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假面：即将逝去的美国光环》 - 马克·莱文 - Meg Book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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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民主的假面：即将逝去的美国光环

書城自編碼： 2998860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政治/軍事→政治
作者：马克·莱文
國際書號(ISBN)： 9787508673127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7-05-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249/150000
書度/開本： 32开釘裝：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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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本书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名
? 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马克莱文剖析大政府对千禧一代幸福的掠夺与欺骗。
? 深入分析千禧一代面对的债务、教育、医疗、国家安全等问题。
? 鼓励美国年青一代直面中央政府的铁拳政策，呼吁发起一项新民权运动，促进自由与繁荣，停止中央集权主义对年轻人的盘剥。

內容簡介：

在现代美国，无孔不入的联邦政府正逐步吞噬公民社会。但随着政府逐渐转变成一个专制且集中的联邦怪物时，父辈中的绝大多数选择继续容忍当前的严峻形式。当前的政策通过疯狂滋长且即将崩溃的津贴计划，以及由此引发的巨额债务、平庸的教育、接踵而至的移民浪潮和国防安全的恶化等问题，逐渐威胁到他们的孩子和后代的未来。
然而,专制并非不可避免。《联邦党文集》第51篇中记载了詹姆斯麦迪逊（ James Madison ）的警世箴言，他阐述了公民社会和政府制约之间的基本平衡：在构建一个由人统治人的政府框架时，*的困难在于：首先，政府必须拥有控制被统治阶级的能力；其次，有控制自身的义务。
本书突破重重阻碍，呼吁所有美国人特别是年青一代的理性和无畏精神。年轻人必须要振作起来，破除集权主义的统治怪圈和趋同思维的压力；年轻人必须敢于奋起反抗专制政府的重拳，如果对其不加以抑制，势必会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
莱文呼吁发起一个新民权运动,促进自由与繁荣，停止集权主义者对年轻人的剥削。他激励美国年轻的崛起者清醒过来，投入到自我救赎的事业中去。他向美国的年轻人提出疑问：你会默许政府不依照宪法基础而
在现代美国，无孔不入的联邦政府正逐步吞噬公民社会。但随着政府逐渐转变成一个专制且集中的联邦怪物时，父辈中的绝大多数选择继续容忍当前的严峻形式。当前的政策通过疯狂滋长且即将崩溃的津贴计划，以及由此引发的巨额债务、平庸的教育、接踵而至的移民浪潮和国防安全的恶化等问题，逐渐威胁到他们的孩子和后代的未来。
然而,专制并非不可避免。《联邦党文集》第51篇中记载了詹姆斯麦迪逊（ James Madison ）的警世箴言，他阐述了公民社会和政府制约之间的基本平衡：在构建一个由人统治人的政府框架时，*的困难在于：首先，政府必须拥有控制被统治阶级的能力；其次，有控制自身的义务。
本书突破重重阻碍，呼吁所有美国人特别是年青一代的理性和无畏精神。年轻人必须要振作起来，破除集权主义的统治怪圈和趋同思维的压力；年轻人必须敢于奋起反抗专制政府的重拳，如果对其不加以抑制，势必会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
莱文呼吁发起一个新民权运动,促进自由与繁荣，停止集权主义者对年轻人的剥削。他激励美国年轻的崛起者清醒过来，投入到自我救赎的事业中去。他向美国的年轻人提出疑问：你会默许政府不依照宪法基础而

關於作者：

美国全国电台主持人，里程碑法律基金会主席，毕业于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取得文学学士学位，并于该校法学院取得法学博士学位。
他曾经从事法律业务，并担任里根总统时期内阁成员的高级顾问。
代表作：《自由与专制》（Liberty
and Tyranny）此书连续38周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甚至持续三个月稳居榜首，销售量超过百万。另有《美国毁灭》（Ameritopia）和《自由修正案》（The Liberty Amendments）《黑衣人》（Men in Black）以及《拯救雪碧》（Rescuing Sprite）。

第一章掠夺与欺骗 001
第二章论债务 021
第三章论社会保障制度 035
第四章论医疗保险制度及奥巴马医改计划 051
第五章论教育 071
第六章论移民 089
第七章论环境 107
第八章论最低工资标准125
第九章论国家安全139
第十章论宪法153
结语新民权运动173
注释187
致谢245
译者后记247

內容試閱：

美国现代社会中比较鲜为人知的是，家长为了维护家庭和睦的稳定，保护子女不受威胁和侵害，会毫无顾忌地牺牲自身利益。然而，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已为人父母的执政者一代也都下意识地像其他父母一样，妥协于令人担忧的公共政策。这些政策不仅危害了其子女的将来，还会波及子孙后代的福祉。需要明确的是，并非所有父母都可以替孩子拿主意。实际上，即便再细心的父母，就算在孩子的培养上投入再多的精力，也有可能百密一疏。另外，即使在一个健康的家庭中，看似经过父母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依然可能产生违背初衷的后果。同样，一个运转相对良好的社会也会出现与初衷背道而驰的公共政策和管理决定。

社会中存在一种道德秩序，它来源于经验与知识、直觉与信念、教义与推理、爱情与激情，并界定着正确与错误、善良与邪恶、公平与偏袒、家庭与社会。因此，各种利益经过长久流传的传统、习俗、价值观、制度的洗礼，以及小家庭和大社会的熏陶教化，渐渐趋同融合，保护并改善人类的生存境况，使之可以繁衍生息。一般来说，这便是公民社会。2
18世纪杰出的英国政治家和思想家埃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认为，公民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父辈、我辈和后辈间的代代延续。他写道，这种合伙关系不可能是几代人就能培养出来的，所以它不仅仅是当代人的合伙关系，还是所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合作 3。实际上，伯克的研究相当透彻，他提出，那些放弃合作关系的人，将会使他们自己，以及子孙后代陷入严峻的境地。公共财产和法律同样神圣，基于此条重要的定理，即当代人应该顾全大局把祖传瑰宝留给后代，不可肆意挥霍整个社会的原材料，断送了后代的需求，为子女们留下一片家园而非废墟。他们应该尊敬先辈的制度和风俗，为继承者们做出榜样，教会他们如何尊重先辈们的贡献。4
历史证实了伯克的结论。接受父母培养子女的道德准则，放弃执政者一代所采用的道德秩序，会产生可预见的不利的公共政策，也会引发众多灾难性后果。这种衰落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激发潜在的压迫甚至暴政，而这种暴政最终将瓦解公民社会，吞噬后世子孙。虽然可以采取改革和修复等举措避免这种结局，但过程却是极为困难和复杂的，通常要经历一次极为惨烈的人员伤亡。

法国大革命的十年硝烟制造了混乱的秩序和恐怖的氛围。伯克对此极度厌恶并因此陷入思考。随后的两个多世纪，直至今天，这个世界见证了更为糟糕的境况。这并不是说，公民的骚动和社会的混乱都可以采取血腥革命或内战形式终结。显然，特定的教义、文化、管理系统等，会产生特定的异常状态。不同的事件和环境，无论与世长存或是转瞬即逝，都会对这种非连续性特质的形成起到一定影响。但是，暴力是最终的手段。
在伯克之前，有一位法国哲学家对宪法的制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就是夏尔德孟德斯鸠（ Charles de Montesquieu）。孟德斯鸠生活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之前，他认为背叛公民社会将导致灾难性后果。他谈道：当美德逝去，野心侵袭蠢蠢欲动的心灵，贪婪会吞噬一切。人们被欲望操控，曾经充满爱心的人，也会变得冷若冰霜。曾经自由生活在法律之下的人，也想脱离法律、无拘无束。每一个公民就像逃离了奴隶主控制的奴隶一样。曾经的格言变成了苛责，曾经的规则变成了强制，曾经的警觉变成了恐惧。节俭而并非占有的欲望变成了贪婪。从前，个人财产组成了社会财富；现在，社会财富变成了个人的遗产。共和政体徒有其表，挂着代表所有公民的牌子，却沦落为一小部分公民的权力机构。5

现代美国社会一改过去在剖析公民社会时精益求精的做法，转而更加追求所谓的效率。乌托邦式国家主义逐渐崛起，种种迹象比比皆是；巧舌如簧的政治煽动者和自以为是的空想家在极力兜售抽象的概念和虚无的幻想，妄图追寻不切实际的极乐社会；政府权力的衍生物势力也日益庞大。在随后的章节我们将阐明，执政者的治理政策是如何预示着未来人生活质量的下降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将见证，丰厚的福利待遇不断膨胀，直到无法负荷而从内部崩塌，以及那些背叛宪法和权力制约的无耻行径。倘若不及时采取改良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对此，执政者早已心知肚明。
2014年 8月的一份《华尔街日报》
NBC（Wall Street
Journal NBC）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于年轻人无法获得机遇所表现出的焦虑已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并且普遍对国家的前景感到悲观，将指责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华盛顿普选出的领导人 76%的成年人都认为，他们目前的生活水平已达到最高，子女这一代的生活质量将有所降低。 71%的受访者认为国家行驶在错误的轨道上 6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正在衰落普遍的不满情绪蔓延至美国社会的每个角落。参与民意调查的民众中，有 57%明确表示，当他们沮丧到无法忍受的那一天，将会举着标语上街游行。这其中包括了 61%的民主党、 54%的共和党，以及 70%认同减税减少赤字提议的成年人和 67%所谓的自由派人士。6

在过去，执政者必须要熟记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 James Madison）在国会上为支持宪法提案所发表的遗世箴言。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第 51篇中，麦迪逊解释了公民社会与政府限制之间最核心的平衡。政府本身的含义是什么，是人性反思的核心吗？如果人类能表现得像天使那样，那么政府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是由天使来掌管人类，那么无论从外部控制还是内部控制都压根儿用不着政府插手。在组建一个由人管理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这个政府必须有能力控制被统治的人，然后，再进行强制性的自我管控。7
然而，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为人父母的执政者，虽然爱子心切，却还是会背弃公民社会，转而用专横与暴政去窃取子女的未来，使他们沦落到岌岌可危的境地？更遑论绝大多数人都认同国家正面临着衰落，而对于这种衰落局面的出现，政治家们难辞其咎。
答案可能会是多种多样的。例如，语言本身就可能导致问题的产生。一代人执政者一代以及子孙后代这样的词语都不够准确，一部分人很难理解，觉得仅仅是基于理论上或是概念上的，甚至不具有真实性。因此大量的新词汇如雨后春笋般涌出，诸如婴儿潮、被遗忘的一代、千禧一代、 Z世代等。这些用来阐述社会学构架的词汇洋洋洒洒，我在此不必过多列举。

尽管这些术语并不精确，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不同年龄群体确实拥有不同的特点，有些特点很明显，有些不值一提，当然，他们也拥有共同之处和相同爱好。这通常也适用于个人。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父母们一直关爱着子女，原因显而易见：孩子们是有血有肉真实存在的个体。假设未来与现实脱离，未来的后代只是无固定形态的陌生图像或概念，父母们当然就可以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所致力维护的子女的幸福，与后代的幸福丝毫无关。
作为执政者的父母们抱着这种心理，自然而然地低估或忽视了当代公共政策长期以来的恶果，并拒不承认对此起到的反面作用。这种现象的产生通常来源于所谓的执政精英们和中央集权论者们，他们总是无休止地强化和鼓励这一论调，试图自圆其说并倡导通过预支未来几代人的劳动和资源来获取自身利益，甚至滥用政府权力进行社会工程和经济掠夺。他们用虚假的同情心和伪善来掩盖失职，装模作样地强调改善子女们的前景，殊不知子女们反而因为他们的行为而变得负荷累累。此外，决策者采取的政策极具迷惑性，轻而易举地让人放松了警惕。我在《美国毁灭》（Ameritopia）中写道：乌托邦主义按部就班地稳步发展，成功蒙蔽了一群毫无戒心又容易满足的人，并且鼓吹在不危及现有社会的本质的同时，致力于改善这个社会存在的弊端和缺点。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公民采取了忽视、不理睬或忍受的态度，更有甚者欢呼雀跃。这种变革被当成无伤大雅并带有好意的，甚至是建设性的举措，不会危及公民的基本自由。8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父母或者执政成员都会低估或忽视现有公共政策对子女及其后代造成的影响，例如飙升的生活成本和沉重的生活负担，使很多人敏锐地察觉到了社会经济混乱的预兆，并且试图采取一些拯救措施。然而，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有效制止这样一个庞大的执政集团，因为这个执政集团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十分复杂，相对于共和主义而言，它更像是独裁主义，实际上是个野心勃勃的产物。这些决策者和他们的追捧者常常轻视，例如选举、公民游说等常规的民主化程序，当然只发生在选举结果和政策要求不违背他们统治目的的前提下。在其他方面，他们对于行政法规、行政法令及司法法规的偏爱不断升温，为达目的往往不择手段。
执政者中很多人都已深深陷入在经济上不可持续的政府计划之中，他们依赖于此并从中获益。比如说没有资金储备的政府津贴计划，他们投身于所谓的信托基金并以此做着安享晚年生活的黄粱美梦。他们从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宜之计和虚伪承诺中，寻找自欺欺人的慰藉，无视信托基金被转移和耗尽的现实，忽略灾难预言和谣言所造成的管理不善。

法国历史学家、学者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他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上、下卷）这部著作中，探讨了对美国产生影响的专制主义的类别。他评述道，我们的同代人不断受到来自两种互相矛盾的情绪的刺激：既想接受领导，又希望保持独立。他们无法破坏这两种对立情绪的任何一方，却也不想顾此失彼，因此，一个独一无二的全能监护政府会应运而生，但是名义上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他们结合了集中和人民主权的原则，这使得他们有了喘息之机。他们自我安慰，接受先驱思想的指导，致力于保护民众利益。因为他们觉察到束缚他们的锁链的另一端，掌握在既不是某个人，也不是某个阶层的人，而是绝大部分的人手中。通过这个体系，人们暂时摆脱依赖的状态，直到再次选出他们的主人，然后故态复萌 9。
执政者中的很多人对此妥协，对年轻人黯淡的前景漠不关心。这些年轻人不仅无法从政府举步维艰的项目中获取自身利益，或许还要被迫做些贡献，更没有能力偿还他们这一生或是后代人所要面临的借据经济泡沫破灭所产生的数万亿美元的债务。现在，对于数百万人口是否会从这样的项目中受益，人们仍然争论不休。尽管多年来数万亿美元的政府支出都用于发放福利津贴或其他相关费用，然而这对于结果并没有起到任何改善作用。这个巨大的政府风险将最终崩塌，席卷包括数千万的受益人和捐助者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导致骚乱和不幸的蔓延。仅仅这点就令人望而生畏，更遑论一个无孔不入的联邦政府似乎把玩忽职守当作无数意识形态的终极追求和社会定位。

可与之抗衡的社会组织尚不存在，更不用说支撑整个公民社会弥补联邦政府败坏的名声和强加的赋税。联邦政府有权制定、执行并且更改法律，甚至能决定其自身遵守宪法的程度，而宪法制定的最初目的就是防止政府发生这种僭越行为。公民社会的情况则截然不同，显然其用以自我防卫的系统管理特质尚未准备就绪。最终我们会发现，一个朝气蓬勃的公民社会和一个功能完善的共和政体，只有在公民具有高尚的道德和坚定的意愿的条件下才有存在的可能。
因此，当代的父母们和执政党对于他们的孩子及后代人是有所亏欠的，他们并未给后代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一个生机盎然的立宪共和政体，以及能削减并限制联邦政府权力的政策。如果执政者无法完成这个复杂且重要的任务，它将随着联邦利维坦防线的不断巩固而变得更加艰巨，美国的核心本质也将毁于一旦。那么，执政者背叛了他们的后代，这个铁一般的事实再无可辩驳。
但是年轻人又面临怎样的抉择呢？如果 18 ~ 35岁的年轻人对日益严重的中央集权和专政的态度继续表现得毫不在乎，或是极力促成，甚至欢欣鼓舞，会造成怎样的结局？难道他们不想要自由和富足？难道他们不渴求抵制这种社会异动和经济掠夺继而保护他们自身及后代的幸福？

年轻人似乎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当人们对野心勃勃的威权政府和所谓的社会现状产生怀疑时，大部分群体的成员会通过政治行为和选举模式来表达认同。皮尤的研究报告称，年青一代自认为政治独立，但是事实上他们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在大多数政治和社会问题上采取自由主义观念，并往往会信仰一个激进主义的政府。此外，当被问到你是否认为大多数人都值得信任，或者在与人交流时，你是否会放下戒心时，只有 19%的人认为大多数人都值得信赖。
10但是集权者获取不到民众的信任，无法行使权力，那么激进主义政府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矛盾的是，除了狂热的执政精英，没有其他年龄段的群体能够像年轻人那样满腔热情地信奉并追随激进主义，并且因此受到牵连。
要想揭开这些反常现象的谜团的确很难，然而这值得我们做一番研究。一般来说，年轻人缺乏生活经验又抱有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这是合乎情理的。他们的想法极为单纯，会轻而易举地受到乌托邦主义的控制。这些乌托邦主义者宣称，只有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机制和社会工程，以及对社会传统、习俗和价值观的超脱和解构，才能够最终实现这种理想社会。可笑的是，他们对社会传统、习俗和价值观毫无概念和贡献。因此，尽管年轻人不太容易相信权威和其他人，却还是会轻易地受到蛊惑人心的政治家、鼓吹宣传的学者、魅力超凡的文化偶像，以及其他权威机构和公众人物的诱惑。

在《自由与专制》（Liberty
and Tyranny）中我曾阐述道，这种思考方式几乎忽视了自由对一个生活富足的公民社会所起到的作用，我们每时每刻都沉浸其中美国社会中的自由气息往往令人难以察觉，即使人们意识到它的存在，也通常认为它的存在理所应当，亘古恒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集权主义就变得极具诱惑性，进而得到社会的公认，让人觉察不到它对自由的日益蚕食，并堂而皇之地并存于世11。
政府宣称，公民社会存在着缺陷，并且这些缺陷难以克服，借此光明正大地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声称将会起到无限制的制约作用。政府激进主义以及在此背景下的社会构成遂被视为不可或缺且宏伟崇高的常规。而与此同时，个人主权、自由意志及自给自足的能力被逐渐削弱，人们随波逐流，并最终妥协于专政政权。
当年轻人致力于所谓的正义或神圣的运动时，就会变得极为自负、坚定且热诚，尽管这些特质原本并不专属于年轻人。埃里克霍弗（ Eric Hoffer），这个曾经做过码头装卸工的卓越哲学家，在谈到社会运动的本质时总结道：大多数运动所宣扬的禁欲主义理念，其首要目标就是培养对当下社会的蔑视大规模运动所设立的很多难以实现的目标，就是开展反对目前社会的运动。12

中央集权主义形态复杂，不断扩大掠夺行为以获取权力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公民社会的退化，从而引发乌托邦主义的事业和运动。然而需要明确的是，年青一代却身处激进主义政府的最忠实拥护者之列。因此，尽管也许有些年轻人认为他们在反抗权威，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在支持着专权政府，而这种集权和其所带来的影响已经逐渐稳步成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特征。
年青一代在多年的日常教育中，从幼儿园到高中，直至大学的高等教育，一直受到不断的教化和激化，从根本上被不断强化这方面的固有思想，面对剥削压迫时表现出的柔弱性根深蒂固，同时又易于接受甚至强烈期盼那些导致未来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自毁性政策。
即使最尽职的父母也无法改变学校的教育对孩子们的影响。实际上，他们对教师、课程和书本根本没有选择权，这一点直接或间接地推进了集权主义的进程以及意识形态上的趋同思想。这种集权主义对公民社会和美国的文化遗产充满了敌意。事实上，对来自父母和社区的正规教育的免疫是极具灾难性的事件。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教授布鲁斯桑顿

（Bruce
Thornton）认为这种方式极具欺骗性且隐藏着有害性，他说道：美国的建立并不是为了保护自由和天赋人权，相反，是为了保护富有的白人财产所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权力。开启内战也不是为了解放奴隶或者保护统一，而是北方工业和南方种植园之间经济竞争的结果。至于西部的开发，绝非所谓的一部开拓荒野、传递文明的艰苦卓绝的史诗，从本质上来说是为了窃取印第安种族的土地和资源，达到资本剥削的目的，以及实施对印第安种族的灭绝行为。这种历史中潜藏着马克思经济决定论和物质决定意识原则。13
事实上，桑顿关于对正规教育的保护如同阶级斗争劝诱模式这一观点，正是《共产党宣言》核心观点的现代美国版本。《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14。他们还指出：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个阶级同归于尽。15
公民社会通常孕育着煽动和割据的因素，因此关于公民社会的一切都不被认同，都被认为不值得去保护和延续。相反，年轻人却受到极大的鼓舞，为追寻乌托邦主义幻象和社会改革，甘愿结成联盟，保护集权主义的利益，造成社会骚动，无形中损害了自己和后代的福祉。

这些思想意识的毒瘤不断给年轻人带来危害，种种征兆已十分明显。皮尤的研究报告表明，就当代社会经济情况而言，如今的年轻人在现代社会中最先面临的是较高的助学贷款、贫困和失业，以及低水平的财富和个人收入，远不如他们上两代人在同龄阶段的情况16。具体来说，在 2012年底， 40岁以下的人需要偿还总计 6450亿美元的助学贷款，自
2005年以来增加了 140%。17。2014年，16 ~19岁人群的失业率达到了 20% 18，大学毕业生不完全就业率达到 46%。19如今，在 25~32岁年龄段的人中，有 22%的人高中毕业后辍学，并且生活贫困。相比而言，在 1979年仅取得高中学历，如今年龄段在 49~76岁的人中，只有 7%的人在他们二三十岁时生活窘困。20
皮尤研究中心在另一项研究中还发现： 1980年以来，特别是 2010年后， 25~34岁的年轻人是人口增长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截至 2012年，大约 14的年轻人（ 23.6%）生活在几世同堂的家庭中，比 2007年的 18.7%和 1980年的 11%都有所增长。2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进一步报告，如果联邦政府的开销再不做大幅调整，从现在起 25年内，社会需求所造成的联邦债务将会超过 GDP（国民生产总值的 100%相对于经济规模，债务将呈不可持续的上涨趋势。

此外，未来 25年，除非对现行法律中税收和支出的规定都有所调整，否则不断增长的预算赤字和债务造成的压力将日趋严重。正如 CBO所预计的：财政赤字形势严峻，联邦债务增长的速度将会超过 GDP增长速度，必然走上不可持续的道路。 CBO得出结论：某种程度上，投资者开始怀疑政府是否有诚意或者有能力偿还债务，这势必造成政府支付更高额的利息去贷款。这样严峻的财政危机使现在的决策者面临极其困难的选择，也会对国家产生持续负面的影响。甚至在这种情况来临之前， CBO所预计的高额增长的联邦债务将会不断突破底线，给国家经济以及联邦预算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22
托马斯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对这种不道德的集体行为极具先见之明，并早就提出了警告：我们相信，或者装作相信，尽管一位父亲无法占有其子女的劳动成果，但是这一代的父亲却可以占有他们下一代孩子整体的劳动成果和财富，迫使他们承担所有债务，无论公正与否、有益与否；而这些都是受我们的恶习、激情或者个人利益驱使。但我相信，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们都应该只从正确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无权要求后人去偿还我们自己欠下的债务，从道义上讲，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应该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来解决。 23几年后，杰斐逊对此更加忧心忡忡：当社会开始衰落，一些哲学家所观察的人与人之间斗争现象将会极为普遍，以至于把这种现象错误地理解成自然发生的。实际上，它是人类自我堕落的状态。而这种可怕的阵势的先驱就是公共债务，其次是税收，不幸与压迫紧随其后。24

经济规律，并不是那些自吹自擂的政治家和官僚所鼓吹的乌托邦式幻象和许诺的空头支票，它如同科学规律一样，真实可信。经济规律中存在着一个不可逆转的临界点，一旦达到此点，任何社会和时代都将无法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正如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相互交织，经济状态的不稳定必然引起政治局面的动荡，最终导致社会的全面混乱，乃至崩塌。在此期间，随着整个过程的展开，宪法共和主义将自然而然地解体，随之灭亡的还包括代议制的管理、联邦各分支及联邦与州政府之间分散的权力以及联邦行政州逐渐渗透到人民生活中的权力。合并政府的控制以及不断加剧的警方权力，通过五花八门的规章、制度、税收、罚款来压制个人，进而麻痹大多数公民。有计划的社会变革和开明自治的衰落则被描绘成富有同情心的、进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尽管如此，这个庞大的联邦势力仍然不愿进行改革，也不愿在计划上做出让步。它的支持者、代理人和受益人既不肯承认失败，也不愿慎重考虑，反而越来越盲目，固执地坚持着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最初的社会计划。
对于执政者和年轻人（即父母和子女）来说，联合起来保卫共同的利益，抵御共同的敌人起源于宪法却脱缰失控的政府，刻不容缓。这些集权主义者，滥用权力，压榨年轻人以及后世子孙，剥夺他们的劳动果实，把他们的财富装饰成一棵摇钱树，以便当代政府在他们有能力追求和享受之前，得以肆意地掠夺、操控和榨取他们的前景和自由。执政者必须在冷静思考过后，振作起来，重新梳理社会关系网络，审视由集权主义无止境的社会工程所产生的代际矛盾。当然，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在经济上做出一定程度的自我牺牲，放弃一部分政府津贴和补贴。

年轻人面临着同样严峻的斗争，首先要认清集权主义的操控和剥削，打破这种强有力的束缚，团结起来保护自己。年轻人必须敢于质疑、面对，理智地抵抗独裁主义，这种独裁主义通过课堂上的灌输、娱乐上的传播或者政治家蛊惑人心的言论，已经严重危及年轻人的未来和后世人的生活质量。他们的自由、自给自足的福祉已经岌岌可危。乌托邦式集权主义以牺牲公民社会和年青一代的安全和幸福为代价，疯狂滋长，是年青一代必须与之斗争的真正仇敌。如若不然，年青一代以及后世子孙将彻底沦为迷茫且苦苦挣扎的一代，在专制压抑的管辖下，永远生活在日益黯淡且空洞的环境中。
在这一章的开篇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在关爱子女的同时，却给他们及其后代带来了苦难 ?答案是否定的。我还问道：年轻人想要自由和富裕的生活吗？他们是否有责任去抵抗社会异动和经济掠夺，来保护自身和后代的幸福？

以上两个问题的答案则是肯定的。事实证明，执政一代和年青一代毕竟有太多的相同之处。
总而言之，虽然个人和集体的能力不尽完美也容易导致错误，但仍然有必要团结起来，做出良好的判断。普遍真理永恒存在。任何人，包括教授、政治家、专家，乃至任何集大成者都无法更改或取缔。这本书与我之前所有的书都具有一个相同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学识、事实和思考，竭尽所能地劝慰更多的同胞，去改变一个迫在眉睫的悲剧不是关于戏剧和理智的希腊悲剧，而是一个真实的、毁灭性的美国悲剧，是人类所知的最伟大共和国的陷落。
美国现代社会中比较鲜为人知的是，家长为了维护家庭和睦的稳定，保护子女不受威胁和侵害，会毫无顾忌地牺牲自身利益。然而，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已为人父母的执政者一代也都下意识地像其他父母一样，妥协于令人担忧的公共政策。这些政策不仅危害了其子女的将来，还会波及子孙后代的福祉。需要明确的是，并非所有父母都可以替孩子拿主意。实际上，即便再细心的父母，就算在孩子的培养上投入再多的精力，也有可能百密一疏。另外，即使在一个健康的家庭中，看似经过父母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依然可能产生违背初衷的后果。同样，一个运转相对良好的社会也会出现与初衷背道而驰的公共政策和管理决定。

社会中存在一种道德秩序，它来源于经验与知识、直觉与信念、教义与推理、爱情与激情，并界定着正确与错误、善良与邪恶、公平与偏袒、家庭与社会。因此，各种利益经过长久流传的传统、习俗、价值观、制度的洗礼，以及小家庭和大社会的熏陶教化，渐渐趋同融合，保护并改善人类的生存境况，使之可以繁衍生息。一般来说，这便是公民社会。2
18世纪杰出的英国政治家和思想家埃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认为，公民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父辈、我辈和后辈间的代代延续。他写道，这种合伙关系不可能是几代人就能培养出来的，所以它不仅仅是当代人的合伙关系，还是所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合作 3。实际上，伯克的研究相当透彻，他提出，那些放弃合作关系的人，将会使他们自己，以及子孙后代陷入严峻的境地。公共财产和法律同样神圣，基于此条重要的定理，即当代人应该顾全大局把祖传瑰宝留给后代，不可肆意挥霍整个社会的原材料，断送了后代的需求，为子女们留下一片家园而非废墟。他们应该尊敬先辈的制度和风俗，为继承者们做出榜样，教会他们如何尊重先辈们的贡献。4
历史证实了伯克的结论。接受父母培养子女的道德准则，放弃执政者一代所采用的道德秩序，会产生可预见的不利的公共政策，也会引发众多灾难性后果。这种衰落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激发潜在的压迫甚至暴政，而这种暴政最终将瓦解公民社会，吞噬后世子孙。虽然可以采取改革和修复等举措避免这种结局，但过程却是极为困难和复杂的，通常要经历一次极为惨烈的人员伤亡。

法国大革命的十年硝烟制造了混乱的秩序和恐怖的氛围。伯克对此极度厌恶并因此陷入思考。随后的两个多世纪，直至今天，这个世界见证了更为糟糕的境况。这并不是说，公民的骚动和社会的混乱都可以采取血腥革命或内战形式终结。显然，特定的教义、文化、管理系统等，会产生特定的异常状态。不同的事件和环境，无论与世长存或是转瞬即逝，都会对这种非连续性特质的形成起到一定影响。但是，暴力是最终的手段。
在伯克之前，有一位法国哲学家对宪法的制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就是夏尔德孟德斯鸠（ Charles de Montesquieu）。孟德斯鸠生活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之前，他认为背叛公民社会将导致灾难性后果。他谈道：当美德逝去，野心侵袭蠢蠢欲动的心灵，贪婪会吞噬一切。人们被欲望操控，曾经充满爱心的人，也会变得冷若冰霜。曾经自由生活在法律之下的人，也想脱离法律、无拘无束。每一个公民就像逃离了奴隶主控制的奴隶一样。曾经的格言变成了苛责，曾经的规则变成了强制，曾经的警觉变成了恐惧。节俭而并非占有的欲望变成了贪婪。从前，个人财产组成了社会财富；现在，社会财富变成了个人的遗产。共和政体徒有其表，挂着代表所有公民的牌子，却沦落为一小部分公民的权力机构。5

现代美国社会一改过去在剖析公民社会时精益求精的做法，转而更加追求所谓的效率。乌托邦式国家主义逐渐崛起，种种迹象比比皆是；巧舌如簧的政治煽动者和自以为是的空想家在极力兜售抽象的概念和虚无的幻想，妄图追寻不切实际的极乐社会；政府权力的衍生物势力也日益庞大。在随后的章节我们将阐明，执政者的治理政策是如何预示着未来人生活质量的下降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将见证，丰厚的福利待遇不断膨胀，直到无法负荷而从内部崩塌，以及那些背叛宪法和权力制约的无耻行径。倘若不及时采取改良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对此，执政者早已心知肚明。
2014年 8月的一份《华尔街日报》
NBC（Wall Street
Journal NBC）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于年轻人无法获得机遇所表现出的焦虑已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并且普遍对国家的前景感到悲观，将指责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华盛顿普选出的领导人 76%的成年人都认为，他们目前的生活水平已达到最高，子女这一代的生活质量将有所降低。 71%的受访者认为国家行驶在错误的轨道上 6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正在衰落普遍的不满情绪蔓延至美国社会的每个角落。参与民意调查的民众中，有 57%明确表示，当他们沮丧到无法忍受的那一天，将会举着标语上街游行。这其中包括了 61%的民主党、 54%的共和党，以及 70%认同减税减少赤字提议的成年人和 67%所谓的自由派人士。6

在过去，执政者必须要熟记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 James Madison）在国会上为支持宪法提案所发表的遗世箴言。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第 51篇中，麦迪逊解释了公民社会与政府限制之间最核心的平衡。政府本身的含义是什么，是人性反思的核心吗？如果人类能表现得像天使那样，那么政府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是由天使来掌管人类，那么无论从外部控制还是内部控制都压根儿用不着政府插手。在组建一个由人管理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这个政府必须有能力控制被统治的人，然后，再进行强制性的自我管控。7
然而，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为人父母的执政者，虽然爱子心切，却还是会背弃公民社会，转而用专横与暴政去窃取子女的未来，使他们沦落到岌岌可危的境地？更遑论绝大多数人都认同国家正面临着衰落，而对于这种衰落局面的出现，政治家们难辞其咎。
答案可能会是多种多样的。例如，语言本身就可能导致问题的产生。一代人执政者一代以及子孙后代这样的词语都不够准确，一部分人很难理解，觉得仅仅是基于理论上或是概念上的，甚至不具有真实性。因此大量的新词汇如雨后春笋般涌出，诸如婴儿潮、被遗忘的一代、千禧一代、 Z世代等。这些用来阐述社会学构架的词汇洋洋洒洒，我在此不必过多列举。

尽管这些术语并不精确，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不同年龄群体确实拥有不同的特点，有些特点很明显，有些不值一提，当然，他们也拥有共同之处和相同爱好。这通常也适用于个人。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父母们一直关爱着子女，原因显而易见：孩子们是有血有肉真实存在的个体。假设未来与现实脱离，未来的后代只是无固定形态的陌生图像或概念，父母们当然就可以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所致力维护的子女的幸福，与后代的幸福丝毫无关。
作为执政者的父母们抱着这种心理，自然而然地低估或忽视了当代公共政策长期以来的恶果，并拒不承认对此起到的反面作用。这种现象的产生通常来源于所谓的执政精英们和中央集权论者们，他们总是无休止地强化和鼓励这一论调，试图自圆其说并倡导通过预支未来几代人的劳动和资源来获取自身利益，甚至滥用政府权力进行社会工程和经济掠夺。他们用虚假的同情心和伪善来掩盖失职，装模作样地强调改善子女们的前景，殊不知子女们反而因为他们的行为而变得负荷累累。此外，决策者采取的政策极具迷惑性，轻而易举地让人放松了警惕。我在《美国毁灭》（Ameritopia）中写道：乌托邦主义按部就班地稳步发展，成功蒙蔽了一群毫无戒心又容易满足的人，并且鼓吹在不危及现有社会的本质的同时，致力于改善这个社会存在的弊端和缺点。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公民采取了忽视、不理睬或忍受的态度，更有甚者欢呼雀跃。这种变革被当成无伤大雅并带有好意的，甚至是建设性的举措，不会危及公民的基本自由。8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父母或者执政成员都会低估或忽视现有公共政策对子女及其后代造成的影响，例如飙升的生活成本和沉重的生活负担，使很多人敏锐地察觉到了社会经济混乱的预兆，并且试图采取一些拯救措施。然而，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有效制止这样一个庞大的执政集团，因为这个执政集团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十分复杂，相对于共和主义而言，它更像是独裁主义，实际上是个野心勃勃的产物。这些决策者和他们的追捧者常常轻视，例如选举、公民游说等常规的民主化程序，当然只发生在选举结果和政策要求不违背他们统治目的的前提下。在其他方面，他们对于行政法规、行政法令及司法法规的偏爱不断升温，为达目的往往不择手段。
执政者中很多人都已深深陷入在经济上不可持续的政府计划之中，他们依赖于此并从中获益。比如说没有资金储备的政府津贴计划，他们投身于所谓的信托基金并以此做着安享晚年生活的黄粱美梦。他们从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宜之计和虚伪承诺中，寻找自欺欺人的慰藉，无视信托基金被转移和耗尽的现实，忽略灾难预言和谣言所造成的管理不善。

法国历史学家、学者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他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上、下卷）这部著作中，探讨了对美国产生影响的专制主义的类别。他评述道，我们的同代人不断受到来自两种互相矛盾的情绪的刺激：既想接受领导，又希望保持独立。他们无法破坏这两种对立情绪的任何一方，却也不想顾此失彼，因此，一个独一无二的全能监护政府会应运而生，但是名义上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他们结合了集中和人民主权的原则，这使得他们有了喘息之机。他们自我安慰，接受先驱思想的指导，致力于保护民众利益。因为他们觉察到束缚他们的锁链的另一端，掌握在既不是某个人，也不是某个阶层的人，而是绝大部分的人手中。通过这个体系，人们暂时摆脱依赖的状态，直到再次选出他们的主人，然后故态复萌 9。
执政者中的很多人对此妥协，对年轻人黯淡的前景漠不关心。这些年轻人不仅无法从政府举步维艰的项目中获取自身利益，或许还要被迫做些贡献，更没有能力偿还他们这一生或是后代人所要面临的借据经济泡沫破灭所产生的数万亿美元的债务。现在，对于数百万人口是否会从这样的项目中受益，人们仍然争论不休。尽管多年来数万亿美元的政府支出都用于发放福利津贴或其他相关费用，然而这对于结果并没有起到任何改善作用。这个巨大的政府风险将最终崩塌，席卷包括数千万的受益人和捐助者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导致骚乱和不幸的蔓延。仅仅这点就令人望而生畏，更遑论一个无孔不入的联邦政府似乎把玩忽职守当作无数意识形态的终极追求和社会定位。

可与之抗衡的社会组织尚不存在，更不用说支撑整个公民社会弥补联邦政府败坏的名声和强加的赋税。联邦政府有权制定、执行并且更改法律，甚至能决定其自身遵守宪法的程度，而宪法制定的最初目的就是防止政府发生这种僭越行为。公民社会的情况则截然不同，显然其用以自我防卫的系统管理特质尚未准备就绪。最终我们会发现，一个朝气蓬勃的公民社会和一个功能完善的共和政体，只有在公民具有高尚的道德和坚定的意愿的条件下才有存在的可能。
因此，当代的父母们和执政党对于他们的孩子及后代人是有所亏欠的，他们并未给后代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一个生机盎然的立宪共和政体，以及能削减并限制联邦政府权力的政策。如果执政者无法完成这个复杂且重要的任务，它将随着联邦利维坦防线的不断巩固而变得更加艰巨，美国的核心本质也将毁于一旦。那么，执政者背叛了他们的后代，这个铁一般的事实再无可辩驳。
但是年轻人又面临怎样的抉择呢？如果 18 ~ 35岁的年轻人对日益严重的中央集权和专政的态度继续表现得毫不在乎，或是极力促成，甚至欢欣鼓舞，会造成怎样的结局？难道他们不想要自由和富足？难道他们不渴求抵制这种社会异动和经济掠夺继而保护他们自身及后代的幸福？

年轻人似乎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当人们对野心勃勃的威权政府和所谓的社会现状产生怀疑时，大部分群体的成员会通过政治行为和选举模式来表达认同。皮尤的研究报告称，年青一代自认为政治独立，但是事实上他们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在大多数政治和社会问题上采取自由主义观念，并往往会信仰一个激进主义的政府。此外，当被问到你是否认为大多数人都值得信任，或者在与人交流时，你是否会放下戒心时，只有 19%的人认为大多数人都值得信赖。
10但是集权者获取不到民众的信任，无法行使权力，那么激进主义政府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矛盾的是，除了狂热的执政精英，没有其他年龄段的群体能够像年轻人那样满腔热情地信奉并追随激进主义，并且因此受到牵连。
要想揭开这些反常现象的谜团的确很难，然而这值得我们做一番研究。一般来说，年轻人缺乏生活经验又抱有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这是合乎情理的。他们的想法极为单纯，会轻而易举地受到乌托邦主义的控制。这些乌托邦主义者宣称，只有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机制和社会工程，以及对社会传统、习俗和价值观的超脱和解构，才能够最终实现这种理想社会。可笑的是，他们对社会传统、习俗和价值观毫无概念和贡献。因此，尽管年轻人不太容易相信权威和其他人，却还是会轻易地受到蛊惑人心的政治家、鼓吹宣传的学者、魅力超凡的文化偶像，以及其他权威机构和公众人物的诱惑。

在《自由与专制》（Liberty
and Tyranny）中我曾阐述道，这种思考方式几乎忽视了自由对一个生活富足的公民社会所起到的作用，我们每时每刻都沉浸其中美国社会中的自由气息往往令人难以察觉，即使人们意识到它的存在，也通常认为它的存在理所应当，亘古恒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集权主义就变得极具诱惑性，进而得到社会的公认，让人觉察不到它对自由的日益蚕食，并堂而皇之地并存于世11。
政府宣称，公民社会存在着缺陷，并且这些缺陷难以克服，借此光明正大地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声称将会起到无限制的制约作用。政府激进主义以及在此背景下的社会构成遂被视为不可或缺且宏伟崇高的常规。而与此同时，个人主权、自由意志及自给自足的能力被逐渐削弱，人们随波逐流，并最终妥协于专政政权。
当年轻人致力于所谓的正义或神圣的运动时，就会变得极为自负、坚定且热诚，尽管这些特质原本并不专属于年轻人。埃里克霍弗（ Eric Hoffer），这个曾经做过码头装卸工的卓越哲学家，在谈到社会运动的本质时总结道：大多数运动所宣扬的禁欲主义理念，其首要目标就是培养对当下社会的蔑视大规模运动所设立的很多难以实现的目标，就是开展反对目前社会的运动。12

中央集权主义形态复杂，不断扩大掠夺行为以获取权力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公民社会的退化，从而引发乌托邦主义的事业和运动。然而需要明确的是，年青一代却身处激进主义政府的最忠实拥护者之列。因此，尽管也许有些年轻人认为他们在反抗权威，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在支持着专权政府，而这种集权和其所带来的影响已经逐渐稳步成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特征。
年青一代在多年的日常教育中，从幼儿园到高中，直至大学的高等教育，一直受到不断的教化和激化，从根本上被不断强化这方面的固有思想，面对剥削压迫时表现出的柔弱性根深蒂固，同时又易于接受甚至强烈期盼那些导致未来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自毁性政策。
即使最尽职的父母也无法改变学校的教育对孩子们的影响。实际上，他们对教师、课程和书本根本没有选择权，这一点直接或间接地推进了集权主义的进程以及意识形态上的趋同思想。这种集权主义对公民社会和美国的文化遗产充满了敌意。事实上，对来自父母和社区的正规教育的免疫是极具灾难性的事件。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教授布鲁斯桑顿

（Bruce Thornton）认为这种方式极具欺骗性且隐藏着有害性，他说道：美国的建立并不是为了保护自由和天赋人权，相反，是为了保护富有的白人财产所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权力。开启内战也不是为了解放奴隶或者保护统一，而是北方工业和南方种植园之间经济竞争的结果。至于西部的开发，绝非所谓的一部开拓荒野、传递文明的艰苦卓绝的史诗，从本质上来说是为了窃取印第安种族的土地和资源，达到资本剥削的目的，以及实施对印第安种族的灭绝行为。这种历史中潜藏着马克思经济决定论和物质决定意识原则。13
事实上，桑顿关于对正规教育的保护如同阶级斗争劝诱模式这一观点，正是《共产党宣言》核心观点的现代美国版本。《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14。他们还指出：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个阶级同归于尽。15
公民社会通常孕育着煽动和割据的因素，因此关于公民社会的一切都不被认同，都被认为不值得去保护和延续。相反，年轻人却受到极大的鼓舞，为追寻乌托邦主义幻象和社会改革，甘愿结成联盟，保护集权主义的利益，造成社会骚动，无形中损害了自己和后代的福祉。

这些思想意识的毒瘤不断给年轻人带来危害，种种征兆已十分明显。皮尤的研究报告表明，就当代社会经济情况而言，如今的年轻人在现代社会中最先面临的是较高的助学贷款、贫困和失业，以及低水平的财富和个人收入，远不如他们上两代人在同龄阶段的情况16。具体来说，在 2012年底， 40岁以下的人需要偿还总计 6450亿美元的助学贷款，自
2005年以来增加了 140%。17。2014年，16 ~19岁人群的失业率达到了 20% 18，大学毕业生不完全就业率达到 46%。19如今，在 25~32岁年龄段的人中，有 22%的人高中毕业后辍学，并且生活贫困。相比而言，在 1979年仅取得高中学历，如今年龄段在 49~76岁的人中，只有 7%的人在他们二三十岁时生活窘困。20
皮尤研究中心在另一项研究中还发现： 1980年以来，特别是 2010年后， 25~34岁的年轻人是人口增长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截至 2012年，大约 14的年轻人（ 23.6%）生活在几世同堂的家庭中，比 2007年的 18.7%和 1980年的 11%都有所增长。2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进一步报告，如果联邦政府的开销再不做大幅调整，从现在起 25年内，社会需求所造成的联邦债务将会超过 GDP（国民生产总值的 100%相对于经济规模，债务将呈不可持续的上涨趋势。

此外，未来 25年，除非对现行法律中税收和支出的规定都有所调整，否则不断增长的预算赤字和债务造成的压力将日趋严重。正如 CBO所预计的：财政赤字形势严峻，联邦债务增长的速度将会超过 GDP增长速度，必然走上不可持续的道路。 CBO得出结论：某种程度上，投资者开始怀疑政府是否有诚意或者有能力偿还债务，这势必造成政府支付更高额的利息去贷款。这样严峻的财政危机使现在的决策者面临极其困难的选择，也会对国家产生持续负面的影响。甚至在这种情况来临之前， CBO所预计的高额增长的联邦债务将会不断突破底线，给国家经济以及联邦预算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22
托马斯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对这种不道德的集体行为极具先见之明，并早就提出了警告：我们相信，或者装作相信，尽管一位父亲无法占有其子女的劳动成果，但是这一代的父亲却可以占有他们下一代孩子整体的劳动成果和财富，迫使他们承担所有债务，无论公正与否、有益与否；而这些都是受我们的恶习、激情或者个人利益驱使。但我相信，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们都应该只从正确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无权要求后人去偿还我们自己欠下的债务，从道义上讲，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应该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来解决。 23几年后，杰斐逊对此更加忧心忡忡：当社会开始衰落，一些哲学家所观察的人与人之间斗争现象将会极为普遍，以至于把这种现象错误地理解成自然发生的。实际上，它是人类自我堕落的状态。而这种可怕的阵势的先驱就是公共债务，其次是税收，不幸与压迫紧随其后。24

经济规律，并不是那些自吹自擂的政治家和官僚所鼓吹的乌托邦式幻象和许诺的空头支票，它如同科学规律一样，真实可信。经济规律中存在着一个不可逆转的临界点，一旦达到此点，任何社会和时代都将无法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正如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相互交织，经济状态的不稳定必然引起政治局面的动荡，最终导致社会的全面混乱，乃至崩塌。在此期间，随着整个过程的展开，宪法共和主义将自然而然地解体，随之灭亡的还包括代议制的管理、联邦各分支及联邦与州政府之间分散的权力以及联邦行政州逐渐渗透到人民生活中的权力。合并政府的控制以及不断加剧的警方权力，通过五花八门的规章、制度、税收、罚款来压制个人，进而麻痹大多数公民。有计划的社会变革和开明自治的衰落则被描绘成富有同情心的、进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尽管如此，这个庞大的联邦势力仍然不愿进行改革，也不愿在计划上做出让步。它的支持者、代理人和受益人既不肯承认失败，也不愿慎重考虑，反而越来越盲目，固执地坚持着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最初的社会计划。
对于执政者和年轻人（即父母和子女）来说，联合起来保卫共同的利益，抵御共同的敌人起源于宪法却脱缰失控的政府，刻不容缓。这些集权主义者，滥用权力，压榨年轻人以及后世子孙，剥夺他们的劳动果实，把他们的财富装饰成一棵摇钱树，以便当代政府在他们有能力追求和享受之前，得以肆意地掠夺、操控和榨取他们的前景和自由。执政者必须在冷静思考过后，振作起来，重新梳理社会关系网络，审视由集权主义无止境的社会工程所产生的代际矛盾。当然，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在经济上做出一定程度的自我牺牲，放弃一部分政府津贴和补贴。

年轻人面临着同样严峻的斗争，首先要认清集权主义的操控和剥削，打破这种强有力的束缚，团结起来保护自己。年轻人必须敢于质疑、面对，理智地抵抗独裁主义，这种独裁主义通过课堂上的灌输、娱乐上的传播或者政治家蛊惑人心的言论，已经严重危及年轻人的未来和后世人的生活质量。他们的自由、自给自足的福祉已经岌岌可危。乌托邦式集权主义以牺牲公民社会和年青一代的安全和幸福为代价，疯狂滋长，是年青一代必须与之斗争的真正仇敌。如若不然，年青一代以及后世子孙将彻底沦为迷茫且苦苦挣扎的一代，在专制压抑的管辖下，永远生活在日益黯淡且空洞的环境中。
在这一章的开篇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在关爱子女的同时，却给他们及其后代带来了苦难 ?答案是否定的。我还问道：年轻人想要自由和富裕的生活吗？他们是否有责任去抵抗社会异动和经济掠夺，来保护自身和后代的幸福？

以上两个问题的答案则是肯定的。事实证明，执政一代和年青一代毕竟有太多的相同之处。
总而言之，虽然个人和集体的能力不尽完美也容易导致错误，但仍然有必要团结起来，做出良好的判断。普遍真理永恒存在。任何人，包括教授、政治家、专家，乃至任何集大成者都无法更改或取缔。这本书与我之前所有的书都具有一个相同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学识、事实和思考，竭尽所能地劝慰更多的同胞，去改变一个迫在眉睫的悲剧不是关于戏剧和理智的希腊悲剧，而是一个真实的、毁灭性的美国悲剧，是人类所知的最伟大共和国的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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