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人类创造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的时代，也是权力和资本扩散与集中、地区和贫富差别扩大与缩小并存及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在20世纪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对所有地球人都形成共同威胁的是环境质量的急剧恶化和不可再生资源的迅速减少。近几十年，特别是1973年发生世界性的能源危机以来，人、建筑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严峻和尖锐，并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挑战。与此相关，全球性环境问题、能源问题开始从自然领域逐渐扩展到政治舞台，一系列高层次的国际会议围绕这一主题而召开，并形成一批国际性的行动纲领和文件。与此同时，与环境保护、绿色生态、可持续性设计等相关的各种概念和思想在国际建筑界此起彼伏。可持续发展有着复杂的环境、资源、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应将以往资源与能源耗费型的城市运行系统转变为循环节约型的系统。这显然是一种内在的也是根本性的变化，需要对城市的社会组织模式、经济组织模式以及与其对应的空间组织模式进行调整。但我们认为其中关键的问题之一还是伦理问题，正如《联合国环境方案》指出，我们不是继承父辈的地球，而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同时，人类社会决策中普遍存在的只顾眼前利益和得失的宁拖主义（NIMTO：Not in my turn''s office）、宁罢主义（NIMBY：Not in my back yard）的思想也在时时作祟。那么，从城市规划和建筑学的立场来看，人类未来采用何种规划设计技术途径和运作模式才能使得我们的城市建设和建筑环境改善乃至获得可持续性的品质，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1997年，王建国在《建筑学报上发表论文，在学术界首次陈述绿色城市设计的概念和技术方法。我们认为，现代城市设计应在遵循经典的美学、经济和人文准则的基础上，增加生态优先和整体优先的设计准则，以求得温和渐进，并具有某种自主优化和自我修正能力的可持续性城镇建筑环境的发展。之所以如此关注生态和整体的基本概念，是因为在过去的世纪里，人们普遍接受的是工业时代的理念和商品社会的浸润。在这个时代里，工业技术的发展及其相关的知识体系建立被认为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同时，世间万物皆有作为商品的价值，城市总是被主导性的、以经济为导向的思想基础所组织和营造。而这在1973年世界能源危机爆发以来已经遭受人们的普遍质疑。
在1997年以来的十多年间，根据绿色城市设计的理论构想和架构，我们逐渐就绿色城市设计相关的研究领域展开了更深入的探讨，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总括说，我们在该领域大致完成了如下的成果：
（1）剖析、归纳并总结了现代城市设计发展的价值取向及其实践。提出可将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城市设计划分为三个各具主导理念和特色的历史阶段，亦即1920年代以前遵循美学和艺术准则的经典城市设计，1920年代至1960年代以经济和功能为价值取向的城市设计，1970年代以来缘起并逐渐发展壮大的以环境可持续性为目标、生态优先和整体优先为准则的绿色城市设计。
（2）相关规划设计应用案例研究初步验证了绿色城市设计理念和方法的实际可行性。根据我国现行城市规划编制、实施和管理的组织层次和城镇建设的实际运作方式，分别就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不同层次的绿色城市设计要点展开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并在北京、上海、重庆、厦门、南京、海口、无锡、常州等城市开展了相关城市设计案例研究，其中大部分成果经专家评审，已经成为所在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部门技术管理的科学依据。
（3）对紧凑城市的城镇发展新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索，并对上海和香港特区等高密集城市的典型街区模式进行了分析、比较和基于紧凑城市发展理念的优化改善。
（4）开展一系列针对不同生物气候条件的绿色城市设计方法及其相应的生态技术策略探讨。其要义是将我们先前基于城市不同规模尺度的绿色城市设计成果进一步拓展到不同地域和气候条件下的绿色城市设计研究。亦即研究对象从规模尺度的垂直层面扩展到不同生物气候条件的水平层面，包括湿热地区、干热地区、冬冷夏热地区和寒冷地区。
本书是根据王建国指导、徐小东完成的《基于生物气候条件的绿色城市设计生态策略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改写而成。本书在绿色城市设计学术框架中，着重从生物气候条件与城市设计相关性的角度来探索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图景。笔者尝试将生态学原理引入城市规划设计，将人的生物舒适感重新建立在与自然环境、生物气候条件相结合的基础上，同时指出，城市规划设计需要从自然要素、地域特征及其处理方法中得到启发，关注自然环境制约与城市形式应变的内在契合机制，将城市建设与地理环境、生物气候条件有机整合。这对经济条件尚不发达而又具有多种气候特征的中国应该具有比较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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