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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全球化VS.逆全球化，中国该如何应对？中美如何实现战略平衡？中俄如何进行务实合作？以价值链合作为核心的亚太自贸区如何推进？20位专家跨学科、多维度解读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经济开放论坛系列丛书，汇集京沪港三地的学者、政府部门和实业界经济学家。
目前已召开4期专题研讨会，各期成果汇编为：《激辩去杠杆》《房地产与城市发展》《人民币变局》《全球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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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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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国经济开放论坛第四次专题研讨会经济全球化的未来走向与中国角色转换的研讨成果。重点探讨了三大专题：全球趋势与地区格局的变化，美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态势，以及中国面临的挑战与角色转换。《全球化的未来》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和把握未来全球化的走向，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准确判断形势，对政府战略决策、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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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潘英丽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潘英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作室首席专家
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招商银行独立董事
冯绍雷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周边研究中心主任
俄罗斯总统主持的瓦尔代论坛国际顾问、教育部综合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和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
联合国开发署CIS国家宏观经济问题专家潘英丽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潘英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作室首席专家
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招商银行独立董事
冯绍雷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周边研究中心主任
俄罗斯总统主持的瓦尔代论坛国际顾问、教育部综合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国际关系学 会和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
联合国开发署CIS国家宏观经济问题专家
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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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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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作者简介
第一篇 全球趋势与地区格局的变化
第1章 关于《全球趋势》的解读与思考
第2章 全球不确定性的挑战与中美俄关系
第3章 亚太区域贸易的政治态势： 变与不变
第二篇 美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态势
第4章 美国制造业回归的现状与未来潜力
第5章 美国财政政策中短期展望： 任重道远
第6章 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的规律及其支配力量
第7章 从产业角度分析中美贸易战风险
第三篇 中国面临的挑战与角色转换
第8章 全球化：从1.0版到4.0版
第9章 全球化的成本与收益分配
第10章 全球价值链重构与新一轮全球化走向
第11章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趋势与模式分析
第12章 中国对非洲投资的现状与前景分析
第13章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
第14章 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融资：中国如何化解风险
第15章 启动内需，应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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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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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胜选出任总统，以及民粹主义和极右势力在不少地区抬头，全球化的未来走向出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我们面对的未来是全球化的逆转，还是全球化的调整和再平衡？已深度卷入全球化体系的中国经济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中国须如何转换角色以适应复杂的外部环境，进而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显然，准确判断形势，系统回答这些问题，对政府战略决策、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转型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
为此，中国经济开放论坛2017年3月18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召开了闭门会议，邀请国际关系、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领域的权威学者与国内外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期望此论文集能较为准确和系统地反映会议成果。
中国经济开放论坛是一个学术与政策研究论坛，创设于2016年1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共同发起与主办。论坛具有开放性，没有学科专业、理论流派和研究范式的限制，由关注和研究中国经济的海内外学者、政府部门和实业界的经济学家共同参与，不定期地在上海和北京等地举行专题研讨会。开放论坛的宗旨有三：
其一是积极发挥临床经济学实验平台的作用，以重大、复杂和紧迫的经济问题作为主要研讨对象，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理论、实践和趋势性问题进行多视角的探讨和会诊，并尽可能给出可行的解决思路，供政界、业界和学界参考。其二是帮助克服个人的认知局限性。世界的复杂性已超越了个人的认知能力；个人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认知上的偏见，我们看到的常常只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世界；再加上信息爆炸和传播方式的革命，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正在出现碎片化趋势。为此，开放论坛提供一个盲人摸象后的交流平台，期望与会者基于不同经验和视角的研究经过交流后，能够为所探讨的复杂问题提供一个系统、深入和清晰的解释。其三，开放论坛提供一个共享学习和进步的平台，参与者能够在此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分享真知灼见，共享智慧碰撞和升华的美好时光。
本次会议围绕全球化未来走向，重点探讨了三大专题： 全球趋势与地区格局的变化，美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态势，以及中国面临的挑战与角色转换。
在全球趋势与地区格局的变化的专题讨论中，潘英丽首先解读了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7年1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该报告探讨了未来20年全球人口、经济、科技、宗教等意识形态、政府治理、国家与地区冲突以及环境变化的七大趋势；描述了未来可能出现的三种情景：
孤立主义盛行和全球化退潮；大国主导的地缘政治竞争导致国家间冲突升级，并威胁现有国际秩序；治理能力的下降促使政府与民间合作，分散化治理和公私合作的治理模式将更加适合未来社会的发展。
潘英丽认为，未来人口结构及其在地区间日益严重的不平衡是十分确定的趋势。年轻劳动力大规模增长的南亚和非洲等地区面临就业机会不足；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的东亚和欧洲国家将面对经济增长、财政稳健与养老保险难以为继的问题。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生产三要素分析还需引入人文和制度环境这样的社会资本要素。全球面临资本流向年轻国家就劳动力，还是劳动力流向老龄化地区就资本的问题，由于社会资本不具有流动性，复制也困难，两种要素流动模式都将面临文明冲突的共同障碍。可以预见，劳动力不太可能大规模流动，资本富裕国家对外投资仍将占主导地位。因此如何控制长期投资的东道国国家风险，将成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通过多元债权人联盟培育东道国利用外资成功案例并扩大其示范效应，也许是可以探索与尝试的重要路径。
沈丁立教授讨论了美国收缩、欧洲分化与亚洲对抗的根源与地区冲突的共性和差异。他认为美国没有收缩，全球化也没有逆转。特朗普要的是以美国为中心、以双边主义为核心的全球化。欧洲分化在于欧洲出于政治目的将条件不成熟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华约成员国吸收进来，低端劳动力流入挤占了就业岗位，本国居民与外来者的利益冲突形成了分化的政治压力。欧洲出于政治目的的多边化进入了调整期。
冯绍雷探讨了全球不确定态势，并分享了他对中美俄关系的看法。全球未来不确定性的实质，一是权力关系不确定，美国主宰世界到底能够维持多久？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替代角色？二是未来国际竞争的方式是维持传统的经济竞争，还是转移到政治抗衡、军事博弈，甚至是文明的对抗？三是未来秩序的构建会是什么状态？后西方世界的概念出现在慕尼黑安全峰会上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布鲁津斯基强调中美俄引领世界，现在没有大战，不会有雅尔塔，三方架构如何形成值得思量。奥巴马和特朗普都有联俄制华的考虑，但是美国对俄罗斯具有可怕的仇视，美俄关系应该调整，但是前程艰难。如果美俄关系出现调整，将集中在全球核不扩散与反恐领域、地区层面的叙利亚战争和双边的制裁与能源合作等问题。中俄关系的未来走向，应该更趋向于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而不是军事对抗，中俄伙伴关系不封顶，中俄关系的努力方向是更趋务实，以提升其质量和内涵。
查道炯分析了亚太区域贸易变与不变的政治态势。他认为，美国总统选择退出TPP，但TPP谈判议题不会消失反而会更加复杂。作为最小公约数的政治逻辑不会变，即维持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的国际秩序。变的是特朗普把美国优先作为决策诉求，寻求与某国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关系，可能以其他国家业已习惯的利益收获为代价实现美国复兴。中国在应对亚太经贸外交态势方面应该有一个先后成事的偏好。我们不认可亚太经贸圈两分法，要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由APEC的21个成员国构成，FTAAP），中美必须在一起，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基本立场，并反复申明。
在美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态势专题，熊义明、王红林、王戴黎、刘海影和曾立等投资银行经济学家分别从制造业、生产率增长、财政政策、美元与贸易政策等角度进行了分析。
熊义明认为，美国制造业在过去几十年出现了明显的衰落，但未来这一趋势可能逆转。无论从对全球CEO的调查还是从各项成本对比来看，美国制造业回归的潜力都在明显增加，特朗普新政或将推进这一进程。
王红林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低于长期平均水平，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高于发达国家，但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下降得比发达国家更多。无论印度还是中国，最近的增长都来自投资驱动而不是技术进步。实证分析表明，TFP的增长与出口和制造业的比重正相关。老龄化与劳动生产率负相关，对劳动时间生产率也有负面影响。特朗普提高制造业比重并重视出口是对的，如果特朗普能够成功提高制造业比重和出口比重，美国劳动生产率就会变好，美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才会更乐观。
王戴黎对美国的财政政策作了中短期展望。他认为，新政府上任以来在废除《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限制移民等领域遇到的巨大阻力，暗示着税法改革和财政刺激可能会低于预期。一个可能的基准情境是，财政政策最终以小规模减税而非税法改革的形式推出：
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小幅下调；边境调节税和企业所得税改革搁置；政府与私有部门合作的基建项目可能在2018年落地。财政刺激政策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会超过0.2个百分点，中期GDP增速或将稳定在2%至2.5%，远不及特朗普在总统大选时承诺的利用各种政策将美国经济增长年增速推高至3%到4%。
刘海影对美元的长期变化趋势和决定机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美元的波动跟人们的经济直觉相反： 美元在美国经济带动下的全球经济繁荣时下跌，在全球经济箫条时升值。当全球经济不景气从而风险偏好降低时，美元的安全岛效应得到更好体现，助美元上行，同时全球资本的风险性配置收缩，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收缩，通过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带动全球金融市场下滑和全球经济下滑。需要解决全球的国际流动性提供机制问题。目前已形成的国际流动性提供机制有：
国际金融市场层面的交易机制、国家层面分化为以美联储为代表的西方六国央行（C6）间货币互换网络与其他国家积累外汇储备自我保险的机制，地区层面的欧洲复兴基金、清迈协议等。未来需要重点探讨央行货币互换构建的金融安全网，如何从C6的封闭俱乐部扩展到更具有包容性的制度安排，以防范国际金融危机。
曾立介绍了他与张志威合作的研究从产业角度分析中美贸易战的风险。他们认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爆发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并不高。报告有三项成果： 一是明确2015年中国占美国商品贸易赤字近50％的数字存在严重误导，从贸易附加值角度对全球供应链进行调整后，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其实只占美国年度贸易赤字的16％。二是指出美中贸易战可能影响的产业。假定美国的最终目标是减少贸易赤字、促进国内经济增长，以及把工作岗位带回美国，中国在贸易战中最有可能受到冲击的行业是电子产品（包括计算机和电话），电气设备，纺织品、服装和皮具，家具和汽车。美国受到中国报复的行业可能有飞机、种子和水果、纸浆以及其他一些农产品。三是提出贸易战可能仅仅是一个把中国带到谈判桌旁的威胁。两国最终会通过其他方法来减少双边贸易失衡，包括中国增加从美国的进口，或是中国通过取消一些限制来扩大与美国的双边服务贸易，这时美国的最大赢家可能是飞机制造业、高科技公司以及服务部门。
针对第三个专题中国面临的挑战与角色转换，多位专家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提供了各自的政策建议。他们分别探讨了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角色、中国对外投资问题以及国内经济、金融改革与转型。
邵宇提交的论文回顾了全球化的历史和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从全球化1.0大航海时代王师舰队的黯然退场和闭关锁国，到英国主导全球化2.0时代的被边缘化，再到美国主导全球化3.0时代全力加入世界工厂和现在进军全球化4.0时代，中国现在一步步回到世界之巅。中国一带一路规划完全对应并支持着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可看成后者的有效子集和具体行动方案。中国可以在维持原来的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格局中短期不变的情况下，全力布局核心国（中国）周边国资源国外包国科技国（美国）品牌国（欧洲）的新价值链和新动力格局，打破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为主的循环圈，从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输出工程、产能、服务、投资、资本以及货币，以至于最终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全球货币竞争。
张幼文分析了全球化的成本与收益分配问题。他认为，全球化如看作从贸易走向投资的资本全球流动时，其利益格局是资本得益更多，劳动得益较少。贸易自由化下的出口顺差国，其出口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得益，进口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受损；投资全球化下的资本输出国，其资本受益，劳动受损；资本流入国的资本受损，劳动受益。中国引入资本使大量劳动力和国有土地得到商业化使用，政府和劳动者得益。相比较，高技术行业由外资主导，资源垄断行业和传统重工业由国有企业垄断，民营资本实际上受到了挤压。金融全球化下发达国家金融资本因其操作空间增大而得益最多。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机制一定程度上与国内资源配置机制、市场化条件，以及全球化是否可控有关。能够发挥自身要素优势，并实现全球化有序可控的国家可收获更多利益。中国可以成为全球治理的制度供给者：
维护联合国的制度；改革IMF的制度；提供丝路基金、亚投行这样的补充；并通过创新推进新制度的建设。
张茉楠分析了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全球化的走向。她认为，全球贸易低增长的原因在于： 全球价值链面临重构，国际分工从全球供应链走向区域生产网络；分离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使全球化进入间歇期；区域贸易协定和全球贸易治理出现碎片化；中国对全球价值链依存度下降等因素。全球产业链的负面影响是加大贸易波动，增加高比例进口中间品企业的关税负担，追随型企业可能面临低端锁定的风险。中国政府应积极引导全球价值链合作，在中美贸易协调中更多地通过中美之间产业、贸易和全球价值链未来合作潜力的评估，确定未来的共同目标和经贸发展的合作领域，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提升双边关系发展潜力；应着力推进有助于整合亚太内部次区域、双边自由贸易区的FTAAP（亚太自贸区协定），以亚洲价值链合作为核心的FTAAP将有望推动形成新的亚太经贸框架。
唐蓓洁报告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中国海外投资的趋势与模式分析课题的主要成果。报告指出，2015年中国开始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对外投资流量位列全球第二；对外投资存在产业升级、全球资源整合、全球资产配置、规避贸易保护、推进国家涉外经济战略五大动因；呈现出行业结构优化、并购作用凸显、参与境外经贸区建设等趋势性特征。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典型模式包括：
本土化模式；具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农村包围城市模式；通过并购借船出海模式；合资经营的品牌共享模式；寻求海外战略资源的大公司并购模式；股权战略投资模式；民营企业海外上市；中小企业借助海外亲朋网络出海；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等。报告认为，在国际监管和国内资本管制收紧的背景下，中国对外投资将更趋多元化，高科技领域、跨境电商和多元服务业正在成为新的投资热点。
曹红辉和何力提交了《中国对非洲投资的现状与前景分析》论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逐年上升，但是2015年出现较大的撤资或投资损失。非洲投资环境中有利因素在于地域辽阔、人口年轻、未来成长和市场空间巨大。但是不利因素十分明显：
传染病盛行，政局不稳与极端组织活跃，殖民地制度遗产的掠夺型性质，生活配套能力差，以及教育水平低和人才匮乏。中国对非洲投资存在前期调研评估欠缺，不熟悉当地市场、人文和法律环境，不善于与当地部族打交道，中资企业间存在恶性竞争等问题。因此，建议政府加大系统性规划和政策指导，建设共享信息平台，为各类投资者和企业提供信息服务；改善金融追随型服务，完善风险管控。建议中国企业加强预研，加强重大项目的前期沟通和协调，强化卫生和安全保障，提升企业社会责任，遵守当地法律和民族文化，建设和谐劳资关系、积极融入当地社会。
陶景洲分享了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存在问题的分析和对策建议。主要问题有： 对外投资时更多地寻求政府承诺而不是法律保护；需要研究如何在非法治东道国的法律条款下完成所有必要手续，并拉近或进入国际法管辖范围来保护我们的利益。行政审批及其不确定性降低了对外并购的议价能力。志在必得的长官意志提高了收购成本。不重视并购前项目评估的中介服务，使我们在关联交易、潜在风险、表外负债和财务造假等方面承担了很大的风险，调研不充分，支付成本可能高达百亿美元。所有权变更引发东道国更严厉的监管。建议政府取消审批制度；理清并强化社会中介机构的责任；合规问题造成未来众多潜在风险，需要从企业内部和东道国法律角度大幅度提升合规的要求和管控。
徐奇渊探讨了如何化解一带一路投资风险的问题。他们测算的结果是，到2030年，一带一路融资需求将达2.3万亿美元，但目前东道国拥有投资信用级别的仅占50%，2020年还将下降到39%，考虑全球升息等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信用等级还将恶化。徐奇渊建议多管齐下确保中国投资和债权存量的安全。具体措施是：
借鉴马歇尔计划，促成对象国经济改革，同时给出可置信的惩罚机制；融资决策中加大长期风险与利益的考量；利用国际银团贷款、三方合作、国际多边融资机构等多边机制缓解风险。
陆铭做了启动内需，应对未来的演讲。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改善是假象，是净出口和投资增速下降超过消费增速下降所致。投资下滑的严重性被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所掩盖，但是资源错配的投资低效率加速民间投资下滑和杠杆的恶化，后者进一步成为收缩的力量。因此，在资源错配、结构扭曲、经济持续偏离消费-投资黄金律时，增加消费，减少过剩和低效投资，可以提高投资回报，实现消费-投资的良性循环。当前教育、医疗、公租房、消费信贷等刺激消费的政策，因局限于城市户籍人口而作用并不明显。户籍制度从收入增长、社保覆盖率、公共服务供给等多个方面限制移民消费，抑制其消费能力的提升。限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土地供应是根本错误的，实际上就是在限制需求，限制有效发展。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扩大人口在大城市的集中度，并加大人口流入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可以极大地释放城市化刺激消费和服务业就业创造的巨大能量，促进中国经济成功转型。
对以上专家核心观点的总结挂一漏万，权作论文集内容参考，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潘英丽 冯绍雷
2017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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