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解自己时，我们应该更抽象或者更实际地寻找这些条件：我们能做什么，而不是我们来自哪里或者我们由什么构成。
罗伯特布兰顿（Robert B.Brandom）Robert B. Brandom, Making it Explicit, Cambridge, Mass. 1994, 第4页。Brandom对这句话的借用以及它对于实践哲学的意义，见Jrgen Habermas的评论：Jrgen Habermas, Wahrheit und Rechtfertigung, Frankfurt am Main 2004，第302页。
当我打算写一本关于民主的书时，我立刻想到了格言集的形式。就此而言，它应该是一本关注民主本身的书，而不是只关注某个方面的书。如果民主是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参与其中的秩序，那么，它也应该得到不同于专业学术讨论的对待。它应该成为一本既对民主进行说明又对民主展开讨论的书，是论文和简明教科书的结合体。它应该把读者当成民主的一部分，而不是以民主与作者和读者无关的态度来说明（或抱怨）政治。它应该成为一本宣传民主而又不使之理想化的书。因为，民主最大的敌人为了以其设想的民主失灵为乐，所采取的手段就是使之理想化。它应该提醒人们，自由是民主的真正基础，以及这个基础的代价是多么高昂，因为，自由蕴含着冲突与不安全。它应该成为一本便利的书，一本袖珍指南，人们可以从前往后阅读，但不一定要这么做。它应该被简单地编排，用松弛的线绳装订。它应该是一本包含论题和理由的书，人们可以自发地赞同或反对，因为，通过这种方式，读者已经站立于民主之中。7它应该对下列问题做出说明：通过民主我们对自己承诺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承诺？通过这个承诺我们提出了怎样的苛刻要求？
我的愿望是如此之多，可惜带来的只是这本小书。
克里斯托夫默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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