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当代史学实践导论》 - 阿兰·梅吉尔 - Meg Book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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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当代史学实践导论

書城自編碼： 3354660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史學理論
作者：阿兰·梅吉尔
國際書號(ISBN)： 9787301303306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9-04-01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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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对历史学的深入探究，解答历史学习者和从业者在历史实践中的困惑。

內容簡介：

《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当代史学实践导论》关注历史学家对于过去知道什么以及知道多少，通过严谨的论证和生动的案例分析，探讨了一系列历史认识论问题：史学编撰中的叙事、客观性、记忆问题，史学写作的任务，历史研究中的一致性，如何避免史学谬误等等，是作者对于历史知识的局限及条件的理论思考。作者对从希罗多德以降，至当代史学大师的历史认识论实践加以反思，对史学入门者及历史从业者都具有参考价值。

關於作者：

阿兰·梅吉尔（Allan Megill），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为史学理论、欧洲思想史。著有《**的预言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卡尔·马克思：理性的负担》，编有《反思客观性》。

中文版前言

英文版前言

致谢

导论历史认识论的必要性

**部分记忆

**章有记忆的历史、无记忆的历史

记忆对历史

历史和现在

对过去的种种相互冲突的态度

历史的合法角色

第二章历史、记忆、认同

认同和记忆浪潮

认同、记忆和历史理解

历史、记忆和未知的一切

第二部分叙事与知识

第三章叙事本身有认知价值吗？

叙事的“危机”

叙事的认识论局限

第四章叙事与历史写作的四项任务

说明和描述

叙事与布罗代尔的《地中海》

历史写作的四个任务

第三部分客观性与猜测

第五章针对历史学家的客观性

客观性和信念

定义客观性

**意义上的客观性

学科意义的客观性

辩证意义上的客观性

程序意义上的客观性

第六章一个有关历史认识论的案例分析

——关于托马斯·杰斐逊和莎丽·海明斯
邻居们究竟知道些什么？

一个有争议的案例

**解释推论

萨加德的三个标准

第四种标准

推断关系

主张另一种讲述的理由

第七章反事实历史：尼尔·弗格森的《未曾发生的历史》
及类似著作

第四部分碎片化

第八章碎片化与史学编撰的未来

——论彼得·诺维克的《那高尚的梦想》

第九章“宏大叙事”与历史学科

通往历史整体一致性的四种理想类型态度

上文的叙述所暗示的四种假定

第十章历史研究中的一致性与非一致性

——从年鉴学派到新文化史

年鉴学派和一致性的问题

年鉴学派：从融合到多学科

作为一种主动信念的一致性

结论：反对时下的流行做法

索引

译后记

內容試閱：

多年前，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哈克特·费希尔（David Hackett Fischer）出版过一部有趣但却令人不安的著作：《历史学家的推理谬误：寻找史学思维的逻辑》。这本书虽然初版于1970年，但至今依然在印行，也算是一部小小的经典。其读者包括对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方式感兴趣的业外人士，教授史学方法的教师也一直将它列为历史专业学生以及刚入学的研究生的必读书目，作为对本学科中各种陷阱的警示。费希尔列出了112种不同的“推理谬误”，并将它们归为12个类别。他发现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间的很多历史学家都犯了这些推理谬误——事实上，几乎所有这个时期的知名史学家都未能幸免。

我没有费希尔那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才智，但的确从他的著作中得到了灵感。我关注的话题也是费希尔关注的，虽然它如今已经很不合时宜；同时，我提出的问题也是费希尔提出的。简而言之，在本书中，我的主要兴趣是使如下问题得以回答的论证和依据所具有的基础，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什么依据接受历史学家和其他人提供给我们的关于过去的叙述？或者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提这个问题：我们如何能*有效地避免史学谬误？历史认识论——或者如果人们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历史学家的认识论——关注的就是发现并避免这样的谬误。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论述和依据，就必须同时理解一些其他的相关问题。因此，本书也探讨了记忆在历史中——以及在历史背景下——的作用；历史中的描述、说明和阐释；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以及猜测（或“溯因推理”）的地位；以及“范式”和“宏大叙事”这些概念（经常隐秘地）提供给历史研究和写作的那些框架假设。本书还抨击了一些明显的谬误，尤其是广为流传的一种观念，即认为历史学家应当努力给我们提供一种对过去的“直接”体验。

在这里我应当做些说明。首先我要指出的是，本书中各章并非环环相扣。各章之间互有关联，但通常我不会在一章中提出一个问题而在下一章中解答。本书不是这种类型，我们的主题也无法用这种方式来处理。我并不打算提出一种关于历史写作的理论，因为我认为无论是关于普遍意义上的历史写作或是具体层面的历史认识论，都不可能有任何单一的理论。无论如何，我们无法提出任何可接受的理论。恰恰相反，本书提供的是一组针对历史认识论的理论思考——也就是说，关于历史知识的局限及条件的理论思考。这些思考通过考察具体例子而表述出来。本书的益处将会体现在书中提出的——而且我希望是本书引发的——普遍意义上的思考，而不仅仅在于对具体例子的讨论。我的目的与其说是在于对认识论问题有一种哲学考察，不如说是要提醒（或者再次提醒）从业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刚入门的人——注意他们职业中的认识论方面。我经常从不同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我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来激发读者自己的思考。*为重要的是，我希望读者会接受本书给出的思考并在自己阅读或写作历史的过程中应用它。

在导论“历史认识论的必要性”中，我从*近在美国职业历史写作中扮演主导角色的所谓新文化史中选取了例子，反思了历史学中认识论实践的好例子和坏例子。我尤其对比了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它对16世纪法国的一起“身份盗窃”事件做了引人入胜的叙述）所表现出的认识论上的责任感，和*近一个有关奴隶制和美国内战的、以网络为基础的历史或者“数字”历史的 “试验”所表现出来的我所认为的认识论上的不负责任——在我看来，这场试验带来了负面的结果。这也是对历史知识的贡献，至少它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现在应该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本书的**部分“记忆”继续探讨了导论中提出的问题。这部分由两章组成，主要是对认为历史不过是一种记忆的形式这种观点提出质疑。**章“有记忆的历史、无记忆的历史”直接抨击了这种假设，但同时又论述了为何我们不能简单地抛弃“记忆”。可以用两种完全对立的方法来看待历史：一种是把它看作具有肯定的功用（肯定某个特定的人类共同体），一种是把它看作具有否定的功用（批判这个共同体为自己制造的神话）。对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我们都无法有理有据地驳斥。然而，这章结尾处肯定了历史批判的一面，并指出这种态度是时下我们更为需要的，因为对处于统治地位的群体进行肯定的表述比比皆是，而且多种形式的记忆对历史也提出了挑战，认为历史不过是另一种以自我为中心并服务于自己的思想“话语”的形式。

第二章“历史、记忆、认同”将“认同”加入这个混合体之中。“认同”在上一代人中就已经成为一个在美国文化和其他领域既问题重重而又颇有价值的范畴。“认同”与“记忆”联系紧密，二者又都与历史有着复杂关系。在很多方面，“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关系是负面关系这个事实很不幸地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另外一些重要的区别也被遗忘，其中就有“记忆”与“传统”的区别：“记忆”深深植根于当今的那些主体性之中，而“传统”是与客观存在的一套文化物品和表达相关联的。另外一个区别是“记忆”和“怀旧”之间的区别。在经验的实体中，这些范畴经常重叠。然而，如果我们想要清楚思考这些范畴，就必须在概念层次上将它们区分开来。而且，历史学家和其他人如果将“历史”与“记忆”“传统”或“怀旧”混为一谈的话，那必然会犯错误。他们会一直想要以某某关于过去的观点具有真实性、有用性或诱惑力为理由，来坚称这种观点是真实的。

第二部分“叙事与知识”讨论的是历史叙事的认知维度。第三章“叙事本身有认知价值吗？”的出发点是路易斯·明克（Louis O. Mink）提出的一个观点，他认为我们可以发现嵌于叙事之中的“概念上的假设”。根据明克的观点，叙事因此具有认知价值。第三章既肯定又否定了明克的论点。这一章注意到叙事无处不在——叙事如何在即使被认为处于一种危机当中的时候，仍然反复出现。这说明叙事对人类有价值，这种价值部分上肯定是在于叙事能够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同时，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又忠于彼此互不相容的叙事。这一章的结论是，如果我们要决定对于具体的叙事应当接受什么、拒斥什么的话，就必须运用认识论的标准。

第四章“叙事与历史写作的四项任务”详细阐述史学写作的四项任务，以说明历史学家事业的认知方面。本章也给出了一种对叙事的新定义，这个定义与其说是要取代通常的定义（即一个按时间顺序组织的叙述），不如说是要通过将重点放在叙事传递的内容（人物、环境、行为、发生的事）之上而非放在叙事方法之上，来将这个定义明晰化。本章提出历史有四项任务：描述、说明、论述或证实、阐释。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来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历史学家不能简单地断言某个关于过去的观点是真实的。相反，他们必须提出论述以及证据，以使我们同意他们的观点是真实的。“仅仅讲个故事”还不够：如果我们要把一个历史叙述看作从认识论上来讲是负责任的，我们需要的就不仅仅“只是一个故事”。

第三部分转向历史中的客观性与猜测这两个互相关联的主题。第五章“针对历史学家的客观性”，论证了客观性是一个具有内在复杂性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的核心不是一种单一的意义，而是四种不同但又相关的意义。客观性的这四种意义对研究历史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它们构成了一种“因素”，使史学家的著作是历史而不是宣传资料。诚然，史学家是受种种信念驱动的，为了语言上的简便，我们可以把这些信念称为“政治”信念（“政治”在这里是广义的，可以包括宗教、哲学、美学、文化以及其他类似的信念，同时也可以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信念）。没有这些信念，史学家就没有动力书写历史，也没有书写历史的视角了。然而，如果不坚守客观性的原则，政治信念将会是危险的毒药。

第六章“一个有关历史认识论的案例分析——关于托马斯·杰斐逊和莎丽·海明斯邻居们究竟知道些什么？”（本章为史蒂文·谢泼德、菲利普·霍恩博格与我合写），探讨的是历史学家在其工作中一直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一个社会科学家饶有兴味地称为“不良数据”的问题。处理不良数据的一种方法是采取不可知的立场，不提出任何有关过去的观点，除非能够非常确定它们是正确的。但遵循这个方法的历史学家能够提供给读者的只不过是19世纪历史学家和理论家德罗伊森（J. G. Droysen）所说的“分散的实证碎片”。为了写出有价值的历史，史学家需要猜测。

我们在第六章中的论点是，历史学家应当以一种有自我意识的方式进行猜测，而且要向读者表明他们正在超越证据的范围。在这章中，我们审视了一位历史学家对于据称在1790—1802年间流传于弗吉尼亚州阿尔博马尔县的种种绯闻所做的断言，这些绯闻讲的是美国开国XIII元老托马斯·杰斐逊和他的一位女奴莎丽·海明斯有染。我们在仔细考察那些支持和反对该历史学家断言的证据的过程中，指出了“**解释推论”——也称作溯因或溯因推理——在历史研究与书写中的作用。实际上，即使是一些表面上显而易见的历史论断，比如“有过拿破仑这个人”或“**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也不是以经验的方式为我们所知的，当然也不是以归纳的形式，而是通过溯因推理为我们所知的。我们在本章中还指出，一种认识论上负责任的历史是要求史学家进行比较判断的，要求史学家详细讨论能想得到的一切支持或反对他们的假设的论述。

第七章“反事实历史：尼尔·弗格森的《未曾发生的历史》及类似著作”，反思了历史研究和撰写中的一种特殊种类的猜测——反事实推理。本章讨论了“虚拟”或“想象”的历史这种明显反事实的文体；还区分了反事实推理在历史学家试图提出因果关系主张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合理而且确实必要的角色，与另一种对反事实的应用，后者更像是想象文学，而不是历史。

第四部分“碎片化”转向讨论在学术历史写作中出现的历史领域的分裂。这种碎片化随着不同的阐释视角的兴起并相互产生冲突而出现。实际上，碎片化似乎是第四章提到的历史研究和书写的阐释性本质所带来的必然后果。我的论点是，在认识论上负责任的史学需要在很大程度上附和这种碎片化趋势。

第八章“碎片化与史学编纂的未来——论彼得·诺维克的《那高尚的梦想》”，将史学碎片化与诺维克1988年这本名著的*后一部分联系起来。在该书这一部分中，诺维克描述了一个在其写作该书之时“不存在任何国王”的美国史学职业——也就是说没有处于支配地位的一致意见。诺维克这本著作的一些读者认为他是对这个事实表示哀叹。但我的论点正相反，我认为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哀叹的理由。

第九章“‘宏大叙事’与历史学科”篇幅较长，内容也比较复杂，但我希望读者在读过这一章后能有更丰厚的收获。本章给出了一些区分和视角，它们对于理解史学一致性的特征来说不可或缺。我们可以将历史叙述的一致性看作存在于四个层面之上：叙事本身的一致性，主叙事的一致性，宏大叙事的一致性，以及元叙事的一致性。另外，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历史世界中各种一致性的概念植根于四种对历史不同的态度——这四种态度可以共存，但又展示了一种历史演进。XIV我们可以认为有一个单一的、统一的历史，而且我们现在就知道它是什么；或者认为这个单一历史只有在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之后，才能知道它是什么；或者认为单一历史只是一种纯粹的规范性观念，它永远不可能为我们所知。本章也探讨了统一的历史这种观念被摒弃之后，史学还会有何种选择。

尽管时下对历史过去的阐释视角显然数不胜数，但仍然存在着一种使历史“重新一致化”的强大动力。第十章“历史研究中的一致性与非一致性——从年鉴学派到新文化史”，考察了这种趋势，并重点讨论了对一种衰落的观念的回应，这种观点就是：历史学将*终支撑起历史世界的一种统一的叙述、一种“普遍史”。20世纪下半叶影响*为广泛的历史研究与书写的学派是法国所谓的“年鉴学派”。这个学派的杰出人物，诸如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想要书写一种“总体史”（或如费弗尔所说的一种“总体化的历史”［totalitarian history］）。他们的努力都失败了。后来，与年鉴学派紧密相关的新一代历史学家创立了“新文化史”。这些历史学家不再渴望书写总体历史，因为他们清楚意识到关于过去可写的内容多种多样，无法纳入一个单一的、“总体的”观点之中。但他们仍然寻求一致性——一种强加的一致性，他们在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的观念中为这种一致性找到了理由，后者认为科学学科的统一通常是通过让所有有能力的研究者都遵循一种科学研究的统一“范式”或者模式而实现。第十章指出，范式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没有依据的——一些具有敏锐洞察力的新文化史的支持者也承认这一点。

在结论“反对时下的流行做法”一章中，我简要反思了历史对现在如何有价值以及如何无价值。结论特别提醒读者注意一种广为流行却没有依据、毫无自知，甚至很自大的假设，即历史学家能够而且应当追求将过去人们的经历原原本本地直接提供给我们。

本书中有些章节对读者来说可能颇为艰深，而其他章节就相对浅显一些。如果读者不甚熟悉历史理论的话，或许应该先读导论、第三章、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以及结论，然后回头再读第四章、第六章、第九章、第十章这些较难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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