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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本书荣获二〇一五年度龚古尔首作奖
我认为,您是加缪所称那种反抗的人的典型。您把《局外人》输回到你们的文化中,您让加缪完全成为一个本地人而我们,则把您的阿尔及利亚调查输回到我们的文学宝库里。
雷吉斯德布雷,龚古尔首作奖颁奖词
并非所有人都在同一时刻走上犯罪之途,一则故事也并非永恒不变。
E.M.齐奥朗,《苦涩三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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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今天,妈妈死了。或者昨天,我不知道。一九四二年,加缪在他的首部小说《局外人》开篇写下了这样著名的句子。七十年后,阿尔及利亚作家卡迈勒达乌德在他的首部小说《默尔索案调查》开篇写道:今天,妈妈还活着。
加缪的主人公就叫默尔索,他在海滩上杀死了一个阿拉伯人,受到审判,而那个被他杀死的人,在书里连名字都没有,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卡迈勒达乌德展开了他的调查,他的主人公就是被害者的弟弟。被害者首次有了一个名字,他叫穆萨;七十年来,只有弟弟和妈妈记得他,搜寻着证据,保存着关于他的蛛丝马迹。他曾是怎样一个人,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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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卡迈勒达乌德(Kamel Daoud),法语作家和记者,一九七〇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迈斯拉城。他于一九九四年成为《奥兰日报》的记者,此后担任该报主编,并为多家媒体撰写专栏。二〇一一年,他的短篇小说集《弥诺陶洛斯504》曾入围龚古尔短篇小说奖,二〇一三年,他出版了小说《默尔索案调查》,荣获次年的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小说奖和五洲法语文学奖,被入围龚古尔文学奖,最后仅以一票之差落选;二〇一五年,这部小说荣获龚古尔首作奖,并被改编成戏剧,在阿维农戏剧节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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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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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妈妈还活着。
她能够把事情讲得一清二楚,可她却不说话了。我跟她不同,一遍又一遍的思考,反倒使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想说,这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了。这件事发生以后,人们乐此不疲地谈论着它。如今,大家还是会说起这个故事,但只会提到一位死者--------你瞧,说死了一个人,还面无愧色,实际上,在这个故事中,死了两个人。是的,是两个,可是怎么会漏掉一个呢?第一个人能说会道,以至于大家都忘却了他的罪行;第二个人呢,他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可怜人,似乎上帝造出这么一个独特的人,就是为了让他挨上一枪就命归黄泉,他没有名字,甚至都来不及得知他的名字。
跟你直说了吧:第二位死者,被杀的那位,是我哥哥。这世上再没有了他的一丝痕迹,只有我还能设身处地地为他说说话,我坐在酒吧里,等待着一场无人将至的吊唁。也许你会笑,但可以说这是我的使命:我想要把整个故事沉默的内幕昭告天下,然而整个酒吧的大厅却空空如也。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会学习法语、并且用它来写作;是为了替一位死者说话,帮他把那些还没说完的话说完。杀死我哥哥的凶手出了名,他的故事写得那样好,连我都下意识地想要模仿他的笔调。那是他的专属语言。在我们国家取得民族独立之后,人们一块块地拾起殖民者老房子的砖瓦,来修建一座专属于自己的房屋,我也要做一件同样的事情。创建一门专属于我自己的语言,这正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杀人凶手的用词和表达方式对于我来说十分空泛。在这个国家,有些词语虽然已经不再属于任何一个人,可它们还是将这个国家填满,在老店的铺面、在发黄的旧书中、在一些人的面容上依然可见,有些词语还在非殖民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古怪的克里奥尔语。
杀人凶手已经死了很久了,我哥哥也不再存活于世只是对于我来说,他还活着。我知道,你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发问了,我肯定不会喜欢你的问题,但我还是恳请你先认真听我说完,最后你一定会搞懂。我要讲的故事可不寻常。这个故事要从结局讲起,再追溯到开头。是的,就像一群用铅笔画的三文鱼。你肯定和别人一样,人家怎样写故事、你就怎样读。他写得实在太好了,他的用词就像是大小相同的石块儿。你们的主角对于细节的要求非常苛刻,他对于细节的掌控几乎像数学一样精确。在这些石子、石块儿底下,是不计其数的运算。你明白他是怎样写作的了吗?他就像用诗歌的艺术在陈述着罪行!他的世界是那样整洁,被清晨的光芒雕琢着,精确,纯粹,带着芳香、带着精准的水平线的印记。对于他来说,唯一的阴影就是那些阿拉伯人,一些形影模糊的、多余的、不合时宜的存在,伴随着长笛的声响而出现,如同幽灵一般,在所有的语言中,都有这种表达方式。我想,无论是死是活,他都已经受够了浪迹在一个不被需要的国家。正是这样一个不能踏上自己故土的失落情人,犯下了杀人之罪。他一定经历过诸多磨难吧,可怜的人啊!不能在赋予自己生命的故土长大的小孩儿!
而我呢,我也读了他的版本。就像你、就像其他几百万读者一样。从一开始,我们就都知道:他有着男子的名字,而我哥哥只是一场事故的代名词。他本应该把我哥哥叫做十四点,就像另一个人把他的黑人奴仆叫做星期五一样。是一天中的某一刻,而不是一星期中的某一天。十四点,不错。在阿拉伯语中,Zoudj的意思是二,是双重,是我和他,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了解实情的人来说,也是毋庸置疑的双胞胎的意思。他是一个生命转瞬即逝的阿拉伯人,只活了两个小时,在他死后、入土之后,时间毫不间断地过去了七十年。我哥哥就好像是被压在了玻璃杯下,一点儿翻身的余地都没有:就算他是被人杀害的,人们也还是会用流逝的时间和时钟的两根指针来为他命名,好让他中弹身亡的一幕一再重演,开枪的是个法国人,杀人只是因为他在一天当中、在他肩负的余生中无所事事。
还有,我只要一仔细想这件事,就会生气至少在我还有足够的力气生气的时候。那个法国人在装无辜,他长篇大论地讲述着他的母亲是怎么死的,他的身体是如何在阳光下失去控制的,他的情人是如何离他而去的,他是如何在教堂指认上帝背离人的身体的,然后他又是怎样处理他母亲和自己的尸体的,诸如此类。上帝啊,他杀了人、还能在临死之前一直保持着欢愉,这是怎么做到的?中弹身亡的是我哥哥,不是他!是穆萨,不是默尔索,不是吗?有件事情,让我感到惊愕。从来没有人,甚至在独立战争之后,也没有人试图弄清楚这位受害者叫什么、他住在哪儿、他的先辈是谁、他是否有孩子。一个都没有。所有人都对凶手那钻石般光芒四射的完美语言瞠目结舌,所有人都会对凶手的孤独移情,并且向他致以最精妙的慰问。如今,有谁能够告诉我穆萨的真实姓名是什么?有谁知道是哪条河流把他的尸体带进了大海?然而,即使没有什么魔法棒,他也本可以独自一人、凭借一双脚、孤勇地穿越那片海洋。又有谁关心穆萨是否有枪、他怎样思考或者他是否会中暑?
谁是穆萨呢?我哥哥。这正是我要说的。我要把穆萨所不能告诉你的都讲给你听。我年轻的朋友,当你推开这扇酒吧的大门的时候,你就挖开了一座坟墓。你的公文包里有《局外人》这本书吗?好吧,做个虔诚的信徒,把前几段读给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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