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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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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经典，就是阅读灵魂，就是把一个人的生活和伟大的传统联系在一起。著名诗人西渡先生编选的这本《名家读新诗》践行的就是这项工作。本书不仅集中了《再别康桥》《死水》等经典诗歌，以及艾青、冯志、北岛、顾城等名家的精品佳作，还将唐晓渡、臧棣、废名等多位知名学者对于诗歌的解读置于文章之后，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了质量上乘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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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国新诗或称现代诗，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以白话写作，反映现代中国人的经验，表现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一种崭新的诗歌形式。伴随着民族思想意识的现代化启蒙的要求，中国新诗从旧诗的衰微中蜕化演变而来，同时受到外国诗歌尤其是西方现代诗歌的启示与影响，逐步走向成熟。新诗历经几代人上百年发展，先后涌现了大批优秀诗人和诸多经典作品。
本书精选新诗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诗人23家，如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冯至、卞之琳、艾青、何其芳、穆旦、北岛、顾城、海子等，包括30多首名作和3部代表性诗集，以及现当代名家的精彩赏析。
新诗经典之作 经典评论，让您全面了解新诗的发展历程和不同的新诗流派，学会理解和欣赏新诗的方法，品味现代诗歌无尽的丰富与复杂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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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西渡，诗人、诗歌批评家。北京大学文学学士、清华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研究员。1967年生于浙江省浦江县，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开始写诗，1990年代以后兼事诗歌批评。曾获刘丽安诗歌奖、《十月》文学奖、东荡子诗歌奖批评奖等。
著有诗集《雪景中的柏拉图》（1998）、《草之家》（2002）、《连心锁》（2005）、《鸟语林》（2010）,诗论集《守望与倾听》（2000）、《灵魂的未来》（2009）,诗歌批评专著《壮烈风景骆一禾论、骆一禾海子比较论》（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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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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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
《女神》 选 7 首 002
闻一多 《女神》之时代精神010
何其芳 谈郭沫若的三首诗019
徐志摩
再别康桥027
唐晓渡 亦幻亦真，似幻还真徐志摩的《再别康桥》030
闻一多
死 水037
唐晓渡 化腐朽为神奇闻一多的《死水》038
戴望舒
萧红墓畔口占045
臧 棣 一首伟大的诗可以有多短046
冯 至
冯至诗二首055
蛇055
南方的夜055
何其芳 谈冯至的两首诗057
十四行集061
朱自清 诗与哲理082
废 名 《十四行集》086
（德）沃尔夫冈?顾彬 给我狭窄的心 一个大的宇宙论冯至的十四行诗102
卞之琳
诗 选110
李健吾 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120
朱自清 解 诗133
朱自清 诗与感觉137
废 名 《十年诗草》144
李广田 诗的艺术论卞之琳的《十年诗草》161
艾 青
太 阳202
唐晓渡 飞旋的再生礼赞艾青的《太阳》203
林 庚
破 晓209
林 庚 甘 苦211
何其芳
扇219
吴晓东 西 渡 扇上的烟云221
穆 旦
春224
诗八首225
郑 敏 诗人与矛盾229
孙玉石 解读穆旦的《诗八首》243
林亨泰
风 景（其二）257
熊秉明 一首现代诗的分析林亨泰《风景（其二）》258
商 禽
鸡280
欧阳江河 命名的分裂：商禽的散文诗《鸡》281
昌 耀
鹿的角枝291
洪子诚 昌耀《鹿的角枝》评析293
北 岛
旧 地295
欧阳江河 读北岛《旧地》297
多 多
十头。死了十头305
张远山 析多多《十头。死了十头》307
冬夜的天空310
西 渡 犹如从半空落下析多多《冬夜的天空》312
顾 城
远和近315
熊秉明 论一首朦胧诗顾城《远和近》316
王家新
伦敦随笔329
赵 璕 还需要多久，一场大雪才能从汉语中升起337
张 枣
悠 悠345
欧阳江河 站在虚构这边347
边 缘363
臧 棣 聆听边缘张枣的《边缘》解读364
海 子
亚洲铜373
奚 密 海子《亚洲铜》探析375
黑夜的献诗387
崔卫平 真理的祭献读海子《黑夜的献诗》389
臧 棣
菠 菜400
张桃洲 日常生活之歌简析臧棣的《菠菜》402
新建议406
西 渡 析臧棣的《新建议》408
西 渡
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423
臧 棣 记忆的诗歌叙事学细读西渡的《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427
蛇452
周 瓒 反向进化的自我之歌西渡《蛇》解读457
公共时代的菜园464
敬文东 公社、大集体和隐秘的快乐解读西渡的《公共时代的菜园》466
桑 克
夜泊秦淮477
张桃洲 命运的诗歌浮世绘简析桑克的《夜泊秦淮》484
朱 朱
楼梯上491
张桃洲 黑暗中的肖邦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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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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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或称现代诗，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以白话写作，反映现代中国人的经验，表现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一种崭新的诗歌形式。它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区别，既是语言形式上的，又是内容上的。从语言形式上说，新诗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它是以白话写的，因此凡是因循旧诗的体制格式，以文言写作的诗歌，仍属旧诗，不属于我们这里所说的新诗的范畴。从内容上说，它反映的是现代中国人独特的感觉、情绪、思想和意识，因此那种反映陈腐的士大夫趣味的诗歌，即使它是用白话写的，也不属于新诗的范畴。但是由于对内容的判断往往见仁见智，所以从语言形式上区分新诗和旧诗还是最可靠的。
从新诗发生的社会学背景上说，它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也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心目中，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是二位一体的，共同服务于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总目标。文白之争在当时是新旧文学之争的焦点之一，而白话诗的确立又是新文学运动中对抗最尖锐因而意义最典型的白刃前哨战。作为语言的最高形式，一种语言的诗歌的成立，也意味着这种语言的成熟。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新诗的确立使文言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大大促进了旨在使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统一的国语运动。因此，新诗既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又是新文化运动取得的最坚实的成果之一。
从中国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来说，新诗是从旧诗的衰微中蜕化演变出来的。旧诗发展到清末，它的语言、体式，它所能传达的经验，都已发展到了极致，在它的语言系统内已很难翻出什么新花样了。另一方面，近代中国面临的生存现实与古典中国相比，也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旧诗囿于它既有的语言和体式，对这种变化的反应是无力和病态的。这也是晚清的诗界革命终于止步于对宋诗派的模仿风气的原因。正是近代中国面临的特殊的历史现实和这一现实下形成的特殊的心灵现实，迫切要求创造一种新的诗歌形式这种诗歌既要能反映上述变化了的事实，并且应该有一种与人们的口语节奏相一致的新的诗歌节奏，也就是诗歌语言和口头语言的统一。这也是新诗之所以在强大的反对声浪中很快站稳脚跟，并日益发展成熟，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同时，新诗的产生和发展也受到了外国诗歌，特别是西方现代诗歌的深刻启示与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始终伴随着新诗发展的历史。这一方面是因为新诗与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天然联系，而这一思想启蒙的实质是一个向西方学习、使民族思想意识逐步现代化的过程。另一方面，西方现代诗歌正是伴随着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而产生的，集中表现了现代人的生活经验，他们的情绪、感觉、意识和心理，对渴望使中国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和诗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这种外来的影响同时伴随着中国现代诗人对外来文学资源的利用、改造、变异和融化。正是这吸取和创造的过程，使中国新诗的发展融入了世界现代诗歌发展的整体过程，同时在新诗发展成熟到一定程度时，又对外释放这种影响，这后一点如今业已成为现实而不仅是一种理论的可能性。
胡适是新诗最早的作者，他于１９２０年３月出版的《尝试集》是第一本新诗集。初期白话诗的作者除胡适外，还有刘半农、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周作人等人。这一时期的白话诗大都以白描和比喻手法描绘社会现象、自然风景，以及诗人对这些社会现象的看法、对自然的感受。形式上以散文化为特点，表现直露，好发议论而立意浅显，艺术手法单一，缺乏想象力，也大都没能形成鲜明的诗歌节奏，因而没有多少诗味。这种情况到郭沫若的《女神》（１９２１年）有了彻底的改变。《女神》充满了狂放恣肆的想象力，鲜明强烈的诗歌节奏，并表现出驾驭白话的高超能力。《女神》不仅标志着新诗作为一种诗体的确立，它所代表的时代也成为新诗史上几成绝响的短暂的天才时期。《女神》出版的第二年，湖畔诗人（汪静之、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出版了他们的诗合集《湖畔》。他们是五四唤起的一代新人，在精神上摆脱了旧思想的包袱，诗歌形式也较少受到旧诗的束缚。他们的诗以爱情诗和写景诗为主，风格明丽轻快，在精神的自由上和《女神》一致，在主体意识的某些方面甚至对《女神》有所超越。在泰戈尔《飞鸟集》影响下产生的小诗也是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诗歌现象。这类小诗以反映刹那的情绪、感觉和印象为主，完全没有形式的敷衍，是对旧诗最彻底的反动。小诗的代表诗人是冰心。
《女神》的出现引出了众多的模仿者，而其末流流于空洞的叫喊，这种现象引起了一部分诗人的不满，导致初期象征派和新月派的反拨。初期象征派的穆木天和王独清倡导纯诗，对胡适作诗如作文的主张和早期白话诗的实践提出了批评，并强调诗歌表现要以含蓄、暗示为特征。早期象征派创作上的代表诗人是李金发。新月派针对当时诗坛上流行的叫喊诗，提出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和格律化的主张，试图找到新诗自身的形式规律。新月派的主张对校正上述叫喊诗的流弊，探索新诗的形式规范无疑有其十分积极的意义，而其末流又不免走向极端，徒具形式而缺乏真实感。３０年代初（本文所说年代均指20世纪），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批判地继承了早期象征派和新月派艺术探索上的成就，在新诗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现代的主张，将现代诗定义为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现代派在对个人内心世界的关注和表现的含蓄与暗示方面是早期象征派的继承者，同时强调以现代的词藻，即以现代口语为基础形成自然而有特点的诗歌节奏，这又是对新月派过分强调形式的均齐的反拨。这一派的主要诗人还有卞之琳、何其芳、冯至等。４０年代复杂的社会现实和抗日救国的时代主题促成了新诗史上另一个重要流派中国新诗派（九叶派）的诞生。中国新诗派继承了现代派在艺术探索上的成就，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将这种探索向前推进了一步。中国新诗派强调对现实的直视（而不是逃避）和知性在诗歌中的作用，使现实、玄学（对世界的抽象思考）和象征在诗歌中得到融合。这一派的代表诗人是穆旦。
以上是1949年以前新诗中偏于探索个人内心世界一脉的发展线索，它起于早期象征派对内心世界的强调和新月派的形式探索，到40年代发展为九叶派诗人在个人内心世界、社会历史现实和理性思考之间的平衡和协调。
新诗史上的另一脉，继承了早期白话诗平民化的主张并将其发展到极致，强调诗歌为现实人生服务，要求诗歌直接从外部世界吸取诗情，并在意识上与时代主流意识保持同步，成为新诗史上现实主义的源流。这一派的早期代表诗人有蒋光慈。３０年代的中国诗歌会诗人群继承了这一传统。中国诗歌会诗人群之外，属于现实主义传统的诗人，还有臧克家。臧克家的诗歌在形式上受到新月派的影响，讲究词句的锤炼，把感情、倾向性凝聚、隐藏在诗的形象里，因而克服了这一派诗人过分直露的缺点，较耐咀嚼与回味。抗日战争的烽火将更多的诗人，包括一部分新月派、现代派诗人，卷入民族解放斗争的现实。在这一时代洪流中成长起来的重要诗歌派别是七月派，其代表诗人有鲁藜、阿垅、曾卓、罗洛、牛汉等。现代诗歌史上最重要的现实主义诗人是艾青。艾青的诗最集中、强烈地表达了抗战的时代主题，传达了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华民族的心声。在诗艺上，艾青完成了历史的综合的任务，他一方面坚持并发展了中国诗歌会诗人忠于现实的传统，克服了这一派诗人幼稚的叫喊的弱点，另一方面吸收了欧洲象征主义诗歌和我国３０年代现代派诗人在诗艺探索上的成就，丰富和发展了新诗艺术。
1949年以后，新诗史上强调内心探索的一脉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高压下日益萎缩并趋于消失。另一脉与来自解放区的民歌体新诗汇合，在国家意志的驾驭和鞭策下，进一步走上了高度政治化和伦理道德化的道路，诗歌的主题、题材、抒情方式日益单一，直至文革期间诗歌创造力的彻底衰竭。这种现象引起了一批敏感的青年人的不满和反叛。文革后期，在地下传播的西方现代诗和我国三四十年代现代诗歌的影响下，一些青年诗人开始了恢复诗的真实性的努力。这些诗人中较早的有食指等，而更具代表性的是以北岛、舒婷、顾城、杨炼、多多等为代表的今天派诗人。这一诗歌潜流在８０年代初期涌出地面，形成了当时引起激烈争鸣的朦胧诗现象。朦胧诗是以五六十年代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诗歌的反叛者的姿态出现的，其目标是恢复诗人的主体意识和批判意识，前者表现为对个人的感情经验和内心世界的特殊经验的重视，后者表现为对社会现实的高度关注。在艺术表现上，朦胧诗人吸收了西方现代诗歌和我国三四十年代现代诗歌的表现技巧，强调审美特征的个性化，试图创造一个与现实世界对应的诗的世界。朦胧诗人多采用意象化的表现方法，语言以典雅、优美为主。诗体多为自由诗，但诗行相对整齐，有的押韵，有的不押韵。朦胧诗人的创作实践使新诗发展重新接续了被中断了近３０年的传统。由于朦胧诗在诗歌表现的内容上响应了时代的要求，在表现方法上和我国古典诗歌有内在的相通之处，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8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现象。
朦胧诗之后，一些更年轻的诗人对朦胧诗人过分关注社会现实的倾向、英雄主义气质和集体代言人身份提出了质疑。他们强调诗人对于诗歌语言和形式实验的责任，强调诗人与日常生活的关联。这就是８０年代中期至９０年代初的第三代诗歌和后朦胧诗歌。后朦胧诗的代表诗人有柏桦、骆一禾、海子、西川、韩东、吕德安、张枣、陈东东、欧阳江河、孙文波、肖开愚、臧棣、戈麦等。八九十年代之交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迅速商业化的社会现实使许多诗人放弃了写作，但另一部分诗人在社会的普遍漠视中，一直执着于诗艺的探索。他们在反思第三代诗人普遍激进的诗歌姿态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写作立场进行了调整。他们一方面强调诗人对语言和诗艺的特殊责任，另一方面也意识到诗人只能生活在历史中的基本事实，以及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排拒姿态的虚幻性。在个人和历史的关系中，他们既强调历史对个人的特殊压力，同时又指出个人对历史作出回应（而不是回避）的可能性及在巨大的历史压力下诗歌想象力对维护个体自由的特殊作用。这些诗人在诗艺上的执着探索到９０年代末逐渐引起诗坛的关注，被称为９０年代诗歌。９０年代诗歌的代表诗人有王家新、孙文波、肖开愚、臧棣、陈东东、欧阳江河、西川、黄灿然、桑克、清平、朱朱等。
以上我们简单地回顾了新诗发展８０多年的历史。总结这一历史，我们会发现新诗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具有区别于古典诗歌的十分耀眼的特征，使两者处于截然不同的审美系统中。这些不同集中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是新诗所反映的经验的特殊性。古典诗歌以反映人们的世俗经验为主，它所表现的内容和散文并无本质的不同。古典诗学中所谓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正好道出了古典诗歌的一个根本特征，即诗歌所反映的经验是公共的，而表现这一经验的方法是特殊的。古典诗歌作为当时一般士人必须具备的文化修养，带有很大的实用倾向，作诗也是士人阶层世俗礼仪的组成部分，甚至是一种生存手段。新诗的情形则根本不同。新诗反映的是超越了世俗经验的生命经验，以表现个体的意识为己任，它表现的内容正好是世俗经验的反面。由于生命经验的个人化，古典诗歌的公共性在新诗中趋于瓦解。也就是说，诗歌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一个公共的文化想象，读诗和写诗都变成了一件专门的事情。
新诗经验的特殊性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它所反映的人的意识现代化。新诗在它的倡导者胡适手中，十分强调表现写作者主体的性情见解，强调有我有人。在新诗的发展过程中，胡适的有我有人的主张进一步发展为对个人内心世界的高度关注和积极探索，并强调表现诗人个体作为一个现代人的特殊的经验与意识。这种对有我的强调导致了诗歌趣味上的极端性。诗人常常对感情、经验和意识进行夸张和变形处理，并将其发展到极端。这与古典诗歌无我、恬淡静穆的境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现代人面临的复杂的社会现实，又使其意识总是处于错综复杂的状态，对称于这种生存和意识的复杂性，现代诗的主题表现出突出的综合与复杂的倾向。另外，为了表现意识的流动与含混的特征，当代诗歌又发展出一种所谓的无主题诗歌。这种类型的诗歌，并无明确的主题，诗意的完整主要依赖于其一致的情绪和氛围。这些都带来了理解新诗的特殊困难。
二是美学趣味上的复杂和多样化。在新诗的内部存在一个追求现代性的强大的内驱力。新诗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开始就加入了企求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在人的现代化，特别是在思想、意识和心理的现代化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新诗对言文合一的迫切愿望，以及在言文合一基础上形成的以口语节奏为基础的诗歌节奏，都能在这一现代性的诉求中找到依据。事实上，现代性的诉求一直是新诗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同时，它也是新诗的审美意识与古典诗歌迥异其趣的根本原因。现代性的追求中包含一个对新奇的追求，它集中体现为对想象的新奇性的追求。现代物质文明和以理性为基础的科技文明的发达对人的想象力施加了特殊的限制。为了解除现代文明对想象力的这种束缚，现代诗普遍采取的策略是充分发挥想象、联想和幻想的作用，以新奇的意象来刺激、唤醒人们沉睡的想象力。现代诗中的比喻也多从远取譬，通过想象在相距遥远的事物之间驾起沟通、理解的桥梁。现代诗想象的这种新奇性也是现代诗的另一特征神秘性的来源。它也是一部分读者抱怨现代诗晦涩难懂的原因之一。作为现代性追求的另一个侧面是知性在诗歌表现中的特殊运用。现代诗歌一方面强调直觉、无意识在诗歌想象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强调理性、意识在诗歌中的作用。知性在现代诗歌中的特殊作用，不仅体现在诗歌的结构及主题和意识的表现中，而且渗透于现代诗的想象中。现代想象不同于古典诗歌的直觉和联想（它是无意识的和被动的），其中充分融合了知性的特殊作用，是在理性分析基础上对想象力的主动发挥。知性对诗歌创作的这种全面参与，强化了现代诗综合和复杂的特点。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新诗在审美趣味上也趋向于复杂和多样化，和古典诗歌单纯以典雅和优美为指归的美学理想有了很大的距离。这也是一部分习惯了把优美看作诗歌美学标准的读者对新诗感到无所适从的原因。
三是新诗的实验性和开放性。由于白话诗是一个全新的事物，毫无前例可循，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待于诗人的实验。因此，一部新诗史就是一部诗体的实验史。新诗的成就与局限，都与它的这种实验性紧密相关。新诗形式上的散文化、自由化或格律化，都统一于这种实验性之中，并成为新诗创造力的一个主要来源。这样也就造成了新诗在形式问题上的没有标准，从而也影响了一部分读者对新诗的接受。新诗又是在接受外来影响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种影响构成了新诗发展的另一重要动力，正是对它的摒斥造成了五六十年代新诗创造力的普遍衰竭。新诗的这种开放性使它的发展融入了世界现代诗歌的整体进程中，从而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世界性。当然，中国新诗人接受和吸取外来影响的过程，同时也是他们对这种影响加以改造、利用、转化和融合的过程，上述过程是紧密结合、互为正反面的。由此也引出了一个关于新诗的民族性的问题。中国古典诗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但并不存在民族性的问题，因为它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进行创作的。民族性问题在诗学理论上论争的焦点表现为横的移植与竖的继承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获得最后的定论。而这种没有答案或者答案不确定的状态某种程度上正是推动新诗发展的动力。由于现代诗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古典诗歌的新的诗歌形式，因此，对现代诗的阅读也必须采用与古典诗歌不同的方法。新诗应该怎么读的问题可以说一直贯穿着新诗发展的历史。各个时期的新诗批评除了试图完成新诗自身的理论建设之外，也总是试图为如何阅读新诗提供解决的方案。可以说，新诗就是伴随着批评一起发展的。新诗的批评文本和新诗文本一样是新诗发展的见证，对我们理解新诗具有同样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本书选择了一部分在新诗发展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把它们和针对它们的批评文本编辑在一起，让它们一起为新诗的发展作证，同时也为我们今天如何理解新诗提供方法上的借鉴。我在选择批评文本时有意偏重对具体诗作的解读，以为一般读者理解和欣赏新诗作品提供更多实用的指导，同时兼顾对几部在新诗发展历史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诗集的批评和解读。全书涉及郭沫若以来的新诗人23家，作品包括新诗史上具有划时代影响的诗集三部（郭沫若的《女神》、卞之琳的《十年诗草》、冯至的《十四行集》），其他单篇作品30多篇。收入本书的这些诗作大部分都是新诗史上备受关注的，而针对他们的批评文本也都在不同的时期对新诗发展起到过重要的作用。由于本书的编选宗旨，我们在文本的选择上偏向于那些意义比较复杂，在批评中得到较多关注的篇章，所以就造成了一些重要的诗人入选篇目不多，还有一些重要诗人没有入选的情况。这也是不得不如此。好在我们并不是在编选一个诗歌选本，我想这种情况是会得到读者鉴谅的。
西 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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