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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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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研究独辟蹊径，从维柯的教育哲学出发，对维柯的整体思想予以研究，角度新颖、观点独到。对意大利哲学与维柯研究者而言，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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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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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对维柯教育哲学思想的梳理，检视了维柯整个哲学思想的发展，以此来窥探维柯的思想整体及其根本意图。本书将维柯的教育哲学分为前后相连的两大部分，首先是早期的公民教育，笔者将其总结为人类个体发育问题，它探索的是人人所具有的共同本性，各门学问艺术的不同本性，以及如何按照人的本性和学问本性来培养人的灵魂和精神，这属于人类个体的自我教育；然后是后期的教育人类学，笔者将其总结为人类民族发育问题，它探索的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本性，以及他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如何创造出各种神的事物和人的事物，又是如何创造出他们自己的，这属于人类群体的自我教育。前一个问题立足于现代公民社会，后一个问题则深入人类历史的起源，从整体上展现了整个人类教育亦即人类文明的广阔画卷。在这幅广阔画卷中，第1个问题涉及到当代社会的重大问题，即在当代的理性反思的野蛮复归状态下，我们如何通过教育来保持人性，保持文明；第2个问题则深入古代，探讨人类教育的原始起源，特别是诗性智慧在人类教育中的核心作用，这两样东西都是维柯贡献给我们的独特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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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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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勇，男，1974年4月生，籍贯湖北，复旦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博士，师从黄颂杰教授，先后两次赴意大利留学，从事维柯研究多年。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研究方向包括西方哲学史、认识论、教育哲学、政治哲学等。译著包括《维柯论人文教育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广西师范大学2005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更名为《维柯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维柯论人文教育》再版）、《维柯：反现代的创生》（新星出版社，2008年），《人文科学宏大理论的回归》（格致出版社，2016年9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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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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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1
一、 教育与教育哲学1
二、 维柯的教育哲学5
三、 本书的特色19
第一章 维柯生平、著作及其研究概述22
第一节 维柯的生平与著作23
第二节 维柯著作的出版和翻译28
第三节 维柯研究概述32
第二章 维柯的学习时代36
第一节 耶稣会教育与法学学习36
第二节 契伦托堡与柏拉图39
第三节 培根与格劳秀斯47
第三章 人类教育的个体发育理论（上）人的本性与智慧公民53
第一节 早期人文演讲及其思想历史背景53
第二节 认识你自己与人的本性59
第三节 普遍城邦与民族城邦：普遍公民与国家公民77
第四节 智慧、德性与创造力86
第五节 个体发育理论的雏形99
第四章 人类教育的个体发育理论（下）智慧批判与能力批判114
第一节 思想背景与根本问题114
第二节 古今智慧批判与方法批判117
第三节 真理批判127
第四节 知识批判133
第五节 能力批判141
第六节 个体发育理论的形成：总结148
第五章 人类教育的民族发育理论（上）维柯教育哲学的基本观念、基本原则以及人类教育的历史演进157
第一节 《新科学》的主旨、三重结构及其教育哲学蕴意157
第二节 《新科学》教育哲学的基本观念167
第三节 维柯教育哲学的基本原理176
第四节 新科学：关于人类教育演进的科学201
第六章 人类教育的民族发育理论（下）关于人类教育制度的起源的科学219
第一节 关于人类教育起源的科学的起源：维柯新科学的诞生219
第二节 古代人类的自然本性227
第三节 古代教育的宗教性质和宗教的教育功能250
第四节 古代教育的伦理性质和伦理的教育功能256
第五节 古代教育的经济性质和经济的教育功能262
第六节 古代教育的政治性质和政治的教育功能272
第七节 古代教育与人类的世界观念285
第八节 总结：古代教育与人类德性的塑造292
结语：维柯教育哲学的历史地位与当代意义296
参考文献308
后记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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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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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一、 教育与教育哲学
本书的主题对于许多读者来说可能比较陌生。谈论维柯的历史哲学、法哲学以及政治哲学仿佛才是维柯研究的正当课题，但要谈维柯的教育哲学似乎就是走了偏锋。甚至有读者还会问，维柯到底有没有一种教育哲学？
维柯的确没有直接用过教育哲学这个术语。我们必须承认，维柯对于我们所从事的这个课题并没有任何专门论述。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维柯的教育哲学是可能的吗？紧接着的问题就是，如果维柯的教育哲学的确存在，那么这种教育哲学又是什么呢？最后，谈论维柯的教育哲学又有什么价值呢？
要解决第一个问题，我们首先要问，什么是教育哲学？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暂且提出一个临时的答案：教育哲学必然要对教育的本性、价值、内容、次序、方法、规律及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进行反思和立法，从而为人类教育行为和教育科学提供指导性的原则和建议。现代科学体系把教育哲学看成是教育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即用一定的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教育基本问题。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在美国学术界。［1］但笔者这里显然不是为了作为一种学科而言的教育哲学科学而来。教育哲学科学这个名词就是对于教育哲学本身的贬低，而不是抬高；甚至这个名词本身都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不是教育学为教育哲学提供合法性，而是教育哲学要为教育学提供合法性；更不是科学为哲学提供合法性，而是哲学为科学提供合法性。因而教育哲学面对的就不仅仅是某种教育行为和教育科学，它面对的是每一个人的身体、心灵和精神，是整个民族、国家和整个人类社会。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都没有真正的教育学，然而你却决不能说，他们没有自己的教育哲学。我们在这里可以用一句大胆而不失真理的话，那就是教育哲学可以没有教育学而独立存在，然而教育学却不可能没有它的教育哲学前提。因此在古典政治哲学家那里，教育问题首先是一个教育哲学问题或者政治哲学问题，其次才是作为所谓教育科学研究对象的教育问题。或者我们干脆可以概括道，教育首先根本不是科学，而是哲学；但这还不彻底，如同我们从维柯那里发现的，更彻底地说法应该是，教育根本就是政治。
维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继承了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及其关于教育哲学的基本观念的。如同在柏拉图那里一样，教育问题在维柯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柏拉图把教育问题贯穿《理想国》和《法律篇》的始终，无论是谈论正义和善的理念，还是谈论国家的创建和发展，都离不开人的教育问题。维柯同样把教育问题看作一个核心问题。不仅维柯所发表的一系列大学开学典礼演讲是直接针对人的教育问题而来，而且整个《新科学》的关键也可以说是人的教育；只不过前者讲的是现代的个体公民的教育，而后者讲的则是民族乃至人类的历史教育。前者要塑造的是现代国家中的合格公民，后者关心的却是人类各个民族的塑造方式和发育过程。个体公民的自然发育阶段和过程又为人类民族的历史发育提供了思想模型。
维柯从他的老师之一柏拉图那里也继承了有关人类教育的核心理念，即教育就是人的身体和灵魂的塑造与培养。维柯分别用educere（精神教育或灵魂教育）和educare（身体教育）这两个拉丁词来揭示。［2］前者在于培养出属于人类灵魂的形式，而后者在于培养出属于人类身体的形式。仅仅从这两个关于人类教育的概念就可以看到维柯对于柏拉图的继承和创新，那就是维柯把柏拉图的灵魂教育和肉体教育延伸到了人性与历史问题上了。这样，教育问题就大大的扩展了，从中可以引出两个层面的关键问题。其中一个层面关系着我们所处的理性时代或者公民时代，那就是我们如何通过教育来塑造人的心灵和精神，以便成为真正的人和真正的公民？这个问题就是维柯的一系列大学开学典礼演讲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另外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果说人是通过受教育而成为人的，那么最初教育人类的教师是谁，又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教育的呢？从这个问题又可以引申出维柯的教育人类学。无论维柯对哪个问题的解答，都离不开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可以说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就是维柯思想的灵魂。这个灵魂就在于，政治哲学的实质就是精神教育。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也标志着维柯与近代理性主义的彻底分野。同时，由于维柯对于教育问题的这种延伸，因而他也远远超出了他的老师柏拉图的视野。这样我们就把维柯对于前面一个问题的研究称之为公民教育学，而将后面一个问题称为教育人类学。但由于前面一个问题关系的是理性时代的个体公民的发育问题，后面一个问题关系的是人类群体的民族发育问题，因此笔者将本书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人类教育的个体发育理论和人类教育的民族发育理论。
因此，笔者可以肯定，维柯的教育哲学不仅存在，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如果需要文本的证据，我们可以看到，维柯的早期演讲所处理的就是学习研究的目的、内容和次序问题，并且在每篇演讲中所涉及的都是人的本性和公民教育的关系。第七篇演讲［3］更显示出维柯在这方面的雄心：比较古今学术研究的方法，以求在智慧和科学上超古胜今，真正完善人类的精神。在《论普遍法》之前的第八篇演讲明确提出要找到一切知识的根本原则。在《新科学》第二版之后的第九篇演讲《论英雄心灵》中则提出了新的英雄观念，以补救近代以来公民教育的弊端。维柯的第一部专著《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实际上就是维柯的形而上学。但在这部形而上学专著中，维柯的起点在于人的心灵和精神的能力本性，而终点则落脚于如何按照这种能力本性来培养心灵和精神的智慧和德性。从维柯的《论普遍法》到《新科学》的第一版、第二版和第三版，可以说维柯都是以人性和教育为核心线索的，人性的出现是以宗教、婚姻和埋葬这三大原则为开端的，并且由这三大原则保持下去。整个诗性智慧部分其实就是古代人类是如何通过人类教育从野蛮的动物进化到具有人性的人类的，诗歌就是这样的教育手段，天神就是第一首这样的诗。在《新科学》1744年版的《诗性经济》部分，维柯提出了他的教育概念：educere（精神教育或灵魂教育）与educare（身体教育）。这个概念其实也就是整个《新科学》的关键线索。这就是说，人如何从动物的兽性状态引导出人的灵魂和人的身材，以及人类如何从那唯一的自由人家父，引导出英雄政体中贵族市民的精神，然后再从贵族市民精神引导出人皆公民的公民精神。这个过程就是人类教育的演进和人类社会的演进。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的公民教育学和现代的教育人类学这两门科学都可以把维柯当作鼻祖。
这样说来，维柯的教育哲学的存在就是千真万确的了，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去研究它？
笔者以为，维柯本人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研究他的方法，那就是谁如果要研究维柯的教育哲学当然也包括维柯的其他思想，他也应该首先学会维柯的方法，那就是他既要成为哲学家，又要成为法学家和语文学家。当然这三条标准笔者是远远达不到的，因而也只能尽量按照维柯的这三条标准来理解维柯的思想。这三条标准正好也是维柯教育哲学的基本原则，正如我们在第五章第三节关于哲学、立法和语言三者的关系中所述。要求研究者成为哲学家，其实是要求他以政治哲学特别是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这个要求为己任，那就是要拯救和教育人类的灵魂和精神；要求成为立法家，其实是要求研究者像立法家一样为人类教育和人类制度进行立法，这是人类教育的根本手段；最后要求成为语文学家，那就是要求他通晓人类习俗、制度和历史，要有一部关于人类生活的心头词典，以便了解和理解人的本性和状况。要求这三者相结合，那就是要求我们用精神教育的态度来看待思想、立法和语言，从人类的实际状况和历史状况出发来理解人，用立法和教育的手段来改造人，用思想和智慧来引导人，因而也就要求研究者首先是一个具有英雄心灵的高贵公民。
其次，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而言，笔者力图要求自己的理论阐述与维柯的思想发展相结合；要求对维柯的精神阐发与维柯的具体文本相结合；要求对维柯思想中的问题探讨必须与对维柯思想的忠实叙述相结合；因而笔者的结论也必须是维柯思想本身的必然结论，尽管维柯并没有就此进行专题探索。由此来说，我们的专题研究是新的，但其思想都是维柯自己的；我们的时代精神是新的，但内在涌动着的却是维柯的灵魂。
二、 维柯的教育哲学
谈论维柯的教育哲学当然是从维柯的两个问题谈起。正如上文所说，本书根据这两个问题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人类教育的个体发育理论和人类教育的民族发育理论。但由于本书的主题是维柯的教育哲学，因而对于维柯的教育情况也有必要作一适当介绍，特别是维柯的早年教育情况和影响维柯的四位作者。我们把维柯的学习研究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维柯早年接受的是正规的耶稣会教育，但维柯的学习特点是以自学为主，曾经因好高骛远、贪多求快而三次辍学。幼年的这些学习经验给维柯的教育哲学以很大启发。在维柯学习研究的第二阶段，维柯遇到了他一生最重要的第一作者柏拉图以及第二作者塔西佗。在这一阶段他接受了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和具有创造能力的精神种子说，并且以此来批判伊壁鸠鲁派和斯多亚派的政治哲学，批判笛卡尔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在维柯学习研究的第三阶段，维柯遇到了他的第三作者培根和第四作者格劳秀斯。培根在古今智慧整体以及科学方法论上给予维柯启发，维柯将培根与古典政治哲学和古典教育哲学结合起来，首先批判了笛卡尔的方法论，继而在《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以下简称《论古代智慧》）中全面批判了笛卡尔主义的形而上学、物理学以及教育哲学，形成了维柯自己的理论基础，并发现了他的语文学方法。但维柯所关注的法哲学却直到遇见格劳秀斯，才真正诞生了他的《论普遍法》，继而发展为他的《新科学》。这是因为格劳秀斯启发了维柯，促使他把法哲学、语文学、哲学在理性和智慧基础上统一起来。但维柯新科学的诞生还必须找到他自己的原则，那就是自然本性（natura）亦即产生，而产生就是原则（principium）。正是这个原则使维柯的形而上学、法哲学和语文学焕发出了新的光辉，完成了从《论普遍法》到《新科学》这个突变，从而终于诞生了维柯的《新科学》。我们还要进一步解释道，这个本性就是产生和诞生的原则的实质乃是针对人类教育的。这里的产生就是人类的诞生，但人类的诞生首先在于教育。正是某种精神教育，才使最初的兽性动物具有了人性；只有具有了某种人性，这种动物才成为了人。
本书的第一个主干部分就是维柯的人类教育的个体发育理论，分为上下两篇，主要依据维柯的九篇大学开学典礼演讲和《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从时间上来说，这一部分主要截至于1710年的《论古代智慧》，进而也包括了1719年《论普遍法》之前的第八篇演讲和1732年《新科学》第二版之后的第九篇演讲《论英雄心灵》。其中第八篇演讲原文已经丢失，我们只知道其大概；第九篇演讲则是维柯对于这一部分的总结，也是《新科学》的政治实践和教育实践。笔者又将这一部分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以六个早期演讲为依据，其核心就是人的本性与公民教育这个主题。维柯的早期演讲和他的这个主题奠定了他整个一生学术研究的基调，同样也是我们要研究的教育哲学的基调。在这几篇演讲中，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公民社会是维柯要考虑的问题焦点。用维柯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在现代艺术和科学之外再加上柏拉图。实际上是，维柯既要立足于近代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立足于近代比较发达的科学艺术，用柏拉图的精神来引导现代公民教育；同时又用现代公民精神和公民艺术来改造柏拉图，使柏拉图政治哲学重新焕发青春。这可以说是维柯教育哲学的雏形阶段。
维柯的早期演讲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人们往往都是从维柯的第七篇演讲《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开始，因为在那里维柯开始全面批判笛卡尔主义的方法论和形而上学。最近比较重要的关于早期演讲的研究体现在对于维柯的古典源泉特别是希腊源泉的挖掘上。但本书却力求表明，维柯的早期演讲要实现的目的实质上是在现代公民社会中融入古典政治哲学的理想，并且以此补救现代公民社会的弊病。当然维柯的这个观点实在比较超前，因为笛卡尔主义和近代政治哲学刚刚开始用平等、自由、独立、自私的现代公民来代替腐朽的封建旧制度下的领主王公和附属臣民。但首先要承认的是，维柯的教育哲学理想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公民教育，这不折不扣就是近代公民社会的本性特征。但由于维柯采用了古典政治哲学的语言来表达他的现代公民教育思想，因而往往使他的思想模糊隐晦。其次，尽管维柯的演讲对象是那不勒斯大学的大学新生，然而维柯的演讲内容却往往是以人类整体为着眼点的，横跨人类历史各个阶段和各个民族，同时又从人的教育的幼年、青少年和成年三个阶段来安排公民教育的目标、方法、内容和次序，因而可以肯定的是，维柯早在早期演讲中已经注意到了人类教育和公民教育的普遍意义。这就要求我们注意维柯著作的根本意图，从人类教育和公民教育这个角度来重新考察早期演讲的重要历史意义。
维柯的这几个演讲虽然是为大学开学典礼而写的应酬之作，却有着严密的融贯一致的逻辑秩序，涉及了人类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各个重大方面，例如人性与教育、公民与国家、知识与智慧、教育的目的、方法、次序等。演讲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研究的目的、内容和次序。正如维柯在他的《自传》中所说，前三篇演讲讨论的是学术研究的人性目的，第四、第五篇演讲讨论了学术研究的政治目的，第六篇演讲讨论了学术研究的基督教目的，合起来就是学术研究的目的这个课题。从第六篇演讲开始，维柯就过渡到了学术研究的内容和次序问题。［4］第六篇演讲是尤为重要的一个桥梁。它将前面五篇演讲的内容综合在一起，并且直接为第七篇演讲《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第七篇演讲的主要任务就是检验古今人类智慧整体，以便找到最好的研究方法，全面推进人类的智慧和德性。［5］但除了这些外在的结构之外，还有埋藏在下面的隐性话语结构。这个结构可以表示为此公式：人的本性教育人的本性。简单地说，那就是教育必须符合人的本性，并且在人的本性的基础上培养更为完善的本性。所谓本性就是自然，维柯用natura这个拉丁词表示。后来维柯明确地从natura的词源产生、诞生来理解本性，这就是新科学的关键原则。但这个关键原则的秘钥就在于，人的诞生恰恰就在教育。公式前面的那个人的本性指的是作为受教育的质料的人的自然状态，后面的人的本性则是受教育后的人的自然状态，对于维柯来说，这就是具有人性的公民状态。使人达到公民状态的手段就是公民教育。维柯的全部早期演讲都是围绕着人性而展开的。第一篇演讲着眼于人的神圣本性，第二篇演讲是人的愚蠢本性，第三篇演讲谈到了人的无知本性，第四篇演讲和第五篇演讲都谈到了人的社会本性或政治本性，第六篇演讲则是人的堕落本性。而在第六篇演讲中，上述各种本性都在人的神圣性和堕落性这两股张力之间展开，同时贯穿了政治和宗教这两个方面。整个人类教育和公民教育就在于培养人的神圣本性，并且用人的神圣本性来补救人的堕落本性，并将它们转化为智慧和德性，从而成就真正的人和合格的公民。人的神圣本性即第一篇演讲就是他全部演讲的起点，也是人类教育的起点，还是后来《新科学》中的起点，在那里是通过天神宗教培养的。这和近代政治哲学把人的恶的本性当作人类社会的起点截然相反，因为恶的本性是要被教育为真正的人性的，那么教育的起点就是人的神圣本性。维柯关于人的神圣性的理解不仅是人精神的自由和崇高，而且更是对人的各种心灵能力包括感知、记忆、想象、推理、意志等能力的检阅。把人的本性放在人的心灵能力上来考察是维柯从早期演讲开始到《新科学》都一直坚持的基本原则。
这就是维柯在早期演讲中的教育哲学的第一原则，即人性原则。第二个是公民原则，在这个原则下面要求培育的就是在理性时代中的智慧公民，每一个公民都要培养出真正的公民智慧和公民德性。公民都有双重国籍：普遍城邦和国家城邦，相应的公民智慧和公民德性就是其公民权。在公民教育的基础上维柯谈论了政治家的教育和法学家的教育。公民的双重国籍显示了宗教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但有趣的是维柯在普遍城邦中谈论的堕落并非原罪的堕落，而是人本性的无知状态，即使是第六篇演讲中的三种堕落状态（意见纷纭、情欲骚动和语言蒙昧）也与基督教的原罪信仰相差甚远。第三个原则就是整体智慧原则，它要求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公民都要利用人类智慧的所有方面全面培养语言、心灵和精神的各种能力，改正这三个方面的堕落本性，因此，这个原则实际上要求的是用整体的智慧来培养整体的人和整体的公民。从这方面来讲，智慧就包括雄辩、知识和审慎，分别培育人的语言、心灵和精神。这是与维柯对人的理解相关的，因为人作为内在的人就是心灵、精神和语言。第四个原则就是人类个体的发育次序原则，也就是说，学习研究的各项目的和各项内容必须从人类个体不同发育阶段的不同自然本性出发来安排，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个体的精神教育必须分为三个阶段，即儿童时期，青少年时期和成人时期，在三个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学习内容和学习目的，例如儿童时期主要学习语言和历史，青少年时期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然后通过审慎智慧和雄辩术的培养逐步过渡到成人阶段，最终成为真正的人和真正的公民。前面三个原则就这样融会在第四个原则之中了。在这个阶段，教育的两个基本要素可以归结为：智慧教育和德性教育。由于人的图像被理解为基督教背景下的理性时代的人，因而与古典教育的根本不同在于，维柯要培养的是有智慧有德性的宗教公民和国家公民。但这个时期的维柯主要还是在继承吸收笛卡尔哲学中的优秀因素，最后使理性推理和哲学反思几乎支配了人类教育的两个基本要素，即智慧教育与德性教育，因而在创造力和人的能力的全面培养上重视不足。
在维柯思想的转折阶段，或者说个体发育理论的成熟阶段，维柯是通过批判笛卡尔主义的方法论、真理观、知识观和能力观，来形成自己独特的形而上学的，我们将这一部分的主要问题归结为智慧批判和能力批判这两大问题。因为无论方法、真理、知识和能力，它们都着眼于人类智慧整体的进步；同时维柯的另一思想特征就是，当他探讨方法、真理、知识和智慧时，他都把落脚点定在人的心灵和精神的能力上。正因为如此，维柯的形而上学本身也就是维柯的教育哲学。如果说前一阶段的教育哲学在于强调古典政治哲学和公民教育，那么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则是反对怀疑论和独断论，因而迫切需要维柯对古今智慧和人的能力本性进行总结批判。这其实也是在深入认识上述两个教育的基本要素：智慧与德性。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就是第七篇演讲《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和第八篇演讲。
维柯对笛卡尔主义的批判是从古今智慧的全面批判开始的。这就要求对于理性时代的人类教育的教育内容进行检讨，也就是我们用什么内容、什么工具、什么方式来进行教育，最后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只有先对教育内容进行全面的检讨，才有可能正确地提出人类个体的教育原则和教育次序。
第一，维柯对于笛卡尔主义进行批判的主要武器仍然是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这一路线要求以人的精神而不是心灵为核心来对待人类教育，心灵是精神的心灵，而不是相反。不能以知识教育取代智慧教育，以心灵教育取代精神教育。在这个意义上维柯重新恢复了古典修辞学的政治含义和教育含义，修辞学就是公民性、社会性和政治性三者相统一的公民艺术。按照这一要求，各类知识和艺术都应该归属于审慎智慧，而不是像笛卡尔主义之流所要求的，用数学原则和物理原则来批判审慎智慧。在这一方面，维柯还强调，对于民族国家和人类社会的幸福追求是永恒目的，这是公民智慧的根本要求。
第二，维柯不仅把修辞问题看作政治问题，而且还把它看作教育方法和教育次序问题。这其中就包含着维柯终其一生坚持的整体智慧教育原则，因为古典修辞学正是要求学生修习完全部学科艺术门类，才能够进一步学习修辞学。在《论研究方法》中，维柯就考察了人类古今智慧整体，提出了贯通古今、各科融会、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
第三，维柯正是从古今智慧的综合批判中引申出对笛卡尔主义的方法论批判的。方法问题的焦点集中在批判法与论题法、分析法与综合法、演绎法与归纳法之间的关系上。在各类艺术和科学中，维柯都强调了论题法先于批判法、综合法先于分析法、归纳法先于演绎法，最后再形成整合判断这种研究方法和教育方法。这里的教育方法问题同样也是教育次序问题，与上述教育的三阶段划分形成了有机整体。
第四，维柯之所以如此强调他的研究方法的重要性，那是因为在维柯的教育哲学中，培养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是首要目的。各门知识、艺术教育的目标是在继承中创新，因而教育一是要重视古代经典，重视优秀伟大的范例；二是要超越范例不断创新，甚至在经典范例阻碍创新的时候，要打破范例进行创新。维柯所提倡的创造精神正是近代以来人类最伟大、最崇高的人类精神。
第五，维柯对笛卡尔主义的批判集中在笛卡尔知识论的核心，即对于笛卡尔物理学和几何学的批判。《论古代智慧》从《论研究方法》的方法论批判深入到真理批判和知识批判，那就是要问：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知识？其标准是什么？在这里维柯既反对笛卡尔的独断论，又反对近代以来的怀疑论，提出了真实与创造同一的真理标准。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创造它本身。证明这一原则的包括人们关于神的知识和人的知识的本性与区别、关于属的本性就是形式和产生、关于原因就是能产生和创造结果的定义等等。
第六，根据这种真理标准，维柯探讨了知识的起源和标准。认识就是把握产生事物的要素与方式，真正的知识也就是创造事物本身的知识。因而物理知识是上帝的知识，因为他创造了一切；人类心灵所创造的唯一知识就是关于数目和形状的数学知识，这就是点和一。其他知识都是人们借助于人类心灵的创造，对呈现于心灵中的现象进行构造的结果。形而上学知识和物理知识都是上帝心灵的绝对知识，对于它们，人们只能有间接知识。人们的数学知识可以确证形而上学知识的存在，数学知识本来就源自于形而上学知识；人们的物理学知识是形而上学下降到物理现象的结果，但是必须通过几何学才有可能，其关键就在于几何学的点来自形而上学的点，又能应用于物理现象；同时，点又是人类心灵的纯粹创造，因而人类心灵对它具有绝对的真理。
最后，无论方法、真理还是知识，都要落实到人类的心灵能力和精神能力上。在这里维柯讨论了人类心灵的各种能力的本性，讨论了它们各自从属于人类发育的何种阶段。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维柯把能力看作创造事物的能力，无论是人的感性能力还是理性能力。这样，维柯的真理观、知识观和方法论就与维柯的能力观达到了内在一致，并且就建立在这种创造论的能力观上。就各类知识艺术来说，它们都必然要求以相应的心灵能力和精神能力为前提，同时它们的主要目的也就在于培养相应的心灵能力和精神能力。各种能力中最为关键、最为基础的能力就是创造力，这也是各类艺术和科学创新的源泉。但创造力最主要的体现就在于感性的想象力，于是想象力就成了维柯教育哲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想象力也是联结维柯认识论中感性能力到理性能力的中介。据此，维柯建议，应该以培养创造性理性为目的，通过形式来学习几何学这是对于几何学弊端的补救，而几何学则是对于代数学弊端的补救；创造力培养则是核心，也是最好的补救方法；然而政治哲学则是对于知识教育的补救。
最后我们用维柯的第九篇演讲《论英雄心灵》来做总结。此时的维柯已判定当时的时代是理性的人的时代，那么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继续保持和发展已经发育成熟的人类文明，不致沦入第三轮野蛮复归状态？［6］其关键就在于人类教育。维柯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应该参考他的所有教育演讲。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自传》中的一句话来总结：只要在现代科学技术之上加上柏拉图就可以了。为什么说只要在现代科学技术上加上柏拉图就够了呢？柏拉图在这里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虽然维柯和柏拉图之间的关系直到现在还是隐晦不明，但至少在人的精神教育和政治哲学路线，以及新柏拉图主义所流传下来的创造的精神种子说这三个方面，是维柯继承柏拉图的主要地方。那么从这三个方面着眼，也就是说人类教育要以人类精神教育为根本，心灵教育为枝干；在各类科学艺术教育上，要以审慎智慧为首要，知识教育为辅助；最后要以能力教育为目标，培养人的全面德性，在能力培养上，要以创造力培养为基本手段。在这里维柯提出了新的英雄精神，以补救近代以来的自私自利的公民意识。公民教育因而同时也就是英雄教育。但维柯的公民教育和柏拉图的古典教育却有着根本不同。因为维柯在公民社会中强调的是人人平等的公共教育，柏拉图的古典教育哲学则是划分等级与职业的贵族教育。
从教育哲学上来讲，维柯不仅阐明了他的教育方法论，而且为他的教育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形而上学基础，在教育的内容、次序、方法、基础和目标上，维柯都形成了全面而独特的见解。在教育的内容上，维柯强调的是人类智慧整体；在教育的次序和方法上，他提出了整合判断教育的教育方式；在有关教育质料的真理观和知识论上，他提出了真理和知识都是人类心灵的创造这个论断；在人类教育的基础和目标上，他都把心灵和精神的能力放在根本的位置上；最后他要求培养的是具有创造力和创造精神的现代公民。这也就是维柯对于理性时代的人的教育立法。
关于第二个问题，毋庸置疑的是，人类当然是通过教育而成为人的。在这个问题上维柯并没有丝毫犹豫，因为这就是新科学的理论前提。要从人类的兽性状态转化到人性状态，就必然要从处于兽性状态的人身上引导出人性的灵魂和肉体。这种引导方式和过程就是教育的本来含义。即使对于现代社会的公民教育来说，这个概念仍然是非常正确的。关于人类最初的教师是谁这个问题，维柯也毫不犹豫，那就是人类自己。至于神意和早期人类信仰的上帝，维柯从来没有把它们看作某种存在于外界自然中的力量，而是一种人类心灵的力量。那么问题就在于，处于纯粹的兽性状态中的人如何自己把自己引导到人性状态？这首先要归功于维柯的真实与创造同一的原则，以及从这条原则中必然引申出来的另外一条原则，即产生就是原则。有了这两条原则，维柯长期浸淫的古典语文学和罗马法学就真正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在这两条新的原则基础上，上述人类个体发育理论的几项原则，例如人性原则、智慧和德性原则、能力与创造力原则、个体发育次序的原则等，都面貌一新地出现在维柯的《新科学》当中了。
由于研究的对象不再是人类个体的公民教育，而是人类社会的民族发育，故而真理观、方法论等等都必然有所不同，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路线也必然要发生新的嬗变，同时维柯早期教育哲学的基本观念和原则的含义也都有了新的内容。但维柯思想的教育哲学意蕴不是减弱了，而是进一步增强了。这从维柯的《论普遍法》到三版《新科学》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来。维柯起初关注人类各民族的本性，是为了发现万民自然法的新体系；但第三版《新科学》就明确表明，维柯关注的焦点就是人类各民族的本性，这个本性也就是人类各民族的原则，也就是人类历史的原则，同样更是人类教育的原则，因为从维柯的第一篇演讲开始，维柯就把人类本性当作教育哲学的第一原则。
为了证明本书的合法性，首先就要证明《新科学》的教育哲学意蕴。即本书要证明：无论《新科学》的主旨、结构和内容，精神教育和人性演变都是维柯思想的红线。柏拉图政治哲学和现代人性理念都要在人类教育演进这把利刃之下进行解剖，同样又融入后者之中。在这里政治哲学就成了教育哲学，教育哲学也就是政治哲学，两者都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内在逻辑。
然后本书考察了维柯教育哲学的基本观念：教育与人性、智慧和诗歌、德性与创造、世界与教育、秩序与神意等，这些就是支撑新科学的文明世界的基本结构。在这些结构下面，有着宗教、伦理、经济和政治等各种精神形式和心灵形式，以及相应的文明制度。应该注意的一点是，维柯从来没有用过我们所谓的文化（拉丁语cultura）一词，而是用civiltas（政治、文明，来自市民、公民）。这暗示我们，人类社会的精神形式和社会制度的本性被归结为政治文明。如果我们从该词的词源学上来看的话，那就是从家族父主的独断专制，到贵族市民的自由平等，再到全体公民的自由平等这个历史过程，真正人性的或文明的社会最后当然是公民社会。
在这些基本观念之后，就是维柯的新科学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同样也就是我们的教育人类学的基本原则。维柯之所以创造了这门新科学，首要在于维柯确立了关于自然本性的新原则，从而奠定了新科学的理论基石。这个原则首先是反对近代，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中的亚里士多德传统，其次是补救和代替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而这也就是维柯从他的早期演讲走向新科学的关键所在。维柯新科学的第二块基石就是，他确立了关于人类心灵的自然本性基本原则。如果说自然本性原则是维柯在《新科学》中的形而上学原则，那么关于心灵原则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发现人类心灵的能力本性，只有发现了心灵的能力本性，才能搞清楚人类是如何教育自己和创造周围世界的。这就是要找出关于人类心灵的自然本性的一些基本公理，它们是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人类心灵都必然会遵守的原则。这就包括切近性公理和一致性公理，以及这两条公理的一系列附属公理。这些基本原则本身并不是真理本身的基本原则，然而却是任何真理的基础；它们也不是任何确定本身的原则，同样也是任何确定事物的前提因为真理和确定两者都必然要到人类心灵那里去证明其真理性avverare和确定性accertare。
但有了这两个基本原则，只是有了正确的开端，尚需要确定人类教育的目标、手段和方法。这就是关于哲学、立法和语言之间关系的各类公理。在这里维柯确立了新的真理观、新的批判法、新的语文学方法，将哲学、立法和语言三者融为一体，既创立了新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同时也发现了人类社会和人类教育演进的秘密所在。新的真理观就是关于人类社会中真实与创造同一，以及自然本性就是产生、诞生，而产生、诞生本身又是两条内在一致的原则。新的批判法就是人类共同意识，因为在没有哲学存在的时代，却仍然有人类共同意识；既然人类共同意识是人们不假思索都普遍信仰的东西，那么它就天然具有真理的成分。新的语文学方法也就是要把语言和语词的本性回溯到产生它们的最初用法中去，这就是语言本身的文明真相；正因为是文明真相，因而也就是历史真相。我们可以说这就是释义学方法与历史学方法的统一。在新科学中，维柯明确地把哲学看作政治哲学，而且是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这种哲学的实质就是精神教育，就是导引出属人的灵魂和属人的身体。在没有哲学和理性存在的早期社会，立法就代替了哲学智慧行使了精神教育的功能，而立法智慧也就是早期的凡俗智慧。诗歌就是早期人类社会的语言形式，因为他们的语言就是感觉和想象的语言；诗歌语言也就代替了理性语言成了古代智慧的表现形式，因而这也就是诗性智慧。此外，维柯关于哲学、立法和语言三要素的分析既是政治哲学的，又是立法智慧的，同时是人类历史的。而能够使这三要素互相贯穿的东西就是精神教育。
接着才是维柯关于人的自然本性的一系列公理。因为人的本性只有经过上述考察才能够得出，而不是像近代政治哲学家那样，把假想的或者现在的抽象人性作为普遍的人性的共相。在这里维柯批判了所谓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等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治哲学观念，阐明了人的自然本性的历史演变，阐明了万民自然法的本性以及人类永恒理想历史的基本原则。
维柯的人类永恒历史的基本原则就是维柯关于人类社会和人类教育的演变次序理论：这就是维柯的三阶段的循环理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对于本书的专题来说，那就是人性的最初萌芽、人性的最初雏形和人性的成熟这三个阶段。从政体角度来说，第一阶段是家族政体，第二阶段是贵族政体，第三阶段是平民政体。从教育的角度来说，第一阶段是家父教育，第二阶段是市民教育，第三阶段是公民教育。其中教育的基本方式就是诗性的摹仿而不是理性的反思，家父政权是对于天神权威的摹仿，贵族市民是家父之间的相互冲突与摹仿，公民则是一切人对于贵族公民权利的摹仿，这种摹仿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并且最终导致公民社会的出现和成熟。公民之间的冲突和摹仿最后又可能导致公民社会中君主专制的出现，以便解决公民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当然这种结果由于现代公民社会的民主制度的完善而使君主专制得以避免。
维柯最为独特的发现则是古代社会的诗性智慧，或者说诗性教育。维柯在《新科学》中的智慧定义本身就带有教育这个内涵，比早期演讲时期对智慧的理解更为深入。这部分内容更是教育人类学的特有内容，因为维柯在这里探讨了人类各民族和社会整体在历史中的人性演变和教育演进，探讨了社会文化中的宗教、伦理、经济、政治、语言等是在什么样的人性条件和教育方式中产生的，又是如何影响和改变人类的人性状况和教育方式的。与现代纯叙述的教育人类学相比，维柯的教育人类学同样也是柏拉图式的，因为贯穿始终的是属于柏拉图政治哲学的精神教育，这既是维柯新科学的基本理念，同样也是人类历史的基本理念。不过，柏拉图却没有维柯所发现的诗性智慧。因为理性在柏拉图的时代已经把感性淹没了。
但维柯的诗性智慧理论如欲成立，不仅需要哲学的证据，还需要历史的证据。其哲学根据就在于上述教育哲学的基本原则，还有关于人类儿童的心灵本性的观察，这就是从人类个体发育理论向民族发育理论的过渡。其语文学根据就在于荷马史诗的重新发现。荷马史诗的时代绝非理性和哲学的时代，而是一个感觉和想象的时代。这就说明了早期人类的儿童本性和诗性智慧。因此，早期人类社会必然要从全是感知和想象的诗性智慧开始。结果就是人类教育也必然是诗性的，而不可能是别种方式。
维柯根据他的人的定义，先讨论了古代人类的心灵本性、语言本性和肉体本性，这分别就是诗性形而上学、诗性语言和诗性物理。他们的形而上学和语言全是感性的论题法，也就是诗性的创造；正因为是他们心灵自己的创造，因而也就具有某种真理性和确定性。这样，他们心灵的宗教功能、伦理功能、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就是在这些自然本性中产生的，并且诞生了一系列的宗教制度、伦理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这些制度又进一步确定和教育着他们脆弱的心灵。因此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周围世界就是他们自己的心灵创造出来的，因而他们的心灵也就对之具有确定的真理；只不过这种真理表达在他们的诗性寓言和象形文字中了。这一部分就构成了本书下篇（第五、第六章）的重心，在此分别讨论了维柯的宗教观念、伦理观念、经济观念、政治观念，这些文明制度与人类教育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的演变过程。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对这些内容作详细介绍。其基本的线索是，各项法律和制度都在于人类精神的培育，其中首先就是人类德性的培育。经济和政治必然是以宗教和伦理为基础，而所有的宗教、伦理和经济等人类事物和制度最终都要归结为政治关系，因为经济所处理的问题偏向于政治问题的利益方面，而伦理所处理的问题偏向于政治问题的心灵方面，宗教虽然是所有这些问题包括政治问题的基础，但是人类关系的焦点都汇聚在政治关系中。这也就是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路线的实质，同样也是人类教育问题的核心点，人类精神教育的关键就是政治精神教育。
最后，古代人类的诗性智慧也就创造了他们的诗性世界，这个世界在本质上就是文明的或者政治的。维柯的世界概念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然后才出现所谓反思的物理世界和纯粹的心灵世界。这些世界就是他们的各种心灵德性的创造成果，同样又培养着他们的各种心灵德性。人性就在他们所创造的智慧、德性、世界和历史之间，然而关键在于精神教育。
这就是本书试图要阐发的两个教育哲学的基本问题。据此，如果说我们上面那个关于教育哲学的临时定义是对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要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什么是教育。综合维柯的教育哲学思想，我们可以这样来谈，即教育就是要引导出人性的心灵和精神，并且不断地超越人性本身。引导和超越就是人类自我精神创造的基本形式。就人类教育的目标而言，那就是公民精神和英雄主义，这就是公民社会的公民教育的两大支柱。
如果说维柯的整个著作有某种根本意图的话，本书相信上述理解就是与维柯的根本意图密切相关的：一方面，从维柯的早期演讲来看《新科学》，可以看出，维柯思想的主导线索就是教育和人性。正是通过这一点，维柯才把古典和现代、哲学与历史完美地联结起来，而契合点就在于立法和释法的审慎智慧。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论普遍法》、《新科学》及《新科学》第二版之后的第九篇演讲来看全部开学演讲的话，可以说它们都是基于基督教背景下的理性时代的人的图像，面临的共同任务都是如何维护人类文明，使之不致遭受第三轮野蛮回归的腐蚀，培养全面的人和全面的公民。如果我们从公民社会和公民教育这个角度着眼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出，也可以说公民教育是维柯教育思想的核心线索，前面是公民教育法，是政治哲学也是立法智慧；后面则是公民教育史，同样既是政治哲学，也是立法智慧，以及这两方面的历史。
三、 本书的特色
（一） 本书把维柯思想的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剖析，并且力图把握维柯思想的根本意图。因而本书涉及了维柯从早期到晚期的几乎全部重要著作，对维柯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作了具体分析和评价。不过，由于本书专题的关系，对于维柯的《论普遍法》有所忽略。
（二） 本书论述维柯思想发展的特点在于用教育哲学这个主题来贯穿维柯思想发展的始终。从国际上对维柯的研究来看，本书也是首次从这个角度来考察维柯思想整体的专著。当然，本书所提出的从个体发育理论到民族发育理论的观点并非首创，意大利学界和国际学界对此已是公认。然而从这个角度来阐发维柯思想整体的专著却还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台湾有教育学方面的学者写了《诗性智慧与非理性哲学对维柯〈新科学〉的教育学探究》一书，然而其观点偏重于上文所说的教育科学，同时他也没有从维柯思想整体和根本意图方面来考察，没有从维柯的第一作者柏拉图及维柯思想的古典源泉那里去理解，反而把维柯的诗性智慧引到所谓的非理性哲学这个非历史、非精神的向度中了，因而实际上在哲学上降低了维柯，同时也就错失了维柯关于教育就是精神教育特别是公民教育这个实质。
（三） 因此本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根据维柯一贯强调的柏拉图政治哲学路线，突出了维柯教育哲学的根本特点，即人类教育实质就是精神教育，而精神教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政治教育，这里的政治就是从家父到市民再到公民的政治精神，从家父到市民再到公民这个过程也就是维柯教育思想中的核心词语civilis（市民的、公民的、城邦的、国家的、文明的）的语源学本义，也就是人性演变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教育演进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维柯的教育哲学，就可以把维柯的教育哲学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即早期的公民教育学与后期的公民教育史，这个思想整体也可以说就是维柯的政治哲学。公民教育学处理的问题是如何在理性的人的时代，或者说公民社会，培养和塑造真正的人和真正的公民；公民教育史处理的问题则是人类文明本身的演进与人类教育演进的关系，亦即人类是如何进行自我教育，从兽性心灵发展到家父心灵、市民心灵与公民心灵的。
（四） 由第三点可以看出，本书是从civilis这个词的语源学来认识维柯的新科学的。拉丁文中civilis一词就代表了人类文明演进的三种状态和三个阶段，本书则将这三种状态明确区分开来，这就是家父、市民和公民。相应的人类历史和人类教育也就是这三种状态的演进。这也许就是维柯为什么一直没有用cultura（文化）而是用civiltas（文明状态，公民状态）来代替的原因。在civiltas这个词当中就蕴含着政治、公民、文明这三种含义，蕴含着家父、市民和公民这三部历史，而其最终目的则是实现人性的文明的公民社会，也就是政治文明。
（五） 正因如此本书首先将维柯看作新时代的启蒙诗人，《新科学》就是用古代的诗性智慧来为公民社会的公民理性启蒙。因此，维柯更应该是新时代的人，他的立足点就是现代公民社会和人类公民状态，这就是维柯所认识到的人类文明，也就是最后的人性状态。理解了这一点，那么维柯与柏拉图的关系也就能得到正确的理解。维柯的早期演讲往往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就是因为没有恰当摆正现代公民社会和古典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因此，学者们往往要么依据现代公民社会贬斥维柯的陈腐复古；要么就挖掘和赞美维柯的古典传统。但却没有认识到，维柯其实是立足于现代公民社会，用古典哲学语言来补救现代公民社会。因此本书认为，无论是向前追溯的谱系史，还是向后延伸的效应史这两种维柯研究方法和方向，都需要在现代公民社会和柏拉图政治哲学这两者之间找到恰当的联结点。这也是构成本书中心线索的关键。
（六） 本书的特色还在于揭示出维柯教育哲学的当代意义。当代人类社会已经是处在反思的野蛮状态，处在理性的沙漠和个人的丛林之中。当代人类教育制度是这种状态的根源之一。维柯早在这种状态仅仅处于萌芽之时，就已经在思考如何解救人类，脱离这种野蛮状态，重新恢复和发展人性。从这个角度来看，维柯教育哲学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七） 本书的写作依据是维柯的拉丁文原著和意大利文原著。维柯思想之难不仅难在其广博艰深，而且还难在其语言，因为要阅读维柯的原著就需要熟悉拉丁文和意大利文献。维柯自己就是一位精通古典文献的语文学家和修辞学教授，在《新科学》之前一直都是用拉丁文在写作，并且声称其拉丁文比母语意大利文还要熟练；即使是维柯用意大利文写成的《新科学》，那些重要的术语和文献都要经常回溯到其拉丁语源才能准确理解。维柯通常又喜欢考究一个语词的本原含义和独特用法，这种习惯更加深了维柯思想的隐秘晦涩。因而理解维柯实际上也就是要求读者和维柯一起学习古典语文。本书也是同维柯一起学习古典语文的一次尝试。但因初学，功底尚浅，粗拙浅陋，错误之处也在所难免，敬请大家帮助指正。
注释
［1］ 1832年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为培养公立学校教师开设教育哲学讲座，最早使用教育哲学一词。1848年，德国哲学家罗森克兰茨（Karl Rosen Kranz, 18051879）著《教育学体系》，1894年由美国教育学家布莱克特（Anna Callender Brackett, 18361911）译为英文，取名《教育哲学》，使该词成为学科和著作名称。20世纪初，美国教育学家以教育哲学为书名出版的著作逐渐增多，其后欧美多出现众多教育哲学流派。
［2］ 维柯：《新科学》1744年版，第520段。以下引文包括古典文献引文一般根据标准版注释，例如出自《新科学》1744年版的地方只注释标准版段落，读者可参考意大利原本、中译本与英译本均可。
［3］ 本书所提的维柯演讲顺序参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维柯论人文教育》。（编者注）
［4］ 参见维柯《自传》，《新科学》1744年版，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6月第1版，第670页。
［5］ 关于这七篇演讲的简要介绍参见维柯：《新科学》1744年版，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70675页。
［6］ 维柯在他的《新科学》中已经描述了第一轮野蛮状态和第二轮野蛮状态，根据维柯的历史循环理论，维柯的时代面临着第三轮野蛮复归的危险。
伽穆巴蒂斯达维柯（16681744）是17世纪末、18世纪上半叶意大利的著名学者，在过去的几百年时间里，他在意大利学术界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被公认为是意大利最伟大的民族哲学家，而且随着维柯著作的各种译本的问世和世界学术界对维柯思想越来越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人们也开始承认了他在整个西方学术界的崇高地位，他的作品和他的思想使他当之无愧地立于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列。
但是维柯在西方思想史上的这一地位的确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维柯属于那种遭受到命运的极不公平待遇的伟大天才。当维柯经过九年苦读，带着满腹学问，从契伦托堡回到那不勒斯的时候，他在他的父母之邦那不勒斯竟然被当成外国人forestiero看待［1］，甚至，维柯不仅在他的父母之邦生活得像一个外乡人straniero［2］，而且默默无闻。在他满怀抱负地写出他的两大本拉丁文巨著《论普遍法》之后，不仅响应者寥寥，且少有深切理解。而且尽管他有大作问世，又有满腹经纶，却仍然在竞选法学午前首席讲座中失败。经过这次不幸的遭遇，维柯就对他此后在他的父母之邦能否得到受人尊敬的职位感到绝望了。［3］《新科学》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出版与其说受到了些许的赞誉，还不如说是表明他的时代根本没有能力理解他的伟大的思想。弗朗西斯德桑蒂斯（Francesco De Sanctis）说，相对于当时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继承者和17世纪的学问来说，他太超前了；相对于正在生成的启蒙文化来说，他又太滞后了。［4］但其实更应该说，他的思想太古老，古老得一直深入到人类历史的第一道闪光；他的思想又太超前，超前得一直到现在我们还需要认真消化。
第一节维柯的生平与著作
维柯于1668年6月28日生于那不勒斯（Napoli）的一个小书商家庭，排行第六。维柯出生时，意大利包括那不勒斯已遭西班牙哈布斯王朝（Habsburg）占领，王国由西班牙国王派总督来治理，但实际上意大利甚至还不能算是一个国家，而是由教皇和很多个小王国在分割控制着。其时，由马尔凯蒂（Alessandro Marchetti, 1717）校译的卢克莱修的《物性论》（De rerum natura）的意大利译本以抄本形式开始流传，法国冉森派思想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思想录》（Les penses, 1670）也出版于巴黎。笛卡尔的著作开始传入意大利，其时化名为维柯在其《自传》中所说的王家的亨利，形成了许多笛卡尔学术中心，并逐渐占据了当时的学术主流。同时也流行西班牙宗教思想家莫里诺斯（Miguel de Molinos Zuxia， 16281696）创立的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寂静主义（Quietismo），其主要作品《精神指引》（Guida spirituale）出版于1689年，主要目的是释放心灵并通过内在的旅程引导它获得完美沉思和内在和平的丰富宝藏，在意大利由方济各教团神父让圣马里（Juan de Santa Maria）译出，随后一版再版，也影响了维柯。其时伊壁鸠鲁派的无神论通过伽桑笛（Pierre Gassendi， 15921655）得到了传播，但遭到天主教宗教法庭的讨伐。当时迫于宗教势力和西班牙政治势力的压迫，学术交流活动未能在大学、修道院、学会这些合法机构中有组织地展开，文人学士就转而利用恩护人的沙龙书店来开展，维柯的很多学术活动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当时宗教势力的钳制可以从下面这个事实来说明：维柯的两个友人维柯曾在他的《论古代智慧》的献辞中献以谢忱，后来曾被宗教法庭以无神论者和原子论者之罪而加以迫害。［5］这里描述的政治、思想和宗教环境伴随了维柯整个一生。
维柯少年时代的教育同其他人一样，首先进入语法学校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文法，然后学习人文课程和修辞学，在高级班学习经院哲学、中世纪逻辑学和神学。随后他就开始了民法和教会法特别是民法的学习，并为其父亲的案件出席最高法庭审判，最后获得胜诉。这可以算作维柯第一阶段的学习过程。第二阶段从1686年到1695年，他在偏僻安静的契伦托堡（Cilento）呆了整整九年的时间，在担任家庭教师的同时，完成了对他一生都至关重要的学术积累和研究，并找到了对其学术影响至为深远的两位作者：柏拉图和塔希佗。其间并不如维柯在其《自传》中所宣称的与外界隔绝，他从来就没有和那不勒斯的学术界断绝学术联系。他在1689年到1692年注册于那不勒斯大学的法律系学习法律，并于1692年参加了那不勒斯的乌尼蒂学会（Accademia degli Uniti，即联合者学会）。1695年回到那不勒斯后，凭其诗才和拉丁文登上文坛。1698年竞争那不勒斯大学修辞学教授一职并获得成功。至此可以算作维柯学习的第二阶段。维柯学习的第三阶段应该说是从维柯担任修辞学教授到撰写《安东卡拉法传》，在这一阶段的学习中，维柯找到了他的后两位作者：培根和格劳秀斯。关于维柯的三个阶段的学习，我们将在下一章详述，因为既然本书探讨的是维柯的教育哲学，那么维柯自己的教育情况就不能不进入我们的视野，这对于我们理解他的教育哲学自然是必要的。
从1698年就任那不勒斯大学修辞学教授一职到维柯所作的大学开学典礼第六次演讲［6］，可以算作维柯学术研究的早期阶段，其主要内容是关于人文教育，这属于我们这里要研究的维柯教育哲学的早期思想。正如维柯自己所回忆的，在这六次人文演讲中，他总是采用这种方法，即提出一些普遍性的论题，并从形而上学下降到政治或文明应用方面去；他就是从这个着眼点出发既探讨了学习研究的各种目的，正如前六次演讲中所做的；又探讨了学习研究的方法，正如在第六研究的下半部分和整个第七演讲。前三个演讲处理的主要是（学习研究的）适合人类本性的各种目的，四五演讲主要是政治目的，而第六演讲则是基督教的目的［7］。就笔者看来，这六篇演讲都围绕着人的本性和公民教育这个主题，这就构成了我们第三章的主要内容；这个主题本身又从属于维柯的个体公民教育这个问题。我们这里没有算上第七篇演讲，尽管这里有充分的理由把它当作人文教育演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甚至是最关键的部分；但是正是考虑到它的关键性，我们还是把它列为维柯学术研究的第二阶段，因为从这里开始，无论是在形而上学、法学方面，还是在我们所首要关注的教育哲学方面，维柯思想都开始有了真正属于维柯的东西，其标志就是维柯这时开始对笛卡尔主义的方法论、真理观、知识观等进行全面的批判。但如我们下面将要考察的，前面六个演讲已经具有了维柯在人文教育思想方面的特色，对于当时流行的各种教育思潮来说，完全可以占有重要的一席，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席，但却一直被忽略了。这就是我们要考察的公民社会的公民教育这个重大问题。
正如上述，接着早期演讲的就是1708年的第七次演讲《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以下简称《论研究方法》）、1710年出版的《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及其答复，最后还有《安东卡拉法传》（1716年出版）。对于维柯学术研究在这个时期的发展我们从两个方面来概括。第一个方面是维柯在法学、形而上学和语文学三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和关键突破。在法学方面主要是《论研究方法》中第12节此即《论普遍法》的草图，以及在《安东卡拉法传》的撰写过程中对于格劳秀斯的研究。正是格劳秀斯才启发了他去发现内在于法和历史中的普遍理性原则。在方法论和形而上学方面主要是《论研究方法》和《论古代智慧》，在这两篇论文中，维柯根据他的真实与创造原则，批判了笛卡尔的方法论、真理观和知识观，确立了自己关于真理、知识、智慧和能力方面的基本原则，从而为新科学的基本原理奠定了基础。在语文学方面同样是从《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及其两个答复中开始的。但在这个阶段，维柯最不成功的地方就在于语文学，因为此时维柯的语文学还没有将他的智慧观导向真正的古代智慧。不过维柯的语文学在前面关于法学和哲学的光明照耀下，就必然会诞生出真正的语文学原则，此后他就开始尝试发展出一种新的诗的原则，进而建立一种新的神话原则来探讨古代的政治制度史。此后的《普遍法》以及《新科学》都是在这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则都可以在这个时期找到。第二个方面就是，在维柯学习研究的这第三阶段，他找到了对于他至关重要的后两个作者：培根和格劳秀斯。至此，维柯不仅完成了未来学术创新所需要的学术积累，发现了赖以创造的根本原则，而且找到了借以参考的四位作者：柏拉图、塔希佗、培根和格劳秀斯。因而我们可以说，全部准备已经完成，剩下的就是扬帆待发了。在我们所要探讨的教育哲学方面，此时的维柯为他的教育思想建立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检阅了人类智慧的方方面面，把人的能力特别是创造力看作他的真理观、知识观和智慧观的基础，因而我们把这部分的主题概括为智慧批判和能力批判，其中蕴含着真理批判和知识批判。这又构成维柯的个体公民教育的另一部分。
最后就是维柯学术创造的高峰时期，从1719年开学典礼的法学演讲，到1720年出版的《论普遍法的唯一原则和唯一目的》，次年的《论法学家的融贯一致》，以及对于前两部书的《注解》，这些作品就构成了整部拉丁文巨著《论普遍法》。这可以说是维柯创建属于他的新科学的第一次尝试，这个企图在第二部书第二部分的开头就说明了。随后，维柯写出了两大卷的否定形式的《新科学》，但由于无力出版因而改用肯定形式来重写，这就是1725年底在那不勒斯出版的《新科学》第一版，题为《关于各民族nazioni本性的新科学的诸原则，并由此得出关于各民族genti自然法新体系的诸原则》。《新科学》第一版出版后，维柯又加紧增删和修订，并于1730年出版了《新科学》第二版。两版《新科学》体系迥然不同，宛如两部书。对《新科学》第二版进行增删修订，就成了维柯剩下的14年中始终坚持的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任务。在他逝世的同一年即1744年，出版了第三版《新科学》，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新科学》标准版，不过遗憾的是维柯未能看到新版本的诞生。但正因为他是在没有出版商的压力之下完成增删修订的，故而此版篇幅比前两版都大大增加，以便能够充分论述和阐释他的新科学的重大发现。维柯的这几部作品顺序递进，采取了不同的写作方法，处理的核心问题也逐步扩展和加深。第二版和第三版《新科学》的差别主要是资料的翔实程度和论述的充分上的差别，就其核心问题、实质内容和写作方法来说，都没有重大改变。第一版新科学和二、三版的差别则是写作顺序和思想重心的不同，也代表了维柯此时还没能熟练掌握他的新方法、新思路。但《论普遍法》和三版《新科学》的区别可以说是写作体系上的，前者是从抽象到具体，而后者则是从具体到抽象，或者更应该说是两者的完美结合；前者首先立足于行而上学和法哲学的根本原则，再结合语文学来研究古代英雄智慧和政治制度，后者则更注重于从古代神话和寓言中找出人类法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根本原则。其中第一版新科学可以说是两种思想方式和方法之间的过渡。整部书被截然划分为观念原则和语言原则两部分，然后提出历史证明，并阐述这种新的人类哲学和各民族的永恒历史，因而没有突出维柯二十余年辛勤耕耘的最重大发现：在异教世界中诞生的人类的最初思维方式［8］；从另一方面又可以说，维柯还没有真正将观念原则和语言原则完美地结合起来，而这种完美结合的典范就是《新科学》1744年版的第二部，《诗性智慧》，这也是《新科学》中最为关键和最为重要的部分。我在这里把这三版《新科学》和《论普遍法》划归为同一时期，因为它们的共同问题都是人类各民族的自然本性和自然法及其在人类历史中的次第演进；就我们所要处理的教育哲学来看，它们的共同课题就在于人类民族作为社会集体的教育演进次序。
就我们的教育哲学主题来说，可以说维柯的思想发展是从教育开始，以教育结束的。像柏拉图一样，维柯把人的教育问题贯穿他的思想研究的始终。维柯的早期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针对的是个体的人的公民教育，谈到了学习研究的目的、价值、内容和次序，同时也就确立了他整个一生的思想基调；《论研究方法》和《论古代智慧》全面探讨了学习研究的方法问题，对人类的智慧、知识、真理和能力等方面作了深刻全面的批判，不仅为前述教育思想确立了哲学基础，而且为后来人类社会集体的教育发育开启了新的道路。维柯在《新科学》第二版之后的1732年又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开学演讲《论英雄心灵》，这既是维柯新科学在教育方面的理论实践，同时又点出了维柯整个公民教育的核心问题：如何在现今的人的理性时代培养公民精神，以保持和发展已经存有的人类文明，不致沦入第三轮人性的野蛮复归。此外，在《新科学》第一版出版后到1728年间，以及第二版出版后到1731年，维柯应当时的学者邀请写了关于自己生平、著作和思想发展历程的《自传》，这也是我们理解维柯思想包括其教育哲学思想的重要钥匙。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维柯的教育哲学不仅存在，而且维柯的思想发展是和他的教育哲学直接相关的。我们这本书就在于通过教育哲学这个主题来贯通维柯哲学思想的整个发展历程。
在上述主要著作之外，维柯的诗歌创作及其他应酬文章和书信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其诗歌创作，可以说诗歌伴随了他整个一生。在探讨其哲学思想的同时，对于他的诗作也应该有一定的关注。
尽管维柯在哲学、法学、语言学、教育学、历史、社会学、神话学、人类学、政治学以及美学、艺术、伦理学、经济学等几乎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以至于后来的各种社会学科都把维柯引为先驱。但是维柯的这些伟大成就在他生前却反响寥寥，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后来的许多伟大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分享了维柯的思想资源，但大都没有公开承认这一点。维柯的伟大成就也没有给维柯带来任何生活上的帮助，他一生过着穷困拮据的生活，为家庭的生存而劳苦奔波，并且这些著作的出版反而给他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累累债务。他的一生就是在意大利的偏僻的那不勒斯大学度过，终其一生也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修辞学教授。然而正是这样一位生前默默无闻的修辞学教授，将人性与科学的光辉发扬光大，直到现今我们还能感受到这束光辉的伟大力量。
第二节维柯著作的出版和翻译
维柯死后在意大利出版的主要版本包括：
1. 18181823年，那不勒斯的波切利出版社（Porcelli）以及后来的费南德斯兄弟出版社（Fernandes）出版了四卷本的《短篇著作集》（Opuscoli），前者出版了前三卷，后者出版了第四卷。
2. 1834年那不勒斯的西比拉出版社（Tip.Della Sibilla）出版了维柯《新科学》1744年版，同时收录了《论古代智慧》以及《自传》，由妮可拉柯西娅（Nicola Corcia）收于《著作选》，两卷本。
3. 第一次多卷本的维柯著作集当归于由费拉里（Giuseppe Ferrari）主编，米兰意大利经典文献出版公司（Societ tip. dei classici italiani）于18351837年出版的六卷本的《著作集》，后再版。另外还要记住的是，由波莫多罗（Francesco Saverio Pomodoro）增订的八卷本《著作集》在那不勒斯于18581869年由莫拉诺兄弟出版社（Morano）出版。这一版本在1970年由民主德国的莱比锡旧书中心出版社（Leipzig, Zentralantiquariat）重印。
4. 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维柯文献无例外的属于克罗齐学派的天下，或者更好的是尼科里尼（Fausto Nicolini），他在1914年到1941年间在巴里的拉泰尔扎出版社（Edotore Laterza di Bari）出版了八卷本的维柯《著作集》，同时，他也是维柯《〈新科学〉第二版的历史评注》（19491950）的作者，这本评注被奉为维柯《新科学》研究的窠臼。在同一出版社他于1931年出版了《新科学》第一版，并且于1953年在里恰尔迪古典文献集成（I classici Ricciardi）中出版了他的最主要的维柯文献《著作选》，其中包括《新科学》第二版。
5. 20世纪50年代起，编者们开始按照不同目的选编维柯著作，例如阿巴尼亚诺（Nicola Abbagnano）所编的《新科学和其他著作选》（Torino， Utet， 1952， 1976），芙洛拉（Francesco Flora）的《著作全集》（Milano， Mondadori， 1957，但其中仅收录了《新科学》1925年版和1944年版及附录《争论》），另外还要提到尼科里尼在一个新系列珍本原版（Princeps）中修订出版的更忠实于原文的《新科学》版本附《自传》；罗西（Paolo Rossi）的《著作选》（Milano， Rizzoli， 1959，后由Bur于1963年以及1977年一版再版）；克里斯多夫里尼（Paolo Cristofolini）的《哲学著作选》（Nicolo Badaloni撰写导言，佛罗伦萨Sansoni出版社1971年版），并于1974年在同一家出版社出了《法学著作选》（即《论普遍法》）；巴仁蒂（Roberto Parenti）的《著作选》（Napoli， Fulvio Rossi， 1972）；巴蒂斯蒂尼（Andrea Battistini）于1990年初版后于1999年再版的《维柯著作选》（Milano，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S.p.A.）收录了《新科学》1925年版和1944年版，以及《自传》、《论研究方法》、《论英雄心灵》、部分诗作和书信以及其他短文等，并加详细评注。侧重于诗学艺术而不是经典哲学的有索桥（P.Soccio）的《自传、诗歌和新科学》（Milano， I Grandi Libri Garzanti, 1983）。
6. 关于维柯的一些单行本著作，特别有意义的就是由维斯康蒂（G.G.Visconti）编选的《六次开学演讲集》，波罗尼亚穆利诺（Il Murino）1982年版；可以算得上是1725年版《新科学》的真正批判版的就是由格列高利（T.Gregory）于1979年在罗马阿特耐奥（Ateneo）和比扎里（Bizzarri）出版的版本，重版增添了杜罗（Aldo Duro）的《常见语词名目索引》，对于维柯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维柯的六次人文演讲后由观念主义者克里夫（G.Crif）出了批判评注版（Napoli， Istituto suor Orsala Benincasa， 1989。
维柯著作的译本主要有：
1. 法语方面：1827年，米希勒J.Michelet从历史学的角度摘译《新科学》为法文出版，引起欧洲学者广泛关注；现重印于1971年巴黎弗拉马里昂（Flammarion）出版社出版的《米希勒全集》第一卷。以及1844年贝尔焦约索（Cristina Belgioioso）的《新科学》法译本（Paris， Jules Renouard, 1844）。现代法语译本有1953年杜邦（A.Doubine）翻译的《新科学》。另外，彭斯（A.Pons）翻译了《自传》、书信选以及《论研究方法》（Paris， Grasset， 1981）。
2. 英语方面：贝尔金（T.G.Bergin）和费希（M.H.Fisch）翻译出版了维柯《自传》（Ithaca, Cornell U.P., 1944, 1963， 1975）和《新科学》（Ithaca, Cornell U.P.， 1948， 1961， 1984）。《论研究方法》由简图尔克（E.Gianturco）翻译出版，附引论、注释和参考书目（BobbsMerrill， Indianapolis, 1965）。英语世界的第一本维柯选集是由庞帕（Leon Pompa）1982年编译出版于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论普遍法》由平顿和蒂尔（Giorgio Pinton and Margaret Diehl）从拉丁原文译出，由阿姆斯特丹亚特兰大出版社（AmsterdamAtlanta）于2000年出版。维柯的六次人文演讲由平顿和希皮（Giorgio Pinton and Arthur W.Shippee）从拉丁原文译出，1993年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Cornell University）出版，题为《维柯论人文教育》。《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由帕尔默（L.M.Palmer）译注附引论于1988年康奈尔大学出版社（Cornell University）出版。
3. 德语方面：《论研究方法》由奥托（W.F.Otto）翻译出版（Darma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47, 1963， 1974）；《论古代智慧》由奥托（S.Otto）和费希特鲍威尔（H.Viechtbauer）翻译（Mnchen， W.Fink, 1979）；《新科学》有费尔曼（F.Fellmann， Frankfurt am Main, V.Klostermann, 1981）译本以及胡斯勒和杰曼的译本（V.Hsle & C.Jerman, Hamburg, F.Mainer, 1990）。
4. 中文译本：《新科学》1744年版由朱光潜根据贝尔金（Bergin）和费希（Fisch）合作翻译的1968年英译本译出，附维柯《自传》，先由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后收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于1997年重排出版。另外一本是陆晓禾选译的里昂庞帕（Leon Pompa）的《维柯著作选集》，由商务印书馆于1997年出版。笔者根据拉丁原文译出的《维柯论人文教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10月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2年3月以《大学升学典礼演讲集维柯论人文教育》为名重新出版），收录了维柯从早期到成熟期的九篇开学演讲；另一本书《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在同一时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3年8月出版），收录了维柯这部书的正文及其两个答复。
5. 至于《新科学》，就更不乏各种语言的译本，包括西班牙语、匈牙利语、波兰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以及日语译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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