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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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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以鲜明的办学特色和较高的办学质量，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有效地参与并促进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与社会文化的转型，推动了中国与世界融合的脚步。当前中国正在寻求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我们不仅需要关注英美ding尖大学的经验，也应当从自身的历史传统中寻找借鉴。本书围绕教会大学的校园生活、课程设置、师生流动、历史记忆、地方社会与中国文化等议题，从内在理路考察了中国各教会大学办学的共性与特性，成为中国教会大学研究史上的重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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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哈佛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主要致力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农民问题、中国工人运动、中国社会和政治、美国的中国问题等研究。《美国历史评论》评价她兼具社会科学家对秩序的热爱与历史学家捕捉精彩故事的眼睛。
陈红民：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等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编了第yi套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究丛书，担任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蒋介石资料数据库建设的首席专家，已出版《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蒋介石的后半生》等论著、译著2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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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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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华中大学的西南边疆民族文化研究
兼论大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马敏 吴和林 1
西南边疆的探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与近代西南边疆的知识生产 龙伟 周蜀蓉 27
融入体制与秉持特性：立案以后岭南大学的发展之路 吴义雄 47
圣约翰大学与学生的互动
以宋子文为中心 吴景平 66
从历史学家到历史亲历者：贝德士传略 张生 81
学术传教：本土与罗马
北京辅仁大学司铎书院初探 刘贤 134
校园政治与中西博弈：齐鲁大学立案前后的易长风波 刘家峰 160
津沽大学与献县天主教区的渊源及其历史沿革 李晓晨 178
燕京大学成立之前的校名风波以及教会在华的教育布局 陈远 196
金陵家庭的话语和实践：金陵女子大学的家庭认同研究 严海建 210
私立北京辅仁大学的学科发展史论 孙邦华 228
教会大学的学科设置与分合
以沪江大学政治学科及历史学科为中心 韩戍 259
燕京大学国文学系的课程变革 颜芳 273
之江大学国文系与民国学界的国学研究 张凯 289
结语 李若虹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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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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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 裴宜理
当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红民教授建议共同组织一次关于民国教会大学的研讨会时，我感到不胜荣幸。虽然据我所知，蒋介石本人与教会大学并无密切联系，但蒋家诸多显赫人士与这些大学颇有渊源。国民政府的实业部部长（后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曾多年担任燕京大学董事会主席，而他的妻弟、财政部和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则是圣约翰大学的活跃校友。作为一名对民国政治史兴趣颇深的学者，关于教会大学的学术讨论对我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我对于研讨会的兴趣也缘于个人背景。我的父母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圣玛利亚女中从教近20年，我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就是在美丽的圣约翰校区内度过的。1949年，我们举家先迁回国，两年之后辗转到日本，我在东京立教大学（St. Pauls University）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这所圣公会大学曾是圣约翰大学的姐妹院校。时至今日，我在日本的避暑别墅中依然悬挂着一张圣约翰校园的照片。老照片记录着昔日校园里整齐高大的樟树，默默讲述着中国教育史上定格的那一瞬间。
我认为，重新审视民国教会大学不仅是出于怀旧，还因为它们在现代中国政治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鉴于当今中国面临的教育改革，这种历史反思具有紧迫的当下性。教会大学史提醒我们，中国高等教育所追求的国际标准和民族特色是贯穿现代中国的主题。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也曾为实现国际知名度和保持中国特色而不断探索。五四运动不仅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科学和社会理论的兴趣，其对国学的关注也促成了对中国文化特质的思虑。
中国第一个国学中心于1922年由胡适在北京大学创立。其时，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该运动试图以反思中国传统的方式来应对西方的挑战。作为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的学生，胡适把将科学方法应用到中国文化遗产的研究当作民族复兴的关键。两年后，南京的东南大学（后更名为中央大学）开设了类似的国学中心。1925年，清华学校（用美国的庚子赔款退还款兴办）成立了国学研究院，旨在将中国学术和英美大学体制融为一体。随后不久，北平和南京的几所主要公立大学纷纷开设国学研究，试图用世界主义的眼光，以现代化为光谱，批判性地审视中国文化。
然而，这些公立大学立足于中国文明来追求世界级教育的尝试并非独一无二。民国教会大学也为国学研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尽管它们后来被斥责为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但这些大学所开创的全球化教育的重要实践依然值得我们重视。诚然，教会大学的主要使命是传播福音，然而这些大学的决策者们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途径，是以中西传统并举的方式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他们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付出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
除了作为传播西方价值观的媒介，民国时期的13所基督教（新教）大学和3所天主教大学都在努力付诸本土化实践。引人注目的校园建筑结合了东西方建筑特征，这种空间美学象征着融合中西的尝试。教会大学的这种本土化驱动力不仅体现在校园的外观上，也体现在学术管理和课程设置的诸多方面。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压力下， 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大多数教会大学都任命了新的中国校长，以取代外国传教士校长，并取消了强制性的礼拜活动和宗教必修课。同时，三民主义和党义教育以政治课的形式出现在课堂。不仅如此，为了顺应风靡全国的国学热，许多教会大学开设了中国研究的学习项目，旨在淡化其洋办色彩。这里面最杰出的领航者北平的燕京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甚至上海圣约翰大学（该校一直以严格的美式教育著称）纷纷尝试将严谨的西式教育与中国文史哲研究相结合，并聘请了声名卓著的中国学者到校任教。
早在19281929年，成立不到10年的燕京大学历史系已经声名卓著，它能开出50门课程，而其中的一半是中国历史研究。在随后的几年中，中国历史课程的数量和精细程度都在增长。此外，人文学科（哲学、文学、宗教）和社会学科（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也在提供各种以中国为重点的课程。燕京大学之所以于1928年开设国学研究所，显然是受到中国顶尖公立大学不断推广国学研究的影响。然而，燕京大学此举并非完全是迫于国内的压力，新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为其提供了学术的国际视野。哈佛燕京学社是一个总部设在哈佛大学校园内的独立基金会，根据1928年的章程，它的使命是通过建立、发展、支持、维护和（或）开展多项教育项目，来提供关于中国文化的教学、研究和出版。
在五四运动兴起不到10年，爱国学生呼吁以西方科学和民主来谋求民族富强和对抗外国列强之际，哈佛燕京学社希望以推动关于中国文明的创新研究之道来使中国和西方受益。这一全球性的努力在美国以哈佛大学为支撑，燕京大学则成为其在中国的主要基地。
燕京大学能被选中，作为这项跨国事业的中国合作伙伴，首先要归功于其富有远见的校长司徒雷登的努力。作为一名出生于中国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司徒雷登是最早意识到要将中国研究纳入西学课程的外国教育家之一。得益于哈佛燕京学社注入大量的资金（其资金完全来自美国铝业公司创始人查尔斯马丁霍尔的遗产基金），燕京大学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令人羡慕的位置，能够从那些经费不那么宽裕的公立大学聘用一批顶尖的学者。不久，燕大就拥有了一批声名显赫的教师，其中包括哲学家冯友兰、张东荪，历史学家顾颉刚、陈垣和钱穆等。哈佛燕京学社的资金与燕大人文学院院长洪业（William Hung）的积极领导相得益彰，使燕京大学成为享誉国际的中国研究重镇。由洪业主导多年的位于燕大校园内的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成为汉学研究和出版的中心，为课堂教学和图书馆发展带来了诸多便利。
在洪业的指导下，燕京大学寻求一种中国研究的新方法，这种方法不同于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和清华大学既有的学术体制。 洪业没有单独创立一所国学院，而是成功地将中国研究融入已有的科系。作为一位精通中国历史的学者，洪业坚持认为中国研究应该由具有现代学术素养的学者进行，他们精通外语并且熟悉中国以外的学术世界。
洪业的多数弟子系燕大毕业生，并且在哈佛大学学习或任教，这些学者成了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编纂处的重要参与者，而这个系列则成为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的标志性成就之一。这项大规模的学术工程系统地编纂了中国古典词汇索引，并辅以关键词、事件、时间、地点等信息。这项工程比计算机化的数据库早了好几十年，旨在让没有接受过传统教育的现代学者能够便利地获取古代经典。
燕京大学的教育工作得到了来自海内外的广泛认可。 1928年，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对中国14所一流私立大学的学生进行了专项考试，两名来自燕京大学的学生获得了最高分。 加州大学同年开展的一项国际评估，将燕大评为亚洲两所最佳大学之一，这使得燕大的毕业生可以直接获得在美国攻读研究生的资格。在洪业的领导下，燕大的整体学术成就为最前沿的中国研究提供了范例。 1937年，洪业本人因其在汉学引得中的贡献，被法兰西文学院授予声名卓著的儒莲奖。
燕大研究项目的卓越性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教育部于19361938年对13所国立大学、9所省立大学和20所私立大学进行了人文科学研究项目的全面评估， 燕京大学排在第二位，仅次于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居于第三、第四位）。 燕大能够在人文科学研究方面超越41所中国院校，主要是得益于洪业能够充分利用哈佛燕京学社提供的具有吸引力的薪水和奖学金，吸引杰出的文、史、哲领域的学者和学生。
燕大并非唯一一所获得卓越声誉的中国教会大学。得益于哈佛燕京学社的扶持，其他教会大学也开始发展严肃的中国研究，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和华西协合大学也获得了哈佛燕京学社的定期年度拨款，以促进中国文化的研究。这些资金用于招聘教师，丰富图书馆和博物馆藏品，进行考古探险和其他集体或个人研究工作，并在中国研究领域出版教科书和专业期刊。一些最初没有获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基督教学院，如华中大学，后来也得到了专项汉学项目资助。
燕京大学拥有规模最大、最全面的中国研究项目，其他教会大学则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发展了各具特色的汉学研究。以农学院闻名遐迩的金陵大学，利用哈佛燕京学社资金，建立了一个关于中国农业史的研究图书馆，收藏了一系列珍贵的地方志。除了增加中国研究的本科课程外，金陵大学还编纂了中国地理研究目录和《中国农业百科全书》。齐鲁大学则将其研究方向聚焦在齐鲁文化史上，特别是通过发掘碑刻来考察儒家经本。哈佛燕京学社所存的工资单显示，著名作家老舍曾驻校教授中国文学4年。福建协和大学专注于福建省的民俗、民间艺术和音乐，并提供了关于地域史和当地文学的丰富课程。不仅如此，该校学者还组织了一次探访南宋理学家朱熹出生地的学术考察。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在福建被赞誉为支持学术本土化的有力举措。广州岭南大学为南洋华侨学生量身定制了中国研究课程，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主要用于为有志寻根的海外华侨提供行之有效的语言教学和文化史课程。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利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金设立了一个考古博物馆，用于展示原始部落和汉文化的遗迹。
这些卓有成效的学术项目表明，哈佛燕京学社无疑是推动包括燕大在内的一些美国教会大学中国化的重要力量。但是，哈佛燕京学社并非促进学术本土化的唯一动力，没有受到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教会大学也为发展中国研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上海圣约翰大学一直被中国各界视作是将美式教育奉为圭臬的教会大学。1922年，圣约翰召集了一个由著名教育改革者黄炎培主持的委员会，就如何加强该校的中国研究课程提出议案，以应对五四运动后学生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为响应这些提案，圣约翰聘请了孟宪承（1894-1967）一位毕业于圣约翰、在英美进修教育研究，并以其创新的教学理念享誉学界的教育家。 在孟宪承的努力下，1923年的新课程大纲规定，所有圣约翰大学学生必须完成大量中国语言及文学课程才可以获得学位。虽然两年后孟宪承和他的许多中国同事为表达他们对五卅爱国运动的支持而离开了圣约翰大学，但校方随即聘请了更多的中国文史教授来取代他们。根据1933年的一项政府调查，圣约翰中学和大学提供的中国文学训练时间比全国其他任何机构都长。毫无疑问，圣约翰校友中熟稔中西文化之道的知识分子数不胜数，张爱玲、邹韬奋、林语堂和贝聿铭等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能够为当今寻求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改革者提供哪些经验教训呢？多样性的重要价值不言而喻。每一所教会大学都能够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运用既有的教学资源来发展极富原创性的本土化路径。得益于此，19所基督教大学都得以发展各具特色的课程大纲和课外活动，为各自的校园文化营造了独特的氛围。
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以其内部多样性而著称。例如，当代美国的教育版图不仅仅为私立常春藤大学所独占，公立研究型大学、小型文科学院、理工型大学、军事院校、宗教学院和社区学院也有其独具一格的特色，学生可以根据自身资质和兴趣来挑选最合适的教育机构。此外，由于转学的普遍存在，学生能够从多种教育理念和设计中获益良多。
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日益加速的当下，决策者不仅需要关注英美顶尖大学的经验，也应当从其自身的历史传统中汲取灵感，而儒家的书院和民国时期的大学都是中国传统的组成部分。在这个动态的历史版图中，民国教会大学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在更早一些的学术研究中，教会大学的活动往往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种方式。新的学术研究表明，教会大学的诸多尝试为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不同的典范。
本书探讨了民国教会大学异彩纷呈的多样性。有些论文侧重于重构民国高校的前沿学术动态，如华中大学和华西协合大学在西南边陲少数民族中进行的人种学调查;有些论文考察了特定的学术科系，如燕京大学和之江大学的文学系;有些论文则力图还原与教会大学息息相关的中外名人的活动，如圣约翰毕业生宋子文和金陵大学的贝德士（Searle Bates）;其余论文则探讨了不同学院的独特起源、课程演化和校园文化等。
这些论文首先在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哈佛燕京学社于2017年秋季联合举办的同质与差异：教会大学在中国学术论坛上发表，研讨会的举办地址浙江大学之江校区，恰好是曾经的之江大学的校园。作为会议的共同举办方，哈佛燕京学社非常感谢陈红民教授和浙大同事以及学生的专业指导和热情款待，我们也感谢所有论文的作者对民国时期教会大学研究所作出的富于洞见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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