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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华为何以屹立？企业家精神有何作用？纵观过去250年的世界经济增长历史，探究经济持续增长的真正源泉。
从宏观经济政策到金融体制、政府监管、产业政策，深入分析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张维迎教授*力作，陈东升、冯仑、王梓木等鼎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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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世界经济为何在过去250年间突然快速增长？为什么当今世界有些国家富，有些国家穷？为什么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平均9%的高速增长？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如何？
根据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观点，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的创新；是创新导致了技术进步，从而为有利可图的投资提供了机会。
基于熊彼特和亚当斯密的理论，这本书的作者提出了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式，将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与亚当斯密*早提出的技术进步、专业化分工和市场规模相互作用的理论联系起来，把企业家精神置于经济增长的中心地位。作者认为，企业家职能分为套利和创新两个方面，经济的持续增长，就是企业家的两种职能相互交替不断推进的过程。
基于这个观点，作者结合历史的维度和国内外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从金融体制、政府监管、反垄断法、产业政策、国有企业体制和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阐述了如何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的制度生态，从而促进经济的未来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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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维迎，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直接参与了对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研究；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雅经济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市场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2002年，获得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8年，选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评选的改革30年，经济30人；2011年，因对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开创性研究荣获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年，获得网易财经年度最有影响力经济学家奖。
王勇，清华大学经济学副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兼任清华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后。研究领域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企业理论等。主讲课程包括博弈论基础、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管理经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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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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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企业家精神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 III
第一章 企业家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从增长之谜说起 3
企业家：定义和职能 5
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3
中国面临的紧迫挑战需要企业家精神 24
结语 35
第二章 政府、制度和企业家精神
政府干预政策及其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40
制度环境和企业家精神的互动 55
结语 64
第三章 限制企业家精神的法律法规因素
企业家、企业与法律 69
中国的法律和规制：总体情形 73
企业家面临的一般性法律制度障碍 88
企业管理与激励中的制约 122
结语 148
第四章 影响企业家精神的经济政策因素
逆周期调控政策与企业家精神 154
产业政策与企业家精神 179
中国产业政策的案例分析 198
第五章 限制企业家精神的金融体制因素
企业家精神的金融支持 217
金融家的企业家精神 229
我国金融体系对企业家精神的抑制 238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创新 257
本章小结 272
第六章 限制企业家精神的观念因素
市场是社会的重要道德基础 275
企业家精神会推动社会公平 281
利润是企业家承担责任的结果 288
企业家精神需要发挥的空间 291
后记 299
参考文献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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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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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企业家精神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
本书的核心思想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创新（而非套利）企业家群体；创新企业家群体的出现有赖于一系列体制、政策和观念的变化。
人类的历史有250万年，智人的历史也有20万年。但无论以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衡量，还是从个体消费选择多样性看，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只有250年的历史。就中国而言，真正显著的经济增长，只是过去40年的事情。
经济增长在今天被视为常态，但250年前，经济不增长是常态。在进入文明史的数千年里，人们的生活水平，不要说从这一年到下一年之间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数代人之间也没有什么差别。18世纪普通英国人的生活并不比罗马帝国时代好，20世纪70年代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并不比唐宋时期好。
经济增长为什么在过去250年间突然出现？为什么当今世界，有些国家富，有些国家穷？为什么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的高速增长？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如何？这不仅是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个普通人关心的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就接受了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观点：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的创新。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市场经济的真正英雄。
遗憾的是，虽然熊彼特早在100多年前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主流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至今没有把企业家精神放在中心地位。在主流经济学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当作外生变量，强调的是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事实上，无论技术进步，还是资本积累，都是企业家精神的函数。是创新导致了技术进步，从而为有利可图的投资提供了机会，而不是相反。新古典增长理论只关注投资多少，以为只要投资，就可以带来增长，不关注谁投资，误导了政府政策。历史证明，谁投资比投资多少更重要，企业家投资与政府投资的效果完全不同。
近年流行起来的所谓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对增长的重要性，并试图把技术进步内生化，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进步。但由于忽略了企业家精神，把技术进步当作研发投资的结果和外溢效应，内生增长理论仍然无法真正理解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种企业家行为。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把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结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驾马车，从而把政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当作推动经济增长的工具，不仅扭曲了人们对经济增长源泉的理解，而且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消费本来是生产的目的，但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里，消费变成了保增长的手段。投资本来是为了未来的增长和消费，但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看来，投资是为了增加当年的总需求，结果是导致大量的反生产性投资，埋下经济危机的种子。贸易本来是推进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的利用，从而扩大市场规模和合作范围，但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只有出口大于进口，贸易才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这就为反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误读经济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把经济增长理解为GDP量的变化。其实真正的经济增长，不是表现在GDP增长率是3%还是5%，而是表现在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的不断出现，表现在人们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不断变化。按照现在零售业的存货统计口径，250年前，人类生产和消费的产品种类大概只有102到103种，也就是100种到1 000种之间，今天则是108到1010种，即1亿到100亿种之间。而且，据说全世界每年还有24万种新产品进入市场。亚马逊网站销售的商品已达5.62亿种（2018年1月统计）。
人类在过去250年的经济增长，与相继出现的三次工业革命相伴随。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持续到1840年，其标志是蒸汽动力的应用、纺织业的机械化和冶金工业的变革；第二次工业革命大约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持续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其标志是电力和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还有石油化学工业、家用电器等新产业的出现；第三次工业革命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其标志是计算机的发明、信息化和通信产业的变革。
三次工业革命，都是企业家创业、创新的产物。每一个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新市场的出现，都是企业家所为。尽管在第二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科学家和发明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正是通过企业家的创新，新的技术和产品才变成了市场上的商品，惠及普通大众。这一点，在未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也不会改变。
大约10年前，我提出了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式。这一模式将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与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的技术进步、专业化分工和市场规模相互作用的理论联系起来，把企业家精神置于经济增长的中心地位。我认为，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式可以更好地解释世界范围内过去250年的经济增长历史，比现有的其他增长理论更符合事实，更有解释力，也更有预测力。
进一步，我将企业家职能分为套利和创新两个方面。所谓套利，就是给定技术和资源条件下，发现和利用市场中的不均衡赚钱。主流经济学假定市场总是处于均衡状态，因而没有任何可供企业家套利的机会。事实上，由于人类知识的限制，资源配置总是处于非帕累托最优状态。企业家靠他的警觉性发现市场不均衡，利用不均衡进行套利。所谓创新，就是打破现有的均衡，创造新的潜在均衡，其方式包括生产出原来没有的产品，或是引进原来没有的生产方式，或是发现新的原材料供应、新的市场，或是改变生产的组织形式。
经济的持续增长，就是企业家的两种职能相互交替不断推进的过程。套利活动推动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创新又为其他企业家提供了新的套利机会。当然，在现实中，企业家的套利活动和创新活动同时存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些企业家在套利，有些企业家在创新。并且，纯粹的套利活动或纯粹的创新活动都很少（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大部分套利活动需要辅之以一定程度的创新才能成功。
企业家的套利和创新，对应的是市场的两个基本功能，即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但仔细看，这是有问题的。如果市场仅仅是使得给定的资源得到最优配置，不是创造出新的技术，经济增长不会持续，因为在资源配置没有达到最优时，我们改进它，会带来财富的增长，但一旦达到最优配置，经济就进入了循环流转，就没有增长潜力了。经济持续增长的真正源泉来自创新导致的技术进步。创新不仅创造出新的产品和新的生产方式，也创造出新的资源。推动技术进步，是市场最重要的功能。
用上述理论框架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大致来讲，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套利型企业家推动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家精神被抑制，价格信号扭曲，人们没有创业的自主性，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实际生产远离生产可行性边界。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时期，几乎所有市场都处于严重的不均衡状态，套利空间无处不在，而且有太多闲置的资源，无论是劳动、土地还是资本，都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给点钱就有人干活，生产什么都赚钱。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企业家套利发生，经济就能增长。
对外开放使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逐步一体化，也带来了新的不均衡和巨大的套利机会。这是因为，在西方已经成熟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中国一直没有得到利用，拿到中国就可以赚钱。这种巨大的套利空间不仅吸引了中国企业家从事跨国经济活动，而且吸引了外国企业家来中国投资。中国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靠套利起家，外国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也是为了套利，包括产品市场上的套利和要素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套利。中国便宜的东西在他国可能很贵，他国便宜的东西在中国可能很贵，企业家把第一类产品从中国出口到他国，把第二类产品从他国进口到中国，就可以带来中国经济的增长。
有人说，中国用了40年的时间走了西方200年的道路，说明中国模式是全世界最好的。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西方二三百年技术积累的基础上。正是西方过去二三百年创造的技术、产品、思想、管理方法，为我们这种赶超式的发展、超常规的增长提供了可能。模仿总是比创新容易。别人在前面修路，我们在后面跟着走，我们走的速度快，一点也不奇怪。西方的发达技术和创新产品，加上中国巨大的市场和极低的劳动力成本，给中外企业家群体提供了大量的套利空间，这正是中国过去40多年高速增长的原因。当然，发达国家积累的技术之所以能被中国所利用，是因为中国走了一条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改革道路。
但是，在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后，由于以下原因，中国经济的套利空间已经大幅度缩小。这是过去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第一，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已经大大缩小。在大众消费品领域，可以模仿、可以引进的几乎全部引进了，大部分产业处于产能过剩状态。当然，国外很多先进技术我们仍然没有用上，但剩下的套利机会利用起来并不容易，本身需要一些复杂的知识和技术的积累，需要自身有足够的创新能力。第二，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在逐步丧失，没有办法跟东南亚那些国家相比，也没有办法跟印度、孟加拉国、越南、巴西、墨西哥等国家比。即使与西方发达国家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大大缩小了。第三，过去快速发展造成的对环境的欠账需要弥补，也使得制造业总成本上升。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2014年中国制造业的成本现在只比美国低5%，加上美国在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方面的优势，中国的成本优势几乎荡然无存。大量外资企业撤离中国与制造业成本的上升有很大关系。第四，像印度、巴西、越南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在进行改革开放，发达国家又以新的技术革命开始回归制造业。
在套利空间越来越小、市场趋于均衡的情况下，靠套利很难赚钱，也很难维持原来的增长速度。中国未来的增长靠什么？只能靠创新。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从配置效率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的企业家必须从套利型企业家转向创新型企业家。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率肯定会大幅度下降，因为创新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创新和套利的差别就像修路和走路的区别一样。从全世界来看，靠创新支持的增长达到3%就非常了不起了。如果中国企业家的创新潜力得到有效释放，考虑到中国经济仍有一些套利空间，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仍有可能保持比发达国家高的增长速度。但如果不能迅速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出现一个断崖式下跌，中国将彻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要完成从配置效率驱动的增长到创新驱动的增长的转变，除了企业家自身素质的提升，也需要中国整体体制和制度的大幅度改进。
这是因为，与套利相比，创新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创新是高度不确定的事业。不确定性与风险不同，它是没有概率分布、不可预测的。一项创新是否能够成功，事先没有办法计算，不仅因为这项创新在技术上的可行性难以预测，而且因为该项创新的价值依赖于后续的一系列其他创新是否出现。甚至，还要克服政府监管体制和传统势力对创新的阻碍。相比之下，套利面临的更像可用概率计算式风险。
第二，创新的周期比套利长得多。套利是短线投资，可以在几个月、几个星期，甚至几秒（如资本市场上的套利）内完成，创新是长线投资，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见效。创新和发明很不一样，拿到专利，就是一项发明，创新是要让新产品和新技术变得有商业价值。从拿到专利到实现商业价值，要克服一系列障碍，要改进功能，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一直到市场可以接受。很多公司并不是死在发明过程中，而是死在拿到发明后实现商业化的过程中。
创新的高不确定性和长周期，意味着创新的利润曲线很不同于套利的利润曲线。套利的利润一开始很高，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竞争者进入，竞争越来越激烈，赚钱就越来越少，最后市场趋于均衡，就无钱可赚了。创新是一开始亏钱，只有到一定时间才收支平衡，然后赚钱越来越多，但到一定点，模仿者就会跟进，利润开始下降，最后趋于零。
由于创新不仅投资巨大，而且回报周期很长，是一项高度不确定的事业，只有当企业家和投资者具有长远考虑和相对稳定的预期时，他们才会有积极性从事创新投资。因此，创新对自由、产权保护和法治的敏感度，远大于套利对自由、产权保护和法治的敏感度。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如果私有财产（包括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企业家不大可能有积极性创新。整体上讲，中国目前的体制适合套利，不大适合创新，尤其不适合颠覆性创新。中国只有逐渐创造出适合创新的制度生态，才能激励企业家从事创新活动。这是下一步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的制度生态，除了产权保护和法治，还有必要清除一些具体的法律和政策给创新设置的障碍，如果这些障碍不清除，中国企业家创新的潜力就不可能发挥出来。特别是，中国必须在金融体制、政府监管、反垄断法、产业政策、国有企业体制和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做出重要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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