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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视角新颖，阐释文化传统民族精神
贯通研究，展现中国史学独特魅力
汇集陈其泰教授三十余年来的研究成果
为发掘、总结传统史学的丰富遗产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开拓春秋公羊学和历史编纂学两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为当前如何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作出有意义的新探索
对近现代史学的演进历程作重新审视
中国古代史学高度发达，但以往对史家、史著的研究，却基本局限于单科性的局部范围之内。作者首次提出从文化视角研究历史的崭新观点，认为：历史学的发展与文化学和其他学科有多向性的联系，它跟一个时代的文化走向、社会思潮有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因此，研究者应当跳出单科性研究的局限，将史学与文化作互动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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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陈其泰史学萃编》共九卷，约300万字，包括：（一）《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二）《史学与民族精神》；（三）《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四）《再建丰碑：班固与》；（五）《梁启超评传》；（六）《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七）《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八）《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九）《学术史沉思录》。汇集了陈其泰教授三十余年来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史学和文化作了深入发掘和阐释，在多个学科领域作出开拓性贡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
《梁启超评传》是《陈其泰史学萃编》的第五本。该书1996年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原书另有副题《笔底波澜 石破天惊》。此次辑入《萃编》，作者另新增五篇文章：《梁启超的学术风范和爱国情怀》《理性主义对待排满和近代民族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梁启超晚年的文化自觉：欧游心影录的思想价值》《梁启超论著选粹篇目解题》《梁启超生平著作年表》。综观梁启超的一生，从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说，他在戊戌前后的十年和晚年从事著述是主要的。他是近代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又是一位启蒙思想家和近代学术文化的开拓者这就是梁启超的历史地位。梁氏的经历复杂，本书只能重点论述其*突出者，这就是他爱国的思想和行动、思想启蒙的贡献，而这些也是梁氏在史学上取得超越前人成就的重要原因。梁氏的史学论著数量十分浩巨，本书的研究方法，是把梁氏的史学成就分为前期（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和后期（晚年著述）两个阶段，以求更清晰地显示他思想和学术演进的脉络；以分析代表性论著为主，并与其他成果结合论述，力求揭示他作为杰出史家具有深刻意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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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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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泰，广东丰顺人，1939年出生。196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兼职教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组成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著作有：《陈其泰史学萃编》（九卷）、《中国史学史近代卷》、《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历史学新视野展现民族文化非凡创造力》。主编《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分获北京市第九届、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等奖。发表论文、文章约三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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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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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南国英才
（一）家世和启蒙教育
（二）学海堂的高材生
（三）南海潮音撼心弦
（四）万木草堂师生情
第二章 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
（一）为变法图强奔走呼号
（二）天才宣传家
（三）时务学堂总教习
（四）戊戌维新高潮及其失败
第三章 启蒙的华彩乐章
（一）启蒙思想家的卓越贡献
（二）批判封建专制
（三）剖析国民性弱点 力倡新民之说
（四）传播西方近代思想文化
（五）倡导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第四章 史界革命：宣告旧史时代的终结
（一）《新史学》的划时代意义
（二）《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非凡气魄
（三）当代史述人物传记亡国史鉴
（四）推进外国史领域的研究
（五）比较研究的尝试
第五章 九曲回澜归依著述
（一）十一载风雨路途
（二）策划讨袁 建立殊勋
（三）专心著述的晚年
第六章 恢宏渊博：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发扬
（一）恢宏的风格
（二）论清学史的两部名著
（三）建构史学理论体系
（四）多层面、多格调的先秦史研究
（五）文化史开山之作
（六）文献学领域的非凡建树
增订篇目
一、梁启超的学术风范和爱国情怀
二、理性主义对待排满与近代民族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
三、梁启超晚年的文化自觉：《欧游心影录》的思想价值
四、梁启超生平著述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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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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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节选）
1957年高考，我幸运地考上中山大学历史系。踏进美丽的康乐园，见到一座座古典式建筑的教学楼，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宽敞的操场这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特别是，历史学系拥有一批全国著名的教授，陈寅恪、岑仲勉、刘节、梁方仲、戴裔煊、董家遵、金应熙，还有当时比较年轻的李锦全、蔡鸿生等先生，他们有的亲自为我们授课，有的虽未授课却能读到他们的著作或耳闻师生对其为人为学的讲述，让青年学子感受到他们的学术风范。我就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认真读书，吮吸着智慧的甘露。
在中大，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著名史学家刘节教授。他于192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先生研习古代史。曾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金石部主任，自1946年起长期在中山大学任教授（1950至1954年兼任系主任）。他于1927年撰成的《洪范疏证》是学术界首次对《尚书洪范》篇撰成年代进行系统、严密考证的名文，梁启超曾称赞文中提出的见解皆经科学方法研究之结果，可谓空前一大发明。其后撰著的《好大王碑考释》《管子中所见之宋钘一派学说》均受到学界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刘先生曾撰有《西周社会性质》等多篇文章，主张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并论述由低级奴隶社会向封建制度的过渡、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与一贯性等带规律性问题。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对于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详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称誉该书和金毓黻先生所著《中国史学史》同为必传之作。我在校即听了刘节先生开设的历史文选课程，对他渊博的学识和认真教学的态度深感敬佩。后来先生为研究生讲授《左传》，也让我去听讲。1963年初，全国第一次统一招考研究生，我即选择了刘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为报考志愿。大约至5月初，正值等待录取消息的时刻，有一次恰好在路上遇到刘先生，那时他是校务委员会委员，高兴地对我说：你已被录取，校务委员会已经讨论批准，报教育部备案，你可准备下学期初开学要用的书籍。当时我们都绝未料到，一场批判刘节先生的风暴即将刮起，后来发生的一切就都完全事与愿违。虽然自毕业离校后我再无机会见到刘节先生，但我今日从事的专业，渊源则始自大学时代受业于先生，师恩难忘。
1963年7月由中山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河南省工作，一直担任高中语文教师，至1978年。虽然在基层工作与科研机构差别很大，但我认真从事，十五年下来，自觉在对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认识，对古今名著名篇的钻研阐释，对语言文字的精心推敲运用等项，都有颇为深刻的体会，实也为此后学术研究之一助。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历史进入新时期，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招考研究生，我有幸考取了白寿彝教授指导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真正实现了大学时代从事本专业的梦想。
这时，正值全国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年代，举国上下意气昂扬、千帆竞发，彻底批判极左路线、砸烂思想枷锁，呼唤科学的春天、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我深深庆幸自己赶上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庆幸投到名师门下受业深造。白寿彝先生在多个学科领域均深有造诣，他又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民族宗教三个研究所学术委员等多项职务，而他的主要精力则放在学术工作上，尤其专注于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和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其时先生已届七旬，但他不知老之将至，相反地是迎来他学术上最辉煌的时期，许多重要著作，正是在他人生道路最后二十年中完成的。他热爱伟大祖国的历史文化，同时他坚信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学术研究和各项工作。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事新的理论创造这句掷地有声的话，精当地概括了白寿彝先生的学术宗旨。他真正做到了把认识和总结客观的历史、体现当今的时代要求、关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他几十年的著述，则是把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丰富详实可靠的史料、恰当优美、雅俗共赏的表现形式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白先生担任总主编、汇集国内众多学者共同完成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共十二卷，二十二巨册，总字数约一千四百万字），于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压轴之作。白先生又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他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达半个多世纪，出版有一系列重要著作，如：《史记新论》、《史学史教本初稿（上册）》、《历史教育与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论集》、《白寿彝史学论集》、《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并主编了《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教本》、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等。他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点和推进学科建设的构想，如，于50年代提出史学史研究要摆脱书目解题式格局，至80年代初进而提出要突破学术专史的局限，要总结史学如何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和成功史书撰成之后又如何推动时代前进；论述研究史学史应区分精华与糟粕，传统史学是一笔宝贵遗产，应当根据时代的需要，大力继承和发扬；对于史著或一个时期的史学成就，应从历史思想、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四个方面来分析评价。又如，论述古代史家提出的问题可以作为今人观察历史与社会的思想资料；论述不应以凝固不变或互相孤立的观点看待古代几种主要史书体裁，而应看到其发展和互相联系，要从传统史学提出的改革历史编纂的主张获得启示，并设想以新综合体来撰写通史或断代史。事实证明，白先生提出的这些重要观点和命题，对于推进史学史研究均有指导性意义。先生领我走进学术殿堂，我研究生毕业后，即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任教，前后跟随先生达二十一年，时时聆听教诲，使我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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