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以下诸位深表谢意：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副校长和教务长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博士；查塔姆学院Chatham College的Wing－tsit Chan教授；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Albert Feuerwerker教授；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何炳棣Ping－ti Ho教授；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James T．C．Liu教授；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的John Meskill教授；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F.W．Mote教授；贡维尔和圣卡尤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Cambridge院长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Case Western Reserve大学的Morris Rossabi教授；可敬的Henry Serruys；密歇根大学东亚图书馆the East Asian Librar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万惟英Wei－ying Wan先生；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brary的Eugene Wu博士和他的同事，他们中间特别是George C．Potter先生；国会图书馆东方部Division of Orientalia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的吴光清K．T．Wu博士。还有杨联陞Lien－sheng Yang教授和余英时Ying－shih Y教授，他们都在哈佛大学。
1970年，当我完成初稿时，费正清John K．Fairbank教授以及他所在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委员会给予我基金资助。费正清教授对我应该怎样把握这个问题提出了可贵意见，特此深表谢意。在他看来，一个专题的深入研究与同一领域其他专题的研究有密切的关系，而没有必要详细论及全部问题。最初我的著述计划是关于整个明代的财政管理，但是驾驭这些资料非常困难。在费正清教授的建议下，我最后选择了现在的这个形式。他的见识使我受益良多。谨记此处，以示谢意，并且希望其他人也能继续从中受益。
很多年来，房兆楹夫妇对于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们给予了很多有意义的指导。1967年，我很幸运地因为明人传记计划Ming Biographical Project与他们共事，他们通晓明朝情事，而且也愿意与他人共享，因此我受益匪浅。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明人传记计划的编者富路特L．Carrington Goodrich博士应我的请求仔细地审阅我几年来所写的每一个字词。他的批评总是出自一种善意。密歇根大学历史学教授贺凯Charles O．Hucker是一个特别的朋友，12年前当我还是博士候选人时，我们通过书信相识。从那时开始他就不断给予帮助，我不胜感激。剑桥大学的崔瑞德Denis C．Twitchett帮助我整理稿件进行出版，并欣然为本书撰写序言。我对他们亏欠良多。
几年前，我得到了一笔研究基金，使我能够有时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1966年，由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联合提供的一笔地域研究基金资助我一段时间。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和纽约州立大学的研究基金会也提供给我夏季研究基金。我对这些资助表示感激。但是并不可以因此认为我的资助者同意本书的观点。
我也很感激剑桥大学纽汉姆学院Newnham College的研究同事贝蒂Hilary Beattie女士的帮助。她为了改进本书的文字风格作出特殊重要的贡献。但原稿中固有的不完善之处概由我本人负责。尽管我在本书中保留了美国式的拼写方法，但我希望本书能够同样为大西洋两岸的读者们所接受。
最后我要对我的妻子格尔Gayle表示最深的谢意。7年中，我醉心于历史研究，是她与我共同分享希望、忍受困苦。她的热情总是我动力的源泉。在刚刚完成本书之际，我接触到全汉升先生，他最近在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上发表的好几篇文章将会对这本书的读者有莫大的影响。我非常感谢全汉升博士寄给我他的文章抽印本。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不可能再将这些文章题目包含到我的参考书目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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