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乾隆制造
》
售價：HK$
87.4
《
资治通鉴臣光曰辑存 资治通鉴目录（司马光全集）（全二册）
》
售價：HK$
304.4
《
明代社会变迁时期生活质量研究
》
售價：HK$
316.2
《
律令国家与隋唐文明
》
售價：HK$
76.7
《
紫云村（史杰鹏笔下大唐小吏的生死逃亡，新历史主义小说见微之作，附赠5张与小说内容高度契合的宣纸彩插）
》
售價：HK$
98.6
《
现代吴语的研究（中华现代学术名著3）
》
售價：HK$
65.0
《
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新版）
》
售價：HK$
77.3
《
德国天才4：断裂与承续
》
售價：HK$
109.8
|
| 內容簡介： |
|
本书在充分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广泛搜集历代方志、正史、别史、杂史等各种历史文献，以及唐人诗文集、金石志、新近出土墓志与现存摩崖石刻、官府文书等资料中有关的任官信息，进行拾遗补缺、校核订讹，尽可能做到去伪存真，来考录唐代两浙地区各个州、县的职官认知情况。时间上限自唐高祖武德元年，下至唐哀帝天祐四年。全书以州为单元立卷，凡十三卷，卷下设目，以州领县。
|
| 關於作者： |
|
周祝伟，1972年出生，浙江武义人，现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1996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99年、2004年先后毕业于浙江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自1999年开始供职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地方史志研究和编纂工作。兼任浙江省中国乡村社会史研究会副秘书长，理事。近年来以中国乡村社会史、浙江区域史为研究方向，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明史研究》、《史学月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出版学术著作《浙江宗族村落社会研究》（方志出版社，2001年）（合著，第一作者，获浙江省第四届青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浙江区域史研究：1000～1900》（杭州出版社，2003年）（参著）、《7-10世纪杭州的崛起与钱塘江地区结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等。
|
| 目錄：
|
唐代州县行政与两浙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代前言）1
凡 例21
卷一 润州（丹阳郡） 23
丹徒县 53
丹阳县（曲阿县） 55
金坛县 59
延陵县 61
上元县（江宁县） 64
句容县 68
卷二 常州（晋陵郡） 74
晋陵县 98
武进县102
江阴县105
无锡县 109
义兴县 112
卷三 苏州（吴郡）117
吴 县 144
长洲县 147
嘉兴县 150
海盐县 152
常熟县 155
昆山县 159
华亭县 161
卷四 杭州（余杭郡）163
钱塘县 190
余杭县 194
临安县 199
富阳县 201
於潜县 205
盐官县 207
新城县 210
唐山县（紫溪县） 211
卷五 湖州（吴兴郡）214
乌程县 236
长城县 242
安吉县 247
武康县 250
德清县 253
卷六 睦州（新定郡）256
建德县 273
桐庐县 275
遂安县 277
清溪县（雉山县）279
分水县 281
寿昌县 282
卷七 越州（会稽郡）284
会稽县 309
山阴县 312
诸暨县 316
余姚县 320
萧山县（永兴县）322
上虞县 325
剡 县 328
卷八 婺州（东阳郡）333
金华县 352
义乌县 355
永康县 358
东阳县 360
兰溪县 363
武义县（武成县）365
浦阳县 367
卷九 衢州（信安郡） 368
信安县（盈川县） 382
常山县 385
龙丘县（白石县） 386
须江县 388
卷十 处州（缙云郡）390
丽水县 404
松阳县 407
缙云县 408
遂昌县 409
青田县 410
龙泉县 411
卷十一 温州（永嘉郡） 413
永嘉县 422
安固县 425
横阳县 426
乐成县 427
卷十二 台州（临海郡）429
临海县 447
唐兴县 449
黄岩县（永宁县）451
乐安县 453
宁海县 454
卷十三 明州（余姚郡）456
鄮 县 466
奉化县 468
慈溪县 470
象山县 472
附：升州（江宁郡） 473
唐代两浙州县职官人名索引477
主要参考文献 507
图 版520
|
| 內容試閱：
|
唐代州县行政与两浙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代前言）
一
唐代地方行政体制，且不说前期的州（郡）、县两级制，即使后期作为监察区域的道逐渐成为地方行政实体之后所形成的道、州、县三级制，州、县都是唐代地方行政体制中的主体。 据记载，唐贞观十三年（639），全国有州府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而开元二十八年（740），全国有州府三百二十八，县一千五百七十三。 正所谓：夫一圻之地，千乘之赋，上承于王庙，下熙于民务，有刑辟之政，有军旅之事，所谓生民休戚之所属，王室安危之所渐，故得其人则成治，非其材则受弊。 职此之故，唐代对于州县治理极为重视，从职位设置、官员铨选、政绩考核以及激励机制等方面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和建设，通过诏敕等形式制订了一套完整的、具体而微的制度，为其有效管理州县、促进区域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对于全国数量众多的州县进行等级划分，实行等级制度。除了在全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五十七个州设置大、中、下都督府以及都护府外，其余二百余个州被划分为府、辅、雄、望、紧、上、中、下八个等级，而全国一千多个县则被划分为赤、次赤、畿、次畿、望、紧、上、中、中下、下十个等级，其层级之多、分等之精细前所未有。 不同等级的州、县，有着相应的官员配置包括品级、员额等。《唐六典》规定，凡户满四万以上为上州，配置官员情况为：刺史一人，从三品；别驾一人，从四品下；长史一人，从五品上；司马一人，从五品下；录事参军事一人，从七品上；司功参军事一人，从七品下；司仓参军事一人，从七品下；司户参军事二人，从七品下；司兵参军事一人，从七品下；司法参军事二人，从七品下；司士参军事一人，从七品下。 户满三万户以上为中州，配置：刺史一人，正四品上；别驾一人，正五品下；长史一人，正六品上；司马一人，正六品下；录事参军事一人，正八品上；司功参军事一人，正八品下；司仓参军事一人，正八品下；司户参军事一人，正八品下；司兵参军事一人，正八品下；司法参军事一人，正八品下（兼掌司士事）。户不满三万户为下州：刺史一人，正四品下；别驾一人，从五品上；司马一人，从六品上；录事参军事一人，从八品上；司仓参军事一人，从八品下（兼掌司功事）；司户参军事一人，从八品下（兼掌司兵事）；司法参军事一人，从八品上（兼掌司士事）。上州六曹俱备，而中州、下州则不全配，而有所省减。诸州户满六千以上为上县：令一人，从六品上；丞一人，从八品下；主簿一人，正九品下；尉二人，从九品下。户满二千以上为中县：令一人，正七品上；丞一人，正九品上；主簿一人，从九品上；尉一人，从九品下。户满一千以上为中下县：令一人，从七品上；丞一人，正九品上；主簿一人，从九品上；尉一人，从九品下。户不满一千皆为下县：令一人，从七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主簿一人，从九品上；尉一人，从九品下。由前可知，一名官员在不同的州任职，虽然都是州刺史，但由于不同的州等级不同，上州刺史的品阶为从三品，而下州刺史则为正四品下，彼此有二个品阶之差。同样，一名官员在县里任职，虽同为县令，但上县的县令与下县的县令在品阶上会有五级之差。这种州县等级制度的实行，有助于地方官员在不同等级的州县之间迁转任职，建立并强化了对地方官员施政的激励机制。
......
县的长官是县令，别称明府。其职责是掌导扬风化，抚字黎氓，敦四人之业，崇五土之利。 具体来说,作为一县行政长官，他负责统管全县各项事务：养鳏寡，恤孤穷，审察寃屈，躬亲狱讼，务知百姓之疾苦。所管之户，量其资产，类其强弱，定为九等。其户皆三年一定，以入籍账。若五九、三疾及中丁多少，贫富强弱，虫霜旱涝，年收耗实，过貌形状及差科簿，皆亲自注定，务均齐焉。若应收受之田，皆起十月，里正勘造簿历，十一月县令亲自给授，十二月内毕。至于课役之先后，诉讼之曲直，必尽其情理。每岁季冬之月，行乡饮酒之礼，六十已上坐堂上，五十已下立侍于堂下，使人知尊卑长幼之节。若籍帐、传驿、仓库、盗贼、河堤、道路，虽有专当官，皆县令兼综焉。 县丞为县令佐贰之官，别号赞府、赞公，地位比主簿、县尉要高。韩愈曾说：丞之职所以贰令，于一邑无所不当问。 县丞作为县令的副职，理论上什么都可以管，但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它没有具体的职掌，主要是辅助县令处理县政各种事务，如《唐六典》在阐述县令职掌时就规定皆县令兼综焉。丞为之贰。因此，县丞在县政中的地位应该是比较微妙和尴尬的。在县政的实际运作中，它是个通判官，有关县政的所有文书都需要他连署（但决策权不在于他，在县令）。对于县政中的失误，他要承担连带责任，如《唐律》规定诸同职犯公坐者，长官为一等，通判官为一等，判官为一等，主典为一等。 县政治理得好，功劳是长官县令的，其县令在任，户口增益，界内丰稔，清勤著称，赋役均平者，先与上考，不在当州考核之限。 治理得不好或者不能按时完成赋税征收任务等，长官县令自然罪责难逃，但佐职以下节级连坐，县丞同样也难逃连带责任。 而据沈亚之在《盩厔县丞厅壁记》说：夫丞之职也,赞宰之正,以条诸曹。其有不便于民者,丞能得不可。 可见,县丞别号赞府、赞公，是因其主要职责是赞宰之正。但是，他同时还也被赋予了另一项职责，即其（宰）有不便于民者，丞能得不可对县令决策的否决权，或者说对县令施政的监督权。这项职责的赋予，使得品级低于县令的县丞在县级垂直管理的官僚体系中显得很另类，地位颇为尴尬。令或能，率其权不以予丞 ，主簿、县尉对这样无职权的县丞不甚尊重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应该是唐代县丞比较普遍的生存状态。因此，时人有非海量浩荡，剑锋峥嵘，孰能久于此矣！ 之叹。当然，令有事不合法，不肯纤毫以屈色贷人的县丞也还是有的，只不过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而已。总之，县丞在县政中作用的发挥，完全取决于县令与县丞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能力、声望、背景等诸多方面的比较优势。主簿，谓主诸簿目 之意，在唐代是县令的总务属官，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纠正非违，监印，给纸笔、杂用之事， 其职掌颇类似于州政府中的录事参军事，故也有纠曹之称 。付事勾稽，省署抄目是主簿的主要日常工作，时人刘崇望在《授杨彦奉国县主簿尚殷美万岁县主簿制》中说：主簿之官，大要在其勾稽。主簿通过勾检县政府中出入的所有文书，发现和纠正文书的稽违和错办，保证县政的有效、有序运行。监印，是主簿的另一项重要职责，因此主簿也有印曹之称。此外，它作为县政府中的高级属吏，还有辅助县令治理本县政务的职责，如《钟廷翰摄安吉主簿牒》即谓：安吉属城印曹阙吏，俾期差摄，勉效公方，倘闻佐理之能，岂吝超升之奖？县尉，别号少府，是唐代县政中的重要职官。根据《唐六典》记载，其职责是亲理庶务，分判众曹，割断追征，收率课调。所谓分判众曹，是指分判对应于州政府六曹而设立的各个具体办事部门，如京（赤）县设六尉，即司功、司仓、司户、司法、司兵、司士，一尉判一曹；畿县、上县设二尉，一掌兵法士，一掌功仓户。中县及以下的县，仅设县尉一人，则该县尉要负责全县的具体事务了。
以上是由朝廷派驻各州县构成地方政府领导层的官员，属于九品三十阶的流内官。除此之外，州县政府还有为数不菲、在前述官员领导下的具体办事人员（胥吏）以及各种勤杂人员（杂任），如参军事掌出使检校及导引之事；市令、丞掌市廛交易禁斥非违之事；经学博士以五经教授诸生；医学博士以百药救疗平人有疾者，以及执刀、白直、典狱、佐使等，都各有其职，州县之任备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品级，有品者也多属流外入流者。宁波天一阁藏宋《天圣令杂令》附唐令第十五条注：诸州执刀，州县典狱、问事、白直，总名杂职。州县录事、市令、仓督、市丞、府、史、佐、计史、仓史、里正、市史，折冲府录事、府、史，两京坊正等，非省补者，总名杂任。其称典吏者，杂任亦是。 在唐人的观念中，胥吏首先是相对于流内官而言的，如代宗朝宰相常衮就认为，吏者，谓官长所署，则今胥吏耳，非公卿百僚之例。 唐律也规定，吏，谓流外官以下。 流外官虽然也称官，但是担任流外官之人并未因此获得官的身份，如《唐律疏议》卷二《名例》无官犯罪条中，律疏对无官犯罪，有官事发犯罪主体的解释是：谓从流外及庶人而任流内者。从中可以看出，只有任流内才能算得上有官，流外官和庶人一样都属无官，也就是说流外官实际上并不算有官。
二
作为临民之官的州县政府官员，尤其是长官刺史和县令，在维护地方社会秩序，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巩固帝制政权的统治基础等方面，发挥着至为重要的作用。唐初名臣马周就曾指出：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 因此，刺史、县令往往被视为统治者的手足，支撑王朝统治大厦的柱石，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县令，陛下之手足。未有无腹心、手足而能独理者也。臣窍惟刺史、县令之职，实政教之首也。国之兴衰，莫不在此职也。何者？一州得贤明刺史，以至公循良为政者，则千万家赖其福；若得贪暴刺史，以循私苛虐为政者，则千万家受其祸矣！ 基于这一清醒的认识，唐代凡是有作为的皇帝对于地方官，尤其是刺史和县令的选拔与任用都十分重视。贞观年间，知人善任的唐太宗不仅亲自选任刺史，而且还将全国各州刺史的姓名列于屏风之上，俯仰视焉，其人善恶必书其下，是以州郡无不率理。 开元十三年（725），唐玄宗自择刺史，凡十一人。治行，诏宰相、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滨，盛具，奏太常乐，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赐诗，帝亲书，且给纸笔令自赋，赉绢三千遣之， 可谓备极崇荣，寄托了唐玄宗对所选授刺史的殷切期望。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局面的出现，应该说与当时最高统治者重视州县地方官的选任是分不开的。
但是，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就官员个人来说，大多数都渴望担任京官而不愿意选择地方官。这一方面是因为担任京官更容易累积个人仕途发展所必须的人脉资源，从而可以使自己获得更多更快的升迁机会，如张九龄就曾指出：京华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间，身名所出，从容附会，不劳而成，一出外藩，有异于此。 另一方面，刺史、县令等地方官是临民之官，他们承担着发展经济、征收赋税、维护社会稳定等繁剧的行政事务，不像中央朝廷各部门官员那样工作性质比较单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面临着沉重的课绩压力。
......
唐人就官，往往举家前去，所谓扶老携幼，不远数千里以就一官。 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间撰诗《官舍》，即谓稚女弄庭果，嬉戏牵人裾。是日晩弥静，巢禽下相呼。啧啧护儿鹊，哑哑母子乌。岂唯云鸟尔，吾亦引吾雏。而他在另一首《吾雏》中又说，他只有一个孩子即女儿阿罗，时年七岁。可见，他赴任杭州，是携妻挈女一起前往的。当时的杭州，虽然相较于南方其他地方已经繁华许多，但是每当政事之暇，远离故土的他，仍然寂寞感油然而生，难以排遣，谁伴寂寥身，无弦琴在左。 而江南的梅雨天气，则是来自北方的士人最难以适应甚至忍受的。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间，梅欲黄落，则水润土溽，础壁皆汗，蒸郁成雨。其霏如雾，谓之梅雨，沾衣服皆败黦。 元稹任职浙东时，为梅雨郁蒸之苦寄书友人刘禹锡。刘禹锡撰诗，谓今日看书最惆怅，为闻梅雨损朝衣， 对友人境遇深为同情。不少士人南下任职，难以适应当地气候，卑湿生疾，成为当时最大的困扰。曾任睦州刺史的杜牧，对此曾有深刻体会：伏以睦州治所，在万山之中，终日昏氛，侵染衰病，曲屈越嶂，如入洞穴；惊涛触舟，几至倾没。万山环合，才千余家。夜有哭鸟，昼有毒雾，唯念满岁，得保生还。实际上，也确实有不少来自北方的官员，因为不适应南方卑湿气候而染疾，最后卒于任上的，在开成年间（（836～840））先后任婺、杭二州刺史的李中敏，即是其中的一位。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种对他们来说十分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坚持下来并为当地的发展作出贡献，在当时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这一时期两浙地区官员队伍中，贪暴敛财、劳民伤财者也不乏其人。大历年间（766-779）任浙东观察使、越州刺史的陈少游，十余年间，三总大藩，皆天下殷厚处也。以故征求贸易，且无虚日，敛积财宝，累巨亿万，多赂遗权贵。 贞元年间（785-805）裴肃任常州刺史，乃鬻货、薪炭、按牍，百贾之上，皆规利焉。一年之后，利用搜刮的民脂民膏向皇帝额外进奉金银器、珍玩等，以邀恩宠，谋求晋升。史载，天下刺史进奉，自（裴）肃始也。 裴肃后迁任浙东观察使、越州刺史。
三
唐代两浙各州县官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增强了州县政府对地方社会的行政管理能力和经济开发能力。在唐代尤其是唐代中后期北方出现混乱期间，两浙地方官员不仅保持住了该地区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而且通过积极主导并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活动，反而进一步加快推进了该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唐代在两浙地区的开发，以浙西太湖平原的开发为规模最大。太湖平原，北有长江，南有钱塘江，东濒大海，西承天目山来水，一遇潦霖，山洪水奔腾倾泄，江水、湖水倒灌漫溢。加之该地地势低下，易蓄难泄，素称泽国，开发难度极大。长期以来，经济开发仅局限于外围高阜地带，难以深入平原腹地。唐代尤其是中唐以后在中央政府的主持下，地方州县政府积极开展筑堤阻水、开浦泄水等水利工程。广德（763-764）初，朝廷分命诸道节度观察都团练使择封内闲田荒壤，人所不耕者为之屯。当时在浙西地区共设有三屯，其中以嘉兴屯的规模最大。大历年间（766～779），浙西观察都团练使、御史中丞兼苏州刺史李栖筠，以大理评事朱自勉为嘉兴屯田使，在当时的苏州嘉兴县一带主持开展屯田，取彼榛荒，画为封疆属于海，浚其畎浍达于川，求遂氏治野之法，修稻人稼穑之政，芟以殄草，剔以除木，风以布种，雨以附根，垦拓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并在屯田内部修建了畎距于沟，沟达于川的完善的沟洫系统。经过这次屯田，形成了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 的重要粮食生产基地，使得杭嘉湖平原逐渐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最为肥沃的土地。润州地处大江与具区之间，其薮曰练湖。幅员四十里，菰蒲菱芡之多，龟鱼鳖蜃之生，厌饫江淮，膏润数州。然而长期被富家大族泄湖为田，自丹阳、延陵、金坛环地三百里，数合五万室，旱则悬耜，水则具舟，人罹其害九十馀祀。永泰元年（765），韦埙出任润州刺史，从恢复练湖入手，呼●从役，畚锸盖野，浚阜成溪。增理故塘，缭而合之，广湖为八十里，使水复其所，又疏为斗门，既杀其溢，又支其泽，沃●脊均品，河渠通流每岁萌阴乘阳，二气相薄，大雨时行，群潦奔流，水得所入，盈而无伤；龙见方雩，稼蒙其渥。另外，这一时期还在该地区内部太湖和钱塘江沿岸，坚持不懈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塘堤修筑工程，以抵御海潮和湖水的漫溢、侵袭，保障了区域经济开发成果和人民的生命财产。
......
中唐以后，自京口南被于淛河，望县十数。 当时，浙西润州、常州、苏州、湖州、杭州，以及浙东的越州，都已经是户口多达十万户的大州。越州，作为一个开发较早的老牌州郡，同时又是浙东观察使驻地，政治经济地位十分突出，西界浙河，东奄左海，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 ，视其馆毂之冲，广轮之度，则弥地竟海，重山阻江，铜盐材竹之货殖，舟车包篚之委输，固已被四方而盈二都矣。 而同样是老牌州郡的湖州，经过唐代一系列的开发建设，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顾况在《湖州刺史厅壁记》中称，湖州英灵所诞，山泽所通，舟车所会，物土所产，雄于楚、越。虽临淄之富，不若也。 其境内长城县顾渚山所产紫笋茶，中唐以后声名雀起，成为全国最为著名的茶业基地，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 杭州虽是个新兴的州郡，但它在各州中的发展速度是最快的。它由一个蕞尔小县迅速崛起，经过唐代一百余年的发展，至中唐时期已经俨然成为一个商业大都市。永泰元年（765），李华在《杭州刺史厅壁记》中说它已经是万商所聚，百货所殖，水牵卉服，陆控山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了。 当时，在杭州城南，有钱塘江自西而东流贯，每天乘两潮发棹，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 向东经越州、明州出海又可南下闽、粤，沈亚之说：顾杭州虽一场耳，然则南派巨流，走闽禺瓯越之宝货，而盐鱼大估，所来交会，每岁官入三十六万千计。 城北有运河及运河塘路与江淮乃至中原地区相联系，承担着通商旅之宝货的交通职能。 交通的发达，进一步促进了杭州城郊经济的发展。在城南郊，鱼盐聚为市，烟火起成村。 作为杭州附郭县的钱塘县，送鸾扇之藏箧，迎蛛丝之织户。 在杭州城的外围，出现了灯火万家城四畔的发达的城郊经济圈。 因此，杜牧在大中年间（847-860）《上宰相求杭州启》中说的杭州户十万，税钱五十万 ，应该是毫不夸张的。苏州地区，经过大历年间（766-779）的屯田开发，拥有了江南地区最大的屯田，成为全国的重要粮食生产基地；同时还拥有了全国规模最大的盐监嘉兴监。顾况在《嘉兴监记》中说：淮海闽洛，其监十焉，嘉兴为首。十年六监，兴课特优。至是末期，从百万至三百万。
唐代两浙区域的其他州郡，虽不如润州、常州、苏州、杭州、湖州、越州等州郡繁盛，但也同样取得了重要的发展。开元二十六年（738）从越州析置的明州，得会稽郡之三县，三面际海，带江汇湖，土地沃衍，视昔有加。古鄮县乃取贸易之义，居民喜游贩，鱼盐颇易抵冒。南通闽广，东接倭人，北距高丽，商舶往来，物货丰溢，出定海有蛟门，虎蹲天设之险，实一要会也。 武德四年（621）自婺州析置的衢州，原为隋时婺州的一个县信安县，唐初置州后域内经济不断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先后析置了须江（武德四年）、龙丘（贞观八年置）、盈川（如意元年置）、常山（咸亨三年置）等县，至永泰元年（765）时已有大郡之号，据李华在《衢州刺史厅壁记》中说，近岁析玉山全邑洎须江南乡益信州而不为寡。去年江湖不登，兹境稍穰，故浙右流离，多就遗秉，凡增万馀室而不为众。 睦州，虽地处万山之中，但山区的开发使得寿昌县（今属杭州建德市）岘岭一带，都成了石斑鱼鲊香冲鼻，浅水沙田饭绕牙 的鱼米之乡，而在城市里同样也有了专门依靠自己的货币资本放贷取息而牟利的高利贷商人，睦州刺史许浑曾有诗描写睦州城里的这些人：贳酒携琴访我频，始知城市有闲人。君臣药在宁忧病，子母钱成岂患贫。
两浙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还进一步促进了该地区内部区域结构的调整和重构。杭嘉湖平原的开发及其地位的提升，以及江南运河、浙东运河、钱塘江等航道沟通功能的发挥，逐渐促成了一个以杭州为中心、跨钱塘江南北的新行政区雏型形成。
|
|
購物車/收銀台(0)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運費計算
| 聯絡我們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