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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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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入了舒芜有关周作人研究的三篇文章。书中首篇文章着力于对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化史、新文学史乃至其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是非功过作一个概观；另外两篇文章则着力于周作人的文化心态，他的自我论和宽容论，他的文艺思想和散文艺术等方面。文章涉及问题很多，诸如周作人与鲁迅的关系，周作人对外国文学及文化的译介、鉴赏和评论，外国文化对他的影响，等等，虽未充分展开，但与全文主题紧密相关，对于勾勒周作人的文化肖像而言，无不从细微处着墨，为读者深入周作人的文化心态，并依此来理解他的现实行为提供了依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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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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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是舒芜先生关于周作人的一些研究性文章的集合。所收入的文章着重透过周作人的文章来描述其对文字艺术诸领域的理解以及对自己文章的取舍与定位，借此以剖析周作人的审美价值取向，他的立世处世的态度，以及一些经历所以发生的可能缘由。书中认为,研究周作人的问题的重要意义在于周作人身上就有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的一半，在于鲁迅的存在离不开他毕生和周作人的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在于周作人的悲剧和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有着甚深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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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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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1922年7月生，安徽桐城人。本名方管，学名方硅德，字重禹。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1952年到北京后，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室副主任、编审。1979年开始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致力于周作人研究，著作甚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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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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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
周作人概观
理性的清朗与现实的阴暗
周作人的文化心态
两个鬼的文章
周作人的散文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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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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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信文章老更成
舒芜的周作人研究
黄开发
周作人研究在中国大陆是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而逐步展开的。很长一段时间，研究者或多或少地受一个观点的影响，就是认为周作人留给后人的主要是历史的鉴戒。研究的途径则是把周作人附逆下水作为起点，然后回过头去看他的一生。鲁迅和周作人的比较研究一直颇受青睐，他们在五四和五四以前就存在歧异，经过新文化战线的分化和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而分道扬镳，从而走向不同的结局，这似乎成为深受政治革命理论框架影响的新文学史的极好的注脚。这种研究态度和思维方式在周作人研究中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典型性，并且一直到90年代以后仍有余绪，是影响周作人研究拓展和深化的制约性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时期周作人研究的进步依赖于对这种研究态度和思维方式的克服。
我很愿意把舒芜的周作人研究的放在这样的背景中谈论。舒芜的周作人研究起步不算早，然而他是带着相当的积累和准备加入到当时为数不多的研究者中的，并取得了众所瞩目的成果。《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周作人概观》原以《周作人概观》为名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5期，是作者的第一篇周作人研究论文，在当时可谓横空出世，在文化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该文的意义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充分地肯定了周作人的地位。他指出，在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中的许多方面，周作人的成就和贡献都是第一流的，开创性的，别人无可代替的，将永远成为中国新文化宝库的一个极重要的部分。之所以要研究周作人，是因为在他身上有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史的一半，因为鲁迅的存在，也离不开他毕生和周作人的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因为周作人的悲剧，则是和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性格有着甚深的联系。对周作人研究意义的肯定其实也就是从另一角度对其自身地位的肯定。在此之前，还没有人给予他如此多的评价。第二，虽然全面介绍和评述了周作人，但它更重要的在于探索了解决好问题的态度、尺度和角度。文章突破了政治革命的理论框架，突出了研究对象自身的主体地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看清对象自身的价值以及丰富性、复杂性。在写作上采用短章节的方式，全文共分二十来节，表面看来似乎分得过于琐碎，然而却在全面介绍、评价周作人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好处在于腾挪转换自如，涵盖了周作人文学、文化和人生道路的各个方面，不同的方面正好组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周作人的塑像。当时，一般研究者对周作人知之甚少，头脑中有关的信息无外乎他是鲁迅的弟弟，写过小品文，后来堕落成了汉奸。舒芜的文章自然会使他们惊奇：周作人原来是这样！他们也就有兴趣去做进一步的了解。
对研究者来说，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他的价值天平上不能不充分顾及到周作人附逆的事实，总结周作人道路的教训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肯定他的功绩和价值，并非有意忽略或淡化他的不光彩的一面，而是要把它们各自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在《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周作人概观》中，舒芜就试图总结出周作人悲剧的性质。在《理性的晴朗和现实的阴晴周作人的文化心态》中，他以18世纪启蒙主义式的理想与20世纪悲观的现代意识的矛盾对立作为切入点，探讨周作人的文化心态和精神结构。作者告诉我们，周作人对自己文化心态的矛盾最为自觉，故能凝视荒诞的现实，坚持理性的观照。然而这种明净的观照，缺乏自我批判的精神，完全缺乏行动性，在血与火的时代，不能成为大众的引路人，并且会使自己在湍急的漩涡中缺乏掌握自己命运的力量。这是从更深的层次上探索周作人道路悲剧的原因。舒芜还对周作人的附逆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有一篇文章《历史本来是清楚的关于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问题》，此文的特点是主要通过周作人的日记说明他在1939年年元旦的遇刺是中国方面对于附敌者的惩罚，揭露周与进驻他家的侦缉队之间的微妙关系和这个自称沉门托钵的老僧的奢侈生活。鞭辟入里，时见诛心之论。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因为《周作人日记》的版权问题而未能收入集子。以后有论者把舒芜的一些观点概括为唯文化论，说他有意夸大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刻意抬高文化的地位来代替历史的尺度，从而为周作人的附逆辩护。这位论者大概是没有读到《历史本来是清楚的关于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问题》一文吧。（有兴趣的读者，可翻看1987年第1期的《鲁迅研究动态》）另外，在其他方面的研究中，也都渗透了作者的是非标准，他的肯定也往往是批判的肯定。
周作人最为人道的恐怕要数散文，散文也就是他思想的最主要的载体，研究者不管其兴趣何在，首先接触的是散文。然而，这依然是周作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周氏是古今中外的通派，他的散文融合了诸多复杂的思想艺术成分，这些成分经过其人生道路变化的折射更呈现出扑朔迷离的色彩。因此，能否较准确、深入地把握他的散文艺术是对研究者功力的一个考验。舒芜这方面的工作是出色的，他的贡献大约有三：一、是对周作人散文平淡与不能平淡，闲适与不能闲适的辨析。很多人喜欢用平淡、冲淡、闲适这样的概念来标志周作人散文的艺术风格，而缺乏对其中包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准确、完整的描述。舒芜在第一篇论文中就较多注意到他的平淡里包含的苦味，苦涩中蕴含的腴润之美。到《两个鬼的文章周作人的散文艺术》，他把前面的论点铺展开来，显示了可贵的进步，他充分谈论了包含在平淡中的复杂性，平淡和腴润的成因等。二、肯定了周作人后期散文文体上的成就。30年代以后周作人多有抄书之作，在舒芜以前，认为周作人后期散文不足道差不多成了定论。《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周作人概观》中写道：周作人晚年许多读书笔记之类，往往通篇十之八九都是抄引古书，但是加上开头结尾，加上引文与引文之间的几句话的连缀点染，极萧寥闲远之致，读起来正是一篇贯穿着周作人的特色的文章，可谓古今未有的一种创体。《两个鬼的文章周作人的散文艺术》再次称赞周作人晚年创造出一种前无古人后亦未必有来者的文体：即一篇之中主要是大段钞引古书的文体，所谓文抄公的文体。据我所知，舒芜是新时期最早对周作人后期散文作出肯定的，尽管他还没有展开进行具体的研究。周作人后期散文中确有一批深折隽永之作，像《赋得猫》、《关于活埋》、《无生老母的信息》他自己一直颇为看重。这种散文的写作与他后期退回书斋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其外表枯澹，苏轼《东坡题跋》上卷《评韩柳诗》云：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周作人的散文做到了外枯而中膏。三、对周作人散文艺术的具体分析也有不少精彩之处，这里我就不再举例说明了。
舒芜是新时期以来周作人研究的代表人物，所受的批评和攻击最多。有人进一步追查出身，把舒芜的周作人研究与他本人的经历和心态联系起来，大发诛心之论。有人在文章中暗示，1980年代以后，舒芜选择周作人作为学术研究对象是饶有意味的。有人在论文中写道：在舒芜的周作人研究中，几乎看不到实质性的反思和批判。对于周作人的人和文，他所流露的是不加掩饰的欣赏和同情，以及藏在欣赏背后的自我辩解。舒芜是把周作人看做精神导师而大加推崇，其中原委不言而喻。对于晚年的舒芜来说，周作人研究已不仅仅是学术研究，更是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以这种方式，舒芜实现了为自己辩解的目的。由于没有实际的论证，这种诛心之论最终沦为了一种莫须有的猜度。其中，有的人是在有意抹黑。一个研究者分析了道德实用主义给学术研究的妨害，并评介周作人对此问题的审视和批判，指出：他所强调的求知态度并不排斥道德原则，所反感的只是一种高高在上的道德傲慢罢了。道德的傲慢普遍存在于周作人研究中，借用周作人在《论笔记》一文中的话来说，道德的傲慢表现在某些人身上就是一种教徒气，头顶某种道义的光环，度量褊狭，性情苛刻，偶尔现出正统派的凶相。
舒芜对周作人的研究成果基本都收入了其论文集《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共十一篇文章，是对他五年间周作人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这已经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这是一个饱经人生磨难的知识分子，带着强烈的入世精神和关心现实人生的情怀，对新文学、新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道路所进行的思考。这是没有丝毫迟暮之气，立论大胆新颖，敢为天下先，又铅华洗尽。展读此书，让我想到了杜甫的名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自然，老而更成是非常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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