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奥地利诗人，20世纪杰出的德语韵律诗人，被奥登称为17世纪以来欧洲伟大的诗人。代表作有《秋日》、《豹》，长诗《杜伊诺哀歌》。里尔克除了创作德语诗歌外，还撰写小说、剧本以及一些杂文和法语诗歌，其书信集也是里尔克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里尔克对19世纪末的诗歌体裁和风格以及欧洲颓废派文学都有深厚的影响。
1902年8月，计划撰写罗丹专题论文的里尔克离开妻女，只身前往巴黎。陌生而新鲜的大城市让不满27岁的年轻诗人颇受撼动；与罗丹的朝夕相处，及后来接触到的波德莱尔和塞尚，更促使里尔克重新反思生活和艺术。这一次的巴黎之行，开启了里尔克中期创作生涯的高峰（1902-1910年），他一改早期浪漫抒情的诗歌风格，开始有意识地排除主观情愫，学习尽可能客观地观看和言说。随着观念的改变，里尔克的个人风格日渐成熟，特色鲜明的咏物诗便是这些思考的实践产物。在同时期诞生的《布里格手记》中，更处处可见里尔克对生命和艺术的思考痕迹。
作为里尔克平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布里格手记》的创作始于1904年2月8日，完稿于1910年1月。漫长的时间跨度一则说明里尔克下笔之谨慎，二则暗藏着读者可能遭遇到的阅读危机。小说的主人公马尔特劳瑞茨布里格是28岁的丹麦破落贵族。这个家道衰败、茕茕零落的的年轻诗人把他的巴黎生活、童年往事和阅读体验零散地记录在手稿之中；没有情节贯穿始终的《布里格手记》，正是由这71节看似各自独立的片段式随想拼缀而成。在给波兰译者胡莱维奇（Hulewicz）的回信中，里尔克曾亲自解释过小说的结构： 手记片段如同马赛克，彼此错落互补，以此成就整体。
在语言使用方面，里尔克选词严谨，专而不僵，很多反复出现的关键词本身就蕴含着多重解读的可能，它们的意义在行文过程中不断延宕拓展，更有许多意象与里尔克的其他作品遥相呼应，形成不断循环的互文结构。节奏上里尔克语言顿挫，句子相对精悍，很少拖泥带水、错愕惶恐抑或缱绻柔情，均呈现出克制的清醒。叙事诡谲，描写凝练，衔接突兀，出人意料的副词和定语，使文字质感生涩，读者则不得不因为能指符号的阻力放弃日常语言的惯性，进入另一种因无助而缓慢的阅读模式。从这种意义上讲，里尔克写作的重要目的，就是去帮助能指符号凸现自身，由此得以表现的语言的质感正是诗性的所在，而诗恰恰是在翻译中丢失的部分。单就这一点而言，翻译本身就是陷阱，妄图对等地转化语言本身的质感，而不仅仅是它传达的信息，无论如何都是西西弗斯的宿命。
线性叙事的阙如和打破常规的诗性语言，使这部二百余页的小书获誉为第一部真正现代的德语小说（der erste genuine moderne Roman in deutscher Sprache）。然而，行文结构的陌生，因果理性的瓦解，打破空间透视和逻辑时间的个体感受，非工具性的凝视，灵光突现的直觉，却使小说中的世界时空参差、支离难解。在马尔特笔下，鬼魂颠倒了生死，君王上演着命运，圣者在生活中融化，女人言说出天地不仁的大爱。这样的书写，是体味虚空的游戏，是解剖恐惧的武器，是咀嚼生死的安全之地。可是，被冠以书写者之名的马尔特本人，却始终幻影般面目模糊。他没有明确的个性，没有现世的人际交往，没有物质生活的目标或动机，他永远是疏离的局外人，以观察和回忆求活，以阅读和写作为生。这个形象稀薄的人物甚至在小说结尾不着痕迹地隐匿而去，无人知晓他最后的脚步是留在在普罗旺斯的牧场还是阿利斯康的坟冢，马尔特的命运似乎如福柯所言：人将被抹去，如同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不论是对自身界限的追问，还是唤醒时间的历史叙事，隐约穿行在字里行间的马尔特，一恍惚，就成了摆脱掉人间羁绊的里尔克。不可见、不可解、不可证的存在转化为语言，指向过去，同样指向未来，无法概括，也永远不会凝固。
面对这样一部颠覆现实主义叙事的作品，本体论理想中终极而正确的解读并不存在。读者的积极介入，必然糅杂着不同的个体感知和审美经验，在此意义上，种种理解，皆为误解。每一次专注而偏差的阅读都是对文本可能性的补充，都是在宣告文本此时此刻的重生。小说付梓百余年来，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现象学等各类解读层出不穷，阐释的多重性，并不意味解读无能，反而证实了文本的丰富。倘若一定要为《布里格手记》寻找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读原则，那么诡辩式的结论也许是，里尔克在用小说本身的不确定性告诉我们：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没有千人一面的客观。这悖谬的真理根植于人之为所以为人的局限性：全知全能的上帝和极乐永生的彼世是自欺欺人的幻象，受制于空间的刚性和时间的不可逆，个体的人永远无法逃离偶然，其所见所思无非是随机的碎片。里尔克自省的起点恰恰是人的局限性本身。换言之，对世界碎片化的反映和反思，贯串起71段没有开场也没有结局的手记。
理性化的祛魅（die Entzauberung，马克斯韦伯语）使神圣或神秘的古老世界体系坍塌，在崩溃的秩序中个体丧失了方向感和既定的生存意义。面对终极目的的沦丧，一方面是被引爆的现代性恐慌，处于世纪转折点的众生悲观、恐惧，甚至浸透着萨特式的恶心。在小说中，初到巴黎的马尔特经历了同样的恐慌：人的异化在物质文明极度发达的大都市中被对比得更加触目惊心，带着面具的人们疲于奔命，他们为了生存而挣扎，越挣扎越疲惫，甚至彻底麻木。不知生，更不知死。病人和死者被剥夺了人性关怀，仿佛是工厂里批量生产的产品，受制于医院的安排，机械诊断、统一处理。萧索的另一端，却有振臂高呼价值重估、预言超人时代的尼采。身处现代艺术巅峰时期的里尔克也深受尼采影响。小说中, 经过初期混乱后的马尔特，愈来愈明确地表达出肯定当下的乐生态度。在后半部手记中，对不可预知、无法控制之事的恐惧已渐渐退出视野，文字渐趋平和。马尔特不再纠缠于二元对立的胜负之争，善恶美丑无非是观念的标签，隆隆运行的宇宙从不关心春生秋杀，夏日繁花和冬日残雪同样惊人也同样平凡。
有死才有生，有静寂才有声音，生活不做分别，因此沉重而简单。从这种意义上讲，马尔特体察世界的方式是一种消除对立的泛化的审美。在他眼中，物的价值不再依附于人的分类和判断，存在即是其意义。虚构或粉饰不会让世界完满，乌托邦的大同幻梦只是一味逃避。凭借尽可能抛却偏见的冷静，拒绝抒情的马尔特不仅看到窘迫和辛酸，更毫不留情地陈列出污秽和愚钝。他不相信童年的无辜，却测量着疯狂的国王藏在心底的温度。他看到的威尼斯不是恍惚欲睡的温柔之地，却是暖风笙歌背后的赤贫和挣扎。他不相信上帝廉价的救赎，却把同情给了铸成大错的教皇。他讽刺宣泄悲喜的诗和情节曲折的叙事，却让面具、镜子和废墟残酷而辉煌。滋味入骨的生命，不曲解，不隐瞒，不排斥，不执着；它认同自身局限，清楚生老病死的不可避免，让秘密以秘密存在，让注定消逝者优雅离开；它心怀敬畏，因此更能关注当下、投入此在。马尔特笔端理想化的圣人和女人，其共性正在于包容婆娑世界的大爱。这种爱与情欲无关，它通达天地，不垢不净，正因为不牵绊于任何有形的对象而无际无界。所谓澄明之境，其心态上的前提正在于：对物的从容 （die Gelassenheit zu den Dingen）和对秘密的敞开（die Offenheit fr das Geheim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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