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通史》 - 刘文龙万瑜著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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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巴西通史

書城自編碼： 3047133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史學理論
作者：刘文龙万瑜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552016543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7-08-01
版次： 1
頁數/字數： 340/334000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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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书展现了巴西从古至今的历史。包括印第安人时代、圣保罗捕奴队的远征、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的拓殖、从黄金钻石热转向农业开发、帝国的独立、巴拉圭战争、奴隶制的废除、*共和国时期、1891年《宪法》与政治骚动、从瓦加斯威权主义体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政治、军人独裁政权与巴西经济奇迹、政治民主化与社会经济文化、卢拉的社会改革及其大国梦、罗塞夫政府下的巴西等各个阶段。既包括土著人的惨遭屠戮、奴隶的抗争史、对巴拉圭的不义之战，又包括频繁的军事政变、近现代巴西的民族大融合、当代巴西人的热情和乐观。分析了整个巴西民族从分化到融合、从本能的抗争到思想觉醒，直至走向民主的过程。

關於作者：

刘文龙，复旦大学教授。19641968年在北京语言学院外语系学习西班牙语。19721974年在意大利罗马大学哲学与文学院讲授现代汉语。19831985 年在墨西哥学院历史研究中心作为访问学者从事拉丁美洲历史和文化研究。长期在复旦大学历史系（19692000 年）和国际问题研究院（20002002 年）从事拉丁美洲历史和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著有《拉丁美洲文化概论》、《世界文化史（近代卷）》（主编之一）、《中国与拉丁美洲文化交流志》（合著）、《西半球的裂变》（合著）等。发表论文有《美洲的发现新旧文化交汇的结晶》、《全球化、民族主义与现代拉美文化的独特性》等数十篇。
万瑜，上海外国语大学副研究员，复旦大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博士后，复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拉丁美洲学会、拉丁美洲史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拉丁美洲地区和国家经济、外交及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关系，金砖国家合作与发展等。在国内外公开发表有多篇学术论文，主持、承担多项国家级、省部级拉丁美洲研究项目。

第一章自然条件、印第安人及葡萄牙人渐进式殖民化
一、自然条件和印第安人
二、从东北沿海到东南沿海：葡萄牙人最早的殖民活动
三、圣保罗：捕奴队的远征及其向中西部的扩张
四、南部巴西：欧洲移民拓殖地区
五、米纳斯吉拉斯：从黄金钻石热转向农业开发
六、中部巴西：有待开发的腹地
七、巴西东北部：经济文化发展迟缓的干旱地域
八、亚马孙盆地：17世纪下半期葡萄牙人启动的殖民化
作者点评

第二章　从殖民地向巴西帝国的过渡
一、巴西单一初级产品出口经济模式的形成
二、殖民地的政治依附性和社会不平等
三、巴西民族的形成与国家观念的孕育
四、独立运动
作者点评

第三章　巴西帝国（18251889）
一、佩德罗一世的专制统治及其退位
二、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共和派起义与民众斗争高潮期
三、奴隶制危机与巴拉圭战争
四、奴隶制的废除与共和国的建立
作者点评

第四章　第一共和国时期（18891930）：现代化进程的启动与社会危机
一、转型时期的经济与社会变迁
二、1891年《宪法》与政治骚动
三、卡奴多斯农民战争、工人运动及尉官派斗争
四、早熟的城市化与城市民俗文化
作者点评

第五章　从瓦加斯威权主义体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政治
一、替代进口工业化的启动与瓦加斯的崛起
二、1930年革命及其政治经济后果
三、新国家政治体制的兴亡
四、战后民主政治体制
五、内地开发与新首都巴西利亚的建设
作者点评

第六章　军人独裁政权与巴西经济奇迹
一、军人独裁统治与左翼激进派的武装斗争
二、向民主体制的转型
三、从巴西经济奇迹到金融危机爆发
作者点评

第七章　政治民主化与社会经济文化
一、政治民主化的初期历程
二、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问题
三、精神生活与文化创造：文化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倾向共存
作者点评

第八章　卢拉的社会改革及其大国梦
一、卢拉政府的中左温和改革路线
二、大国梦与巴西外交活动
三、卢拉执政时期的中巴关系
作者点评

第九章罗塞夫政府下的巴西：发展与难题
一、罗塞夫政府的经济社会改革及其艰难性
二、互惠多样的巴西外交与巴中关系
三、罗塞夫蝉联总统后的巴西新政局
作者点评

主要参考文献

內容試閱：

绪言
巴西联邦共和国位于南美洲东部，东濒南大西洋，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也是世界第五大国，地缘政治的现实使之在国际舞台上不得不发挥重要作用。其国土从东部的大西洋延伸到西部的安第斯山脉，从北部的圭亚那高原扩展到南部的拉普拉塔河流域，大部分位于热带地区。巴西总人口为2亿多，其中白种人约占55%，各种混血种人约占37%，黑人约占8%，多数居民信奉天主教。

上述数据表明，巴西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重要国家。尽管如此，在近代世界史上，巴西只不过是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追求财富的目标。此后，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虽然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巴西所吸引的仅仅是有限的、零星的来自美国的关注，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岁月见证了人们对北美洲地区越来越多的兴趣和关注，在这个世纪里，美国对巴西的投资急速增长。到20世纪50年代末，巴西不仅在西半球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重要作用，这种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

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由于自然环境和土著人文条件的不同，以及殖民国家葡萄牙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有限，所以巴西与全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相比，其最早的经济开发模式和殖民地控制体制有着明显的差异。在16世纪期间，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西班牙以有力的扫荡和无休止的精力，在一个半大陆从事殖民。而葡萄牙在巴西的大西洋沿海地带的那一串不相连接的殖民地，却没有呈现为一幅足与比拟的图景。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还在于：葡萄牙从一开始就把它的重要力量倾注在它在非洲和亚洲开展的商业殖民活动上。事实上，它从这些殖民地所榨取的财富远多于它从美洲所获得的一切，这就导致葡萄牙早期对巴西的漠视。此外，巴西的印第安人并没有创造出富有魅力的文化，且无诱人的物质财富，而这正是促使西班牙人转而去探测和征服南北美洲内地的主要原因。因此，葡萄牙君主在发现巴西后，对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长期持有漫不经心的态度。此后，在各种因素作用下，葡萄牙采取渐进式殖民活动，经过200多年的努力，才实现对巴西全境的有效控制，在政治体制方面，葡萄牙国王于1534年在巴西实行都督辖区制（Capitania），也就是将巴西从亚马孙河口到圣维森特划分为15个都督辖区，分给12名都督负责开发。规定其为都督世袭领地，但仍属王室产业，都督须向葡萄牙国王纳贡。实际上，相当于实行王家土地私人承包制。

在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葡萄牙人发现、占领及开发巴西沿海地区的过程。1493年，在哥伦布从美洲返回欧洲不久，西班牙君主便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障对所发现的土地的一切权利。他们求助于出生在西班牙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请求他为其上述意图做出良好的安排。同年他们获得了教皇圣谕：准许西班牙取得位于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各岛以西100列瓜（约合560公里）的全部领土，因此西班牙获得了一次辉煌的外交胜利。显然，教皇没有考虑到葡萄牙人。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提出其相应的抗议，指出两国应启动一系列谈判，直到最终达成协议。1494年，按照著名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约翰二世承认西班牙对西部各地区的权利，然而划界线从佛得角各岛以西的100列瓜移至374列瓜（约合2 084公里）；同时，条约承认了位于所述界线以东的土地和海洋属于葡萄牙的势力范围。这一划分影响深远：它在以后的日子提醒人们，该条约承认葡萄牙对美洲某些地区首先是巴西拥有权利。

但是，在条约签订后，葡萄牙人并未及时动员人力物力去占有东面的任何土地，直到哥伦布于1498年发现南美洲，平松沿着巴西北部海岸线航行后，葡萄牙才声称对这片土地的权利。据记载，达伽马从1498年起就带领船队绕过好望角，以期找到前往东印度的航海路线。在航行期间，他借助东北信风驶往印度，但是船只多次偏向西方，正是这一自然条件后来协助葡萄牙人发现巴西。达伽马的航行将东西方连接了起来，同时带来了丰厚的回报。通过远征，他带回里斯本的货物是原始成本的6倍多。在达伽马返航后的几十年间，葡萄牙专注于与东方的贸易。在曼努埃尔一世统治时期（14951521），王国的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葡萄牙人力图在非洲和亚洲海岸建立起商业据点，而不是殖民帝国，吸引他们远征的是贸易而非殖民。当时，里斯本和其他港口成为三大洲贸易流通的巨大仓库，这样在16世纪，葡萄牙人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贸易帝国，并从其中获取了丰厚的回报。

1500年，曼努埃尔一世命令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约14671520）带领一支载有1 200人，由13艘船只组成的舰队沿着达伽马发现的航线驶往印度。1500年3月8日，舰队从特茹河口出发，但是航行途中遇到风暴，不知不觉中航向西方，没想到却到达了今巴西的帕斯库亚山附近的海岸；4月22日，舰队在其北面约65公里处，即南纬17度的一个地方靠岸。登陆后，船员们开始探测，卡布拉尔宣布这个新发现的岛屿归他管辖。他花了一周的时间考察该海岸。不久，他就派遣一艘船回国申报占领这片土地。尽管当时并没有为该地命名，但是这一发现标志着巴西正式编年史的开端。

卡布拉尔把该地称为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之地（Terra de vera
cruz），但是这一名称并未得到普及，很快被巴西木之地（Terra do Brazil）这一名称取而代之。在西欧，按照Brasil的发音，也有人把它写成Brasill、Brasily、Brasile，等等。在中世纪的欧洲，这个词一般是用来称呼染色木料的，而巴西沿海正是出产这种木料的地方，一开始它是巴西输出的唯一产品。按照该词的历史和寓意，葡萄牙人就把他们在南美洲所发现并占有的土地称作巴西。在殖民时代早期，他们一直认为巴西木是具有最大价值的经济产品。

据美国学者的史料，早在1503年就有一批葡萄牙商人（其中不少人是遭受迫害的犹太人）移居巴西，有些人在王室特许下输出染色木料。在新发现的巴西沿海一带，还有一批被卡布拉尔遗弃的罪犯之类的人，其中有些人娶印第安女子为妻，成为多妾的部落酋长。他们之中突出的人物是卡拉马鲁，后来他受到巴伊亚地区的印第安人的尊崇。此外，还有若奥拉马略，他在巴西的南方也有很大的影响，并且像卡拉马鲁一样，后来协助葡萄牙人在这些地区进行殖民活动。

此后，新发现的土地巴西持续不断地吸引着葡萄牙人和其他欧洲人前去冒险、发现、定居和开发，他们甚至把这片新土地视为人间天堂。据描述，当时欧洲人十分喜爱这片处女地：（这里）让人如此喜爱，如果能够正确耕种，这里能够长出任何东西。1560年，一位耶稣会教士在给大主教教区的回信中充满深情地赞美这片南美洲的土地，假如地球上有天堂的话，我认为它一定在巴西。后来，同时代的一位编年史家曾预言，这片土地有能力成为一个伟大的帝国。

奴隶制危机与巴拉圭战争
19世纪40年代末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看上去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威胁；世界市场对蔗糖、咖啡的需求日益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奴隶制的持久存在，因为依靠黑奴劳动力生产的这些产品已变成整个国家的主要财富。大部分奴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40年代末输入的。奴隶贩子成功地躲避了英国人的拦截线，每年将5万多名奴隶输入国内，而这些黑奴也确实不知道还存在给予他们自由的一项法律。

尽管巴西普遍实行了同英国结盟和合作的政策，但是两国之间并不存在全面和谐。从巴西独立起直到1865年，由于黑人奴隶交易问题，里约热内卢政府与伦敦政府周期性地发生争吵。

进入17世纪之后，作为贩卖黑人的主要强国英国，通过把非洲奴隶贩运到美洲，获得了巨额财富，从而为其以后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但是，到了19世纪初，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增长，英国开始阻止奴隶交易。1807年英国在殖民地废除了这种贸易。禁止黑奴交易的立法，是由相应立法方案的撰写者威尔伯福斯为首的自由派作出人道主义努力的结果。英国曾借助1713年《乌得勒支条约》取得了在西属美洲殖民地内部进行贸易的权利，并向那里供应奴隶。然而一个世纪不到英国又变成废除黑奴贸易的先锋。这是有其经济根源的：英国资本主义高潮表明，雇佣劳动比奴隶劳动更具有优越性；此外，蔗糖生产者、加勒比地区的英属殖民地拥有的非洲劳动力已呈现饱和状态，并不需要持续输入。面对这种形势，英国的社会制度可以让人道主义特别显露和胜利。威尔伯福斯及其同伴真诚地为此而努力，他们的确取得了成果。此外，由于不需要输入更多的黑奴，英国就有志于阻止其他国家为蔗糖生产和另一些农业项目储备劳动力。如果英国人持续向巴西施压，使之停止输入奴隶，那么这不仅有其人道的理由，而且也同样有希望阻止巴西的东北部在蔗糖生产方面同英属安的列斯群岛进行竞争。

1815年，在英国的压力下，维也纳会议决定，快速推动废除黑奴制，同时阻止国家间的奴隶贩卖。此外，英国说服了葡萄牙，让它签订协议停止将非洲黑人贩卖到赤道以北地区。1817年，葡萄牙和英国签订了另一项更全面的条约：两国建立混合委员会，以共同关注消除赤道以北地区的奴隶贸易，两国船只行使海上警察的职能。当1825年英国承认巴西独立之时，它坚持要求帝国政府认同1817年的条约。最终，在1826年，英国人成功地使得巴西签署另一项附加条约，这一条约预设它在被批准之后3年最终废除奴隶贸易，并且解放由该日之后非法输入的所有黑人。同时，保留混合委员会及其公海巡查权直到1843年，以保障条约所规定条款的执行。

1826年的条约从未得到巴西大庄园主的赞同或支持，他们为了扩大其蔗糖和咖啡生产，渴望从外部输入劳动力。他们感到获得这些劳动力的唯一办法就是输入奴隶；另一个办法，在于提供合乎规定的短工，以此来吸引自由劳动者，但是这种做法是同其习惯和根深蒂固的利己主义背道而驰的。因此，大庄园主施加压力，通过拖延批准，设法继续输入非洲奴隶，其目标是让巴西政府不实施1826年的条约。

在理论上，禁止将奴隶输入巴西的条款在1833年生效，但是正是在这个日期，输入的奴隶人数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随后数年，非法输入的奴隶一直在增加，每年至少5万人。黑奴的走私者大多数是葡萄牙人，他们都是一些品行不端的不务正业者，却有能力干出任何暴行。安哥拉殖民当局和在里约热内卢的葡萄牙领事馆都是奴隶交易的同谋者，而巴西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加以禁止。由于英国船只针对悬挂巴西国旗航行的船只会采取行动，所以这些活动易于带来多种事故。在这种背景下，尽管巴西奴隶主的地位看上去还相当稳固，但是他们已处于一种临界点：随后其统治权将必然被削弱。这一点不只是由巴西现实决定的，而且也是与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相关联的。到19世纪中期，英国越来越严厉地打击奴隶贸易，更有力地利用它对巴西政府的影响，阻止任何贩奴活动。1845年8月8日，在英国通过了伊沃丁纪要（Acta de Ewerdin），授权英国船只可夺取任何被疑载有奴隶的船只，并将奴隶贩子送上高级海事法庭。在英国的压力下，1850年巴西公布多项法规，最终禁止在本国的奴隶贸易。

19世纪50年代中期，实际上向巴西输入奴隶已经停止，于是自由民与奴隶人数的相互关系发生变化。在这一时期，约有550万自由民，而奴隶为250万人。结果，为了扩大生产特别是咖啡生产不得不利用法定自由民。实际上自由劳动力越来越广泛地被使用，而同时奴隶的价格日益昂贵。一些企业租用奴隶作为工人进行工作，这种做法也日益普遍。过去用来购买奴隶的资金现在被更广泛地投入到各个企业组织。一些企业越来越多地使用欧洲移民劳动力。正是在这些岁月，在金融界中诞生了与英国人有联系的巴西首位银行家毛亚（Maua）男爵。1854年，巴西建成了第一条铁路，其长15公里。就像在其他国家一样，火车头的汽笛声，成为巴西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这样，19世纪中期开始巴西奴隶制经济危机的信号出现了。但是，这一制度还有一定的生命力。然而源自北美一切危机的不可避免性的特征，已导致一种尖锐的社会冲突，而北美比巴西具有更高水平的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种植园类型的奴隶制并不构成一种孤立的制度，而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美国已积极渡过的这一进程，在50年代中期的巴西才刚刚开始。这里发展缓慢，因为国家相对落后。但是，巴西于1865年陷入对巴拉圭的战争，并延宕到1870年，它受到这场战争的多重负面影响。

如前所述，由于18251828年的战争，巴西丧失了乌拉圭。然而，在同阿根廷的争斗中，它力争取得对乌拉圭的影响。阿根廷的独裁者罗萨斯明确主张让乌拉圭屈从其政权，并且编织罗网，试图进一步将巴西的南里奥格兰德兼并到阿根廷。两国之间所出现的对抗导致1850年外交关系的破裂。

然而，风云突变，1851年，巴西和乌拉圭之间缔结了军事同盟，这样阿根廷的两个省也加入了该同盟，它们曾起义反对罗萨斯政权。1852年2月，同盟军打败了阿根廷独裁者军队，罗萨斯逃往英国。乌拉圭曾成功地抵御了阿根廷的扩张意图而捍卫了独立。但是正是在这一时刻，它不得不面对一个新威胁。在战胜了罗萨斯之后，巴西决定参战，而过去曾经掌控过乌拉圭的这个政权，认为它有权对这个小国强加自己的意志。南里奥格兰德省的庄园主自由地定居于乌拉圭，在边境地区占据其土地，就像是其自己的地产一样，可以随意支配。

1863年，乌拉圭再次爆发内战，这一形势被巴西所利用，它通过援助暴动将领弗洛雷斯，来干预乌拉圭的内部事务。当时英国和法国也鼓励这种行为，因为它们企图逼迫乌拉圭在关税方面作出更大的让步。
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巴拉圭共和国伸手援助乌拉圭。巴拉圭同巴西曾有一笔旧账，后者曾经图谋巴拉圭的部分领土。

当巴西军队进入乌拉圭时，巴拉圭决定断绝同里约热内卢的关系。1864年12月，巴拉圭人开始在巴西边界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并于次年1月占领马托格罗索省的部分领土。当时巴西军队协同弗洛雷斯的各支队伍在乌拉圭境内成功地展开了军事行动。但是，巴西未能利用其在南部的军事成果。驻在蒙得维的亚的英国和法国外交代表组织了一次军事政变。弗洛雷斯进入共和国首都，并在英国和法国的保护下登上总统宝座。这两个欧洲强国在掌控了乌拉圭的一个驯服的统治者之后，坚持要求巴西军队撤出。

在巴西政府徒劳地耗损了在乌拉圭的力量之后，它现在决定集中其力量给巴拉圭以最后一击。1865年，巴西同阿根廷缔结为秘密同盟，以共同对付巴拉圭。阿根廷对巴拉圭早就怀有野心，企图夺取后者的部分领土；同时乌拉圭的弗洛雷斯也被迫站在巴西一边，因为巴西曾给他提供过援助。此外，其他列强也想火中取栗，法国和英国也鼓动结成同盟，并给同盟国提供粮食弹药等军需品，以及战船和资金。

对巴拉圭开战的主要重担压在巴西的肩上。当时，阿根廷国内的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巴拉圭是个弱小国家，并且离战场很远。战斗进行得十分艰难，特别是当战火燃烧到巴拉圭领土之时，巴拉圭人勇敢而顽强地抗击敌人。他们从孩童到成年人都拿起了武器，以令人吃惊的英勇行为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奋力拼杀。只是英国和法国所提供的支持，使得同盟国占有压倒性的力量优势，最终同盟国军队粉碎了巴拉圭人的抵抗。巴西赢得了巴拉圭战争，并从巴拉圭割占了新的领土。但是，在这场战争中，奴隶制受到沉重的打击，最终君主制的柱石遭到削弱。

早在争夺乌拉圭的战争年代，巴西就面临着诸多困难。而到巴拉圭战争时期，其困难更是成倍增加，因为这场战争延宕时间更长，过程更残酷。首先，马上出现了财政困难问题，弱小的巴西工业满足不了巨大军事需要。在后方，奴隶几乎承担了所有劳动重担，因为大多数自由民劳动者都变成士兵。这种形势使人们难以相信后方能保持安宁。其次，奴隶的生产率十分低下，不可能产生重要的储备。如前文所指，在巴西奴隶的人数越来越少。部分奴隶已被招募到军队中，因此他们获得了部分自由而转变为皇家奴隶和国有奴隶。政府为了应付漫长的战争，不得不向个人和修道院购买奴隶。

这样，当不能完全满足国家的军事要求时，经济中的奴隶制度受到了削弱。同时在部分满足这些需要时，奴隶制度也受到损害。巴拉圭战争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进行的，占有奴隶者受到强有力的道义打击。从外部因素看，美国的内战是以奴隶主的失败而终结的。在西半球，巴西和古巴仍然是最后两个奴隶制国家。内外各种政治和经济因素表明，废除奴隶制的必然性已越来越明显了。但是，正如人们所见，巴西奴隶主没有自行加速奴隶制破产的意愿。然而即使最反应迟钝的人，也已意识到这一制度已经无可救药了。

巴拉圭战争不仅揭示了巴西经济的落后性及其军事力量的软弱性，而且加重了巴西对英国的财政依赖性。英国提供的一些新贷款，由巴西用来购买英国和法国商品，同时让英国人比过去更加深入到巴西的国内市场，而巴西的外部市场出现萎缩，特别是棉花销售不景气。美国在内战之后，生产和销售更加廉价的棉花，夺走了巴西的老顾客英国人。这也表明了巴西奴隶制经济的落后性。

对巴拉圭的战争在一开始曾引起一股民族沙文主义浪潮，但是现在很不得人心：人们很难判断一场对小国的战争的正义性，而实际上它是一场种族灭绝的战争。我们可以简要地陈述一下巴拉圭战争的最后结局：1869年1月初，同盟军占领了巴拉圭首都亚松森，士兵们进行抢劫、破坏和实施强暴数天。然而，大多数巴拉圭居民已经逃离了首都，以及被敌人占领的其他城市和村庄，他们逃向国家的腹地、森林和大山里，以继续进行抵抗。这种战争已具有游击战的特点。科迪勒拉山区变成为军事行动的主要舞台。巴拉圭总统洛佩斯利用这里的地理条件，开创了一条新的防卫路线，然后动员可能动员的一切人力资源，甚至包括少年，于1869年3月组建一支1.3万人的军队。

4月，德乌伯爵（巴西皇帝佩德罗二世的姻亲和奥伦斯家族亲王）来到亚松森，他已被任命为同盟国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并开始准备发动进攻。7月末，同盟军攻击巴拉圭独立的最后一批捍卫者。为了尽早结束已导致巴西经济状况恶化并且越来越不得人心的这场战争，巴西帝国的统治阶层企图不惜任何代价粉碎巴拉圭爱国者的抵抗。科迪勒拉山战役始于1869年8月，战斗极其惨烈。巴西军队不仅在战斗中刺杀巴拉圭军人，而且也刺杀俘虏，以及男女老少平民百姓。
在敌人的优势力量的压力下，洛佩斯且战且退至东北部。1870年年初，他同一支小分队出走至离巴西边界不远的阿基达班河的塞拉科拉地区，但是此时他已没有退路了。3月1日，巴西军队进攻巴拉圭人。在力量悬殊的战斗中，洛佩斯的几乎所有士兵都已阵亡。他本人也受了重伤，并被敌人包围，已无生还的可能。可是洛佩斯拒绝投降做俘虏，而是高傲地高呼：我与祖国共存亡！最后拼死抵抗敌人，最终被刺杀于战场上。

由于洛佩斯及其战友已阵亡，所以军事行动都停止了。尽管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中巴拉圭人民已作出了无畏和英勇的抵抗，但是以巴西为首的同盟军获得了胜利，巴西军队占领了巴拉圭。后者的近34人口战死于沙场，以及死于占领者的恐怖行为、饥饿和疾病。在23万幸存者中主要是妇女和儿童。19世纪70年代初，巴拉圭的成年男子不超过2万人。甚至到80年代中期，A.S.荣宁还把巴拉圭称作妇女的天堂，他指出战争已灭绝了巴拉圭人。

应同盟国要求，1870年6月20日在亚松森，巴西、阿根廷和巴拉圭草签了和约。按照这份文件，巴拉圭临时政府承认1865年三方条约的基本条款。1872年1月9日，巴拉圭同巴西签订了和平条约。战胜国巴西和阿根廷兼并了巴拉圭的近一半领土，并把高昂的战争税强加给后者。
不过，巴拉圭战争也是终结巴西君主制的前奏，因为这场战争造成了赋税增长、强制募兵和严重的人员损失。没有能力速胜的君主制政府已严重地丧失了威信。此外，以种植园为基础的西半球的奴隶制经济体系一个又一个解体。1868年，古巴起义者宣布生活在解放地区的奴隶从今以后将成为自由民。这样，巴西就成为废奴主义运动的沙场，也就是废除奴隶制运动的斗争场所。

咖啡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废奴主义思想的出现。现存的奴隶人数不足以维持咖啡种植园的种植和生产活动。与此同时，奴隶制的存在抑制了自由劳动力的汇集，特别是依靠欧洲移民的地区，其生产受到了影响，实际上奴隶制阻塞了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创建。一般来说，移民处于对地主的依附地位。更为严重的是，当奴隶主拥有一批奴隶之时，他有可能将工资压缩到最低，因此在一个奴隶制国家，人们已用不着谈论工人与奴隶主之间存在的关系特点，在这类国家人口买卖和体罚已是一种常态和准则。这样的社会状况抑制了移民进入，因为欧洲人横渡大西洋来到美洲，就是为了摆脱在旧大陆所遭受的羁绊，而憧憬自由和富足的生活。这样，巴西种植园主面临着或者缩减生产或者寻找更多的劳动力问题。他们只得通过各种办法，从没有把奴隶用于生产的主人那里夺得奴隶，或者从囤积奴隶的投机者那里租用奴隶。畜牧业主一般拥护奴隶制更多地出于习惯和传统，而不是经济需要。

然而，特别是在19世纪30和40年代曾揭竿而起的叛逆者群体中诞生和成长起来一批废奴主义者。他们认为，奴隶制并不是国家存在的基础，而奴隶制经济危机已经给国家经济发展带来许多困难。此外，解体中的奴隶制度不允许各地方商人和企业主进行首创性活动。巴西社会和经济形势的困难加重了国家对英国的依赖性，因此，所有的企业主、商人和手工业者都不得不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竞争。

巴西废奴主义运动最杰出的开创者和领导人之一是著名的诗人卡斯特罗阿尔维斯（18471871），也是具有坚定政治信念的共和党人。在其命名为《奴隶们》的系列诗作中，他展示出奴隶制的残忍和卑劣。他发出以下呼声：为罪行和创伤，奴隶们向主人加倍付出血汗；在金黄色的原野酝酿复仇计划，以血的露水洗净罪行。在卡斯特罗阿尔维斯的诗作中还表达出人民对民主共和主义的渴望：广场属于人民，就像神鹰搏击天空，在广场上，人民一直懂得如何战胜暴君。

在其初期，废奴主义运动几乎是自发的，但是在巴拉圭战争时期，其开始具有组织形式。废奴主义者开始创建有关奴隶解放的各种会社，其初期行动仅限于传播解放黑人的主张。后来，其活动得到相当大的扩展。

到巴拉圭战争结束时，废奴主义运动和共和主义运动开始汇合在一起，而后者已重新获得力量。1869年，聚集在改革俱乐部的自由派左翼公布一项宣言，其中除了要求限制皇帝权力和废除商人特权之外，还提出有必要解放奴隶的子女。在这个意义上，改革俱乐部提出的主张没有任何新意，因为1863年皇帝自己在御座发表演说，讲到他打算逐步废除奴隶制。但是，这一想法一直悬而未决，没有落实的措施。然而此后皇帝在讲到奴隶制问题时，却提出要终止类似改革俱乐部的一些组织的活动。

改革俱乐部宣言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表达了一些希望实际变革的主张，而且向巴西社会陈述了三个主要问题：国家制度民主化、企业自由化和废除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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