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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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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为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和无锡国专学生学习《四书》所撰写的教材。在历代注解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变化，发挥个人独到见解的著作。本书既有对中每句话的详细解释，又有对整篇大义的宏观认识，可以说，对四书进行了全面的、深入浅出的现代解读，也为现代人如何读经、如何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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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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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别突出的重要地位，自宋代以来为中国人必读之书，作为当时人们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成为其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识字不多甚至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通过口耳相传，接受并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爱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格言，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光辉、*宝贵的精神财富。《四书大义》也是唐文治先生在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时，为使学生重视经学而亲自编写的经学系列教材，也是先生治经学义理与训诂并重的代表成果之一。先生在阐发义理之时结合时事，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论语》从学开始，展示天德、王道、圣功，并把《尚书》以至《大学》的修、齐、治、平的经世思想全然收纳。因学而知自觉发扬经学的体统，重建经学学术的殿堂。例如在《为学》篇大义中先生认为从自知到知人都是为学的具体内容；在《为政》篇大义中，先生提出为政须以学问为本，这是对20世纪上半叶军阀割据的担忧，并进一步指出了德政的重要意义，推行教化，培养人的善良本性，而不是利用苛刻的法来束缚百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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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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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治（18651954）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学者，清代进士，清末曾任职外务部，游历欧美，周知世界形势。后弃政从教，提倡读经救国。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校长，创办无锡国专，教育出了唐兰、吴世昌、王蘧常、蒋天枢、钱仲联、周振甫、朱偰、王绍曾、魏建猷、朱屺瞻、冯其庸等众多文史大家。其学殖深厚，对传统经典均有独到理解，是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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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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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唐文治与经学在近代的回潮邓秉元1
孟子大义序1
卷一梁惠王上1
卷二梁惠王下23
卷三公孙丑上58
卷四公孙丑下92
卷五滕文公上126
卷六滕文公下162
卷七离娄上193
卷八离娄下241
卷九万章上294
卷十万章下325
卷十一告子上355
卷十二告子下402
卷十三尽心上442
卷十四尽心下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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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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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治与经学在近代的回潮
邓秉元
自1905年清廷废科举以来，传统经学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先是在中体西用口号之下，通过癸卯学制改革，保留经学作为精神信仰的地位，设立中国旧学专门，为保存古学古书之地，理由是中国之经书，就是中国之宗教（张之洞、荣庆、张百熙《学务纲要》）。岂料为时不久，1912年民国肇立，经学便在新的学制改革中废除，传统经书也因此被划入新的知识体系，分别成为文史哲等学科的历史文献。主导其事、提倡信仰自由的教育总长蔡元培，所心仪的乃是以美育代宗教，其实便是以美育代经学，否定经学具有精神信仰的超越意义，或类似国民政府以后那种政治教科书的地位。
经学本来便不是一种独断的信仰形态。从学术角度来说，否定经学的宗教与意识形态地位，其实并无不妥。汉代表彰六经，主张诸子出于王官，从知识体系立场还原了经学相对诸子的本源地位。尽管号称独尊儒术，却首先是说政治应该建立在仁义而非霸术之上，并因此成为各阶层的共识。远非20世纪一些史家所说的，仅仅是为专制君主服务。西汉之伟大，正是因为社会普遍对真理抱有诚意，作为知识体系根基的六艺之学，遂得以重新滋养百家学术。不仅经学，百家诸子与道教、文学皆能自由发展，各个领域英才辈出。那以后，唐之与宋，精神形态虽然不同，且各有流弊，但文化理想尚极为高远。经过金元的统治，政教文化日趋粗鄙，礼法纲纪荡然无存。明清以后，政治力量遂得以把某种经学观念（譬如理学）凌驾于其他学术，不仅学术自身失去活力，民族的生机也逐渐窒息。
不过，把经学的学科属性也加以否定，的确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致命一击。中国文化所依托的那种天人宇宙的视野既不复存在，宗教也在科学主义观念下难以生根，在功利盛行的现实世界背后，缺少超越性精神作为本源，民族的生命自然无法畅达。这是20世纪华夏文明的真正危机所在，在随后的新文化运动中，经学又被扣上粪学（钱玄同语）的帽子。那种由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轰然坠地的失落心态，竞相拿经学作为出气筒。尽管在一些新兴的学术形态里面（譬如新儒学），经学义理的圆融得到捍卫，但各种流派笔下的中国历史却依然是漆黑一团。经学虽然像先秦学术一样，回到了自由的民间，但却发现鸠占鹊巢，早已失去了故园。
也正是在此时，我们看到一群文化遗民。这些遗民可能不像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一样，为逊清恪守臣节，但却在近乎失语的时代环境之中，在学术上守先待后，顽强地为华夏文化招魂。在这些人物之中，出生于同治四年（1865）、卒于1954年，生涯横跨晚清以来将近一世纪之久的唐文治先生，无疑算是个中的一位典型。如何清理这些旧学典型的精神及学术遗产，并研求其历史意义，便成为后来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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