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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观点具颠覆性：大多历史学家都认为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后，普通德国公民开始反对战争，但作者发现，直到战争最后时刻，纳粹政权依然受到绝大多数德国人的坚定支持。
2、研究资料新颖：本书中主要资料源于参与了这场战争的士兵的私人日记与信件，以及法庭记录等之前尚未开发的一手资料，对现有的二战史研究，极具颠覆性。
3、作者权威：作者为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教授、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对于现代德国史研究颇深。
4、广受好评：本书于2015年10月首版后半年内，亚马逊五星评论达61%，有上百人进行了详细评论。最终2015年底排名美国欧洲史榜第7位，二战史榜第5名！并获得2015年《纽约时报》年度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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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本书中，著名历史学家尼古拉斯·斯塔加特利用私人日记、法庭记录和军人信件等非常多的第一手材料，描绘出了前所未见的战时德国，这里面既有东线战场上的步兵和坦克指挥官，也有大后方的平民。以一个个普通战士、指挥官和平民的视角，再现了战争时期他们在纳粹蛊惑和控制下对战争的狂热，以及失利后的沮丧、无奈和反抗。本书内容丰富，极具人文精神，为读者提供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前线和后方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媒体推荐:
斯塔加特在他的新书中描绘出的德国战时全景十分微妙且具有说服力，他带领我们进入到当时各行各业的男女生活，他们遭受磨难，他们在战斗中幸存，日复一日……这本书把这场战争视为一场巨大的破坏性事件，这一事件迫使德国人把广泛统一的爱国主义与一系列残酷的情感相结合。斯塔格尔特给我们展现了一段真正深刻的历史。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本书是对二战史的重要补充，是一项非常有见地的研究。斯塔加特用梳理普通德国人的信件和日记的方法，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见解——（德国人）大部分的精力不是用来关心犹太人的命运，而是放在了食物和性等日常需求上，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一直都只是“背景”存在，或许这才是德国人的人性变得残暴的原因。
——《经济学人》
一流的历史阅读体验！在本书中，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尼古拉斯?斯塔加特详细说明了一个文明的国家是如何变得疯狂、普通士兵是如何成为大屠杀刽子手的，以及面对无辜者遭受的屠杀，德国的教会又有哪些作为？
——《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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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尼古拉斯·斯塔加特（Nicholas Stargardt），英国历史学家、作家。1962年出生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父亲是德裔犹太人，母亲是澳大利亚人。他曾经在澳大利亚、日本、英国和德国生活过，就读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目前是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教授、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欧洲儿童史和纳粹德国社会文化史。
斯塔加特曾经出版过多本关于现代德国历史方面的著作，如关于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反军国主义运动的思想和政治史作品《日尔曼思想和军国主义：激进和社会学批判》、首次以儿童视角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纳粹德国社会史的作品《战争目击者：纳粹统治下的儿童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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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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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部分 为进攻辩护
第一章 不受欢迎的战争
第二章 消除等级
第三章 极端措施
第四章 大战爆发
第五章 胜利者和失败者
第二部分 1812年阴影
第六章 德国的十字军东征
第七章 首次失利
第八章 共同的秘密
第九章 清洗欧洲
第十章 写给死者
第十一章 轰炸和报复
第十二章 “坚持”
第十三章 回光返照
第三部分 彻底失败
第十四章 挖掘工事
第十五章 崩溃
第十六章 终结
尾声 越过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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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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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德国来说，与以往的战争截然不同。纳粹政权把它挑起的冲突转变成欧洲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战争，早在占领波兰并建立起第一个毒气室之前，它就开始使用种族屠杀手段。第三帝国在1945年走向“全面崩溃”时也与众不同，它垂死挣扎，耗尽了德国社会的全部精神和物质储备。德国人在柏林为了保卫帝国总理府而战斗，而日本人却没有像他们那样，顽抗到东京帝国皇宫大门前。为了实施如此规模的战争，纳粹所需要的社会动员和个人奉献必须远超战前岁月。然而，70年过去了，虽然关于战争的起源、具体进程和种种暴行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德国人对他们亲身参与过的战争持什么看法，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把战争坚持到底的。这本书研究的是德国人如何经历和承受这场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非但没有随着经历这场战争的几代人逐渐凋零而失去光辉，反而一直受到公众的关注。在德国更是如此，过去15年来，我们已经看到相关电影、纪录片、展览和书籍泛滥如洪水。然而，无论是学术式还是大众式的表述，对这场战争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它们要么把德国人描绘成受害者，要么说他们是加害者。过去10年中，受害者叙述极为显著，著述者专注于挖掘曾经被埋藏的普通民众记忆，这些民众经历过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对德国城市的大轰炸、苏联红军到达前的大逃难和红军到达后频频发生的屠杀和强奸。很多德国老人一再叙述他们最为痛苦的记忆，只是想让人听到，想在身后留下记录。媒体把战争时期德国平民遭受的痛苦转化成当代人关注的议题，不吝篇幅描述他们的失眠、焦虑和反复遇到的噩梦。很多人自发成立“战争儿童”组织，评论家们用滥“创伤”和“集体创伤”等词语，全部套用在这类经历上。不过，他们谈论这些创伤时，总想强调受害者是被动和无辜的，并且希望在道德取得共鸣：在20世纪80和90年代，“集体创伤”的概念主要应用于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把政治认同赋予德国“受害者”，有望使他们更有影响力。
只有在极右派占据的政治边缘地带，才把德国平民遭受的痛苦与纳粹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划等号，这些人在每年的2月份都会举着“大轰炸大屠杀”的标语游行，纪念1945年的德累斯顿大轰炸。不过即使这些煽动性的活动，也远远不能和上20世纪50年代西德支持的僵化的民族主义相提并论，这种民族主义崇尚德国士兵做出的英雄主义“牺牲”，把一切德国“暴行”归咎于一小撮顽固的纳粹分子，特别是党卫军(SS)。这种轻描淡写的冷战借口给德国国防军贴上“好”的标签，给党卫军贴上“坏”的标签，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德以北约正式成员的身份重新武装提供了支持。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防军罪行”巡回展览的有力揭露，这种借口再也站不住脚。在这个展览中，可以看到由普通士兵实施的公开绞刑和集体处决。关于群众参与德国战争罪行的这段灰暗历史，随着学术研究深入进行，至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越来越了解到这一真相。但是，把士兵们藏在制服口袋里的私人照片和他们的妻儿照片摆在一起公开展出，引发了强烈反应，在奥地利和前东德地区尤其如此。在这些地方，大多数人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不愿公开讨论这类问题。展出引发一些反作用，随着焦点转到德国妇女和儿童成为英美轰炸和苏联强奸的受害者这个问题，一些评论家担心会回到1950年代盛行的比赛谁的民族痛苦更深重这个老路上来……
文摘
1943年11月18日，奥古斯都·托波韦恩（August T?pperwien）博士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听到我们在立陶宛灭绝犹太人的消息，从婴儿到老人都没放过，内容很可怕，但显然又极为详细！”他之前曾经记录过有关屠杀的流言，最早是在1939年和1940年，但没有写过这么多。这一次，托波韦恩努力想给这个可怕的事实寻找道德依据。他问自己，战争中杀掉什么人是合法的？他把可以合法杀掉的名单从敌方士兵、在德国战线后方活动的游击队员，扩展到对资敌平民进行有限的集体报复，这些确实都有某种法律依据。但是4天过去后，即11月22日，他自认如此对待犹太人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命令：“我们不仅在消灭与我们作战的犹太人，实际上我们想把他们灭绝掉。”
奥古斯都?托波韦恩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徒和保守的校长，他从一开始就对希特勒发动的空前残酷的战争心存疑虑。托波韦恩看上去想在道德和政治上保持疏离，以显示自己不苟同于纳粹主义，这种疏离没有以任何具体的反抗行为，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不服从这个政权，对其说教和要求在“内心里”保持冷淡态度。但是，这种精神上的安全港湾存在吗？能把家书和个人日记里表达出疑虑说成是内部反抗，而不仅仅是透露作者的无所适从和两难处境吗？实际上，直到战争结束的最后日子，奥古斯都?托波韦恩依然忠诚服役。得出“实际上我们想把他们灭绝掉”这个重要认识后，托波韦恩沉默了。他无法使这种观点和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共存，他相信德国在东线的任务是文明的，相信德国是为整个欧洲反抗布尔什维克主义。
直到1945年3月，他才再次提到屠杀犹太人的事，当时他第一次意识到，德国正面临无可避免的彻底失败：“发动这种战争的人是邪恶的。俄罗斯人在德国东部的残暴行为、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恐怖袭击、我们的反犹斗争（对健康妇女实施绝育术、枪毙从婴儿到老妇的每一个人、向运送犹太人的列车注入毒气）！”德国的失败已为期不远，如果托波维尔把这个命运视为反犹政策的神罚，那么他也清楚，德国屠杀犹太人和盟军袭击德国人实际上性质相同。
回想1943年春夏，从汉堡（Hamburg）到施韦因福特（Schweinfurt），大后方的德国平民都在毫无顾忌的谈论德国屠杀犹太人应负什么责任，显示德国在劫难逃。1943年7月25日到8月2日，汉堡市遭到轰炸，引发规模空前的大火，半个城市被毁，34000人死于非命。很多德国人把这场轰炸和大火视作末日劫难。党卫军安全机构（SD）报告说，由于大城市面临显而易见的威胁，“安全感”在整个德国都“骤然坍塌”了，取而代之的是“盲目的愤怒”。7月25日，即大火燃起的第一天，在德国之外又发生一件事：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当权21年后，在一场不流血政变中被推翻。德国人迅速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在接下来的5个星期中，有报告说人们公开谈论追随意大利模式、用军事独裁取代纳粹政权的话题，认为这可能是与西方“单独媾和”的“好”方法，甚至是“最后”的方法。对纳粹领导层来说，这些报告似乎表明民众士气的再次崩溃，1918年的投降和革命又要重演。实际上，这次危机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随着当局对民防系统投入资源，在城市组织大规模疏散，到1943年9月初就平静下来了。随着意大利的大部分地方被德国占领，国防军的战线也稳定了，盖世太保最终对这类“失败主义”论调实施了有选择的打击。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发动的无差别袭击让德国人感到无助，就连广大未遭袭地区也受到影响，他们身心俱疲，没有心思公开议论德国屠杀犹太人该付什么责任，托波维恩等人私下里也没有时间关注这个问题。汉堡轰炸引发短暂的政治危机，其意义在于让这些恐惧浮出了水面：未来的危机将会唤起类似的公开议论，德国人将他们焦虑的罪恶感和受害感混杂其中。
对于德国犹太人来说，大屠杀日益逼近，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们对战争的理解，但是其他德国人对一切事物则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最关心的是战争，因此他们也从战争的角度来理解大屠杀。由于双方在力量和选择上极度不平等，对于同一个事件，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也导致了极为不同的希望和恐惧。这个问题影响到我撰写战时德国历史所使用的方法。其他历史学家们强调的是大规模杀戮机器，并且讨论大屠杀为何及如何发生，而我发现自己更关注德国民众是怎样把这个大屠杀当作既成事实接受和消化掉的。它是怎样影响到德国人，使他们逐渐认识到自己正在参加一场种族灭绝战争？或者换句话说，这场战争是怎样影响到他们对种族灭绝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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