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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张荫麟、吕思勉、蒋廷黻、孟森等老先生都是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每个人都对历史有自己独有的研究方法，在对历史的解读中多有创见。
◆ 《上古史》《秦汉史》等等都是这些国学大师的代表作，也是每一段历史的奠基之作，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入门读本，也是必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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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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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断代通史系列，从上古史、秦汉史讲到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辽元金史、明史、清史、近代史，从历代史家中选出史家公认的、具有权威性的巨著，是一套了解中国史、理解中国史的必读入门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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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荫麟（19051942），无字，号素痴，亦常作笔名，广东东莞人。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在《学衡》杂志第21期上发表处女作：《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针对史学家梁启超对老子事迹考证提出异议，清华师生大为震动，并得到梁启超的激赏。张荫麟具有多方面的修养，除史学外，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翻译等方面都有相当涉及，其涵盖面广，概括性强，识见高明，富于现代批判精神，显得规模宏远、约博双精。
吕思勉（1884～1962），字诚之，今江苏常州人，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史学四大家。先后曾在常州府中学堂、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学生中包括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穆、赵元任、黄永年等人。吕思勉是我国现代史学界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等诸多领域里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
岑仲勉（18851961年）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在先秦史、隋唐史、中外交通史、民族史、史地学等方面有较高的造诣，主张西周封建说。著有《元和姓撰四校记》、《西周社会制度问题》、《隋唐史》、《突厥集史》、《黄河变迁史》、《岑仲勉学术论文集》等。张荫麟（19051942），无字，号素痴，亦常作笔名，广东东莞人。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在《学衡》杂志第21期上发表处女作：《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针对史学家梁启超对老子事迹考证提出异议，清华师生大为震动，并得到梁启超的激赏。张荫麟具有多方面的修养，除史学外，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翻译等方面都有相当涉及，其涵盖面广，概括性强，识见高明，富于现代批判精神，显得规模宏远、约博双精。
吕思勉（1884～1962），字诚之，今江苏常州人，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史学四大家。先后曾在常州府中学堂、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学生中包括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穆、赵元任、黄永年等人。吕思勉是我国现代史学界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等诸多领域里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
岑仲勉（18851961年）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在先秦史、隋唐史、中外交通史、民族史、史地学等方面有较高的造诣，主张西周封建说。著有《元和姓撰四校记》、《西周社会制度问题》、《隋唐史》、《突厥集史》、《黄河变迁史》、《岑仲勉学术论文集》等。
王桐龄1878-1953，号峄山，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少年时中过秀才，且是国内较早一批出国留学的历史学者，先后在北京法政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课。担任中国史、东洋史课程。并创办志成中学。从事历史教学近四十年，桃李遍天下，著译丰硕。所著有《中国全史》、《东洋史》、《中国民族史》、《中国历代党争史》、《儒墨之异同》、《局俭堂诗存》等书，并撰译论文数十篇。
孟森先生（18691938），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曾就读于东京政法大学。先生是我国明清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其有关明清两代历史的专题考证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极大轰动；其治史方法为中国传统方法，即多取官修正史，其特点是善于发见问题，考证疑事，必有所为。先生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心史丛刊》《满洲开国史讲义》《明史讲义》《清史讲义》《清初三大疑案考实》《明元清系通纪》等。
蒋廷黻（1895－1965），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其研究历史反对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方法，采用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方法，并将其引入当时尚属荒漠的近代史领域，从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被称作拓荒者开山的人近代史尚无第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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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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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史
秦汉史
两晋南北朝史
隋唐史
宋辽元金史
明史演义
清史演义
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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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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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
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清人可比。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世界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曾有过关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找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
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以断定的。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相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丰厚，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像汽车与人力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第二，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叶起始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的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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