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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作者是国内知名的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研究专家，是在国内学界较早关注和系统研究廉洁政治廉能政治等党建学科和廉政制度重要议题的先行者，曾得到多个课题的基金资助，对廉洁政治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作者先后承担过相关的重大课题，给中纪委等国家机关提供过重要咨询建议，追踪国内外腐败与反腐败研究已逾数十年，同时作者仅在我社出版腐败主题的图书就有三种。
作者曾在联合国开发署、有关地方政府和高校的支持下，对地方政府的腐败治理、廉政风险防控、高校腐败及其治理方面开展了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得了大量*手资料，撰写了相关研究报告。本书附有与腐败治理和廉政建设研究过程中对居民、企业、公职人员等受访群体的调查问卷样本，可供相关研究机构和学者开展进一步深度研究时参考使用。
本书适合作为国内政治学、公共管理、党史党建等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参考书目以及党校、行政学院的培训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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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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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政治与国家治理》一书收录了作者近些年来对廉洁政治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践思考的*成果。如何建构一个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的体制机制？在依靠权力监督遏止腐败方面中国的进展和局限性在哪里？国际社会近年来在反腐败方面有那些值得关注的新的动向？当代中国的行政监察在国际比较视野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些都是一些当代中国政治领域中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本书的出版对从事廉洁政治理论研究和反腐败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有重要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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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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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增科，河南省灵宝市人。政治学博士、研究员、教授，政治学和党建双学科博士生导师。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随后进入中共中央编译局从事研究工作。现任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腐败与反腐败、政治改革与政府创新、公民社会与社会治理创新，发表中英文文章180多篇，专著、合著、主编著作十余部。腐败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有：《政治之癌发展中国家腐化问题研究》、《反腐新路转型期中国腐败问题研究》、《腐败防治与治理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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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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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目录丨英文目录】
第一部分 国家治理与廉能政治：理论探索
理解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
制度化反腐：从廉洁政治到廉能政治
建设廉洁政治：内涵、意义与实现途径
建构现代国家廉政制度体系：有效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
第二部分 历史和比较视野中的中国反腐败
中国的反腐败与权力监督：历史、现状与未来
比较视野中的当代中国行政监察
国际社会反腐败的新进展：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其实施评估为视角
第三部分 腐败防治的中观研究
HZ市腐败与治理状况的诊断性分析
附录一：HZ市居民问卷调查
附录二：HZ市企业调查问卷
附录三：HZ市公职人员调查问卷
HZ市廉政风险的预警与防范
高校腐败及其治理状况的调查与研究
附录一：高校廉政建设调查问卷
附录二：三个受访群体的基本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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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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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廉洁政治到廉能政治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反腐败方面的力度明显加大. 据公开资料统计, 十八大之前的63年里, 落马的省部级高官为145名, 而十八大以来3年多时间里落马的省部级和军级以上高官已达108名,年均落马高官数量为此前的10多倍以上.
截止2015年7月22日, 有关部门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90920起, 有118673人受到处理.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出现新气象, 官员顶风作案现象明显减少,干部作风明显好转, 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反腐败的信心显著增强.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廉政研究中心的一项问卷调查数据,2012年城乡居民对反腐败的信心是60%, 2014年则升高到75.8%, 两年间提高了15.8个百分点. 反腐败出现新气象的主要原因在于, 十八大以来提高了发现和查处腐败的概率. 我们知道,惩治腐败的有效性=发现和查处腐败的概率
惩治的力度. 提高发现和查处腐败的概率, 可以大大提高惩治的有效性. 十八大以后主要从如下方面改进了发现和查处腐败的工作： 党中央表现出反腐败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 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没有人有免查的特权; 创新巡视制度,巡视计划提前公布巡视结果向社会公开 ,巡视组善于发现问题线索; 加强对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申报的抽查工作,并将抽查结果作为干部使用的重要依据; 开通和积极受理网络举报,公民参与的热情空前高涨; 加大对外逃贪官的引渡力度,编织引渡外逃贪官的天网; 提高了制度的执行力, 形成了纪律的刚性约束,执纪执法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破除了新领导人上台后从严反腐18个月周期的所谓魔咒,努力做到令行禁止. 这些都是十八大后创造的反腐败的新鲜经验.这说明,十八后中国反腐败出现的新气象说明, 只要政治领导人在反腐败方面具有破釜沉舟、壮士断腕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 反腐败专门机关的工作得到充分授权和全力支持, 发现和查处腐败的概率大大提高, 腐败案件查处作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老虎苍蝇一起打,腐败现象是完全可以得到遏制的.
在充分肯定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成绩的同时, 我们也要看到, 当前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一些干部不贪腐也不干事、不为民办事的廉而不为、廉而失能的懒政怠政现象。具体表现为： 尽量减少因公外出开会调研的次数，少承担项目甚至不承担项目，乡镇干部尽量不下村指导工作，少做多说甚至只说不做,不敢担当不愿实干等。干部清廉与懒政怠政现象并存，组织廉洁但却空转。这种现象目前只是一种苗头，既未普遍化也未长期化，但却值得高度警惕。
针对反腐中出现的新问题,我想重点谈谈廉能政治. 与廉洁政府概念相比，廉能洁政治概念的范围更加宽广。首先, 可以从政治主体、政治过程和政治产品三个方面综合起来理解廉洁政治的概念。廉洁政治是与腐败政治相对而言的一种理想政治状态。
廉洁政治应该包括七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廉洁的执政党和参政党：执政党和参政党担任政府职位的党员普遍清廉，
党的组织机构及其党务管理清廉；第二，廉洁政府： 政府官员普遍清廉，没有大面积腐败；政府是一个廉价政府或低行政成本政府；第三，法为良法：杜绝部门利益法制化和地方保护主义性的立法腐败和行政决策腐败；第四，任人唯贤，消除裙带风和用人腐败；第五，实现司法正义，杜绝司法腐败；第六，消除了公对公、下级对上级的所谓公贿和以单位名义从事的腐败犯罪；第七，消除了各种亚腐败或准现象如侵害群众利益的各种不正之风，实现风清气正。
廉能政治比廉洁政治的要求更高，除了要求具备廉洁政治的上述七条标准外，还应具备以下四条标准：一是政治家和职业文官具备必要的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能够胜任本职工作；二是能够实现科学决策和符合专业政府的要求；三是符合效益政府和低成本政府的要求；四是政治家和职业文官普遍廉而有为，勤勉敬业，政治家政绩突出，文官业绩显著。
一个腐败无能的政权难以逃脱衰败灭亡的命运，这已为古今中外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也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与腐败无能的政权相对应的是廉洁有为、廉洁有能的政权或廉能政治。在这两个极端状态之间还存在着若干中间状态，其中既有贪而有为、贪而有能的官员占主体的政权，也有廉而不为、廉而失能的官员占多数的政权。这样就为反腐倡廉和廉政建设提出了一个新的重大命题，反腐倡廉和廉政建设的目标到底是实现廉洁政治还是实现廉能政治？
反腐倡廉和廉政建设的目标不应停留在廉洁政治的目标上，否则以廉洁政治为目标有可能得到的却是一个廉而不为、廉而失能的政权，而这样的政权仍然不能说是一个好政府，同时这样的政权可能会错失发展的宝贵机遇期，并会逐步失去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反腐倡廉和廉政建设的目标应当是实现廉能政治，即建设一个廉而有为、廉而有能的政权，这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对于该国整个现代化事业发挥着牵引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廉能政治才是民众真正需要和衷心支持的政权。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出现了一道奇特的景观，相当多的一批领导干部边贪腐边干事，贪腐的胆子很大，干事的成绩也很突出，他们既是贪官，又是能吏。腐败猖獗与发展繁荣出现了并存的现象。造成这些领导干部既贪腐又干事的是同一个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给予干部特别是负责任的领导干部的正式收入很低并与贡献、责任和辛劳脱钩，同时提拔重用能干事政绩突出的干部，由此形成了复杂而扭曲的激励机制；赋予干部特别是各级各部门一把手以极大的自由处理权并缺少相应的行权指南或规范，为干部提供了腐败和干事的双重机会；自上而下的对干部的约束和惩处时紧时松，来自社会和公众的监督乏力，这种畸形的约束机制使许多干部养成了观风向避风头、待机而动伺机而贪和背靠大树好乘凉的行为预期。中国转型期的这种特殊制度环境造就了一批特殊的政治企业家，他们善于抓住这种制度环境所提供的机会通过贪污腐败的手段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同时通过干事创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以谋求政治上的升迁，从而集贪官与能吏双重角色于一身。
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双重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由于各个群体所急需的有价值资源的分配权垄断性地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其权力又缺乏必要的制约，托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感情投资等形形色色的行贿手段成为作为需求方的各个群体成员为获取所需资源而采取的理性的行为策略。在现行的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制度下，党政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掌握着下属干部任免奖惩升降调转的大权，一把手行使干部人事权所受到的监督和制约很少，一些聪明的下属通过向领导又跑又送获得了提拔重用，现实中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正反两方面的事例教育更多的下属干部选择又跑又送的策略来获得所需的官位，只知埋头苦干不会跑和送的下属官员逐步被淘汰出局。下属官员的行贿竞争逐步使领导干部接受贿赂心安理得并使其胃口越来越大。在政府及其官员掌握着土地使用权、低息贷款权、税收减免权、商品和服务采购权、公共工程发包权、行政许可权等企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源的时候，企业家的理性选择是不找市场找市长即通过行贿手段获得所需资源。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加入行贿竞争的行列，政府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和资源寻租乃至设租的空间越来越大。在现行的公共服务行业处于垄断地位情况下，公职人员掌握着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所迫切需要的各种稀缺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如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救济救助资金等的分配权，为了获得急需的或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人们争相向握有实权的公职人员行贿，吃、喝、卡、拿、要、收受红包等成为获取这些行业提供的服务的潜规则。行贿竞争催生了受贿索贿行为，双方之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腐败现象的发展演变和自我繁殖有着自身的规律。行贿竞争源于行贿方不相信对方（对下属官员来说是上级领导，
对企业家来说是政府官员，对居民来说是公职人员）会秉公办事并保持公平公正。因此双方之间形成一种类似市场交易的权钱交易的畸形互信机制，对于行贿方来说是花钱办事，只有对方接受了自己的宴请、礼品、红包、现金、股权等贿赂心里才感觉踏实，觉得对方会为自己办事。对于受贿方来说则是收钱办事，接受对方贿赂就意味着要为对方办事而且要办成事，办不成则要退钱。在贪腐文化塑造的这种畸形的信任机制中，不接受吃请礼品现金等就意味着不给行贿方办事，作为领导会得罪同僚和下属，作为官员会得罪求上门来的企业家，作为公职人员会得罪服务对象，而这种得罪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种畸形的信任机制导致清廉自持者被边缘化或被淘汰出局，既收钱又办事的官员则如鱼得水。同时行贿和受贿方都被锁定在腐败的泥潭中难以脱身。由于官员群体、企业家群体甚至普通大众都卷入腐败活动中普遍背负着腐败的制度性原罪，许多人产生了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同时也使反腐败面临在选择性惩治和普遍性惩治之间难以抉择的困局。利益驱动和从众心理助长了腐败现象的不断自我繁殖。腐败行为从个人的理性行为演变为只有少数人得益但全社会都难以摆脱的集体非理性行为。
为了减少官员腐败的机会，近年来陆续出台了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和制度规定，加强了对官员的公务行为和行使权力的限制和约束。这些新制度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非预期后果。一些新制度偏重于对官员行为的限制和约束，缺乏对官员干实事、为民办事的正向激励机制，在束缚官员干事办事的手脚的同时，人为设置了许多制度陷阱，加上总体的激励机制尚未理顺，导致一些干部不贪腐也不干事, 廉而不为、廉而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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