但晚近以来,受到受到西方的冲击与国人的蔑弃,加之自身未能建立起适合于时代的新的形态,经学成为已陈之刍狗,长期被否定。由此造成国人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缺乏正确认识,在面对时代之挑战时也常常感觉捉襟见肘,无所适从。在此局面下,重建经学思维体系,从学理上改造经学的历史形态,使之在现代重现焕发生机。这是需要几代人为之不懈努力的事业。加之近年来传统文化重新受到上上下下的关注,各种各样的声音不绝于耳,众声嘈杂之下,需要对经学进行正本清源的解读与阐释。本系列之用意即在于此。
本辑分学术信札、古典新诠、经义阐微、经学历史、经学与诠释学及书评?咨询六类,所收文章既有对经典、经义之抉幽发微,也有对经学历史的宏观观察与微观透视,言之成理,体现了较高的学术含量,对促进学界乃至普通人对经学的理解,有重要参考价值。
關於作者:
邓秉元,原名邓志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学、经学史、思想史,著有《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孟子章句讲疏》、《周易义疏》等。
目錄
发刊词1
学信札
上俞樾先生书(外二封)章太炎1
致巨赞法师书熊十力4
古典新诠
《孟子离娄上》讲疏邓秉元6
经义阐微
《仪礼丧服》郑玄、王肃注比勘发微史应勇60
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心物关系蔡家和107
经学历史
明代学术视野下的十三经论述粗探杨晋龙131
崔蔚林与康熙初年的官方意识形态成棣176
乾嘉学林中的江声及其《尚书》研究赵四方207
经学与诠释学
中国经学诠释学及其释经的自解原则论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独断论诠释学思想杨乃乔237
书评资讯
《〈庄子〉内七篇析义》书後邓秉元284
闲来翻书一束张钰翰292
经学新着四种301
华东师范大学乐学与诗(曲)学研究工作坊纪要303
稿约305
內容試閱
发刊词
六经责我开生面。王夫之

作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基石的经学,本是华夏文明的根源所在。但自从二十世纪以来,却连如何界定都成了问题,各种观点纷然杂陈。一个广受认同的看法是,经学乃是业已死亡的古代学术或官方意识形态,因此不过是历史学衆多研究对象之中很小的部门。在这样的视野之下,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经学史成经学研究的主流,少数仍然希望保存旧学的学者不过是泥古不化,对於提倡返本开新的新儒学,更是以怪物视之。
从某种意义上説,旧经学的衰落有其合理性。晚明耶稣会士来华,西方知识体系正式进入经学第三期的发展进程之中。但由於政治原因,这一趋势很快便在康熙末年中断,在西方文明迅猛发展的时代,号称盛世的清政权带着耀眼的暮光,开始闭关锁国。那以後大约两百年,作知识体系的经学,除乾嘉汉学的考史之外,几乎毫无进展,相较於明末清初尚且远远不如。经学的常道,被限制在僵死的历史语言和精神之中。在这一背景下,尽管常州学派把经世致用的精神恢复,也只能是采取一种近乎妖妄的扭曲形式,并在康有那里达到顶峰。在晚清,希望这种缴绕汗漫的今文经学,官方那种虚僞乖张的假宋学,以及只是长於考史的古文经学,联合起来消化西方近代两三百年的科学与哲学体系,就像螣蛇吞象,未免太难了。当清王朝在列强的铁骑与新军的怒吼声中崩溃,整个民族都陷入一种保族、保种压力下的精神紧张之时,旧经学也由保存国粹到最终被蔑弃,而成被西方文史哲等学科肢解研究的历史对象,便是无可奈何之事。经学由此被误解专制主义的代言人,自身也被当成了虚妄不实的知识体系。
有意思的是,新世纪以来,一向被批评否定的儒家经学,在中国大地却突然变得时髦起来。这里既有民族心灵深处久远的温情回忆,也有物极必反的因素使然,中国文化既然经得起欧风美雨的洗礼倒而不亡,便自有其颠扑不破之处。但更直接的原因还是,现实的某些力量,需要重新去利用清代那种完全丧失了原初儒学之独立,以及汉宋明儒师道精神的官方儒学。在随之而起的一片宣汉声中,叔孙通、公孙弘式的经学粉墨登场。一些远比康有还要拙劣的经学形态,打着儒家的旗号,用汗漫而夸饰的语言在帝制招魂。纲纪不正,士习卑污,似乎远胜清初。什麽才是真正的经学?如何开拓既符合经义本旨,又能引领时代精神的新经学?时代在逼迫我们反思。

经学死亡了吗?这种观点今天已不必作答,因道之不絶在人。凡有儒学义理处,便有经学。大道所在,便是中国。
对於回到经学的声音,似乎也应该作一反思。有人説,经学是祖先留下的遗産,代表着华夏传统的价值体系,所以必须回到经学。事实上也不尽然。因再美好的价值,假如不是建基於对世界的颠扑不破的把握,便也都无异於空中楼阁。经学之所以能长久地塑造我们民族的精神,首先便是因它一直从知识体系的角度,来把握宇宙的实相。研究经学要警惕那种诉诸盲目情感,而缺少对真理切实体认的国粹式经学,尽管不同的情感表达也各有其自由。
同样,回到经学也不能只是因其有用。百年以来,国人对於学术,大多本着拿来主义心态,不仅未能虚心以求,且美其名曰古今用,洋中用。章太炎曾説,中国传统学术其失在於汗漫。二十世纪许多西学研究,特别是那些意识形态先行的学问,却仍然只是汗漫。即便是人人欣赏的所谓科学,也因缺少真正的科学精神,而变成了科学主义。由此可见,所谓汗漫乃是一种思维方式,絶非经学的专利。有了这种心态,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难以自立,《中庸》所谓不诚无物,信然。
所以,真正的经学絶非时下许多人宣称的,仅仅是可供驱遣的传统资源。经学是对经典视域的如实呈现,本身就是理解宇宙时空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维度。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经学才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人类几个自足的知识体系,都是宇宙实相的显现,虽然面貌迥异,但诚如《华严经》所谓因陀罗网,虽彼此不同,却相互圆融无碍。不同知识体系的交摄互徧,体现的是真理视域的大同。
在人类已有知识体系之中,可以与经学并立的主要有三支。其一是以佛学代表的印度文化系统,婆罗门教、佛教的诸种形态及今之印度教等可摄於其中;其一是以神学代表的希伯来文化系统,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诸种形态可摄於其中;其一是以哲学代表的古希腊文化系统,近代科学与西方学术皆可摄於其中。而以经学代表的中国文化系统,则把诸子百家、道教的诸种形态及东亚儒学等皆摄於其中。事实上,在经学的第二期发展中,佛学的知识体系已经完整地进入经学,就像随着基督教在西方的传播,两希文化也已经融一体一样。随着晚明耶稣会士来华,所谓中西文化已经是四大知识体系的觌面相对。有些人把民族平等的口号简单移植到对文化系统的观察上,只是以地理范围来限定中国文化,於是经学被局限汉民族一种偶然的思维形态。这种观点其实是不足置辩的。
因此,回到经学首先便是出於真理的需要,一个圆融大同的真理系统,不能缺少经学。在人类文明的一体化进程中,经学不仅应当占据一席之地,而且完全可以以经学基本形态融摄衆説。这样,回到经学也不止是国人的需要,而应是人类建构其自我意识的需要,是人类理解自身历史的需要。缺少了经学的历史,特别是经学的内史,人类的自我意识便是不完整的。在这个意义上,内在地理解以中国文化中心的东方文化的精神历程,如同理解其他文化一样,便同时也是世界精神的自我反思。相比之下,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不过是精神的单维形态。在这里,一切形式的地区中心主义都将被破除,人类达到其理想的世界性的生存。

那麽,理想的新经学将是怎样一种形态呢?
新经学首先应该是真正的经学。经学应该摆脱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後,诸子借经学以文饰己説的汗漫形态,回到孔孟时代原初儒学那种清明的理性精神之中。无论是否阿世,汗漫的学术都一定是曲学。因此,可以有经学对诸子、佛学、西学的融摄,但不能有诸子、佛学、西学立场的经学。在以往,出於对经学纯粹性的扞卫,形成了道统观念,这一观念在二十世纪尽管遭到有意无意的曲解,但其内在合理性不容抹杀。在人人依傍六经的时代,道统观念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经学的自我澄明。
新经学应该是明体达用的经学。所谓明体达用,最初即表现於内圣外王的基本架构之中。先是孔门德行、文学、政事、言语四科,其次是後世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最後是清儒所谓义理、考据、经济、辞章。从文化系统的角度来説,如同一株大树有其根干枝华,四者分别对应,都与这一基本架构相符。中国文化本就是以生命中心的。清儒以考据、义理分别汉宋经学,虽然大体符合两系经学的侧重倾向,但却没有意识到,每个时代都各有其本末体用之学。体用在清学那里本来就是分裂的。从这个角度来説,二十世纪所争论不休的两个观念,无论主张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之説,都是对文化的一种粗暴的、机械式的理解,没有意识到本末体用本来是一种有机的关联,不可以随意嫁接。也正是因此,新经学不仅应该具有引领及反思时代精神的新义理之学,也应该形成以新义理基础的,新的考据、辞章与经济之学。借用时下流行的西学术语来説,新经学便是要重建以经义基础的新哲学、新史学、新文艺学与新社会科学。
新经学应该是继往开来、新新不已的经学。今天,尽管许多接续传统的努力值得尊重,甚至也是初学者的必由之路,但经学不应该止步於以往的学术形态,满足於做一种有经学立场的学术史研究。也不应该简单地用旧经学之中已经不合时宜的形态来画地牢。新经学应该回到仁智一体的德性视域之中,重建与当代的精神联系。
新经学应该是对不同知识体系开放的经学。经学将开展与世界不同知识体系的积极对话,经学融摄不同知识体系的过程,便是世界精神实现其自身的过程。鉴於佛学传入以後,经学第二期发展的事实,在未来的经学实践中,除了深化经学与佛学知识体系的对话之外,如何消化已经融合了两大知识体系的西学,将是新经学最重要的使命。
尤其关键的,新经学应该是回归经典的经学。假如以上述期许尺度,那麽由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诸先生所代表的,主张以中国文化本位、强调返本开新的现代新儒学,已经是当之无愧的新经学,特别是其中的新义理之学。以哲学自期的新儒学,在经学中的角色与系统神学在神学中的地位相近。不过,新儒学此前虽然拓展了经学的义理维度,恢复了内圣外王的基本架构,尚远未臻於圆融。客观的原因固然是由於中西学术的广大深邃,难以一蹴而就;主观的因素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儒学义理尽管有本心作最後根据,但无数六经注我的例子已经表明,经学需要一个可以持循的基本尺度,来规范古往今来大量的过度诠释。这个尺度便是回到那些虽然具有历史性维度,但是却在义理上贯通如一的经典之中。六经是古人之迹,但同时也是圣人之迹。圣人之心与圣人之迹,应该是不即不离的关系。换言之,经典是经学的理想在上古至春秋时代那个具体时空中的体现。通过疏释,可以使经典之中那些历史性的大义被还原,逐渐显发其超越时空的微言。这种微言在当下时空的具象化,则是这个时代理想的新经学。对原典的贯通性理解,是新儒学乃至整个新经学最迫切的任务之一。这与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我注六经根本有别。因只有能够六经注我,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我注六经,反之亦然。二者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一种解释学循环。
其二,了在源头上贞定中国文化,新儒家把主要精力放在新义理的探索上,因之顺应二十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现状,接纳民主政治作外王之学。但是缺少从经学大义上的充分疏通与审视,所谓西用还没有内化到经学义理这一本体之中。以至於被後起者单纯贬低心性之学,而另有所谓政治儒学之论。事实上,缺少新义理支撑的政治儒学,很容易流於信仰式的原教旨主义。没有师道精神底色的政治儒学,则难免成虎作伥的阿世曲学。只有重新回到经典,才能在根本上疏通新的经济之学,这是新经学的应有之义。

新经学应该接续儒家经学第三期的现代发展。纵观历史,作一种思维方式,经学起源於华夏文明之初,经上古三代之民族融合,在东周後期由孔子完成知识体系的自觉,形成了经学的圣人谱系与经典。经过孟、荀两系的发展,以今文经主的六艺之学最终被政典化,并支撑了两汉时的世界观。这一时期代表了经学的自我发展,是经学第一期。
随着道教崛起,东汉以後一方面发生古文经学的更化,一方面则是玄学兴起。与此同时,作新知识体系的佛教传入,经学开始全面更新,并因宋明理学之结束而完成。北宋五子至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皆道统所宗。这一时期代表了经学对佛学的融摄,是经学第二期。
晚明以降,经学开始融摄中西,是第三期,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诸家卓然其开山。其後,乾嘉汉学虽以考据之学破宋儒藩篱,尚不足以言新经学。至晚清,章太炎慨今文经学之汗漫荒唐,欲引佛学及诸子自卫,惜所宗在子史小学,经学尚未真正复兴。
能够重拾经学第三期使命的当属现代新儒家。其中马一浮倡道东南,首揭六艺统摄西来学术之大义,新经学始定其基;熊十力无待而兴,欲会通中印欧西诸哲,新经学始端其向;梁漱溟以孔家生活奔走济时,新经学始发其用;牟宗三以良知坎陷贯通仁智,新经学始开其新。学者倘能善继善述,不仅回归经典,且能体用兼备,则中华文化必将如大《易》所言,穷变通久,而大成可期。
吾辈虽不敏,愿尝试之。有志斯文者,盍兴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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