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08年,国家开发银行与北京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启动合作研究项目。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分为三个阶段。其研究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解决内镶于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秩序下中国经济结构无法实现有效转型升级的瓶颈问题。
双方合作第一期,主要从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即转轨经济视角出发,研究开发性金融的理论和实践。在加入WTO之初的2000年,我国GDP只占全球的3.7%,分别只占日本的25.7%、美国的12.3%、德国的63.1%、英国的82.6%和法国的90.2%。十年过后,中国GDP总量在2010年占全球的比重上升到9.2%,达到美国GDP总量的40.4%,超过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分别是其的109.9%、177.0%、250.8%、228.2%;仅仅又过了五年,到2015年,中国GDP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已升至14.8%,达到美国GDP总量的60.5%,分别是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的263.5%、323.8%、381.4%、448.7%。
这里面的发展经验值得深刻总结和反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开发性金融的支持下,中国兴建了许多成功的基础设施,使得自身的硬件实力超前于软件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在加入WTO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之后,在吸引外商投资时更加具备优势,能够平稳地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在开发性金融领域,国家开发银行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国内,国开行的投资带动了地方基础设施的超前发展,有效地推进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在国际业务方面,国开行的投资与随后到来的贸易体制改革前后呼应,紧密对接,一方面帮助中国在全球制造业转移中实现了超常规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对我国重点企业走出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辅助支撑作用。
然而与国开行的成功实践相比,其理论性的总结则稍显逊色。无论是金融学领域还是政治经济学领域,都尚未构建系统的理论体系以解释国开行的具体实践。国开行与北大的一期合作研究填补了这一理论空白。一期成果的主要贡献,就是明确了国开行在转轨经济中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特殊定位。这一十分独特的定位,让国开行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让国开行的实践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本书是国开行与北大合作项目的二期成果。二期研究是针对中国在未来国际化竞争中如何成功转型而做的一个前瞻性研究,研究的重点就在于在现有国际经济治理秩序下如何通过正向构造,实现一定范围内的突围,形成一定范围内以我为主的经济治理秩序,从而实现互惠共赢模式下,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第二期合作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探寻新时期中国开展全球经济治理、参与全球经济秩序重构的新思路和新举措,以及国开行在其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本书的主要贡献是,尝试指出一条在现行全球经济秩序下的中国突围转型之路。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借鉴日本东亚雁行理论,运用一带一路来指导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实践,形成以中国为枢纽点的全球价值双环流空间格局,构建由中国在一定空间范围内正向构造合作共赢秩序的国际经济体系。20世纪初,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首次提出雁行理论,指导二战后的日本经济获得了巨大成功。在以日本做领头雁的雁阵中,亚洲四小龙是雁身,五小虎、中国内地是雁尾。该雁阵持续了四十多年,直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才解体。期间,雁阵不仅助推日本从工业化加速国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发达经济体,而且辐射带动了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亚洲四小龙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成为新兴市场和工业化经济体,那些处于传统农业社会阶段的五小虎和中国内地则相继进入工业时代,并逐步进入工业化加速和后工业化经济发展阶段。
放眼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中国贸易总量不断提升,经济实力显著增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首先,我国所处的亚洲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按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1970年占全球GDP的17.03%,2012年则占31.10%,超过欧洲成为全球经济第一大洲;其次,中国处于工业化加速关键期,需要平衡产业升级换代和产业转移之间关系;再次,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初见成效,需要为巨额外汇储备寻找更好的投资渠道;最后,中国正处于区域大国向世界大国转型期,需要一套适应自身发展的全球治理机制。如何把握历史机遇,构建以我为主的国际经济全球价值双环流体系,成为中国冲破既有全球经济秩序、提升全球经济治理能力的关键所在。本书在系统梳理英美交权美苏争霸等重大事件的演进历程后,认为必须充分尊重国际政治经济塑造的客观规律,巧妙运用政治、经济等硬实力和科技、文化等软实力协同发挥作用的内在逻辑,不断调整社会治理与经济治理、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市场开拓与品牌打造、政府引导与市场决定间的平衡关系,逐步形成以中国为枢纽点的全球价值双环流空间格局。
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进入新阶段,发展中经济体正在逐步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就在世界经济与全球贸易发生新变化的关键时期,保守主义有所抬头,一股逆全球化之风开始蔓延,全球各方面摩擦不断,贸易谈判受阻,全球经济放缓,各种冲突矛盾不断。非洲、中东地区局势不稳,东海南海问题,英国脱欧等背离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问题接踵而至,可以看到旧有的全球化模式出现重大问题。此时的中国也正处于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关键时期,需要降低因全球贸易受阻而造成的负面影响,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自身发展的全球治理模式。结合对历史大国海外经济战略的回顾与反思和对周边经济体的深度剖析,一带一路愿景出现了。一带一路愿景是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提出的,战略思路形成于2013年,完善于2014年,实施于2015年。一带一路发展构想从沿线国家间的互联互通开始,勾画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包括商品流通、货币流通、政策和文化沟通等重要元素的新图景,并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作为当前扩大贸易的实际举措。一带一路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转折关头,中国积极参与并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为全球经济治理注入的新能量,指出的新方向。
本书在综合考察了中国与全球主要政治经济实体的竞争合作关系后,认为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双环流体系应当将亚非拉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中南美洲作为潜在的带动辐射区,全面深化与上述地区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合作,确立体系内的主导话语权,继而扩大在全球范围的经济治理影响力。与此同时,在探索以中国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模式中,提出了基于五个战略协同的一带一路思想构架。
本书的第一篇是关于全球治理机制的研究。本篇首先梳理总结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和主要理论,在时间上将全球治理划分为三个阶段,系统介绍了美国、苏联俄罗斯和日本等国的全球治理实践,从中总结出大国全球治理的一般规律和经验教训,并运用这些经验教训反思中国当前面临的进一步崛起困境,为中国未来的全球治理提出策略和建议。
第二篇进一步论述了当前中国崛起面临的外部困境,主要阐释了如何应对二元化国际秩序对中国中长期发展的挑战。过去30年间,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大幅增加,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但在国际关系方面,与中国交往的很多国家在经济上依赖中国的同时在政治上却选择依附其他大国。这种经济、政治影响力不匹配的二元化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发展的障碍。本篇借鉴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的雁阵模式,提出了构建以中国为雁头的新雁阵模式,通过强化雁头中国与雁身东盟诸国、雁尾非洲、拉美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以经济促政治,解决二元化问题。
第三篇系统梳理了中国海外合作的历程。本篇指出在中外合作历史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东亚朝贡体系根源于重农抑商思想衍生出的国家利益观。随着农业退出对国家财富的主导地位,朝贡体系思想不再适合指导构建国际关系体系的实践。在新时期,中国必须通过制定合理国际联盟战略、加强国家间合作关系、建立海外密切合作区域等多种手段来保障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
第四篇重点研究如何加强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首先,在合作主体上,本篇充分肯定了民营企业在参与亚非拉合作中的优越性和必要性,指出在发展与亚非拉国家合作的进程中,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在金融地位上受到歧视,建议打破这种不对等的金融格局,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发展亚非拉业务。其次,在合作方向上,本篇运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给出了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战略建议,并以国开行的中非发展基金为例,对提出的宏观策略建议进行了实践检验。最后,以实践论证了开放性金融在统筹推动发展中国家经贸合作、推动中资企业走出去中的重要作用。
第五篇在分析全球地缘政治的基础上,建议选取撒哈拉以南非洲作为中国现阶段的海外密切合作区。本篇认为应当以纺织产业和能源产业作为中非展开密切合作的战略切入点,将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为在政治上、经济上均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一元化区域。在产业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注重探寻合理的企业合作模式,完善资金、法律、政策环境,巧妙构建多方共赢的合作框架。
第六篇着重探讨了中国应如何加快重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为转变国内经济增长方式、引领经济新常态提供良好的外部国际环境。本篇首先阐述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指出适宜的世界经济结构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必备条件,重申了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意义。本篇随后重点分析了对促进中非一体化进程起着关键作用的中国南非贸易,论证了中南贸易互利合作的双赢特征,为中国在更广泛的地区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
第七篇围绕如何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议程设定能力展开。参与设定国际经济议程是一国影响全球经济政策的最初甚至是最重要的阶段。本篇首先聚焦大国崛起的资源环境困境,提出中国应当通过主导构建新的国际资源环境规则,在确保国家资源环境基本安全需求的同时,维护全球资源环境配置的公平与正义。其次,本篇选取中国现阶段亟待完善的知识产权问题作为研究重点,建议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熟悉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议题的谈判策略,努力发掘现行机制的灵活空间,争取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第八篇回顾和反思了历史上四个大国在发展过程中拓展国际空间的范式,从最早的武力征服和殖民统治,到后来的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我国正处于经济崛起阶段,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对我国应对当前全球经济合作中遇到的问题具有参考作用。 本篇最后阐述了在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一带一路的提出所具有的重要历史必然性。它将为中国在当前复杂的经济政治环境下构建出以中国为主导的辐射欧亚非的区域治理平台,开拓适合中国自身发展条件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其五个协同战略,体现了一带一路在全球治理中的合理性、开放性与包容性。
为加强经济、金融研究及其他合作,国家开发银行和北京大学本着相互支持、密切合作、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于2008年10月签署合作共建北京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协议。该战略协议的签订和研究的开展不但离不开国家开发银行对我国开发性金融事业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多年的开创性努力和实践应用,而且更离不开国家开发银行对北京大学的一贯支持和信任。本项研究的开展也是大学服务社会、融入国家前沿改革实践的一个重要创举,不但将高校和国家开发银行的发展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而且也会有力地推动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科与国民经济建设更好地结合起来。
战略协议签署后,国家开发银行即与北京大学进行了合作研究,圆满完成了第一期课题开发性金融和新兴市场国家发展经济学研究20082010与第二期课题全球治理格局变动下的国际竞争与合作研究20112012,目前正在开展第三期合作研究全球双环流下中国与亚非拉协同机制研究。
本书是国开行与北大合作项目的二期成果的转化与应用,笔者希望本书能够对每一位读者有所裨益。感谢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刘若霞副研究员以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唐毓璇、博士研究生易天等对于书稿的修订和校正工作。在此,对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本研究得以完成的机构和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由于时间、精力和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少缺陷甚至错误,敬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北京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2017"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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