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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汇校与语言研究》为学界提供了年代确定、地域特征对比明显的多文本文献。是百余年前珍贵的北京官话史资料,也是研究日本汉语教育史的宝贵资料,也是研究沪语、粤语以及方言土字珍贵资料。进行文本比较,可以反映共时不同地域的语言差异在历时纵向不同时期的分布特点,从中研究语言现象继承与裂变间的关系。也是研究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史和汉语海外传播史的重要资料。该材料适用于从事现代汉语、汉语史、汉语方言、对外汉语教学史、二十世纪对外交流史研究界、日本汉学史等研究界学生和研究人员研究用书。可以作为语言专业、对外汉语专业教材和研究生教学教材。
內容簡介:
《官话指南》是日本驻清朝公使馆学生译员吴启太、郑永邦在中国人帮助下,于明治十四年十二月编撰出版的北京官话教材。该书突破了北京官话教科书《语言自迩集》影响,标志着明治时期日本汉语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世界汉语教育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资料,本书将《官话指南》及其方言对译本(六种),以北京官话版《官话指南》母本与其他五种一句一句对应编排,从中可以看出文本之间的对应诸多现象,形成文献文本汇校名曰《官话指南汇校》。在此基础上,将《官话指南》及其方言对译本(六种)在词汇、句法(含词法)上的对应分布特点进行整理和研究,形成语言研究部分。
關於作者:
张美兰,文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语言学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先后赴日本关西大学、日本爱知大学、日本大东文化大学、韩国汉阳大学、韩国海印寺佛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中正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佛罗里达大学、斯坦福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尼分校、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匈牙利罗兰大学、德国哥廷根大学等地进行访学等学术交流活动。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涉及近代汉语、禅宗语言、明清域外汉语教育史、早期北京官话等研究。先后出版《禅宗语言概论》(1998)、《近代汉语语言研究》(2001)、《〈祖堂集〉语法研究》(2003)、《近代汉语论稿》(2004)、《校注》2009、《明清域外汉语官话文献与语言研究》(2011)、《汇校与语言研究》(2013)《汉语双宾语句式结构、语义的历时研究》(2014)等12种。曾在《中国语文》、《语文研究》、《语言研究》、《语言科学》、《世界汉语教学》、《清华大学学报》、台湾《中山人文学报》、香港《人文中国学报》、澳门《南国人文学刊》、韩国《东亚文献研究》、《韩汉语言研究》、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Institute、日本《中国21》等刊物上发表有关近代汉语研究、禅宗语言研究、明清世界汉语研究等方面的论文120余篇。完成国家级、省级、校级10多项科研课题,是国家社科重大课题近代汉语常用词词库与常用词历史演变研究项目的首席专家。
目錄 :
目 錄
前 言
凡 例
上 篇:《官話指南》及其方言譯本匯校(六種)匯校
下 篇:《官話指南》(六種)異文比較研究
第一章《官話指南》及其方言譯本常用詞異文匯編
第二章《官話指南》及其方言譯本之異文比較研究
第三章《官話指南》及其方言譯本之句式比較研究
參考文獻
附 錄
附 錄一
1.《官話指南》(1881)序文兩篇、凡例、目錄
2.《土話指南》(1889)序文
3.《訂正粵音指南》(1930)之《凡例》、目錄
附 錄二
1.《改訂官話指南》之《目錄》
2.《改訂官話指南》卷之一《酬應瑣談》20章正文
後 記
內容試閱 :
官話因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轉移而轉移。明清以來,尤其是清
代中後期以北京方言為基礎而形成官方普遍使用的共同語逐漸形
成,學習官話成為海外學習漢語的目的語。
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積極向海外擴張,採取了加強與中國聯
繫、向大陸發展的戰略。從亞洲形勢和明治政府的政治、外交動向
上,日本看到了學習北京官話的重要性,因為迫切需要翻譯,於是,
外務省設立了第一所專門的漢語學校漢語學所(1871),1873年成
立的東京外國語學校也講授漢語。而其它民間的漢語教育機構也
相繼誕生,如:日清社(1867)、振亞社(1878)興亞會支那語學
校(1880)、日清貿易研究所(1890)、東亞同文會(1898)。從
1877年(明治10年)至1886年(明治19年),轉入北京官話時期,向
中國派遣了北京官話研習生,日本軍方直接涉足於漢語教育。(參
見王順洪1999、2003)
日本明治時期的漢語教育直接受政府的操縱和影響,服務於政
治和外交、商貿的需要。這一時期日本的漢語教學和漢語學習,從
官方到民間,都轉向北京話口語。當時反映北京話口語的漢語教材
是英國人威妥瑪主編的《語言自邇集》,因而,《語言自邇集》成為當
時日本應急轉向期間的漢語課本。在《語言自邇集》的影響下,針對
日本人學習漢語的需要,日本也陸續出版了一批截取或改編《語言
自邇集》而成的中國語教材,如: 如廣部精《亞細亞言語集(支那官話
部)》(1879,明治以後日本人自己編譯的第一部教材)、廣部精《總譯
亞細亞言語集(支那官話部)》(1880)、興亞會支那語學校《(新校)語
言自邇集》(1880)、宮島九成《參訂漢語問答篇日語解》(1880)、金子
彌平等人編譯的《清語階梯語言自邇集》(1880)等。從學習、模仿
《語言自邇集》到在中國漢語教師的幫助下自編翻譯北京話漢語教
材,再到自編能適用於日本人學習的帶有日語注音注義的漢語教
材。但整個框架始終沒有能突破《語言自邇集》的影響。真正突破
《語言自邇集》的影響,適應於北京官話教學的新教材,是日本駐清
朝公使館學生譯員吳啟太為主、鄭永邦為主輔編撰於明治十四
年十二月所作的北京官話《官話指南》。
該書所作凡例,共十條,第一條就開宗明義:余駐北京,學語
言,三年於今,時延請師儒,賴其口講指畫,漸有所領悟,然不過滄海
一粟耳。是編系平日課本,其中遺漏,指不勝屈。今印刷成書,只為
初學計,遺笑大方,自知不免。編者吳啟太、鄭永邦在京三年所學京
語所用之平日課本已經不再依賴《語言自邇集》;而將其中遺漏,
指不勝屈的平日課本印刷成書,目的是只為初學計,即解決缺
乏日編北京官話教材這一燃眉之急。該書有黃裕壽、金國璞於光緒
七年所作的序:僕等觀是書而佩服深之,爰為之校對一番,並為之
序,以述其顛末云。該書的出版也標誌着明治時期日本的漢語教育
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明治十四年十二月《官話指南》初版,截止到
昭和20年(1945年)11月63年之間,先後再印或修訂竟達45版之
多。六角恒廣在《日本中國語教學書志》中,對該書的版本曾有過詳
細的介紹,可參考。
如同《語言自邇集》一樣,(北京官話)《官話指南》不僅是明治時
期日本人學習北京話口語的會話資料,也是當時其他類型在華人員
學習北京官話的必用教材。正因為此,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北
京官話《官話指南》為參照的修訂本、注釋本與翻譯本接踵而至,來
華傳教士、從商或外交的人員不僅學習要北京官話,還要學習方言
土語,故有與之對應的漢語方言對譯本,如滬語對譯本、粵語對譯
本,也有北京官話與外文對譯本,有日文譯本、英文譯本、法文譯本
和法譯本注釋本,以滿足不同國籍人員的不同學習目的。一本《官
話指南》在清末民初海外漢語教育史上有過輝煌的歷史。為此我們
輯錄其中的漢字文本(六種)成集,以饗讀者。
《官話指南》及其方言對譯本(六種)指《官話指南》兩種官話版
及其四種方言改編版。其中北京官話版《官話指南》是母本,其他五
種是在此基礎上的一句一句對應的改編子本,含南方官話改編本、
上海話改編本、粵語改編本。下面一一介紹期版本源流及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